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狭隘的政府投资与回报的角度来看，投资基础设施有回报，投资社会保障却似乎只是徒增费用。以前的韩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在社会照护方面投入甚少，韩国女性不得不在生与不生孩子之间做选择。而“性别预算”表明，韩国这样一个人口日趋老龄化的国家会因对社会关怀的投入而获益。
庆祝妇女节，高唱“女性是半边天”很容易，真正在政策上兑现对女性的照顾却很难。不过如果换个视角，从性别预算出发，算一算落实照顾女性政策——无论是育儿还是取消职场的性别歧视——的成本和收益，就不难发现漠视女性的经济成本何等巨大。对于日益老龄化的中国，性别预算会是重新思考政策落实的新角度，否则“鼓励二胎”只能是一句空话。
性别预算
要对女性负起责任
一个帮助政府履行承诺的方法
对政府冷嘲热讽很容易，而且花在这方面的功夫很少会白费。以针对女性的政策为例。有些政客宣称自己重视女性独一无二的角色，简言之，就是让已婚女性在家带孩子。其他一些政客专门为制定女性政策成立了完整的部门，这么做可将女性问题推到大政方针的边缘搁置起来，如此便不会招来任何麻烦。还有一些人或许可算真心诚意，他们通过了法律，给予女性和男性同等的机会。然而，歧视的产生可不是颁布政令就可以终止的。
在这一片闪烁其词、虚与委蛇以及一厢情愿构成的纷乱之中，一些政策制定者欣然采纳了一个名为性别预算的方法。不仅女性有可能因此得到莫大的好处，为实现任何其他目标而努力奔走的人也可得到启发：要抓住政府的心，就得把手伸进它的钱袋子里。
被计数的才作数
简单来说，性别预算的目的在于量化各种政策对女性和男性的不同影响。这一看似无关紧要的步骤却可将公平对待女性的殷切劝导转变为政府的财务考量：成本与收益，投资与回报。一个人即使不是女权主义者，也能和奥地利那样，承认有数据显示降低伴侣中收入较低者的所得税会鼓励女性就业，从而刺激增长并增加税收；或者，削减对减少家暴项目的投入看似会省钱，实际上却得不偿失，因为这会导致大笔的医疗支出，还会耽误工作。
除了识别机遇与失误，性别预算还会将女性问题直接带至政府的核心部门：财政部。政府在拨款时历来都对那些缺少强力支持者的明智政策不予理会。但怎样做才符合女性利益（也会符合社会整体利益）的判断如果是在财政部内部做出，那么就已取得了一半的胜利。
性别预算并不是新鲜事物。女权主义经济学家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就在为之呼号。一些国家例如澳大利亚和南非等已采纳这种方法，不过为之付出的努力因权力更迭而遭遇起伏——性别预算被视为一种左派和反紧缩的行为。在西方，北欧国家是这方面的先行者，其中自诩“女权主义政府”的瑞典也许堪称典范。在世界银行、联合国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鼓动下，如今已有更多的政府对性别预算产生了兴趣。它们确实应该参与到这一实践中，因为它带来的成果会非常值得。
从前，某种程度上因韩国在社会照护方面投入甚少，该国女性不得不在生与不生孩子之间做选择；前者会降低劳动力参与度，后者则会降低国家的生育率。性别预算表明，这个人口日趋老龄化的国家因对社会关怀的投入而获益。卢旺达政府发现，投资于洁净水不仅可以遏制疾病，还可将女孩们从取水的劳动中解放出来，让她们去上学。有充足的研究证实，不顾任何一国的一半人口、将她们抛诸脑后，都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女性遭受暴力对待、女孩未能获得像样的教育、薪酬与工作机会不均等——这些问题都会造成经济损失。
困难在所难免。将一项政策的成本与收益依据性别分别计算会是一道难题。有时，类似耽误上学这样的情况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只能估算出个大概。重新设计预算流程也会颠覆已执行数十年的实践。如果每一个积极寻求改变的团体都采用了这样的手段，情形就会变得难以驾驭。不过，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意义所在。因为对政府来说，面对女性权益问题时开开空头支票太容易了。要成就某些事，就必须要做出艰难的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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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性别预算”的视角看，二胎政策有哪些隐含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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