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汤爱民
来源：《东方早报》
从华盛顿DC到渥太华，再到第三世界的新德里、卡拉奇，近代史上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国家都经历过迁都历程。而多个迁都案例表明：只有最高领导人有足够的说服力和影响力，让大部分官员和民众相信迁都能提升并根本改变国家现状，一切障碍才会消除，否则会形成误国害民的严重后果。
一、成功将首都迁至新城
美国：纽约-费城-华盛顿
从美国立国之初，定都问题就引发了激烈争论。
1783年，独立战争的硝烟刚刚消散，在费城旧市政厅召开的大陆会议上，新生的各邦组成的联邦政府还在磨合中，首都选址问题就被提出来。其时百废待兴，13个州对此各有盘算，定都问题便因此中止讨论。新成立的合众国国会，迫不得已暂定纽约为首都。
1787年，美国宪法通过，宪法中没有提到首都定址问题。1789年，在纽约召开的国会第一次会议上，各州议员再次就定都问题引发争论。议员们普遍认为：纽约虽是天然良港和商业都市，但易遭海上强国特别是英国的攻击，军事上也无险可守，不宜作为永久首都。南北双方议员都希望定都本州。1790年7月，国会议定费城仍为临时首都，同时授权总统华盛顿另行择址建都，以平衡各方利益。
华盛顿受命后亲自参与新都选址考察，为新生的合众国寻访佳地。当时美国国土仅有13个州的面积，集中在阿巴拉起亚山脉东部沿海一带。华盛顿对家乡弗吉尼亚州较有感情，但也要照顾南方各州的意见，最终确定在当时13个州南北分界附近，即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交界处的波特马克河畔定址建都。
华盛顿选定的这一区域横跨两州，当时议定：由马里兰州出让土地178平方公里，弗吉尼亚州出让土地31平方公里，由此划定一个菱形区域，共同组成“联邦特区”（1847年，波河南岸土地归还弗吉尼亚州）。1791年，城址确定，安德鲁·埃利科特负责初步测量，军事工程师皮埃尔·夏尔·朗方负责规划设计。
1799年，华盛顿离世，他未能在新都生活。1800年，美国首都自费城迁至新都，为纪念国父，首都所在城市被命名为华盛顿市；为纪念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华盛顿市所在的联邦特区被命名为哥伦比亚特区，一般合称为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
华盛顿的选址定都过程，形象地展现了美国立国的一些原则。首先，联邦和州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美国联邦政府和各州之间都有严密的分权，各司其职，不能越位。新首都的定址，不仅需要联邦最高机构的许可，各州也有很大的发言权甚至否决权。其次，协商原则贯穿始终。首都选址为各州瞩目，最初不免争得面红耳赤，但各州议会代表尊重华盛顿的威望和公正，将最终选择权授予他。最终在两州之间择地建都，反映了华盛顿平衡各州利益的政治技巧和远见，也避免了可能的政治分歧。
值得强调的是，新都地址选定后，华盛顿与杰斐逊一起与当地居民讨价还价购买土地，并未出现以公权力强买强卖的现象。原居民也很配合新都建设，双方很快达成了交易。纽约、费城两城作为临时首都，也平静接受了迁都的现实。由此可见，美国立国之初即表现出对法治的高度尊崇。
华盛顿立都200余年来，已发展成一座典型的政治中心城市，在当今世界各国首都城市中极为典型。
加拿大：金斯敦-蒙特利尔-多伦多-魁北克-多伦多-魁北克-渥太华
加拿大首都渥太华，位于讲英语的安大略省东南部和法语为主的魁北克省交界处，首都地区人口110多万（2005年），面积4662平方公里。渥太华河自西向东流经市区，将城区一分为二，南部以美国移民后代为主，北部以法国移民后代为主。
加拿大长期隶属英国殖民地，各殖民地之间为首府所在地纷争不已，甚至出现每4年就要换一个地方的频繁迁都情况。1857年，渥太华因其独特区位，被维多利亚女王确定为首府，当时该地还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偏僻小镇。
渥太华是一座典型的政治中心城市。市区沿河而建，没有摩天大楼和喧嚣的商业区，但安宁秀美的城市风光、独特和谐的文化特性、悠闲自然的生活情调，使其深受各国人民喜爱。当然，冬季的酷寒也会令人生畏，但冰雪世界的美丽也富有吸引力。
水是渥太华之魂。渥太华河、里多运河和里多河构成了环状的水系网，早期的城市规划充分利用这一优势，连绵不绝的枫叶丛林、高贵典雅的艺术、高深前沿的现代科技、精彩绝伦的土着历史，相互交织在一起，使之成为令世人艳羡的美丽都城。
新西兰：奥克兰-惠灵顿
与美国、加拿大类似，新西兰、澳大利亚、印度等国的都城，也走过了一段变迁的历史。
新西兰国土主要由南、北二岛组成，1840年，新西兰成为英国殖民地，当时的首府在北岛北部港口城市奥克兰，它由56个小岛组成，目前仍是新西兰第一大城市和最大的海港。
1865年，新西兰首府迁至惠灵顿。1907年新西兰独立，仍留在英联邦内，首府未变。作为新西兰国都，惠灵顿的区位优势无可比拟，联通南北二岛极为便捷，是这个多震国家少有的相对安全之所，同时市区三面被群山环抱，一面临海，并拥有优良的港口和四季如春的气候。自从定都惠灵顿后，新西兰再无迁都之议。
澳大利亚：墨尔本-堪培拉
澳大利亚在英国殖民时代，6个殖民地各自为政，1900年全民公决同意成立一个联邦国家；次年联邦成立，通过了第一部宪法，墨尔本成为临时首都（1901-1927年）。但与墨尔本不在同一州的悉尼也渴望成为首都，两地为建都问题不断发生争执，互不相让。
1908年，联邦政府为平衡两州的关系，决定在悉尼和墨尔本之间的两州交界之地择地另建新都。1911年，堪培拉及其周边地区被纳入联邦领地，面积2395平方公里，东北距悉尼240公里，西南距墨尔本500公里，当时是一片不毛之地，地势平坦，气候温和，四季分明。
1912年，堪培拉城市规划设计大赛面向全球征稿，在送稿的137个版本中，36岁的芝加哥设计师沃尔特·伯里·格里芬的方案拔得头筹，最终胜出。新都开始筹建之时，适逢“一战”爆发，即此迁延，1927年终告建成，实现了澳大利亚人的迁都梦想。堪培拉是一座纯粹的政治功能性首都城市，也是完全按人类规划制造出来的最美丽、最安静的首都城市。
印度：加尔各答-德里-新德里
印度也曾经长期是英国的殖民地，1772年至1911年140年间，东部港口城市加尔各答一直是英属印度的首府。加尔各答是印度最大的城市，也是殖民地印度最大的工商中心，但位于东部沿海一隅，对印度广袤的国土缺乏控制力。
1912年，印度首府迁至西北部古都德里。德里从公元前1400年起就是印度古王朝的都城，保留有众多的历史文化古迹，是体现印度文化和精神的典范城市。为了保护旧城区的文化遗产，从1911年开始，印度在德里西南面10公里处营造新德里，1931年新德里基本建成，1950年正式成为印度共和国的首都。
今天的新德里从行政区划上含有德里旧城区，同属于德里国家首都辖区，面积1485平方公里，人口约1280万（2001年）。新旧德里之间隔着一座印度门，并以闻名于世的拉姆里拉广场为界：广场以南为新德里，广场以北为德里旧城区，新旧结合，古今一体，令印度传统和现代文明结合在一座城市。
新德里是单一的政治中心城市，有着超前的规划设计。市中心的顿西纳小山为全城制高点，小山东北为议会大厦和印度门；印度总统府也位于小山西部。从总统府到印度门大街两旁，分布着外交部、国防部等政府机构。城区分布合理，环境优美，花草密布，清静幽雅；城市中心为中央公园，形成一个巨大的圆盘，从大圆盘有8条道向8个方向散射；新德里作为印度首都，丝毫不逊色于其他大国之都。
印度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在新旧德里，工商业中心在加尔各答，金融业中心在孟买，新兴产业分布在昌加迪尔、班加罗尔等城市，避免了产业过分集中和城市职能的过分叠加。
巴基斯坦：卡拉奇-拉瓦尔品第-伊斯兰堡
巴基斯坦的迁都过程，与印度颇有几分相似。1947年8月，印巴分治，巴基斯坦独立，第一大城市、信德省首府卡拉奇在仓促之间被定为首都。
在1947年至1959年间，卡拉奇成功行使了首都职能。近千万难民得到安置，各级行政机构得以建立，国防巩固，社会经济在稳定中发展，先后有6位总统和7位总理在此供职。一个曾混乱不堪的国家暂时稳定下来。
但是随着卡拉奇的快速发展，一系列问题接踵而来：人口急剧膨胀，除了原来的高增长率外，还有大量难民和移民进入，简陋的城市基础设施不堪压力，城市管理面临崩溃威胁；中央政府设置带来的庞大支出，加重了卡拉奇的负担，随之而来的水、食品等物资的需求，使交通运输处于超负荷状态。
另外，卡拉奇是一座传统商业城市，其浓厚的商业氛围、嘈杂的市区无法满足首都政治运作的需要，中央政府与信德省、卡拉奇市之间矛盾丛生，无法调和。
1959年初，巴总统阿尤布下令组织了一个专门委员会，全面考察研究首都问题。委员会随后发布的调查报告指出：不仅卡拉奇，全国其他地区现有城市都不适合建都，应选择各方面条件适应的新区域重建首都，并给出了部分候选区域。6月12日，巴基斯坦正式宣布迁都西北重镇拉瓦尔品第城东北部10公里处，即三面环山、东南面有开阔平原的波特瓦尔高原，新首都命名为伊斯兰堡。
1961年，新都正式动工，1970年伊斯兰堡基本建成。今天的巴基斯坦主要城市承担着不同职能：第一大城市卡拉奇是全国经济中心和交通中心；第二大城市拉合尔是全国主要文化中心、科教中心；伊斯兰堡成为较单纯的政治中心和部分文化中心。三座城市都有明确定位，各司其“职”。
卡拉奇成功迁都伊斯兰堡表明：这一远见卓识改善了巴基斯坦中央政府的行政效率，避免了卡拉奇出现的无法遏制的城市扩张和生产力过度集中。迁都也提高了巴基斯坦的国际形象，推动了国家对克什米尔地区的控制和西北地区的开发，保护了老城区的文化遗产和历史风貌，巩固了这个新生国家内部的和谐统一。
二、战略迁都，开创国家新局面
尼日利亚：拉各斯-阿布贾
20世纪70年代中期，尼日利亚当时的首都拉各斯是西非最大的城市和海港，但偏居一隅，与其他地区距离较远。为了平衡各邦利益，1975年，尼政府决定在尼日尔州、卡杜纳州、高原州和克瓦拉州交界处，即中部高原区核心地带，划出一块联邦首都区，面积为8000平方公里，用于建设新的首都，定名为阿布贾。此地距离拉各斯500公里，接近全国地理中心，地形开阔、气候宜人、水源丰富。
1979年，尼日利亚开始新都建设第一期工程，1996年最终完成迁都工作。市区整体规划由日本着名建筑师丹下健三负责，设计以新月形为特色，以示对伊斯兰教的尊崇。
缅甸：曼德勒-仰光-内比都
缅甸的迁都可谓神速，没有半点拖泥带水。2005年11月，缅甸正式对外宣布，将从濒海的仰光迁都内陆城市彬马那，顿时举世皆惊。彬马那距仰光以北320公里，人口不到10万，但位于缅甸国土中部，战略位置和交通较为方便。缅甸政府定新都名为内比都，该地总面积约6450平方公里。
缅甸此次迁都，首先是为了增强对内陆广大国土的控制力，与东部、北部的少数民族加强联系；其次是为了规避来自海上的安全风险，减少军政府遭受海上供给的威胁。
哈萨克斯坦：克孜勒奥尔达-阿拉木图-阿斯塔纳
哈斯克斯坦共和国首都阿斯塔纳，如今被称为世界上最年轻的首都。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是中亚面积最大的国家，面积272.49万平方公里，国土面积5倍于法国，人口近1600万人。
1994年，这个独立不到3年的新国家，在面临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的情况下，竟然开始实施一项惊世壮举：从阿拉木图迁都到中部靠北的一座荒凉小城。1998年，在众多质疑、迷惑甚至抗议中，一座美丽都城阿斯塔纳在这个国家的中北部地区诞生了。
2008年6月10日，哈萨克斯坦庆祝正式迁都10周年，来自世界各国的贵宾们都抑制不住地惊诧：阿斯塔纳这个10年前人口仅10万的荒原小城，已成为人口近80万的“明星”首都了。2011年，该地常驻人口已超过100万人。徜徉在市区，超前的规划、宽阔的大道、富有民族特色的建筑、耸入云天的拜捷列克观景塔、充满喜气的市民……与10年前相比，仿佛是天上掉下来的一座花园之城。
直到今天，还有很多人无法理解哈萨克斯坦为何要从阿拉木图迁都阿斯塔纳。
阿拉木图地处哈萨克斯坦西南边陲地带，邻近吉尔吉斯斯坦和中国边境，是该国无可争议的第一大城市，也是中亚最大的中心城市。1990年该市人口已达120万人，2010年总人口已突破150万人，在前苏联时期集中了哈萨克斯坦主要的工业制造、商业和几乎所有先进的生产力。
当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在1994年提出迁都大计时，这个1600万人口国家的大多数民众肯定接受不了。人们都不免心生狐疑：前苏联解体不久，在这个共和国经济、民族、金融、政治、财政、社会管理等方面留下的一大堆烂摊子还无法收拾的时候，贸然提出迁都会不会使国家陷入一场新的混乱乃至分裂呢？
更令人难以接受的是，总统提议的新首都阿克莫拉市地处中部荒原，距阿拉木图1300多公里。这座小城曾是军事要塞，一个人口10万左右的荒原小城，能承载首都的重要使命吗？
纳扎尔巴耶夫不愧是当代少有的富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他准确地预见到迁都是让国家实现长治久安的不二之道，而未屈从压力，被当下的混乱和资金缺乏所吓倒。作为一个从童年时期就生活在阿拉木图的市民，他相信阿拉木图的经济、社会、生态、边缘政治和交通管理等方面已走到了自身资源的极限。这个在山间盆地中形成的都城，开始出现了所有大都市都难以避免的各种“都市病”：环境恶化、堵车、土地缺乏、基础设施不堪重负……
更重要的是，阿拉木图已承载不了地缘政治变化的重担，即“在建立独立的基础和经济转型时期，阿拉木图未能按全新的方式进行治理，而各地区也不想再按老方式生活”。一个国家要真正地从精神上独立并自主，根本改变几百年来受北方大国俄罗斯控制的局面，必须以一种新的文化和治理方式存在。而阿拉木图偏安一隅，无法有效掌控全国，此时的哈萨克斯坦刚从多年的重压下解放出来，全国民众需要的首都应该是生机勃勃，亲近所有人，也为所有人了解。阿拉木图在这方面做不到，它显得有些死气沉沉。
从更深层次上来看，就民族关系和区域发展平衡而言，阿拉木图的首都地位更是令人不安。哈萨克族占全国总人口的58%左右，但分布并不均衡，在辽阔的中北部地区，俄罗斯族甚至稍占优势。虽然在国家宣布独立后有一种暂时的稳定，但阿布哈兹、南奥塞梯等要求脱离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的民族区域问题，已成前车之鉴。而工业和金融长期聚集于阿拉木图，则引起了更广阔的中北乃至西部里海周边居民不满情绪的增长。
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城。纳扎尔巴耶夫坚定地意识到：只有在该国中北部地区另建新都，才能化被动为主动，除旧布新，弥合已经开始显露的民族裂痕，让新都“以自身的存在和创新精神，唤醒哈萨克斯坦各地区求进步搞发展”的热情，而且这种战略新思路“不是用命令，而是靠自己的动员力量，唤醒哈萨克斯坦所有地区沉睡的潜力”。
这一构想，既充分体现了哈萨克斯坦作为主体国家的独立性，又体现了“哈萨克斯坦是多民族共荣的哈萨克斯坦”的宪法理念。
三、多国传出迁都声
印度尼西亚：迁都费用掣肘
自2007年开始，世界上最大的穆斯林国家印度尼西亚，围绕迁都问题展开了激烈讨论。印度尼西亚是个千岛之国，全国共有1.7万个岛屿，但人口和经济主要集中在第四大岛爪哇岛上。首都雅加达位于爪哇岛北部海边，人口已逾1200万大关，车辆已达670万辆。雅加达面临着饮用水缺乏、交通混乱、人口膨胀、环境恶化等一系列城市病，更为严重的是，由于海平面过低，雅加达有20%的区域未来将面临被海水倒灌和淹没的危险。
印度尼西亚首任总统苏加诺、前总统苏哈托和现任总统苏西洛，都对迁都计划表示出极大兴趣。基于印尼的政治社会现实，一般倾向于将国家行政中心迁到雅加达以南50公里处的绒古尔地区，此地毗邻茂物市，离雅加达距离不太远，将减少迁都的巨额成本。
但也有人提出应迁都加里曼丹岛中部或苏拉威西岛，以改变当前社会经济资源过分集中在爪哇岛的失衡状况。自2009年8月开始，苏西诺总统已在多个不同场合表达了迁都的愿望，但对这个人口庞大的发展中岛国来说，如何筹措巨额迁都费用，将会是问题的根本所在。
俄罗斯、伊朗：迁都方案尚不成熟
除了印尼，俄罗斯、伊朗等国家，近年来也不断传出迁都的声音。
俄罗斯横跨欧亚大陆，首都莫斯科却紧邻欧洲。俄罗斯历史上数次从基辅迁都到弗拉基米尔再至莫斯科，1712年到圣彼得堡，1918年又从圣彼得堡迁回莫斯科。
从战略上说，俄罗斯的新都应东移，以利开发广阔的亚洲和远东地区。叶卡捷琳堡、哈巴罗夫斯克甚至新西伯利亚一度成为热议的焦点城市，但圣彼得堡作为200余年的古都，又是俄罗斯强人普京的家乡，也为不错的选择。鉴于俄罗斯复杂的政经状况和传统的欧洲国家的角色，短期内讨论迁都尚不成熟。
2009年11月1日，由于担心德黑兰发生大地震，由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提出，伊朗国家利益委员会批准了迁都计划，但尚未决定迁往哪一座新的城市。目前具体迁都方案还在研究筹划中。
日本：但闻楼梯响，不见下楼人
1964年6月，日本首都圈整备委员会负责人河野一郎首先提出迁都动议，认为东京的主要政府机构和议会应及时迁离，引发了随后多年是否迁离东京的讨论。
东京是当今数一数二的核心世界城市，曾多次排在国际最佳都市排行榜之首。作为日本独一无二的经济、政治和科技文化中心，东京聚集了全国主要的公司企业、官方经济机构、金融机构和经济管理机构，皇室、政府、议会等庞大的政治机构也集中在东京湾边的这一狭长地带。东京长期起着日本工业化火车头的作用，也是“二战”后日本经济复兴的带动者，是很多日本国民心目中国家的窗口城市。
在日本有如此重要地位的东京提出迁都，不免令人瞩目：日本是从何考虑此种设想的？新都又将建在何处？
正当日本国民为20世纪60年代日本经济年均增长超过10%欢呼之时，工业化带来的污染、拥挤已令人不堪承受。1970年，以东京为中心，半径50公里范围之内的1%国土上，居住着32%的日本国民，交通电力极其紧张，人均公园面积只有1平方米。人们设想，如果再发生一次1923年那样的关东大地震，“56万人将被活生生烧死，东京闹市区估计5小时内将烧毁80%”。而当时的北海道和日本海沿岸地区发展严重滞后，于是一些专家学者从均衡利用日本国土资源方面考虑，主张迁出国会、行政和司法等主要政府机构。
自1960年代起，日本学术界和政府规划部门、科研机构一起，提出多项首都功能转移的构想，除了迁都论之外，还有分都论、展都论、重都论和改都论等各种建议。日本政府对这些首都功能转移的设想还是非常重视的，1985年日本国土厅提出的《首都改造规划》中，反映了分都论和展都论的部分思想。该规划提出，东京中心地区部分政府机构应开始向位于其周边的千叶、横滨迁移。
迁都问题再次引起广泛重视，是在日本泡沫经济开始破灭的1990年代初出现的。1988年，日本经济达到峰巅之势，东京地价高居全球第一。地价暴涨引发了一系列服务和产品的价格上升，一碗拉面也要2000多日元，东京多年被评为全球办公楼租金和消费最昂贵的城市。随后泡沫经济破灭，由东京房地产价格跌落引发的金融风潮和工商业衰退，震动了日本。经济过分集中于东京一地的负面效应完全暴露，日本朝野都在思索：从国家未来发展的战略考虑，东京庞大的职能是否到了必须分解的时候了？
日本朝野上下争论迁都问题将近50年之久，至今只闻楼梯响，不见下楼人。其间世界多国实施了迁都战略，日本起了个大早，却赶了个晚集。
日本民间机构、大学、政府规划部门，对迁都计划的各种研究报告、设计草案、建议书等，详细备至，可谓世界领先，无人能及，反映了日本民族精细、勤劳和善于规划的特性。经济企划厅、富士综合研究机构东京问题研究会、通商产业省、国土厅、国会等，都有专人对迁都等规划展开研究。民间研究成果也极丰富，可以这样说，“日本虽未能成功实现迁都，但已成功研究了迁都”。更有有识之士指出：不论是迁都还是分都、展都等，日本在此问题上不能再犹疑不决，否则将深刻影响日本的未来。
韩国：正在付诸行动
韩国首尔与日本东京类似，1960年代之后，韩国经济迅速起飞，成为亚洲四小龙之首，以首尔为中心的首都圈发展遇到了瓶颈，腐败、信用不良、公共服务水平低下、贫富差距拉大、环境恶化等一系列“韩国病”蔓延。
人口与工商业高度集聚，让首尔付出了巨大代价：房价奇高、交通拥挤、环境质量下降、土地奇缺、生活质量下降等。这种高度集聚效应对韩国产业和民众生活的负面影响日渐彰显，首尔也一度以“公害城市”闻名。
韩国最终决定在燕岐与公州地区建立新的新政中心。燕岐与公州地区地处忠清南道，位于美湖川和锦江汇合之处，位于首尔以南约120公里，总面积2160万平方米，为原百济国旧都，在群山环绕的低地中心，交通便捷，为韩国和国外风水地理专家极力推崇。这一地区被命名为“世宗”，意为“世界第一”。
世宗市于2007年开工建设，2012年9月开始，以国务总理室为首的韩国政府16个中央部门和16个政府出资研究机构1.3万名公务员，将分批迁往新的行政首都世宗市，但包括韩国总统府和国会在内的外交、国防、统一等部门，仍然会留守首尔。
四、不乏迁都遇挫国家
20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国家的迁都大多成功，但主其事者未能审时度势，致使迁都战略失败者也不乏先例。
世界历史上，迁都遇挫国家主要有两例：一是20世纪60年代坦桑尼亚开始筹划从达累斯萨拉姆迁都多多马；二是20世纪80年代阿根廷计划从布宜诺斯艾利斯迁都别德马。另外，科特迪瓦和以色列的迁都目标也没有实现。
坦桑尼亚：新都一度沦为马拉松工程
坦桑尼亚原为英国殖民地，是最早宣布独立的非洲殖民地国家。1960年建国之初，即立滨海城市达累斯萨拉姆为都，这是全国最大的城市和海港，也是同名省份的首府。城区面积162.5平方公里，市区人口245.61万（2005年），是西印度洋航运要冲，但也极易遭受来自海上的攻击。
为改变内陆与沿海地区发展的极不平衡，坦桑尼亚建国后不久即提出迁都，迁往内地离达市486公里的高原重镇多多马。1975年和1990年两次限期完成迁都任务，但政府财政困难，主要官员留恋达累斯萨拉姆的舒适生活，连接两地的交通基础设施配套未能达标，因此迁都一拖再拖。现在除议会已全部迁往多多马之外，政府机构有近半搬迁，但总理和主要部长的办公地大部分时间还在旧都，各国使节驻地也仍留在达市。
新都接近坦桑尼亚国土的几何中心，是全国交通枢纽，面积2669平方公里，规划建设区625平方公里，人口170万（2002年），规划建设历经30多年，至今仍未完工，迁都工作受制于资金，成为典型的“马拉松工程”。
坦桑尼亚迁都之所以不成功，一是规划中的迁都设想与国力不匹配，工程盲目上马，幻想依赖外援；二是主要领导人不够坚决，受制于原有体制内保守势力的影响而无法超越；三是独立之初对旧都的军事威胁已解除，没有了迫在眉睫的政治压力，因而形成了非洲大陆最大的“胡子工程”。
所幸的是，近年坦桑尼亚加快了新都多多马的建设速度，创设了全国最大的多多马大学，改善了交通和基础设施，试图尽快结束这种漫长的迁而不决局面。
阿根廷：时机不妙，搁置迁都
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含周边地区面积共3885平方公里，是南美极富欧陆风情的特大城市，集中了全国1/3的人口和工厂企业，集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于一体，显然不利于国家长期均衡的发展。
1986年初，历经8年的军人独裁统治结束，合法当选的阿方辛总统一上台就宣布：阿根廷应建设一个新首都，以推动发展面积广阔、资源丰富但尚未得到开发的南方，并提出新首都的候选地——位于面积有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巴塔哥尼亚高原东北部小城别德马。
阿根廷经济社会发展一直严重失衡，人口和生产力高度集中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及其周边地区，南部地区占全国国土面积超过50%，人口却只有200万人，主要以农业、矿业为主，经济相对落后。特别是巴塔哥尼亚高原地区，因冬季严寒，人烟稀少，经济发展长期止步不前。迁都别德马，显然是效法邻国巴西迁都巴西利亚之举，以推动巴塔哥尼亚和南部地区资源开发和经济发展，缓解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极度拥挤状态，同时有望建立新的政治中心，以提升政府在马岛战败后失去的民心。
1987年6月，国会众议院通过决议，批准将首都迁往别德马，同时成立布宜诺斯艾利斯省，成为全国第23个省。负责迁都的国家委员会成立，同时成立了一个负责新首都设计与建设工作的委员会。阿方辛总统期望在2000年前新首都人口能到40万人，而1986年该市人口不到10万人。新的国家迁都筹备机构迅速在这个内格罗河入海口安静而气候恶劣的小城安顿下来，以改进这个南美洲政治动乱最严重的国家，从而建立新的“第二共和国”。
雄心勃勃的迁都别德马计划正筹备实施之时，1987年10月，美国华尔街股市大跌，引发全球金融风暴，严重依赖国际市场的阿根廷出口剧降，纸币贬值，收支失衡，基本民生开支已难维持，何谈支付迁都的几十亿美元支出？人算不如天算，阿方辛的宏图大略被搁置下来。1989年大选，反对党上台，立即将迁都搁置一旁，成立的有关委员会也分别被解散。虽然有关迁都的法律仍未废除，但短期内阿根廷人是不会像他们的邻国巴西那样拥有一个新都了。
坦桑尼亚和阿根廷迁都未能成功，本质上这与两国政治制度的安排和迁都时机的选择有关，但政治领导人的决策力和魄力大小，在此也展露无遗。多个迁都案例表明：只有最高领导人有足够的说服力和影响力，让大部分官员和民众相信迁都能提升并根本改变国家现状，一切障碍才会消除，否则会形成误国害民的严重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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