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庄晋财（江苏大学教授 博导，广西特聘专家，镇江市政协委员）
俗话说：“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
”！我真正意义上离开家乡，是在1992年去外省读研究生开始的，距今已经是27年。这几十年来我的确是一直在践行着“有钱没钱回家过年”，不管家乡多么贫穷，回到这个熟悉的山村就有一种安全感，所以回乡就成了一直精神寄托！
几十年来，我亲历的家乡变化，其实是中国农村的一个缩影：92年我外出读书时，恰逢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之后，中国致力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沿海地区的经济蓬勃发展。对于我们中部地区的农村来说，绝大多数村民改善自己生活的出路就是外出到沿海去打工，从此步入“打工经济”时代！记得那时每到大年初四之后，就会有各种大卡车，简单地支起帆布蓬，在车厢里铺上一些稻草，这种简单改装之后搭载着四五十人前往广东。那个年代人们要改变自己的命运，是必须要有一点冒险精神的，政府的政策似乎也是倾向于如何
“让农民走出去，把钱赚回来
”
，对这种在今天看来不可思议的私自改装车辆，改变营运范围的行为并不怎么关注。说实话，要像今天那样去规范人们的乘车行为，或许会严重影响到沿海地区的经济增长。因为那个年代的火车、客运汽车的数量与速度，以及连接城乡的道路，都无法与今天的情况同日而语。那些私自改装的大卡车，以及村民为了改善生活而富有的冒险精神，成为支持沿海地区经济高速增长所需劳动力资源的重要补给线！从那时开始，我从外面回到家乡，慢慢看到村民的住房不断翻新，由土墙变成砖瓦房，由粗糙的外表变成瓷砖外立面的小洋楼。但是，村头那条通往崭新农家小院的道路，依然是那么的泥泞，乡村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好像长时间被人们所遗忘，也被时间所遗忘！
家乡真正的改变是在最近几年。趁着回家过年，我细心地向弟弟询问了村庄各种设施的演进情况。弟弟告诉我，自从2008年村里那条与省道相连的乡村公路铺上水泥路面之后，近几年村里的变化提升了速度：2012年建起了村委会办公楼，2014年村民用上了比较稳定的自来水，同时接通了互联网，2016年开始在家家户户免费设置了垃圾桶，集中处理生活垃圾，也在这一年，村里修通了连接家家户户的水泥路。与此同时，政府开始在村里搞田园规划，使原本高高低低，零零碎碎的农田，变得平整大块，可以进行机械化操作，由此也在农田中间修建了宽敞机耕道路，以及主干的水泥水沟水渠。2017年村里获得新农村建设项目，建起了村民活动广场，农村人开始在家门口玩起了许多健身运动，今年回来过年，发现乡村公路边多了太阳能路灯，据说过完年还要建村卫生院。
（来自非洲加纳我的留学博士生毕业后到我家乡工作，来到村里玩的兴致很高
）
家乡山村的这些变化从一定程度反映了政府
农村发展的战略转变，
从以前如何把人送出去赚回钱，到如今如何把农村建设好让农民能够留在村里致富。
从2005年提出新农村建设，到2008年
有了那条乡村水泥路，国家政策出台后两年左右的时间惠及到我的家乡。
2012年十八大之后，农村建设开始提速，因此
才有
最近几年我的家乡上述日新月异的变化。伴随家乡基础设施变化的是，一些年轻人开始陆陆续续回来，弟弟有个统计，我家所在的村屯大约160人左右，目前有过打工经历而返乡不再外出的有10多人。今天是大年初一，在村里相互拜年的人群中，明显增加了许多年轻人的身影，未来一两年打算在村里建房子回乡居住的外出打工人员也不断增多。村子里种田，现在大多使用农业新技术，因此即便回到村里，单一种田的农户已经很少，而是搞起了家庭经营。按照亚当斯密的说法，“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这是以往农村产业发展的桎梏，如今由于互联网的连接，使市场边界得到拓展，给农村产业分工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因此在乡村开始出现各种纵向与横向的分工，交易的频繁使人们有能力在村里获得更多的收入，这是我能够在村头的腐竹厂边看到“进厂务工在家乡，赚钱顾家两不误”的主要前提。
我惊喜于家乡的变化，但也会寻找一些美中不足。回来几天，我有时间就去田间地头走走，去附近的山上看看，的确发现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比如，经过田园化整治的农田里，存在许多丢弃的农药，肥料、塑料等农资包装物；退耕还林的林地里，留下
乱砍乱伐后的杂乱树枝；村庄道路两旁，杂草丛中的白色污染到处都是；偶尔一两家农户的小规模养殖场附近，原本清澈的水库池塘也多了一些污水臭气，等等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大多数属于乡村居民的行为习惯所致。因为这些农药瓶、塑料垃圾、工业用品的包装物等等，只要村民们多留一点心，养成一个习惯，在能够集中处理生活垃圾的条件下，集中处理这些废弃物并非难事。我在想，为什么硬件设施不断进步，生活不断富有的今天，村民们良好行为规范却没有得到同步养成呢？
中国有句古话“江山易改，秉性难移”，村民们丢弃废弃物的习惯大概也属于自己难移的“秉性”。
长期以来乡土农村与大自然亲近，从土里来到土里去，养成了农民没有收集废弃物的习惯，但在过去不会有任何负面作用，是因为在封闭的农村社会里，几乎不存在不能被大地降解吸纳的废弃物，因此能够实现生物学意义上的“落英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如今不一样的是，随着农业技术的进步和工业化对农村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工业废弃物进入农村，这些废弃物就不再是当年的“落英”了，而是来自外界的且不太容易被大地降解吸收的废弃物。
这样就有了一个矛盾：村民的习惯改变之难与废弃物降解之难的两难冲突！
如何化解这个两难冲突呢？总得有一方要作出改进才行。就目前的技术条件而言，要解决降解难题尚需时日，而且即便能够降解，随地丢弃废弃物也会有碍观瞻。因此，改变人的行为习惯是最佳选择。
按照制度经济学的说法，
习惯属于非正式制度，改变人的习惯属于制度变迁，而制度变迁是有成本的。
制度变迁可以是诱致性的，也可以是强制性的，如果制度变迁给人带来的利益超过其成本，就能够诱致人们设法改变自己的习惯，相反，如果制度变迁带来的利益少于其成本，人们的习惯改变就会比较困难。如今的村民能够很习惯使用现代农业技术去种田，利用互联网技术去拓展市场，关键是因为政府支付了使用这些技术所需的成本，比如连接村里的互联网，田园规划整治所需的费用都是政府提供的，村民无需支付这些费用，而利用这些基础设施能够给村民带来丰厚的经济利益，因此耕作习惯很快就改变了。但是，政府尽管给村庄提供了生活垃圾处理设施，村民能够合乎规则地处理家里的生活垃圾，却不能将田间路旁的垃圾集中起来处理，
主要是因为生活垃圾直接影响到村民私人生活时时可以触及的地方，对于公共场所的垃圾，村民就有“搭便车”的倾向，容易产生机会主义行为，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个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的“公共地悲剧”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