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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早读分享
非正式制度与企业融资约束:来自地区诚信的经验证据
导读
地区诚信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可以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升企业价值,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本文利用2005—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样本,创新性地使用北大法宝公布的诈骗案件数量构建“年度—城市”层面的诚信指数,探究地区诚信对当地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1)诚信地区的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较少,且这种作用在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及低成长性企业中更为显著,表明诚信可以弥补制度缺陷和低成长性对企业融资约束的负面影响,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本文的研究结论依然成立。(2)机制分析表明,地区诚信可以通过降低企业信息不对称程度和提高企业声誉来缓解融资约束。(3)经济后果分析表明,地区诚信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有效提升了企业价值。本研究丰富了非正式制度对企业行为影响的理论,揭示了地区诚信在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中发挥的关键作用,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诚信文化建设提供了来自资本市场的经验证据。
关键词: 地区诚信;融资约束;信息不对称;企业声誉;企业价值;
引用格式: 刘贝贝,李婷婷,李春涛.非正式制度与企业融资约束:来自地区诚信的经验证据[J].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2025,45(02):55-70.DOI:10.19559/j.cnki.12-1387.2025.02.004.
新制度经济学将制度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通常是成文制度,包括法律、法规、合同等,而非正式制度是指人们在长期社会交往过程中逐步形成并得到社会认可的行为准则,包括价值观、公序良俗和文化传统等。正式制度的制定与执行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1] ,而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传承中所积累下来的公序良俗和文化传统等非正式制度,在推动经济发展过程中也至关重要 [2]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得益于非正式制度对正式制度的有效补充,这解释了在正式制度尚不完善情况下的“中国经济增长之谜” [3] 。近年来,一些学者从不同角度关注非正式制度对企业行为的影响,比如,宗教文化能够降低企业的债务成本 [4] ,提高民营企业创新 [3] ;儒家文化能够抑制中小股东权益侵占 [5] ;方言差异减少了企业的创新投入等 [6] 。事实上,诚信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个人、企业甚至是国家的发展都是不可或缺的要素 [7]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弘扬诚信文化,健全诚信建设长效机制”,可见,诚信是一个国家和社会长治久安、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诚信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相辅相成,共同规范社会个体行为,保障市场有效运行 [2] 。近年来,康得新、康美药业、獐子岛等上市公司因财务造假和信息披露违规而深陷失信丑闻,彰显出诚信对于企业健康发展和市场稳定的重要性。因此,探究地区诚信对上市公司行为的影响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融资约束作为我国企业发展中面临的突出问题,常常直接制约企业的研发投入、运营维护和产品服务 [8] 。为了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引导金融机构加大融资支持,即便如此,依然存在很多企业难以获得信贷支持,面临着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企业之所以存在融资约束问题,其根本原因在于:一方面,企业和投资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这种信息不对称会导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使得金融机构难以准确评估企业的真实状况,不愿提供贷款或者提高利息,增加企业的融资成本 [8] 。另一方面,资本市场发展相对不完善,现有金融结构下资金进入实体经济的效率有待提高,许多企业难以从资本市场获得足够的资金支持 [9] 。已有研究指出,非正式制度有助于企业缓解融资约束问题,例如,商帮文化能够通过促进信息沟通和提高社会诚信来提高企业的商业信用 [10] ,地域商会能够有效缓解民营企业的融资约束 [11] 。然而关于地区诚信与企业融资约束的相关研究较少,诚信的测度方法缺乏客观性,诚信与融资约束的内生性处理也缺乏说服力。基于此,本文探究地区诚信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拓展和丰富了非正式制度对企业融资约束影响的文献,也为加强诚信文化建设的效果提供了经验证据。
诚信对于企业而言,不仅仅是一种道德规范,更是企业的无形资产。在企业开展经济活动时,以诚信为基础的经济行为更容易获得市场认可,有利于维系交易双方的合作关系,为企业带来更多的发展机会,对企业的经营发展产生积极影响,比如减少企业的盈余管理 [12] 和促进民营企业成长 [13] 。而事实上,地区诚信也能对企业融资约束产生影响,主要表现为:首先,良好的诚信环境会促使管理层遵守社会规范,主动披露公司信息,提高企业信息透明度 [14] ,从而使银行或非银金融机构更了解企业,使企业获得更多的资金,进而降低了企业的融资约束。其次,地区诚信氛围有助于当地企业树立形象,提高企业声誉 [15] 。声誉较高的企业,其销售额和利润额较高,且更容易获得金融机构的信任,从而缓解其融资约束 [16] 。因此,本文从信息不对称和企业声誉角度出发,实证检验地区诚信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如何对企业融资约束产生影响。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有三点:其一,现有研究多采用问卷调查数据 [7,17] 、失信人数据 [13,18] 等作为地区诚信的测度指标,但是调查问卷往往存在小样本偏差和选择性偏误,难以具有充分的代表性,后者则充斥着大量因破产或其他不可抗因素而被列为失信人的数据,他们本身并不具有主观的不诚信意图。而本文创新性地利用当地的诈骗案数量与GDP的比值构建地区诚信指标,诈骗案件的发生可以直接体现地区诚信环境,因此本文所构建的指标更直接和客观,为测度地区诚信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其二,现有研究多集中于企业内部因素 [19-22] 和正式制度 [16,23-24] 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本文从非正式制度视角出发,发现地区诚信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和提高企业声誉来缓解融资约束,拓展了企业融资约束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为政府更好地优化企业融资环境提供了经验证据。其三,本文的经济后果分析揭示了地区诚信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带来的长期经济意义,为理解地区诚信提供了新的视角。
融资约束是指市场不完备、信息不对称导致企业的外源融资成本高于内源融资成本,使得企业投资无法达到最优水平 [25] 。关于企业融资约束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企业的内部因素和外部环境。
内部因素方面,Greenwald等(1984) [19] 从信息不对称角度出发,建立了不完美市场下的优序融资理论,指出了内外部融资成本的差异,且发现企业融资约束与信息不对称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即当外部投资者与企业管理层之间信息不对称更严重时,企业管理层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有可能会损害外部投资者的利益,使得外部投资者索取风险溢价,造成融资约束。姜付秀等(2017) [20] 从股权结构角度出发,研究发现良好的信息环境有助于具有多个大股东的企业降低融资约束。于蔚等(2012) [21] 从管理层特征角度,以总经理和董事长的政治身份衡量企业是否具有政治关联,发现政治关联缓解融资约束关键在于信息效应和资源效应;祝继高等(2015) [22] 以企业的董事曾经或者目前在商业银行任职来定义企业是否存在银行关联,发现企业建立银行关联能够显著增加其银行借款额度和长期借款,进而缓解其融资约束。
外部环境方面,张新民等(2017) [23] 研究发现产业政策能够降低企业融资约束;钱雪松等(2019) [24] 发现《物权法》的出台降低了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进而缓解了企业融资约束;孙雪娇等(2019) [16] 发现柔性税收征管政策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和提升企业声誉降低了企业融资约束。魏志华等(2014) [26] 研究发现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能够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此外,从文化等非正式制度角度研究企业融资也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华秀萍等(2023) [27] 认为文化强度较高的企业,能够获得更多的商业信用融资。商帮文化是长期商业实践中逐渐形成的一种运营规范和价值观念,王孝钰等(2022) [10] 认为其有助于企业获取更多的商业信用,进而缓解融资约束;宁博等(2022) [11] 发现民营企业加入地域商会有助于其缓解融资约束。宗教是地域传统文化的代表性指标之一,Jiang等(2018) [4] 研究表明宗教文化能够降低企业的债务成本,且这种影响在信息不对称程度高的企业中更显著;类似地,潘越等(2019) [28] 研究发现地区的宗族文化能够显著降低民营企业的融资约束。
在正式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非正式制度能够协同法律保护和金融制度等正式制度来发挥积极作用,推动地区经济增长 [1-2] 、提高社会的运行效率 [29] 以及完善金融市场 [30] 。已有研究也表明了非正式制度能够对企业行为产生显著影响。比如,儒家文化能够抑制中小股东权益侵占 [5] ,减少企业避税行为 [31] 。同样地,宗教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助于缓解民营企业的融资约束 [28] ,促进企业创新 [3] 。除此,语言也是一种重要的文化表征,已有研究证明了方言差异会降低陌生人之间的信任水平,减少企业的创新投入 [6] 。
诚信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是社会中一切交易活动得以顺利进行的基础。诚信环境会对个体行为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个体所具备的高道德标准有助于减少机会主义行为,进而减少交易中的不确定性,提高合作效率 [14-15] 。一些研究发现地区诚信能够扩大企业规模、提升企业发展速度 [7] 并促进民营企业成长 [13] 。然而,戴亦一等(2019) [18] 认为上市公司在诚信水平较差的环境下,信息透明度更高且受到更多的外部监督,进而能够获得更多的银行借款。进一步,在良好诚信环境的影响下,很多企业倾向于将诚信文化作为企业的核心价值观之一,姜付秀等(2015) [12] 发现将“诚信”纳入经营文化的企业,其盈余管理行为较少。Chen等(2021) [14] 认为企业诚信文化能够提高财务信息质量,进而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鉴于非正式制度对于企业经营发展的重要性,此类研究成果仍有待丰富,且目前鲜有地区诚信对企业融资约束影响的研究。因此,本文重点探究地区诚信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新制度经济学强调了非正式制度在规范个体行为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诚信文化作为非正式制度的关键要素,具有明显的正外部性,潜移默化地影响社会个体,引导其建立更高的道德标准。在这种环境下,诚实守信的传统美德被社会个体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32] 。此外,根据“社会规范理论”,社会规范是在特定情境下群体成员都广泛认可的行为标准,遵守社会规范的行为被大家广为接受,而违反社会规范就可能会受到社会排斥或付出代价。诚信作为一种潜在的社会规范,能够有效约束社会个体行为。因此,诚信文化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被普遍认为是除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之外的重要社会资本,规范着社会个体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能够有效地影响管理层的行为决策,进而影响企业表现 [2,7,14-15] 。
一方面,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诚信可以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来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在良好诚信环境下,管理层往往拥有更高的诚信意识,以诚实守信的态度和更高的道德标准经营企业,减少对坏消息的隐藏和抑制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生 [12] ,并及时披露公司经营的相关信息,从而降低了企业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有助于金融机构等深入了解企业的真实状况。同时,诚信环境较好的地区,社会公众、媒体和政府等外部监督力量对不诚信行为的容忍度更低。企业隐瞒坏消息、夸大或扭曲财务信息等不诚信行为一旦被发现,可能会受到来自市场更大的压力,并为此付出高额成本 [33] 。理性的企业家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如果需要为不诚信行为付出更大的成本,就会选择诚信经营。因此,在诚信的环境下,企业的信息会更加透明,有效地降低了信息不对称 [15,34] 。这一信息不对称程度的缓解能有效降低金融机构的监督成本,从而愿意给企业提供更多的资金或者愿意降低利息,最终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 [14] 。
另一方面,地区诚信可以通过提高企业声誉来缓解融资约束。在良好诚信环境下,企业更倾向于将诚信作为核心价值观纳入其企业文化,并贯彻到日常经营活动中 [14] ,增强了投资者、客户、合作伙伴等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信任程度,提高企业声誉。良好声誉可以帮助企业增加销售和创造利润,增加企业现金流,并吸引更多投资者关注,有助于企业获得更多的商业信用,缓解融资约束 [16]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1。
H1 地区诚信能够缓解企业融资约束。
本文以2005—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上市公司数据来自于国泰安数据库(CSMAR),地区诚信数据来自于北大法宝 (1) 北大法宝网站:https://www.pkulaw.com。 ,本文手工收集了2005—2020年涉及诈骗的判决文书共269 196篇,按照案件审判地覆盖全国288个地级市,并用当地GDP(以亿元为单位)进行平减,作为地区诚信的测度指数,并使用当地人口(万人)替代GDP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地区层面的其他数据,诸如GDP和人口,来自各地级市不同年份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本文对样本数据进行如下处理:(1)剔除ST及退市企业样本;(2)剔除金融行业样本;(3)剔除变量缺失的样本;(4)为了规避离群值对研究结果的影响,对所有连续型变量在上下1%分位点进行缩尾(Winsorize)处理。最终得到的24 354个公司—年度观测值,涵盖230个地级市,涉及3 510家上市公司,约占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总数的90%。
1.企业融资约束( SA )
Fazzari等(1988) [25] 使用企业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来衡量融资约束,企业的融资约束越强,则投资—现金流敏感性越高。Kaplan和Zingales(1997) [35] 认为使用投资—现金流敏感性衡量企业融资约束有一定的局限性,首次以多指标的方式构建KZ指数衡量企业融资约束,但是其构建过程中包含了具有内生性的金融变量,比如现金持有量、负债程度等。为了避免内生性的干扰,Hadlock和Pierce(2010) [36] 仅使用企业规模和企业年龄两个随时间变化不大且具有很强外生性的变量构建SA指数,衡量企业融资约束。本文借鉴Hadlock和Pierce(2010) [36] 的理论,使用SA指数衡量企业融资约束。企业融资约束( SA )计算公式为
SA =-0 . 737× Size +0 . 043× Size 2 -0 . 040× Age
(1)
其中, Size 为企业年末总资产(单位为百万元)的自然对数; Age 为企业年龄,使用样本观测年份减去企业成立年份加1后取自然对数表示。 SA 绝对值越大,表明企业融资约束程度越严重。本文进一步使用KZ指数和现金流状况进行了稳健性检验。
2.地区诚信( Dishonesty )
一些跨国研究多依赖于世界价值观调查(WVS)、欧洲社会调查(ESS)、美国综合社会调查(GSS)等机构的问卷调查数据或根据Hofstede文化维度理论中的六个不同维度来衡量国家层面的信任水平。国内大部分学者对地区诚信的测度也多来源于各类社会调查数据,比如,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中有关信任的问题 [17] ,或使用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CESS)的问卷调查数据 [7] 。这种使用问卷调查数据衡量社会信任的方法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应用,但是调查问卷往往难以避免小样本偏差和选择性偏误等问题。钱先航和曹春方(2013) [37] 使用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编制的中国城市商业信用环境指数(CEI)衡量地区信任。申丹琳和江轩宇(2022) [34] 以各省份的无偿献血率衡量社会信任,但此类数据存在滞后性,不能客观及时地反映地区诚信环境的变化。近年来,也有学者从其他视角和层面构建了诚信指标。戴亦一等(2019) [18] 、余泳泽等(2020) [13] 使用最高人民法院的失信被执行人数据衡量地区诚信,但此类数据充斥着大量因破产或其他不可抗因素而被列为失信人的数据,他们本身并不具有主观的不诚信意图,导致测度标准有失偏颇。
“北大法宝”法律数据库是中国最完备的法律信息全方位检索系统,收录了各级人民法院陆续公布的法律文书和重要案件信息。诈骗行为是由于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使被害人信以为真,以致“自愿”将自己持有的财物交给犯罪分子的行为,本质上是一种不诚信行为。一个地区的诈骗案越多,反映出该地区的诚信问题越严重。借鉴戴亦一等(2019) [18] 、余泳泽等(2020) [13] 使用失信被执行法院所在地来判断失信地区的思路,本文手工收集了北大法宝2005—2020年所有诈骗案件的判决文书,判决文书中包含了当事人信息、案件信息和判决结果等内容,然后依据诈骗案件审判地来构建地区诚信指标。指标构建步骤如下。
首先,使用正则表达式 [38] 提取案件审判法院所处城市和案件发生的时间;其次,对于信息模糊导致正则表达式查询失败的判决文书,进一步通过人工阅读进行判断;最后,检索到2005—2020年间所有诈骗案件的城市和年份信息,并根据各地级市行政区划代码进行匹配,计算每个地级市每年诈骗案件的数量。考虑到各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进一步使用各地级市每年诈骗案件总量与该地级市GDP(亿元)的比值来构建地区诚信指标( Dishonesty )。 Dishonesty 是诚信的反向指标,其值越大,表明该地区的诚信环境越差,越小则表明该地区的诚信环境越好。
本文主要变量定义见表1。
表1 变量定义
参考戴亦一等(2019) [18] ,本文使用如下模型来验证地区诚信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作用。
SA = β 0 + β 1 Dishonesty + β 2 Controls + β 3 ∑ Year + β 4 ∑ Industry + ε
(2)
其中,被解释变量 SA 是企业融资约束;核心解释变量 Dishonesty 是地区诚信的反向指标; Controls 是控制变量,参考孙雪娇等(2019) [16] 、戴亦一等(2019) [18] ,本文控制了企业层面的企业规模( Size )、资产收益率( ROA )、资产负债率( LEV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TOP 1)、企业所有权性质( SOE )、企业成长性( Growth )、董事会规模( Boardsize )、董事长与总经理是否两职合一( Duality )、董事会独立性( Indep )。为了控制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性,参考戴亦一等(2019) [18] ,进一步控制了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 PGDP )、市场化进程( Market )。此外,为了控制行业和年份不变因素的影响,模型中加入了行业和年份的固定效应,行业分类标准按照2012年中国证监会的行业分类。根据假设H1,若 β 1 >0,则表明地区诚信能显著缓解企业融资约束。
表2报告了本文主要变量的基本统计信息。企业融资约束( SA )的平均值为3.78,与孙雪娇等(2019) [16] 的3.48相似。 SA 的最小值与最大值差距较大,表明不同企业的融资约束存在较大的差异。地区诚信D ishonesty 的最小值约为0.000 1(山东省青岛市),最大值为0.41,表明不同地区的诚信环境具有较大差异。样本中大约38%的企业为国有企业;大约26.7%的公司,其董事长和总经理由同一个人兼任。
表2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已有文献主要使用以下指标衡量地区诚信:第一,2013年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将具有“有能力履行而拒不履行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等情形之一的被执行人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并向社会开通“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平台,社会各界均能够通过该平台查询全国法院(不包括军事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戴亦一等(2019) [18] 、余泳泽等(2020) [13] 以失信自然人或法人人数为基础,并与当地GDP进行平减作为地区诚信的指标( DisTrust ), DisTrust 值越大,表明地区诚信环境越差。
第二,中国城市商业信用环境指数( CEI )从信用投放、征信市场、政府信用监管、公司信用管理、失信违规行为、诚信教育和公司感受七个维度衡量各城市的信用环境, CEI 取值为0—100,数值越大表示该城市的信用环境越好 [37] 。
第三,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CESS)的调查问卷中,被访谈人需要回答如下的问题:“根据您的经验,您认为哪五个地区的企业比较守信用并排序”。基于此问卷的结果,张维迎和柯荣住(2002) [7] 对各地区获得的排序数据赋值,第一赋值5分,第二赋值4分,依次类推,进一步以各地区在各个位次的得票百分比为权数,对排序赋值进行加权得到各省份的信任指数( CESS )。
第四,申丹琳和江轩宇(2022) [34] 以各省份的无偿献血率( Blood )衡量社会信任。无偿献血是社会个体自发帮助其他人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社会中的信任水平。
为了验证本文所构建地区诚信指标( Dishonesty )的有效性,分别使用上述文献中的四个指标与本文所构建的地区诚信指标进行相关性分析,表3为相关性分析结果。其中 DisTrust 与 Dishonesty 的相关性系数为正并显著, CEI 、 CESS 、 Blood 与 Dishonesty 的相关性系数为负并显著,表明本文构建指标具有合理性。
表3 诚信指标相关性分析
注:***表示在1%的水平上显著。
表4报告了地区诚信对企业融资约束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被解释变量为企业融资约束( SA ),核心解释变量为地区诚信的反向指标( Dishonesty ),为了消除异方差性等因素的影响,本文使用了聚类稳健标准误。
表4 基准回归结果
注:括号内为T统计量,***、**和*分别代表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在仅控制行业和年份固定效应的情况下,表4列(1)显示 Dishonesty 的系数为正,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4列(2)进一步控制了企业规模( Size )、资产收益率( ROA )、资产负债率( LEV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TOP 1)、企业所有权性质( SOE )、企业成长性( Growth )、董事会规模( Boardsize )、董事长与总经理是否两职合一( Duality )、董事会独立性( Indep )、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 PGDP )和市场化进程( Market ),结果发现 Dishonesty 的系数仍为正,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良好的诚信环境可以约束企业行为,有效地降低信息不对称和提高企业声誉,最终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证明了地区诚信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能够有效地发挥监督作用,降低了企业融资约束,支持假设H1。从经济意义上看,以表4列(2)为例,在保持其他控制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地区诚信环境每增加1个标准差,企业融资约束降低3.61%(=0.334×0.027/0.250)个标准差,表现出一定的经济显著性。
控制变量 Size 和 Growth 的系数均为负并显著,说明大规模企业和高成长性企业能够获得更多的信贷资源,这与邓可斌和曾海舰(2014) [39] 的研究相符; LEV 变量的系数为正,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负债越多的企业有更高的债务偿还压力,使得投资者不愿提供新的融资; TOP 1变量的系数为负,且在1%的水平显著,较高的股权集中度缓解了企业融资约束,这表明我国企业存在股权融资偏好,与陆正飞和叶康涛(2004) [40] 的研究契合; Indep 变量的系数为负,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董事会独立性越高,越有利于管理层做出正确决策,有效地改善公司治理水平,进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 PGDP 的系数为负,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通常伴随着更发达的金融体系和更丰富的金融资源,有助于缓解当地企业的融资约束。
地区诚信与企业融资约束的估计结果有可能受到遗漏变量和反向因果的影响。一方面,一些地区层面因素如文化等,可能既会影响地区诚信,也会影响企业的融资约束,从而导致缺失关键变量带来的内生性和估计偏差;另一方面,融资约束低的地区,诚信环境较好,并不一定是地区诚信导致企业融资约束降低,还可能是由于企业不存在融资难,从而不需要进行欺诈行为,导致反向因果问题。本文使用工具变量法来缓解地区诚信与融资约束之间的内生性。
首先,参考Chen等(2022) [41] ,本文收集了大跃进时期地级市农作物亩产量的浮夸数据构造浮夸风指标( Pompous )。“浮夸风”本身是一种在作物产量汇报中的不诚信行为,在浮夸严重的地区,这种不诚信有可能得到传承,因此在浮夸风与地区诚信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满足作为地区诚信工具变量的相关性条件。大跃进发生在60年前左右,对当今企业的融资约束没有直接的影响,但是可以通过影响地区诚信影响企业的融资,因此满足工具变量的外生性要求。本文检索了《人民日报》1958—1960年的所有报道76 446篇,检索到涉及农作物亩产超过千斤的报道共1 359篇。通过人工阅读,确定其报道的区县并映射到如今的地级市层面。本文使用浮夸的亩产量与1978年公布的实际亩产量的比值作为浮夸程度的测度指标 (2) 稻谷、小麦、玉米、薯类、油料、棉花、麻类、甘蔗、甜菜、烟叶作物参考《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1978年中国作物总产量和播种面积计算得到全国实际平均亩产量,豆类、小米、杂粮、粮食等则参考1961年世界农业统计年鉴(International Yearbook of Agricultural Statistics)中我国的谷物单产计算。 。最后,将每个地级市的多次浮夸程度进行累加,得到地级市农作物亩产量的浮夸风指标( Pompous )。由于浮夸风数据为截面数据,本文将浮夸风指标与年份趋势进行交互作为地区诚信的工具变量。对应的第一阶段回归中,有10个交乘项系数为正并显著,同时也通过了Cragg-Donald Wald弱工具变量检验 (3) 工具变量第一阶段相关结果留存备索。 ,说明浮夸风程度是地区诚信的有效工具变量。表5列(1)是第二阶段回归结果, Dishonesty 的系数为正,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弱化内生性后,本文的结论没有显著变化。
表5 内生性处理:工具变量法
其次,参考Hasan等(2022) [42] ,本文使用民族多样性( Ethnic )作为地区诚信的工具变量。具体地,使用2000年和2010年的中国人口普查数据计算地区最大族群人口占比 (4) 由于数据的可获取性,本文使用2000年人口普查结果作为2010年以前年度样本的最大族群人口占比数据,以2010年人口普查结果作为2010年及以后样本的最大族群人口占比数据。 ,来衡量民族多样性( Ethnic ), Ethnic 越大,表示民族多样性程度越低。对应的第一阶段回归中, Ethnic 的系数为负,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同时也通过了Cragg-Donald Wald弱工具变量检验,说明民族多样性是地区诚信的有效工具变量。表5列(2)报告了第二阶段回归结果, Dishonesty 的系数为正,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即地区诚信环境越差,当地企业的融资约束越高,说明弱化内生性后,本文的结论依然成立。
本文更换诚信指标进行了如下的稳健性检验:(1)考虑到人口规模对城市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进一步使用地级市诈骗案件数量与该地级市年末总人口(万人)的比值衡量地区诚信( Dishonesty _ pop )。(2)考虑到一个地区的诚信环境受相邻城市诚信环境的影响,在一个更大的区域范围内地区诚信环境可能是相似的。因此,将核心解释变量地区诚信的衡量范围从地级市层面扩大至省级层面( Dishonesty _ prov )进行回归分析。(3)参考钱先航和曹春方(2013) [37] ,本文使用中国城市商业信用环境指数( CEI )衡量地区诚信。(4)参考张维迎和柯荣住(2002) [7] ,使用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的地区信任调查数据计算得到各省份的信任指数( CESS )来衡量诚信。(5)参考申丹琳和江轩宇(2022) [34] ,以地区的无偿献血率( Blood )衡量地区诚信。以上稳健性检验结果见表6,在更换了诚信测度指标后,这些指标的系数仍然显著。
表6 稳健性检验Ⅰ:替换地区诚信指标
本文进一步替换企业融资约束指标、添加城市固定效应和使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借鉴Kaplan和Zingales(1997) [35] ,本文使用KZ指数衡量企业融资约束( KZ ), KZ 越大,表明企业融资越难。由于融资约束受企业现金流状况的影响,进一步利用现金或现金等价物在总资产的占比来衡量现金流状况( Cash )。企业拥有的现金流越多,需要的外部融资金额就越小,融资约束就越低。此外,在回归模型中控制了城市固定效应以及使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作为进一步的稳健性检验。以上稳健性检验结果见表7,回归结果依然支持本文的结论。
表7 稳健性检验Ⅱ:替换企业融资约束指标、更换模型
1.市场化程度
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通常拥有较为完善的信息披露制度和较为发达的金融市场,这缓解了企业的融资约束。因此,本文研究在市场化程度不同时,地区诚信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为此,本文在基础回归模型中加入地区诚信( Dishonesty )和市场化程度( Market )的交互项 Dishonesty × Market 。表8列(1)是回归结果,结果显示 Dishonesty × Market 的系数为负,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市场化程度较低时,地区诚信更能够显著降低企业融资约束。由此可知,在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诚信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弥补了正式制度的缺陷,能够约束企业行为,降低信息不对称,缓解融资约束。
表8 异质性分析
2.企业成长性
高成长性企业通常持有更多现金,具有更好的发展前景与增长潜力。因此,在资本市场,高成长性企业往往能够带来更高的资本增值空间,得到更多投资者的青睐,拥有良好的声誉,降低了融资约束。低成长性企业通常表现出较低的盈利能力,内部资金不足以支持未来的投资需求且缺乏市场竞争优势,对于此类企业,投资者往往持有更保守的态度,企业融资能力受限,面临更高的融资约束 [39] 。因此,本文进一步探究地区诚信对不同成长阶段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为此,本文在基准回归模型中加入地区诚信( Dishonesty )和企业成长性( Growth )的交互项 Dishonesty × Growth 。表8列(2)报告了相关结果,发现交互项 Dishonesty × Growth 的系数为负,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地区诚信更能缓解低成长性企业的融资约束。
诚信文化在无形之中对社会个体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一方面约束管理层提高道德标准,减少机会主义行为,降低投资者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进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另一方面,诚信氛围有助于企业诚信经营并建立良好的品牌形象,提高企业声誉,增加销售和创造利润,并吸引更多投资者关注,从而有效地缓解融资约束。因此,本文进一步从信息不对称和企业声誉角度来探究地区诚信如何降低企业融资约束。
参考于蔚等(2012) [21] ,本文使用企业股票交易数据构建流动性比率指标( LR )、非流动性比率指标( ILL )和收益率反转指标( GAM )来衡量股票流动性,并进行主成分分析,提取第一主成分来捕捉非对称信息,测度信息不对称程度( ASY )。信息不对称程度越高,逆向选择问题越严重,股票流动性越低。 LR 、 ILL 和 GAM 的测算方法如下
(3)
(4)
GAM i , t =| γ i , t |
(5)
(6)
其中,
r
i
,
t
,
k
表示企业
i
在年度
t
第
k
个交易日的股票收益率,
V
i
,
t
,
k
表示企业
i
在年度
t
的第
k
个交易日的成交量,
D
i
,
t
表示企业
i
在年度
t
的交易天数;
GAM
指标中的
γ
i
,
t
是通过式(6)估计得到的,
为超额收益率,
r
m
,
t
,
k
是以流通市值为权重加权得到的市场收益率。另外,式(6)中的sign函数根据输入值的正负返回相应的值,当输入值为正数时返回1,为零时返回0,为负数时返回-1。
表9前两列报告了信息不对称机制的回归结果,列(1)中 Dishonesty 的系数为正,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诚信环境好的地区,其企业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显著降低。列(2)中 ASY 的系数为正,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即企业信息不对称程度越高,面临的融资约束越严重,说明诚信能够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来缓解企业融资约束。
表9 机制分析:信息不对称和企业声誉
媒体可以通过新闻报道来塑造社会公众对企业的认知形象,进而影响企业声誉。因此,参考杜善重和马连福(2024) [43] ,本文使用新闻媒体每年对企业的正面报道次数加1取对数来衡量企业声誉( Reputation )。表9列(3)是 Dishonesty 对企业声誉( Reputation )的回归结果,列(4)是 Reputation 对融资约束( SA )的回归结果。首先,在列(3)中, Dishonesty 的系数为负,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地区诚信环境有助于企业树立品牌形象,提高企业声誉。列(4)中 Reputation 的系数为负,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即企业声誉越好,其面临的融资约束越低。以上结果表明地区诚信能够通过提高企业声誉来缓解融资约束。
融资约束的存在使企业难以获得外部融资,被迫放弃一些具有投资价值的项目,这限制了企业的发展潜力,阻碍了企业价值的提升。因此,本文进一步分析融资约束的降低对企业价值的影响,这有助于理解地区诚信带来的长期效益。本文进一步使用托宾Q衡量企业价值,并检验地区诚信( Dishonesty )与融资约束( SA )的交互项 Dishonesty × SA 对企业价值的影响。表10的回归结果表明地区诚信能够通过降低融资约束进而提升企业价值,进一步验证了诚信对企业价值的提升作用。
表10 经济后果:企业价值
本文利用2005—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样本,探究地区诚信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1)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地区诚信能够显著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在使用浮夸风程度和民族多样性作为地区诚信的工具变量来缓解内生性,以及替换地区诚信、融资约束的衡量指标和更换回归模型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2)诚信对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在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及成长性较低的企业中更为突出,表明诚信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能够在正式制度不足及企业成长性较低时发挥替代作用。(3)地区诚信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和提高企业声誉来缓解融资约束。(4)诚信文化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对企业的影响具有显著的长期经济效应,有助于提升企业价值,助力企业成长。
基于以上研究结果,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启示:第一,各个省市应继续弘扬诚信文化,健全诚信建设长效机制,培育良好的诚信环境,使诚信文化成为地区发展的名片。这不仅有助于吸引更多的外部投资者,还能够促使不同地区的企业建立信任并进行合作,有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第二,企业应将诚信作为企业文化,营造良好的内部诚信环境,这能够有效地提高企业声誉,吸引投资者和客户,从而促进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第三,企业需要积极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加强声誉建设,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与当地诚信环境相契合,充分发挥地区诚信对企业发展的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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