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李梓新
中关村大街和海淀南路交界的十字路口，是北京中小学教育象征性的一个十字交叉。
它西南一侧是近百万北京小学生梦想之地。正对校门路旁，从左到右的三辆豪车，宝马、保时捷卡宴和奥迪静静地停在那里。
1998年，当我从广东考到人大新闻学院的时候，我并不知道人大隔壁有一个这么牛的附属中学。人家可是以北大清华乃至美国高校为目标的。
每年超过100个学生从这里走向北大清华。这是什么概念？它超过了很多省份清华和北大全年的录取指标的总和。
而在人大附中斜对面，十字路口的东北角，那紧挨着海淀剧院，在日光下闪闪发光的海淀文化大厦是各类补习机构的大本营，学而思、智康1对1、高思教育、精锐教育、学大教育……
各类补习机构的大本营
在周末下午五六点，走廊里坐满了等候的家长，整个教学空间像一部已经运转多时的精密机器，只有它自带的一点点白噪音，并不需要太多的询问或者大惊小怪。所有人都在这习以为常的系统里进进出出，自然地找到自己的位置。
当你羡慕或者嫉妒着北京学生名校的高招生比例，却不知在中小学阶段，这些学生要经过何等残酷的PK。
在电脑硬件大集市已经衰落的中关村，众多楼宇大厦里仍然聚集着精于计算的大脑，其中的一批是像36氪等引领风潮的互联网创业者们，另一批，则是擅长奥数的补习老师和尖子生们。
聪明大脑最集中的地方，马太效应也最显著。
在教育这种核心稀缺资源的抢夺上，聪明的学校和家长，在互相角力之中，共同打造出一种双方都感到无奈的精密游戏。游戏规则还每年见机微调。每一次微调都引发无数蝴蝶效应，引发各大育儿论坛的一滩口水，进而影响到千亿量级的培训市场和北京楼市。
海淀区是北京小升初教育竞争最白热化的战场。
一
近几年来，北京小升初的人数大约是10万人左右，关系到10万个京籍和非京籍家庭。人人都想往金字塔尖挤去，这个金字塔尖，就是以人大附中为代表的中学名校。
名校各区都有，比如西城区有北京四中和八中，且基本不能跨区招生。但人大附中光芒太艳，加上区内清华附中、101中学等其他五个学校人称“六小强”，使海淀成为拼娃最白热化的区域。
（去年网传的人大附中师资招聘情况一览）
各区重点中学到了高考短兵相接，还是海淀区的重点全面占优。
（以上数据来自 水木清华论坛）
海淀区就像春秋战国时在西北角崛起的秦国，以其强大的实力威胁着中原各地的传统霸主，特别是和它近邻的传统教育强区西城区。
西城区是北京口碑最好的教育强区，区内有众多国家部委子弟，也有更多通过购买学区房而进入的外区人士。可是近年来，不断让好学校合并差学校“搞大锅饭”，使得大家对其重点中学北京四中、八中、北师大二附中等的生源有所担忧。
西城区的学区划片近年来时有改变，有时改变过于猛烈还引发家长抗议。这使得家长们需要不断留意动态，并聆听“闻风教育”等教育大号的方向解读。
中午在喧闹的朝阳CBD商场内，我碰到在500强外资企业工作的金女士，她就是从丰台区来到西城区买了一套学区房。“买的时候还是价格洼地，大概四五万一平吧。后来重新划片之后，这里对口的小学变好了，价格一下子就翻番了。”
金女士来自浙江，毕业于西安交大，到北京近十年时间，现在她已经成了北京小学教育的消息灵通人士。
“研究和不研究确实差别很大，这牵涉到房产、家庭居住、工作安排等一系列事情。” 现在，北京一线的学区房，单价已经达到15万左右一平米了。
她的弟弟是浙大毕业，现在也在北京工作。他孩子快到入学年纪，弟弟还没太放在心上：“我们以前也没想太多，不都俩人都考上名牌大学吗？”。姐姐教育弟弟说：今时不同往日，也不看看现在北京是怎样的竞争环境？
虽然孩子刚刚就读小学一年级，金女士已经在考虑初中的安排了。她的算盘是，老公的户口还在海淀区的中科院某研究所，到时候说不定可以让孩子跟着杀到海淀区去。但却又对海淀区的鸡血拼娃心有疑虑。
在北京，中学招生是“锁区”，学校不能跨区招生。但有政策总有各种对策。有消息说去年西城区就有20多个“牛娃”通过奥数等成绩提前被人大附中等海淀名校招去了。这种无从查证的消息都在动摇着西城乃至东城优秀学生家长的心。
北京的小升初江湖从来都是伴随着各种暗语的。传得比较广的有MD (密电，也即学校秘密通知你去进行选拔考试，这种选拔考试叫做“点招”)，还有“上岸”（就是被中学提前录取了）等等。
按道理，初中还属于九年义务制教育，应该遵循“公平、公开，就近入学”等原则招生。但为了保持名校的基因，不选拔好学生是不可能的。所以北京的重点公立初中要用各种变通的办法或公开或地下地进行筛选。这些筛选办法经常受到教育局或者媒体的监控，所以不得不隐蔽地进行，但却从未停止过。暗语就这样产生了。
进入重点初中的五种路径从优至劣排练起来是：早培、点招、坑班、推优、电脑派位。
这五种路径，前四种几乎都和奥数有关。学而思、高思、巨人等奥数培训学校每年培养的优秀奥数考生及在各大数学杯赛中的优胜者更容易被名校选中。
各类培训学校风起云涌
这些学生会接到“早培”或者“点招”的考试机会。这些点招机会，大多不会公布给社会公开参与，而是通过这些秘密的约定俗成的管道地下进行了。
至于为何是奥数为王，这和我国教育的重理轻文，“数理化走天下”的思维是分不开的，数学成绩好量化，到了中学之后还能参加各种数理化竞赛为学校争光。英语也有足以被提前点招的资格能力证明，但比较小众，不为家长广泛接受。语文能力则最惨淡，很难量化证明。在早培和点招考试中，通常是数学成绩占一半分数，语文和英语加起来算另一半的分数。
这也就使得奥数，成为北京小学教育市场的一门关键生意。
二
谭先生今年未满25岁，说话却老成持重，当奥数老师多年，对他的气质有了影响。从大二开始，他就到北京著名的奥数培训机构高思担任奥数老师，从助教到主讲老师。
现在，他在中关村微软大厦附近开出一间自己的教室。那是在一个商住两用楼宇里的一个复式房间，楼下是宽敞气派的大堂，电梯上到长长的走廊，在众多房门之中推开一间，可以容纳10几个学生的小教室跃然眼底。楼上是他自己的住所。
像谭先生这样从大的培训机构自立门户出来的优秀老师不在少数。大机构和优秀老师其实是一对矛盾，在教育这个行业，名师是最重要的资源。
一个名师想要最大化实现自己的价值收益，就不会愿意像出租车司机一样接受机构分走大部分收入。他们更愿意成为一个个自由灵活的“Uber司机”，反正名师自然有一群家长和学生拥趸。独立做也能让自己和普通机构区分开来，用谭先生的话，是做“高端市场”。
而按谭先生介绍，奥数机构也在致力于“去名师化”，转而培养一批标准化的年轻师资，这样便于管理和规模化扩大，才能适应火爆的市场需求。所以名师转向开设自己的“高端班”是自然趋势，机构扩张抢占市场也是自然趋势。
当我习惯性地问他，独立出来开办学校，房租多少，他说大约1万1左右。后来，我才知道这其实是他花几百万全款买下的房子。
买这个房子，是年轻的谭先生和远在安徽的父母的一种相互妥协。谭先生高中时就获得化学竞赛全国一等奖，保送北大，一路顺风顺水，因为入了奥数培训市场这个“坑”，今年硕士即将毕业也不想去找体制内工作，也就放弃了争取北京户口的机会，包括社保等等都要自己承担。
没有户口就没有北京购房资格，漂在北京终究让父母心头不安稳。所以谭先生买了这套属于商住两用性质的房子，这样可以规避购房资格要求，虽然不能贷款且产权只有50年。
放弃户口这事，谭先生挣扎过，但他想了想，有钱没户口和有户口没钱，这两种状态，还是后者更难接受些。
谭先生的教室一角
谭先生的纠结，部分也因火爆的奥数培训市场而起。在北京教育市场，奥数的热度持续升温，使谭先生决心把奥数当作自己的创业方向，他还想寻找新的教师合伙人。他介绍，一个北京小学生家长在奥数上的投入，“一年少则三五万，多的达到20万也正常。”
“大课每小时100元，一对一每小时300多，找名师就没谱了。花20万的家庭一般是至少要上四家机构，每家一年一般都50次课，每次3小时，再加上一对一。”
为什么要上那么多家机构，回答是“每家机构各有优劣，只上一家很难学好。”
整个奥数培训体系是一个游戏打怪式的严密系统。以高思为例，这个体系分为五档：培优、精英、尖子、创新、集训队。通过培训机构内部的考试、比赛实现升级。高思的集训队在全市大概只有40人，都属于极聪明的孩子，属于各中学争夺的对象。而仅次之的创新班孩子，可以在数学杯赛中争取到一二等奖，也成为参加点招考试的敲门砖。
这些奥数机构也确实成为名校的输送流水线。以高思的宣传册介绍，2015-2016学年，高思就为人大附中和人大附中分校输送了372个学生，为清华附中、北大附中和101中学输送了381个学生。在进入人大附中第六届早培班的220人学生中，154名曾经在高思上过课。
至于不能在奥数中优胜的孩子，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去重点中学的“小五班”，俗称“坑班”，提前进入学校的小培训班，混个脸熟，占个位置，也可以比不参加“坑班”的学生有优先一些的点招考试机会。点招考试考的数学能力，也大部分要用到奥数。
奥数还能帮到孩子提高课内数学成绩，孩子总体表现好，就能有机会在班里排名靠前，获得推优资格。但是对于优秀学生来说，推优已经是鸡肋，一来它发生在点招结束之后，二来它要填报五个志愿，也不是每个推优得来的学校都是合心意的好学校，和学校之间存在着双向选择。
至于听天由命的电脑派位，也称“大派位”，因为可能被分配到一些差校，而且最强的六个名校是不参加派位的，所以没有中彩票的可能，基本是属于“放弃治疗”的做法。
三
北京的学生家长为什么会一股脑往公立体系挤。按道理，北京和上海同为国际化大都市，为什么上海走国际路线的学生家长比例就高很多？
这要从20年前的教育改革说起。
根据教育专家杨东平的介绍，1990年代中期，国务院关于素质教育的决定提出高中和初中脱离，初中不允许有重点学校，这是为了保障义务教育初中阶段的平等性。在这一点上，上海做到了，北京没有做到。
上海取消了重点公立初中之后，策略是"公办不择校，择校找民办"。但当时政策下来后，人大附中等六所学校打了报告，提出开展教学实验，探索人才培养的连续性，因此，这六所学校得以保留重点公立初中的地位。
在杨看来，“这六所学校成为北京小升初混乱的源头。”
上海的初高中分离，使很多重点公立初中直接转成了民办初中，但仍然和它的高中母校保持紧密关系，比如华育之于上海中学。但同时，这个政策也为上海民办教育的蓬勃发展开了绿灯，产生了世外、协和这样的优质民办学校集团。从而使民办学校，特别是民办初中，成为上海学生家长心目中的主流选择。
由于民办体制，使更多的国际化教育尝试也便于开展起来，比如引入IB国际文凭课程体系，比如更多的双语教学，一方面使民办学校也分成走高考路线和走国际路线两条分支，另一方面也使一部分学生最终选择放弃高考而留学国外，从而分流了高考的人数。北京上海两地的学生总人数相仿，但近年来高考报名人数，上海每年总比北京低1万多人，约少20%，这里面应有留学分流之功。
火热的模拟考试辅导班
而因为最终的走向未必是高考，或者出于及早摆脱应试教育体制，提前接触国际教育的心理，倒推下来，更多上海家长在小学乃至幼儿园阶段，已经有意识选择民办或国际化的教育。这使上海形成了民办教育和公立教育分庭抗礼的局面。
而在北京，1993年获批的第一批16所民办中小学，到今天所剩无几。时任海淀区教育局局长，后来出任北京私立汇佳学校校长的王家骏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回忆，当时北京市教育部门在认识上对民办学校的放开还是有点害怕，怀疑这会对公办教育造成冲击。市教育局一个处长甚至说，“民办学校办垮了无所谓，办好了公立学校怎么办？”
王家骏说：“从民办学校发展初期，我们的人事制度就是不利于民办学校的发展的，那时到民办学校做老师的，基本都是退休教师。学校可以称公立私立，但教师不能分公立私立，这是不科学的。师资问题可能也是最初民办学校发展遇到的最大的困难。”
现在，北京像汇佳这样的民办中小学，还有世青、中芯学校等，加上国际学校，为数其实不少，但总体并不能撼动公立教育的强势地位，近年来，一些重点公立学校也改制成立了一些民办分校，比如清华实验、人大附中分校，还有海淀外国语学校等，也开始构成了一定的吸引力，但还需要时间。
孔女士的故事，是一个例子，即使拥有比较大的选择权，家长仍然会相对选择公立名校。
她生于1980年代初，16岁就从山东到北京上大学，所以她也有更早的时间，来筹备好房子和孩子的布局规划。
十年前，和她原本同为某部委公务员的先生下海创业，他们也买了人大世纪城的房子，使孩子具备了就读人大附小的资格。没想到真正住进去，孔女士了解下来，人大附小的孩子并不一定能升人大附中，而且因为过于实行“快乐教育”，“快乐得不学习”，孩子基础不牢，“甚至不受人大附中待见。”
于是她动了想法，到顺义买了个别墅，又办了个香港身份，准备让孩子就读国际学校。没想到搬到顺义之后，她又发现国际学校的师资流动率很高，教学质量也没有达到她的期望，又想“让孩子体验真实的中国生活”，所以就在孩子进入小学之前，她把人大世纪城的房子换到了清华附近，让孩子就读名牌小学中关村二小。
中关村一二三小都是中关村的名牌小学。孔女士觉得孩子挺适应的，老师也敬业，孩子加入了学校管乐团。孩子从一年级开始学奥数，二年级进入学而思超常班，最终在五年级迎春杯中考了一等奖。但即使这个一等奖，也不一定能保证他进人大附中，还要经过点招，语数外都考，可能还有科学测验。
即使考上了，她也对名牌中学的强度有所担心：邻居家一个孩子，雾霾天放假五天，平均每天要做十张卷子，每张卷子大约是90-120分钟的量。但是孔女士的孩子自己很想上人大附中，于是孔女士和孩子商量，如果考不上人大附中，她就带孩子移民加拿大读书，因为她也已下海做投资，工作比较自由，可以跟着过去照顾孩子。如果考上了，可能会到初二再走。
孔女士的择校观折射了一种现象，即北京经济已经相对自由的阶层，仍然对北京的国际/民办学校有不信任感或者陌生感。他们的主流选择还是公立教育，一旦对公立体制不满，则直接考虑出国就读。
即使像金女士这样，在500强公司工作，拥有两套房产的标准中产，也觉得投资孩子走国际路线负担太大，因为一旦决定走那条路线，基本就回不到公立了。而且她还提出一种颇有代表性的“结果论”：国外的留学生，最终还不是得回中国找工作，机会还不如北大清华毕业生大呢。
四
事实上，近年来，北京的民办/国际学校也在发展，数量不比上海少。但有一个现实情况，在北京投资孩子走国际路线，成本更大。
两年前，一家新晋的民办学校“鼎石”开始跃入有意国际化的家长的眼帘。
这家学校位于遍布国际学校的顺义区，却可以招收国内学生，提倡走中西结合，双语培养的路子。当然，费用也不菲，一年学费近三十万，加上杂费和其他课外活动费，将近四五十万。
对于马太效应日益白热化的海淀拼娃模式的焦虑，凡事到了极端，必有反动。还是有一些家长悄悄选择了用脚投票，开始摸索自己并不熟悉的国际化道路。
我碰到两个动了让孩子离开公立体制心思的家长，恰巧都是“九年一贯制”学校的。按道理，小升初的火烧不到他们身上，学校都很好，对口的高中也不错。
但是“人无近忧必有远虑”，两位妈妈都担心，无忧无虑的九年结束，到了高中，会被其他经历过小升初硝烟的同学“秒杀”。
在西城、东城名牌小学里的家长，有的也不想在高考战场上直面海淀考生，开始动了走国际路线的心思。
我在北京某部委大楼里见到了张女士，她的孩子就读传说中颇有背景的史家胡同小学，校庆是在人民大会堂演出，孩子们时常要接受领导视察，或者被送到机场迎接各国领导人。但最终要走向“高考指挥棒”这一端。
有个说法，“现在不是学校掐脖子，就是家长掐脖子，家长当然希望学校掐脖子了。”意思是，家长都希望学校抓紧一些，不然家长就有的忙了。
张女士出身于清华世家，却非常喜欢人文，对奥数这类学习天然不认同。所以她知道自己孩子在高考这条道路上未必占优。现在孩子在学西班牙语，她也经常带孩子出国旅游，认为孩子将来在某个欧洲小国甚至台湾读书也不错。于是，她也要开始接触北京的国际学校选择。
并不是所有家庭，都能像自己做生意的孔女士，可以陪孩子到加拿大读书。有时家长自己的事业发展，会和孩子的教育相冲突。九年一贯制学校的一位妈妈，就为丈夫前段时间放弃了加拿大一个IT工作机会而叹息。丈夫觉得自己未来几年事业重心还是在中国，而妻子则更多考虑到孩子的教育。
所以，在北京范围内，选择一家合适的国际化学校作为衔接，为留学做准备，是必要的选择。
而在中国，良好的未经污染的中文教育，甚至比原汁原味的英文教育更难觅得。这是一个大写的尴尬，却也是严酷的现实。双语学校的中文教学质量并不一定不如体制内，但也未必能达到家长满意的，对孩子进行中国文化的熏陶。常女士只能让孩子在她需要适应的公立环境中去学好中文。
当然，在热烈讨论海淀区小学教育的“水木清华”论坛“学区房”板块上，包括鼎石学校在内的国际、双语学校，还属于“想出国的孩子在国内混个形式，学不到什么东西”的评价范围之内，两条路线和阵营仍然严重缺乏了解和沟通。
还有一批小众家长选择了偏自然教育路线的民办学校日日新，位于回龙观，学费没有国际学校贵，又实行快乐教育。但从竞争态势来看，是国内国外两条竞争路线暂时都不靠的中间路线，也非常考虑家长的定力。
五
寄望于民办学校去松弛已然绷紧的北京公立教育竞争之弦尚需时日。大多数优秀学生仍然会去挤体制内高考的独木桥，虽然也有一部分人在高考最后关头才选择出国留学，但他们已经占据了中学的学位资源。
海淀文化大厦一角，各类补习机构大本营
今天中国在资源配置和争夺上的诸多特征在这里集中体现：未雨绸缪、各显神通和复杂多变的游戏规则。
它直接影响到了房价上升，加剧了社会阶层分化，催肥了庞大的培训市场，增加了学生负担，折腾了家长，却没有人能够轻易从困局抽身。
而众多舆论，特别是微信自媒体或者培训学校等相关机构公众号，一直在用耸动的标题煽风点火，神秘兮兮进行“政策解读”，更加剧了家长的焦虑。
如果父母们能够退一步看，在录取比例上，每年只有六七万高考生的北京，仍然在进入各级高校有很大的优势。只是，作为通过高考改变命运，以外来人姿态扎根北京的大多数家长，继续让自己的孩子优秀下去，几乎是刻在血脉里的潜意识。
随着人才仍然不断涌向大城市，这样的潜意识会继续逐代遗传。
小学生数量变化与城市吸引力、房价起伏密切相关，因为入学率几近100%，所以它是反映人口流动的真实指标，每一个孩子的背后都是一个家庭，他们的父母是这个城市真实而旺盛的购买力。北京仍然是人才流入的中心。
上海北京两地，在过去七年来，小学生总数增长率分别达到35%和29%，而增长最快的是深圳，达到了47%。现在北京每年新入学的小学生人数，都维持在20万以上，还将继续上升。
也就是说，小升初困局的入局者，将在几年里从目前的每年10万人，翻倍到每年20万人以上。
现在再说，“高考改变命运”已经为时太晚了。小升初或者幼升小，都将对中国接下来几代人的走向产生影响。
李梓新
“中国三明治”创始人。曾任《外滩画报》主笔。著有《民主是个技术活儿：英国民主生活走笔》、《灾难如何报道》等。家有两孩，最近致力于中产育儿现象研究。
本文首发于菁Kids杂志（微信号：Jing-kid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