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章开沅
“文革”初始
1966
年6月13日，湖北省委派遣工作组进驻华中师院。组长韩瑞义，原为省供销合作总社主任，是来自河北的南下老干部。当天召开全院师生员工大会，宣布群众性“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
8月20日，在工作组领导下成立华中师院临时革命委员会。主任谢守正，中文系学生，入学前曾任人民公社干部；副主任兼办公室主任江伙生，亦为中文系学生，有比较丰富的工作经验。他们都是党员，品学兼优。谢守正忠厚老实，江伙生颇有口才，全院师生对他们颇有好感。根据省委指示，临时革委会是领导本单位“文革”的权力机关，实际上已经逐步取代学校党委与院部的领导。省委工作组向各系都派有联络员，负责指导“文革”开展，派来历史系的是一个年轻干部，原来是湖北省药检专科学校的团委书记。这个小伙子资历浅，没有什么架子，我回到历史系后，他还约我们教工一起到东湖游泳，大家没有把他看成什么领导。韩瑞义是个工农干部，又高又瘦，面带病容，对华师原有领导比较尊重。可能他也不知道“文革”应该如何进行，所以讲话非常谨慎。
但是整个形势还是迅速趋于紧张，许多事都出乎我们意料，连许多学校原有领导都缺乏思想准备。
9月19日，《湖北日报》又以数版篇幅公布华中师院教务长陶军的右派言行资料，并公开称之为“漏网右派”。这在华师校园更引起极大震动。
陶军成为全省重点批斗对象后，我立即产生一种不祥预感，因为我与陶军一同南下，由于家庭、学校背景相似，所以气味相投，颇多倚重。特别是1961年以后，根据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精神，他提出“重振家园”，“恢复正常教学秩序”，促使华师逐步健康发展，赢得广泛赞誉。特别是在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讨论会以后，我与刘连寿（物理系教师，以后成为著名核物理学家）被树立为“又红又专”的典型，历史、物理两系分别撰写《章开沅道路》《刘连寿道路》系统资料，呈报省委宣传部。刘连寿是自然科学教师，平时没有什么政治言论，而我却已有为“叛徒”李秀成辩护的前科，所以已有“被揪”的思想准备，只是表面不露声色而已。
华中师院的“文革”似乎相对平稳。揪陶之后，并没有立即扩大牵连范围，大字报多半仍限于“走资派”（如刘介愚等）与“反动学术权威”（如张舜徽等），我则未涉其中。
造反派群众组织纷纷效法，主动展开“夺权斗争”，校园气氛发生根本性变化。华师百年校史记载：“（1966年）12月25日，学院‘工人造反团’‘革命工人、干部造反团’，群众性大动乱开始。”“（1967年）1月23日，机关造反派夺权，原领导‘靠边站’。”“（1967年）2月17日，新‘华师联合战时指挥部’成立，武斗开始。”
不过，华师本身的造反派师生起初还比较温和，党委书记刘介愚虽然被当作校内最大的“走资派”批斗，但主要还是口诛笔伐，开全校批斗大会时让他坐在椅子上。不料来了一批北京红卫兵，似乎是中学生，认为这根本说不上是“文化大革命”。从此华师批斗对象只能俯首站立接受批判。
据校史记载，1968年春全院举办了一次规模最大的批斗大会，“刘、郭、陶等四十余人戴牌示众”，“会后列队游行示众”。这四十余人中有我，而且与刘、郭、陶一起站在第一排。
有的人还把我为小女儿取名雪梅抛出来作为批判内容，说我借毛泽东诗句“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咒骂“革命群众”对我的批斗。其实那时“革命群众”还顾不上我，当时批斗的重点是张舜徽，我哪里会有那么敏锐的预感，只不过雪梅出生那天下了微雪，而梅花又是我喜爱的花，因而夫妻两人就确定这个可爱的女婴名为雪梅。所以我只能如实答复，不过，也没有人要我进一步答复。
看来，历史系的批斗大会没有收到应有效果，我也没什么震撼灵魂的感觉，只是十分无奈，自认倒霉。我家那时还住在昙华林，由于造反派掌权甚久，也不必每天都到南湖校本部，所以消息比较闭塞。但没过几天，有好心的同事悄悄来问怀玉：“你们看到桂子山的大字报没有？”怀玉说最近都未去校本部。好心人叮嘱：“最好去看看。”那时雪梅还在康复之中，我连忙赶到桂子山，果然校园教学区主干道两侧都贴满批我的大字报。最为醒目的是正对着历史系教学楼的特大型批判长文。
靠东头院部一侧，另有一幅贴满几大张芦席的长篇大字报，标题是用艺术体勾画的，名为《章开沅论章开沅道路》，内分若干专题，据说用的都是我曾经说过的话。
造反派们似乎已形成共识，作为重量级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张舜徽早已成为批倒批臭的“死老虎”，只有章开沅才是隐藏最深危害最大的“活老虎”。这已不是潜台词，而是明明白白写在形形色色的大字报上。我不仅成为全校批判火力集中的靶子，而且已成为全省社会科学界批判火力集中的靶子。由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若干人发起的“批判章开沅联络站”已经开始运作。规模更大的全市性社会科学界批斗大会也已在策划中，集中批判旧省委宣传部与社科联主要领导，并以我们这些业务尖子陪斗，不过我已经是破罐子破摔。我想起《海燕》中有一句：“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但也只是一刹念，自己并不觉得多么悲壮，也谈不上什么害怕，反正挨批的人多着呢！我在家中仍然生活如常，怀玉也很冷静镇定，一股脑把心思用于哺育新生的雪梅。
怀玉的信任是对我最大的支持与安慰。可能我过去虽多次挨过批判，但大体上都能平顺度过。怀玉是个内心焦急，但又不善于表达的贤淑型女性。尽管已是风紧浪急，她仍然默默料理家务，照常到南湖上班，参加各种政治学习与群众活动，整天忙碌，有时很晚才回昙华林。所以我们几乎没有时间交谈“批章”问题。只有一天晚上回来较早，她边做家务边问我一句：“你对自己的问题有把握吗？”我回答很肯定，只有一个字：“有！”她点点头，仿佛自己也有把握了。明明当时已上小学，我们必须保持家中平静无事，尽量避免让女儿的感情受到伤害。
但随着批斗的迅速升级，我很快就被安排到桂子山上的“牛棚”居住。历史系原来的教学楼（1号楼），已被革委会占用，所以历史系师生的“文革”活动只能转移到原来的3号楼。所谓“牛棚”，也就是3号楼的一间教室，与我一起进入牛棚的有曹植福、彭祖年、朱明廷、王宏吉、刘继兴等。不过，他们多属历史问题或社会关系问题，只有我是现行问题，货真价实的“黑线人物”，所以除大会批斗外，接受审讯、调查的次数最多。其实，历史系的“牛棚”并不可怕，照样有床铺和桌椅，无非是限制自由外出而已，即使外出也只能在校园看大字报。所以我们这些“牛鬼蛇神”平时倒很清闲，因为所谓“检讨”“交代”，写来写去，也无可再写。实在无事可做，又不敢下棋聊天，以免被认为是“消极对抗”。幸好资料室就在旁边，原来在资料室工作的彭祖年等，还保存着钥匙，他们仍然负有保管责任。我们主要是借阅全国政协编印的《文史资料选辑》，还有历年校报（已装订成册），以供消磨时间。如有红卫兵查阅，也可以说是写检讨交代需要引发记忆，并作必要对证。
但真正可供阅读的时间也不多，因为白天多半要参加绿化组的体力劳动。这支被称为劳改队的“牛鬼蛇神”约有二十人，学院的主要党政领导与知名教授均在其中。我是滥竽充数，但因年纪较轻，被当作骨干劳动力使用。1967年夏天酷热大旱，桂子山郁郁葱葱的林木已见枯黄落叶，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挑水抗旱。掌管革委会大权的小将们忙于社会上的“文攻武卫”与争权夺利，对于校内的“斗、批、改”反而放松了。许多基层单位的“抓革命”已经流于形式。跨单位的“批章联络站”本来就是一个松散而无任何约束力的组织，少数人筹划的批斗大会，早已被人们忘在一边。历史系教师一向奉公守法，“革命群众”每天都从昙华林赶到桂子山参加政治学习，有时因公共汽车停开，还得步行十几里路，但大多以打扑克、翻军棋消磨时光。一副精美的木制棋盘几乎磨平，几次重刻。校园批判我们的大字报已寥若晨星，大量充斥的倒是“北京来信”“特大喜讯”等小道消息。其中也有少数真的，如遇到这种情况，革委会便会组织全校师生浩浩荡荡上街游行，有时我们这些批斗对象也被命令跟随各单位参加，那就是我们难得享受的漫游武汉三镇的美好时光，虽然经常要振臂高呼若干例行口号。
体力劳动对于批斗对象是正式处罚，因为尽管无事可做，“革命群众”可以各行其是，甚至可以堂而皇之地当所谓逍遥派，而我们则必须每天到绿化组参与强制性繁重劳动。幸好绿化组的负责人是摘帽右派刘友信，过去是工会专职干部，与我们关系颇为融洽，所以彼此相处仍如往常。绿化组工人大多来自农村，勤劳朴实，仍然把我们看成“落难”的干部与老师，只有同情，而无任何歧视与呵斥。造反派对校园林木严重干旱熟视无睹，“革命群众”又不愿与“牛鬼蛇神”为伍，只有绿化组原有职工与我们这些批斗对象心急如焚。他们是职有专司，对校园林木一往情深；我们则是唯恐花草树木旱死，又会增加一项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的严重罪名。当然，我们这些华师建校元老，对于校园一草一木感情更深，因为很多都是自己参与种植的，桂子山从荒山秃岭变成绿树成荫、花草繁盛的名胜，记录着我们往昔的青春岁月啊！20世纪60年代，没有什么喷水车等先进设备，全凭肩挑手提人工浇灌。学校历来提倡勤俭节约，很少用自来水喷洒，主要是从化粪池取水，一担一担挑运。“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多半年事已高，只有我们这些滥竽充数的壮年汉子与原有职工一起挑粪水，让长者与病弱者执瓢浇灌。时当盛夏，烈日炎炎，汗流浃背，我们蒙羞受辱，草帽遮颜，挑着满担粪水奔走于校园林间。劳动虽然辛苦，心境反而平和，因为只有在这堪称劳动的时间里，我们才能感到多少具有人的尊严与生命价值。记得有次工间休息，坐在西区苗圃池塘边，清风徐来，暑热略解，谁都没有说话，各自分享这点意外的闲适。倒是刘友信忠于职守，提醒我们马上又要开工，老书记介公（刘介愚）像孩子似的央求：“再坐一会儿，好吧？”当然这也是大家共同的愿望，刘友信宽容地延长了休息时间。事后，介公感叹：“真没有想到，华师还有这么好的休息地段。”我们笑说：“平时你书记也不会到这种地方来休息呀！”这是在那似乎漫无尽头的严酷岁月中仅有的一抹暖色。
担任华师校长期间为园林工姚水印师傅庆祝六十大寿，作者另撰有专文《林木深处觅绿魂》纪念姚师傅，该文收入《章开沅文集》并镌刻于桂子山华师梅园（摄于1986年冬）
但现实总归是现实，绿化组也成不了避风港。有一次，正当我们休息时，一个顽皮孩子手执树枝兴冲冲跑来，模仿批斗大会上的“横扫”，逐个在我们头上挥击，然后叉着腰吆喝：“你们这些修正主义苗子，给老子放老实些！”大家都没有作声，只有我忍不住回应一句：“革命小将，我们不是苗子。”小将有点诧异：“不是苗子是啥？”我说：“是根子！”大家忍俊不禁，又不敢大笑，默默看着这天真儿童挥舞着树枝“班师回朝”。
遇上下雨无法劳动，我们就奉命回室内写交代材料或接受外地其他单位派人前来调查。“文革”后期流行过一句话，似乎是造反派自己的省悟：“受不完的蒙蔽，写不完的检讨。”但在初期，他们却无止无休地强迫我们写检讨，穷追猛打，毫不留情。我不愿说假话搪塞，所以每次交代都被认为毫无新的内容，更谈不上提高认识，因而在较长时期被认为是“顽固分子”“存心对抗”。特别是有些外地前来调查我过去的友人问题，希望我能坐实或增添他们的“罪行”，作为进一步批斗的证据。我更是力求实事求是，决不迎合胡编。当时山东来的外调人员受“左”倾思潮影响极深，找我调查原金大老同学时竟说他是破坏进步学运的国民党特务，我当即说他可能好吃贪玩（爱跳舞），但对政治毫无兴趣，不可能当国民党特务，当年很多同学健在，金大原中共地下支部人员仍在南京，都可以给予证实。
奉命写得最多的还是有关为李秀成辩护问题，要害是追查写作背景，究竟是谁在幕后指挥？我已记不清反反复复写了多少次，多少页，反正是无法满足“革命群众”的殷切渴望。这种了无新意的“拉锯战”使我深感厌烦，然而又无可逃避，不知浪费多少时间与唇舌。
我写的交代虽多，但经得住时间考验，从造反派头头到军宣队领导，早先都曾认为我态度顽固，印象颇为不佳。但到“文革”后期审查结案时，他们的看法却有了根本性的转变，因为我的历史与现实问题虽然历时甚久，而且社会关系又相当复杂，但前后始终如一，经过历次审查均有明确结论，所以不需做进一步调查便可结案。
牵累家人
平心而论，“文革”期间，尽管校园残暴行为多见，但我受到冲击并非那么严重。不过家人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也受到若干影响。怀玉虽然仍属“革命群众”，但精神压力很大，连雪梅出生不久，她睡在床上，都受到“抄家”骚扰。“文革”十年，她不顾别人议论讥刺，从来没有公开与我划清界限，更没有出面揭发我的任何“罪行”。她的应对策略就是沉默，既不附和，也不辩解，一切听其自然。她外表温和柔弱，但内心却如此坚强，是我能够经受这场风暴考验的有力支柱。
对批斗对象虽然没有什么正式行政处分（如开除或降职），但我的工资却被财务部门冻结，每月只发20元生活补贴。家中日用全靠怀玉工资，幸好她平时勤俭持家，多少有点积蓄。雪梅出生以后，每月都订牛奶，还要请保姆，开支突然增加，这些困难都得由她独自承担。我被关入“牛棚”后，只能单独在食堂进餐，无形中又增加了伙食开支。我尽量节约，吃素菜甚至辣椒咽饭，但因劳动强度大，主食无法削减，所以也无法省出钱来补贴家用。然而怀玉与我见面仍然如同过去一样，心平气和，从未表现出一点焦急与埋怨。
我们已有默契，尽量不让孩子知悉父亲的恶劣处境。怀玉生产前后由于每天来回昙华林、桂子山之间，所以有段时间大女儿明明只能与我在南湖借一间空房住宿（那时还没有关入“牛棚”）。只要有机会，我总是照料明明，陪她在校园僻静处所活动。记得一个春光明媚的周末，明明放学以后，我俩就在卧室附近的苗圃玩耍，自由自在，无拘无束，似乎已忘记自己现在的处境。恰好抓到一个金壳郎（亦称“金姑娘”），这是我童年时最喜爱的昆虫，美丽，有金色光泽，无异味，飞得很慢。我按传统玩法，用根线缚住它的前足，它就会沿着圆形的轨道不断飞舞，翅膀扇动时发出悦耳的嗡嗡声。明明似乎没有见过这样可爱的甲壳虫，边跑边让虫飞舞，在阳光下焕发出少有的童稚狂喜。随后我们又到校园南面松林散步，林间无人，父女自得其乐。恰好近日雨后林间湿润，松树根部长出一大片难得见到的松菌，捡了一口袋，然后回昙华林，全家美美地分享我们的收获。我不知道女儿还记得否，但自己则永远记得这个下午，这份喜乐，仿佛是这十年岁月里仅存的父女情深。
受权刊发，本文节选自《凡人琐事：我的回忆》第八章“参与历史研究”，章开沅 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大学问 2024年10月。
明明小时候特别懂事，体谅父母，爱护妹妹。自从我关入“牛棚”以后，两人便很少见面。大会公开批斗以后，她不可能完全不知道父亲的境遇。有段时间，全院师生“拉练”，到梁子湖东风农场“斗、批、改”，而我又长年下放到这个农场进行劳动改造。她只有靠同事帮助，先后轮流寄住在三位老师家里。这些老师都夸奖她“听话”“安静”“好学”“爱护妹妹”，但我们内心却十分愧疚与痛苦。这本来应该是孩子在父母怜爱下欢乐成长的黄金童年啊！而她却过早承担了家庭的忧患，并且多少感受某些世态炎凉。多年以后，她还记得曾经报名参加学校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就是因为“父亲有问题”而未获批准，未能显示其歌舞才能。还有一次看朝鲜反谍电影，反动特务的绰号叫“老狐狸”，此后她们班上有些调皮同学，但凡见我路过，都纷纷大叫“老狐狸”。大概因为我那时身材较胖，体型与那个朝鲜坏蛋有些近似。倒是明明的一位老师实在看不过去，曾在班上严厉批评这些不懂事的孩子。但她有句话讲过头了：“未必你爸爸身材就那么苗条。”这话是故意用地道武汉腔调说的，因此把全班都惹笑了，但此后确实也再没有人喊我“老狐狸”。我是个久经忧患、阅尽沧桑之人，所以把个人这些遭遇看得很淡，但对于一个十岁左右的儿童来说，这样的心灵伤害未免太深。
雪梅出生于1967年冬天，由于我工资已被冻结，家庭经济比较困窘，她在生活上很难得到应有的关照。我已失去人身自由，怀玉又必须参加许多政治活动，所以全靠一位保姆韩阿姨。她是广东农村妇女，吃苦耐劳，非常能干，因丈夫被错划右派并下放农村劳动改造，家中还有三个孩子，生活非常困难，只有出来当保姆谋生。她有育儿经验，讲究清洁卫生，对雪梅颇具爱心，在当时算是很难得的家政助手。但她毕竟还得照顾自己的家，有时还得在菜场捡点菜叶瓜皮，为自己孩子炒菜做饭。时值寒冬，我们宿舍室内只有一根自来水管，地方狭小，且为几家人共用。因此，她每天洗衣服与尿布，只有冒着寒风利用露天公用的成排水管。这在广东农村可能是司空见惯，可是她把初生婴儿背在背上，又没有御寒措施，时间一久，自然难免伤风感冒。那时医院也在闹“革命”，医疗秩序极差。有次雪梅不幸感冒转成肺炎，及至晚上怀玉从南湖赶回，急送医院，已经错过最佳治疗机会。由于病情日趋严重，医院已经发病危通知，怀玉连续守护几夜，心力交瘁，实在无法支持，只有托人带信向我告急。
我心急如焚，明知会碰钉子，但仍然硬着头皮向负责监控“牛棚”的红卫兵请假。最后是找到已被“三结合”的原总支干部，由他出面疏通，总算同意我回家探视。
到家已近黄昏，妻子几乎累瘫，连话都说不出来，只是催我赶紧前往医院。我换上整洁的外衣，并且佩上平常不敢公开戴的毛主席像章。表面装作镇静，但内心悲痛已极，心想这可能就是最后诀别，作为父亲理应衣冠整齐。
到医院一看，雪梅已被转移到进门不远一间较大的病危患者卧室，满屋都是病危的儿童。雪梅年龄最小，又长得比较清秀，虽然嘴唇发紫，双目紧闭，连水都喂不进，但看起来还是很可爱。我紧紧抱着雪梅，心想：“这孩子生得真不是时候啊！”想着想着，不禁悲从中来，而邻床患肾病的孩子又刚刚死去，更增添了深沉的忧虑。病人亲属以中年妇女为多，有几位过来看望雪梅这个襁褓婴儿，摇摇头，皱着眉，用武汉口音说：“这伢长得真灵性，造孽啊！”仿佛都认为无救，更使我陷于绝望。
忽然，看见门外有一位穿白大褂的中年妇女正在扫地，她一抬头与我相望，彼此都有似曾相识的表情。我很快认出她正是呼吸系统的资深医生，以前我父亲住院时曾来查过房并有所交代。此时肯定已成批斗对象，靠边站，只能从事打扫卫生之类体力劳动。当时过道里只她一人，护士们大概又有什么“革命”活动，我连忙走过去。她边扫地边低声询问：“我们好像见过面，你家有什么人生病？”我连忙告急：“出生不久的女儿患急性肺炎，连水都喂不进去。”
她前后左右扫了一眼，看见确无他人，急忙把扫帚放下，蹑手蹑脚来到雪梅床边，没有听筒，没有任何其他检查器械，仿佛是中医的望、闻、问、切，就凭眼睛观察，双手按脉触摸，耳朵听心跳呼吸，总之就是凭自己十几年的临床经验，认真检查一遍。最后下结论说：“是急性肺炎，拖得过久，但前几天的治疗还是起了作用，这孩子先天体质较好，最危险的阶段居然挺过来了，现在体温渐降，啰音减少，已趋好转，当务之急是补充水与营养。”
知道这条小命有望保住，自然喜出望外，但我还是忧心忡忡地问：“您看，她嘴唇闭得这么紧，滴水不进，怎么办？”她说：“用勺子当然不行，我给你一个工具。”随即她匆匆跑到另一治疗室，趁护士不在，拿来一个小小的滴管，正好适合于为婴儿喂食。方法非常简单，但我偏偏无此常识，真是个不称职的父亲啊！
她把滴管交给我，匆匆嘱咐：“赶快买点带糖分的果汁，先一滴一滴喂，千万不可太急，呛住了。”担心被造反派抓个正着，话还没说完，她便带着洁具走开了。按照医生的叮嘱，我立刻买来一瓶较纯的鲜果汁，吸满一管，轻轻插进雪梅紧闭的小嘴，小心翼翼喂进一滴，但毫无反应，流失了。我只能为她擦嘴，又喂一滴，仍然淌出来了。如此反复好多次，都流出来了，内心十分焦急，暗想：“这方法到底有没有用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