观影 |《二十二》： 守候

▲ 《二十二》导演：郭柯

1937年秋，我军于新乡俘虏日军数十人，其中两名为朝鲜籍日本性奴隶制度受害者。王季思有感而发，写下这首旧体诗，收录在其诗集《越风》中。

忘 记转了多少个弯，我才找到了那间小放映厅，急急忙忙进去，我的座位一目了然——这是一场我许久未见的满场。落座后，左耳是盐酥鸡和后槽牙碰撞的清脆，右耳是可乐气泡与冰块晃动的窸窣声 。还没来得及感叹观影环境，所有的嘈杂在龙头标出来的一瞬间都停滞了。而后是良久的安静，只有深长的呼吸声和小心翼翼的抽泣声。

▲ 《三十二》 导演：郭柯

导演郭柯曾在2014年制作了一部关于日本性奴隶受害者韦绍兰的影片——《三十二》。摄影机游走在桂林青翠的山水和破旧昏暗的老宅间，勾勒出老人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全景镜头下展现了她当下的生活，这个佝偻微显孱弱的身影穿过城镇熙攘的人群去领政府补贴，而她的常态是独自忙碌在灶台前、小溪边、田垄上，从此便与人群再无交集。

特写镜头下，关于过去她掩面、哽咽、泪流、叹息、倾诉、不语。其中韦绍兰沧桑的脸是唯一的着光对象，后景深邃的黑暗像无边的恐惧紧紧的包围着她。蒙太奇碰撞出她和儿子关于未来希冀的不同侧重，想要一声道歉，想要一笔赔偿。影片结尾字幕颜色在数字从200000转到32这一过程中逐渐由白色变成了红色——这是现存受害者的人数。

《二十二》是导演对处女作题材的某种意义上的继承，更是中国第一部获得公映许可的关于日本性奴隶制度受害者的影片。然而这个第一却让人有一丝羞愧。 从 20 世纪三十年代开始，主流媒体关于这些受害者的呈现，常年囿于民族主义的框架之下，她们的存在被集体化，或是作为战争压迫的指示器，或是作为国家之争的符码，在民族主义需要时开启，不需要时封存。 而郭柯在同韦绍兰相处的过程中对她作为一个“个体”的觉知，令他开始反思自己的创作。这也促使他决定放松对电影技巧的自觉，用一部影片更加冷静地呈现老人们的真实生活。

▲ 韦绍兰老人

“再见到韦绍兰，她依旧是笑呵呵的，我也不采访了，就把机器架在那儿，在老人和受害者两个身份中，老人是排在第一位的，我不是去拍受害者，而是去拍老人”。这一次镜头不再对痛苦的回忆步步紧逼，也不需要配乐的主观介入，这双机械的眼睛似乎一下子有了人性的灵魂。

影片中有大量的镜头使用门框或是窗框做前景结构画内空间，摄影机化身为有血有肉的形象，他站在门外，站在窗外，远远地深情凝视着老人们，进退维谷。仿佛也在担心自己跨进那道门槛听到她们说起从前，如芒刺在背。而小景别对老人侧脸、背影的拍摄仿佛是一种小心翼翼的呵护。

▲ 《二十二》工作照

郭柯的镜头中出现了22位幸存老人，2位民间调查员，2位邻国志愿者，1位国内媒体工作者。我大体把他们分成五类，在每一个人物的呈现上，导演似乎都想要说点什么，却总是保持克制。

幸存的22位老人们。镜头主要聚焦在其中李美金、林爱兰、李爱连、毛银梅四位老人的身上，通过具有内在连接力的剪辑串联起其他老人的现状。尽管他们都在各自的生活里找到了一时的平衡，而在现实社会的大语境下昔日相同的伤痛在今天氤氲出相似的困境。

“ 我不想讲曾经人们是如何死去，我只想聊聊后来的人们是怎么活下来的 ” ，这是郭柯的创作初衷。 所以当老人们的回忆在苦难的闸口前止步时，他没有再去叩门。只有李美金老人，没有回避，主动说起了那段过去。摄影机的镜头长久的停留在黑暗中，仅存的一处光源折射出空气中起起伏伏的微粒。我们只能听到老人的声音，看不到老人的表情。诸如此类的空镜运用，其实是导演对观众的慈悲。无论她是否蹙着眉头，是否擎着满眼泪水，某种程度上我们也不忍心看。当老人话音落下后，一道强光刺穿了整个银幕，这一暗一明的强烈对比，像是从历史的深处射来一支箭刺在观众心上。

要么逃走，如李美金。一路奔跑回到家，等待她的是母亲的怀抱，家人温暖的呵护。同样是逃跑，韦绍兰没那么幸运，这个家园等待她的是丈夫的鄙弃、女儿的夭折、产下日本人的后代，忍受贫困与孤独。要么被重金赎回，要么在濒死的边缘被敌人“丢弃”被家人“捡起”。

▲ 郭柯和林爱兰老人

林爱兰庆幸自己还有逃的机会还有跑的力气，作为战俘身份被带进慰安所，等待她的是无尽的蹂躏后以活靶子的身份走向死亡。尽管腿坏了，每一步都靠挪，但言语铿锵有力。她自豪自己曾是一名战士，她珍视国家发给她的勋章，这是对她生命意义的肯定。老人在说到母亲被日军杀害时掉下了眼泪，原本眼神里坚忍而倔强的光芒，一下子就消失殆尽了。在影片中呈现过数次老人们情绪的波动，关乎的不是仇恨而是呵护。

父权社会下的传统贞洁观，这些“失贞”的女子要么背井离乡隐姓埋名嫁为人妇；要么重新回归家庭获得丈夫的体谅；要么与早已结下婚约的男子组建家庭。夫妇之间彼此达成一种和解之后，形成了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情感的温暖给她们受伤的心灵强大的慰藉。而林爱兰终身未婚，选择自梳的勇气背后是否藏着一种担心，即对往事成为一种软肋被对方拿捏的担忧。而在韦绍兰身上没有婚姻带来的温情，反倒是同性之间的关怀让她放弃了自杀。

▲ 毛银梅老人

虽然心灵的创伤可以隐藏的不露痕迹，可以用温情的累积将记忆封印。老人们身体的病痛却如影随形与日俱增。很多受害者在当时就失去了生育能力，通过收养子女获得了母性身份的完满。毛银梅原名朴车顺，她爱毛主席，改了姓；丈夫爱梅也护她，取花作名。现在和养女一家七口住在一起。她的房间里挂着朝鲜半岛的地图，那是她的家乡。

“很多事忘记了，记不得了，很多事有时候好像记得，有时候又记不得了”，毛银梅用手摸了摸头这样说道。那么记忆里还剩下些什么呢？摄影机和老人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她背对着我们坐在床上。然后她突然跳下床欠身用日语细声细语地说出“欢迎光临”，“请坐”。窗户和门透进来的大面积日光让画面镀上一层幻梦的色彩，我们仿佛看到了那个少女在“地狱”委屈求生的意志。摄影机用特写去倾听那饱经沧桑的歌声，一首《阿里郎》，一首《桔梗谣》，这是影片中唯一的音乐。朴车顺一生再没返回故土，毛银梅在这里安了家。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像毛银梅一样享天伦，住砖房。长久以来由于缺乏国家政策支持，地方政府也态度含糊，即使出于人道主义关怀给与一些保障帮助，资金也少的可怜，难以解决实质问题。而来自社会的慈善组织的援助几乎是缺席状态。摄影机多次通过对空间、物件的“打量”，细述老人们的生活起居：窑洞、土屋、柴火、蛛网、杂物，所有的陈设都是为了维持最基本的生存，小瓦数的灯泡驱不走房间内所有的阴暗。林爱兰从棚屋住进了村里开设的养老院，除了她有伤残退伍军人的政府补贴待遇，其他人来自政府的津贴项目只有高龄补助和五保户补贴，对于那些基本丧失了劳动力、疾病缠身的老人们来说，显得有些苍白。

▲ 李爱连老人

李爱连也有一处院子，镜头记录下的她宽厚而安详，这一点连猫咪都察觉得到。公开身份后，二十多年过去了，对日诉讼都没有带回捷报。

几十年后，要亲手在全球视野下撕开结痂的伤口，这需要的不仅仅是勇气，更像是一场孤注一掷的赌博，她们压上了整个余生，也打碎了好不容易才获得的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