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名称: 现代财经
《现代财经》是由天津财经大学学报编辑部编辑出版的一份反映中国财经管理类专业期刊。所选用、发表的稿件紧扣中国经济发展脉博,透析中国经济发展深层动因,探索中国经济发展之路,关注社会民生,把握财经类学术研究动态,突出前瞻性、前沿性、科学性和针对性
目录
相关文章推荐
51好读  ›  专栏  ›  现代财经

《现代财经-早读早分享》2025年3月31日周一(第3328期)

现代财经  · 公众号  ·  · 2025-03-31 00:00

正文

请到「今天看啥」查看全文


今天是2025年3月31 日,星期一,农历三月初三,美好的一天从阅读《现代财经-早读早分享》开始!

每日晨语


每一次拼搏,皆是幸运的序章。深植根基,方能茁壮成长。逐梦途中,踏实迈好每一小步,持续行动、不断实践,终会实现人生的蜕变。美好的一天从拼搏开始!周一,早安!

以下内容是由《现代财经》编辑部根据国内外财经类门户网站相关资讯编辑整理而成(总第3328期)。原创不易,敬请尊重。谢谢鼓励。

一、早读分享

1、国家发改委:持续优化民营企业参与“两新”的政策环境。 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举办的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会议上了解到,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实施以来,有力支持了民营企业发展。下一步,将持续优化民营企业参与“两新”的政策环境,加紧下达2025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设备更新投资补助资金。优化民营企业设备更新的融资环境,加大力度实施贷款贴息,将在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的基础上,研究制定加力实施设备更新贷款贴息政策,进一步降低经营主体的融资成本。(澎湃新闻)
蔡子微评: 优化 政策环境对民营企业参与“两新”项目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政策支持,民营企业能够更好地抓住市场机遇,提升产品迭代升级能力,满足消费需求,促进企业转型和扩大再生产。此举不仅激发市场活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还为消费者提供更多优质产品选择,促进消费升级。未来,应进一步完善政策体系,加强政策落实,确保民营企业能够充分享受政策红利。
话题关注: 民营企业创新能力提升路径研究——基于创新激励政策及营商环境优化视角
2、聚焦跨境电商、口岸开放,我国稳外贸再加力。 28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推进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建设汇报,审议通过《关于优化口岸开放布局的若干意见》。会议明确,要做好新一轮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扩围工作,进一步拓宽覆盖面;要打造定位明确、功能互补的沿海、边境、航空、内河口岸,加快建设重点枢纽和区域节点口岸。近年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跨境电商凭借线上交易、非接触式交货、交易链条短等优势,成为我国外贸发展的重要力量。(中经网)
蔡子微评: 跨境 电商在复杂外部环境下异军突起,成为外贸发展的重要力量。会议部署新一轮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扩围工作,意义重大,有助于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吸引更多企业投身跨境电商领域,增强行业发展信心。未来,应加强跨境电商与口岸开放的政策协同,促进区域资源、劳动力、技术、数据等要素的流动和配置,带动国内贸易需求,实现国内外市场的深度融合。
话题关注: 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扩围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研究
3、金观平:大力发展服务型制造。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深化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试点,加快发展服务型制造。这一部署,深刻把握了全球制造业发展新趋势,明确了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方向,对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具有重要意义。服务型制造并非制造与服务简单相加,而是两者深度融合的新型产业形态。服务型制造通过创新优化生产组织形式、运营管理方式和商业发展模式,不断增加服务要素在投入和产出中的比重。(中国经济网)
蔡子微评: 服务 型制造是制造企业发展的一种战略导向,而数字化转型为该战略 的实现 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然而,服务型制造在发展过程中还存在高端服务能力不足、标准体系不完善等问题。未来,应加强企业认知与战略规划,通过培训、研讨会、案例分享等方式,帮助企业管理层深入理解服务型制造的理念和价值。同时,要提升高端服务能力,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与高校、科研机构合作,开展高端服务技术与模式创新。
话题关注: 数字化转型对服务型制造的影响探究——基于嵌入和混入视角
4、协力支持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大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支持。数字化转型是中小企业提升创新能力的关键举措,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当前,我国中小企业正处于数字化转型关键阶段,众多中小企业顺应数实融合发展趋势,积极推进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方向转型发展。近年来,我国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在顶层政策布局与地方实践探索双重驱动下,取得了系统性、突破性进展。(中国经济网)
蔡子微评: 我国 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仍面临政策支持力度不足和数据安全性不足等问题。未来,应加强政策扶持力度,完善财政专项资金统筹机制,将数字化转型政策与“专精特新”企业 扶持 政策有效衔接,提供专项贷款和贷款贴息等工具。同时,要加强数据安全管理,建立健全数据安全管理体系,采用先进的安全技术和工具,定期进行安全评估和漏洞修复。
话题关注: 数字经济时代下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政策完善与数据安全管理研究
5、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应用场景为温州公共治理增新量。 银发经济催生的陪诊服务,在精准的数据匹配下,提供了更多的“无忧”选择;数智化的“云端招聘”现场,海量简历自动匹配岗位需求,促成供求双方“双向奔赴”;应用于银行业的业务平台,搭载高安全信息,守好百姓的“钱袋子”……从健康养老到高质量就业再到金融监管,温州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应用场景上线一年以来,正为这座城市的公共治理与民生服务增添新 。近年来,温州锚定“数字化改革先行市”总目标,积极探索公共数据共享路径,归集844亿余条数据信息。(中国经济网)
蔡子微评: 温州 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应用场景的上线,为公共治理与民生服务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然而,公共数据管理仍存在数据监督性不足和统筹机制不完善等问题。未来,应进一步完善统筹管理机制,建立多元参与、权责均衡的数据治理体系,明确政务数据统筹管理机构和运行管理机制。同时,要完善监督管理机制,明确日常监管职责和模式,建立健全监督管理措施和监督机制。
话题关注: 新经济时代下公共数据管理的统筹管理机制与监督机制研究
6、天津发力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3月27日,记者从天津市政府新闻办发布会上获悉,天津以城乡融合发展为主线,推进乡村全面振兴,部署五类22项重点工作,将实施构建多元食物供给体系、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等六项升级提质工程。以旅促融,天津将打造一批示范性、标杆性乡村旅游项目,推出一系列乡村旅游精品线路,促进农商文旅体融合发展。以产促融,聚焦做优做强农业全产业链,健全产业链上下游环节,推动产业集群化、规模化、特色化发展,做足做活“粮头食尾”“畜头肉尾”“农头工尾”文章。(经济日报)
蔡子微评: 天津市 在推动乡村振兴战略中,通过创新农业技术,注重生态修复和海洋资源的利用,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将科技创新与农业生产结合起来,不仅能提高生产效率,也能推动农产品的多样化和品质提升。同时,天津的乡村旅游发展也紧密结合产业特色,充分发挥乡村文化和农业优势,带动了乡村经济的全面复兴。这种集农业、旅游、科技与文化于一体的融合发展模式,为其他地区提供了值得借鉴的经验。
话题关注: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乡村全面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协同建设研究
7、石头科技:以创新科技引领行业未来。 日前,石头科技携扫地机器人、洗地机、洗衣机、吸尘器 系列新品亮相2025中国家电及消费电子博览会,以创新科技引领了全球清洁行业新潮流。首次将激光雷达导航技术大规模应用于扫地机器人领域,首创双光源固态激光雷达导航避障技术……一系列颠覆性创新,推动石头科技迈入“百亿营收俱乐部”,扫地 机器人 实现2024年全球销量和销售额双第一,国产品牌首次在销量上超越了irobot。(经济日报)
蔡子微评: 石头 科技的成功不仅源于其强大的技术研发能力,还得益于其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和全球化布局。通过不断创新,尤其是在激光雷达导航技术上的突破,石头科技不仅提升了产品的智能化水平,也引领了整个行业的技术进步。其研发投入占比高于行业平均水平,充分体现了其对未来发展的战略眼光 而在全球化战略方面,石头科技通过精准的市场定位,特别是在北美市场的深耕,成功实现了品牌的国际化和市场占有率的提升。未来,石头科技将可能在全球智能家居行业中占据更加重要的地位。
话题关注: 数字经济时代下科技创新如何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8、深圳向企业发放首批近2亿元“训力券”。 财联社3月29日电,深圳3月29日发放首批“训力券”,总额近2亿元,惠及40余家人工智能和具身智能机器人企业。同日,深智城3000P Flops的智算中心正式启用,标志着深圳算力建设取得重大突破性进展。深圳市发改委负责人表示,接下来,为持续提升智能算力规模,深圳将推动现有智能算力中心倍增扩容,建设一批国产智能算力中心,打造算力高地,到2026年,全市实时可用智能算力超过80E FLOPS,充分满足企业对智能算力的需求。(财联社)
蔡子微评: 深圳 发放“训力券”与智算中心建设体现政府主导的算力 供给侧改革 逻辑,但需警惕补贴可能扭曲市场资源配置、国产算力中心的技术替代路径尚未打通、区域算力协同机制缺失等问题。未来,应进一步优化补贴政策,加强技术研发投入,提升国产算力中心的技术水平;探索算力资源的弹性调度与跨区域共享模式,提高算力资源的利用效率。
话题关注: 政府算力补贴的“资源错配”风险研究——基于企业需求预测与政策激励的博弈模型
9、吉林构建人工智能创新矩阵,加速老工业基地数字化转型。 2025年吉林省数字经济发展促进大会暨第二届吉林省人工智能大会近日在长春举办。大会集中展示了人工智能与老工业基地转型深度融合的阶段性成果,通过政策引领与技术赋能双轮驱动,为吉林构建起人工智能创新矩阵,加速传统产业向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人民网)
蔡子微评: 智融合为传统工业产业绿色低碳转型注入强大动力。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企业可精准监测能源消耗、优化生产流程,降低碳排放。智能化设备与管理系统还能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浪费。这不仅契合全球绿色发展理念,也为传统工业开辟新发展空间。推动数智融合,需加强技术研发投入,培养复合型人才,完善政策支持体系,助力工业迈向可持续未来。
话题关注: 数智融合助力传统工业产业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研究
10、上海市智能算力资源统筹调度服务平台上线。 数字经济时代,算力正在为千行百业注入新活力、开拓新机遇。记者从上海市经信委获悉,上海市智能算力资源统筹调度服务平台28日上线。该平台旨在充分整合全市、全国的优质算力资源,实现跨市域、跨资源池、跨厂商的异构智能算力资源调度和交易,让有智算需求的中小企业用户找得到、用得上、用得好。上海市经信委主任张英表示,面向未来,上海将充分利用超大城市的综合优势,加快建设更具国际影响力的人工智能“上海高地”,为智算产业发展打开新机遇、开拓新领域。(新华网)
蔡子微评: 上海市 智能算力资源统筹调度服务平台的上线,为中小企业提供了便捷、高效的算力服务。这一平台不仅有助于降低企业创新成本,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的普及和应用,还能够促进算力产业的蓬勃发展,为上海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人工智能高地提供有力支撑。未来,应进一步优化平台功能,提升算力资源的利用效率,推动算力产业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
话题关注: 智能算力服务平台的融合框架与提升策略探究
11、低空经济再迎政策利好!城市上空“City Fly”将怎么飞?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对外发布了转发商务部关于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最新政策。其中在“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扩容”部分,提到了多项与低空经济有关的政策措施。未来城市上空的“City Fly”将怎么飞?在《关于支持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建设的若干措施》中提到,探索在具备安全条件的地区开通低空物流航线、开发低空旅游项目,拓展低空消费场景。专家认为,发展低空经济对提振消费、扩大内需,可以起到支持作用。(中国经济网)
蔡子微评: 低空 经济作为新兴产业,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然而,其发展仍面临法规体系不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等问题。未来,应优化监管机制,建立低空经济管理的统一协调机制,明确各部门职责,简化飞行审批流程。同时,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加大通用机场建设力度,规划建设一批无人机小型起降平台、中型起降场、大型起降枢纽等 此外,还需加强低空经济与相关产业的协同发展,形成产业集群效应。
话题关注: 低空经济现代化水平的统计测度与时空特征
12、多地民警不建议安装家用摄像头,智能家电需守住信息安全。 财联社3月30日电,多地民警提醒,因为可能存在网络传输隐患,导致隐私泄露风险,不建议安装家用摄像头,引发公众对智能家电信息安全问题的关注。信息安全能力建设,是智能家电生态系统建设中的重要一环。只有让智能家电实现“智慧”与“安全”并行,构筑起放心无虞、安全可控的智能家电应用环境,才能让消费者乐享智慧生活。(经济日报)
蔡子微评: 民警 警示家用摄像头 隐私 风险折射出智能家居安全治理的深层矛盾。技术便利性与安全性的失衡、用户知情权与厂商责任的错位、监管滞后性与技术迭代速度的脱节等问题亟待解决。未来,应加强技术研发,提升智能家电的安全性能;完善法律法规,明确厂商和用户的责任与权利;加强消费者教育,提高用户的信息安全意识。
话题关注: 智能家居隐私保护的“便捷-安全”悖论研究——基于多国安全认证标准的动态博弈模型
二、今日社科期刊佳作关注

非正式制度与企业融资约束:来自地区诚信的经验证据


作者:刘贝贝,李婷婷,李春涛 来源:《现代财经》2025年第2期

导读

地区诚信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可以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升企业价值,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本文利用2005—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样本,创新性地使用北大法宝公布的诈骗案件数量构建“年度—城市”层面的诚信指数,探究地区诚信对当地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1)诚信地区的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较少,且这种作用在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及低成长性企业中更为显著,表明诚信可以弥补制度缺陷和低成长性对企业融资约束的负面影响,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本文的研究结论依然成立。(2)机制分析表明,地区诚信可以通过降低企业信息不对称程度和提高企业声誉来缓解融资约束。(3)经济后果分析表明,地区诚信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有效提升了企业价值。本研究丰富了非正式制度对企业行为影响的理论,揭示了地区诚信在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中发挥的关键作用,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诚信文化建设提供了来自资本市场的经验证据。

关键词: 地区诚信;融资约束;信息不对称;企业声誉;企业价值;

引用格式: 刘贝贝,李婷婷,李春涛.非正式制度与企业融资约束:来自地区诚信的经验证据[J].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2025,45(02):55-70.DOI:10.19559/j.cnki.12-1387.2025.02.004.


一、引言

新制度经济学将制度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通常是成文制度,包括法律、法规、合同等,而非正式制度是指人们在长期社会交往过程中逐步形成并得到社会认可的行为准则,包括价值观、公序良俗和文化传统等。正式制度的制定与执行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1] ,而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传承中所积累下来的公序良俗和文化传统等非正式制度,在推动经济发展过程中也至关重要 [2]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得益于非正式制度对正式制度的有效补充,这解释了在正式制度尚不完善情况下的“中国经济增长之谜” [3] 。近年来,一些学者从不同角度关注非正式制度对企业行为的影响,比如,宗教文化能够降低企业的债务成本 [4] ,提高民营企业创新 [3] ;儒家文化能够抑制中小股东权益侵占 [5] ;方言差异减少了企业的创新投入等 [6] 。事实上,诚信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个人、企业甚至是国家的发展都是不可或缺的要素 [7]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弘扬诚信文化,健全诚信建设长效机制”,可见,诚信是一个国家和社会长治久安、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诚信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相辅相成,共同规范社会个体行为,保障市场有效运行 [2] 。近年来,康得新、康美药业、獐子岛等上市公司因财务造假和信息披露违规而深陷失信丑闻,彰显出诚信对于企业健康发展和市场稳定的重要性。因此,探究地区诚信对上市公司行为的影响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融资约束作为我国企业发展中面临的突出问题,常常直接制约企业的研发投入、运营维护和产品服务 [8] 。为了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引导金融机构加大融资支持,即便如此,依然存在很多企业难以获得信贷支持,面临着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企业之所以存在融资约束问题,其根本原因在于:一方面,企业和投资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这种信息不对称会导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使得金融机构难以准确评估企业的真实状况,不愿提供贷款或者提高利息,增加企业的融资成本 [8] 。另一方面,资本市场发展相对不完善,现有金融结构下资金进入实体经济的效率有待提高,许多企业难以从资本市场获得足够的资金支持 [9] 。已有研究指出,非正式制度有助于企业缓解融资约束问题,例如,商帮文化能够通过促进信息沟通和提高社会诚信来提高企业的商业信用 [10] ,地域商会能够有效缓解民营企业的融资约束 [11] 。然而关于地区诚信与企业融资约束的相关研究较少,诚信的测度方法缺乏客观性,诚信与融资约束的内生性处理也缺乏说服力。基于此,本文探究地区诚信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拓展和丰富了非正式制度对企业融资约束影响的文献,也为加强诚信文化建设的效果提供了经验证据。

诚信对于企业而言,不仅仅是一种道德规范,更是企业的无形资产。在企业开展经济活动时,以诚信为基础的经济行为更容易获得市场认可,有利于维系交易双方的合作关系,为企业带来更多的发展机会,对企业的经营发展产生积极影响,比如减少企业的盈余管理 [12] 和促进民营企业成长 [13] 。而事实上,地区诚信也能对企业融资约束产生影响,主要表现为:首先,良好的诚信环境会促使管理层遵守社会规范,主动披露公司信息,提高企业信息透明度 [14] ,从而使银行或非银金融机构更了解企业,使企业获得更多的资金,进而降低了企业的融资约束。其次,地区诚信氛围有助于当地企业树立形象,提高企业声誉 [15] 。声誉较高的企业,其销售额和利润额较高,且更容易获得金融机构的信任,从而缓解其融资约束 [16] 。因此,本文从信息不对称和企业声誉角度出发,实证检验地区诚信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如何对企业融资约束产生影响。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有三点:其一,现有研究多采用问卷调查数据 [7,17] 、失信人数据 [13,18] 等作为地区诚信的测度指标,但是调查问卷往往存在小样本偏差和选择性偏误,难以具有充分的代表性,后者则充斥着大量因破产或其他不可抗因素而被列为失信人的数据,他们本身并不具有主观的不诚信意图。而本文创新性地利用当地的诈骗案数量与GDP的比值构建地区诚信指标,诈骗案件的发生可以直接体现地区诚信环境,因此本文所构建的指标更直接和客观,为测度地区诚信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其二,现有研究多集中于企业内部因素 [19-22] 和正式制度 [16,23-24] 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本文从非正式制度视角出发,发现地区诚信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和提高企业声誉来缓解融资约束,拓展了企业融资约束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为政府更好地优化企业融资环境提供了经验证据。其三,本文的经济后果分析揭示了地区诚信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带来的长期经济意义,为理解地区诚信提供了新的视角。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融资约束的影响因素研究

融资约束是指市场不完备、信息不对称导致企业的外源融资成本高于内源融资成本,使得企业投资无法达到最优水平 [25] 。关于企业融资约束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企业的内部因素和外部环境。

内部因素方面,Greenwald等(1984) [19] 从信息不对称角度出发,建立了不完美市场下的优序融资理论,指出了内外部融资成本的差异,且发现企业融资约束与信息不对称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即当外部投资者与企业管理层之间信息不对称更严重时,企业管理层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有可能会损害外部投资者的利益,使得外部投资者索取风险溢价,造成融资约束。姜付秀等(2017) [20] 从股权结构角度出发,研究发现良好的信息环境有助于具有多个大股东的企业降低融资约束。于蔚等(2012) [21] 从管理层特征角度,以总经理和董事长的政治身份衡量企业是否具有政治关联,发现政治关联缓解融资约束关键在于信息效应和资源效应;祝继高等(2015) [22] 以企业的董事曾经或者目前在商业银行任职来定义企业是否存在银行关联,发现企业建立银行关联能够显著增加其银行借款额度和长期借款,进而缓解其融资约束。

外部环境方面,张新民等(2017) [23] 研究发现产业政策能够降低企业融资约束;钱雪松等(2019) [24] 发现《物权法》的出台降低了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进而缓解了企业融资约束;孙雪娇等(2019) [16] 发现柔性税收征管政策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和提升企业声誉降低了企业融资约束。魏志华等(2014) [26] 研究发现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能够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此外,从文化等非正式制度角度研究企业融资也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华秀萍等(2023) [27] 认为文化强度较高的企业,能够获得更多的商业信用融资。商帮文化是长期商业实践中逐渐形成的一种运营规范和价值观念,王孝钰等(2022) [10] 认为其有助于企业获取更多的商业信用,进而缓解融资约束;宁博等(2022) [11] 发现民营企业加入地域商会有助于其缓解融资约束。宗教是地域传统文化的代表性指标之一,Jiang等(2018) [4] 研究表明宗教文化能够降低企业的债务成本,且这种影响在信息不对称程度高的企业中更显著;类似地,潘越等(2019) [28] 研究发现地区的宗族文化能够显著降低民营企业的融资约束。

(二)非正式制度的经济后果研究

在正式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非正式制度能够协同法律保护和金融制度等正式制度来发挥积极作用,推动地区经济增长 [1-2] 、提高社会的运行效率 [29] 以及完善金融市场 [30] 。已有研究也表明了非正式制度能够对企业行为产生显著影响。比如,儒家文化能够抑制中小股东权益侵占 [5] ,减少企业避税行为 [31] 。同样地,宗教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助于缓解民营企业的融资约束 [28] ,促进企业创新 [3] 。除此,语言也是一种重要的文化表征,已有研究证明了方言差异会降低陌生人之间的信任水平,减少企业的创新投入 [6]

诚信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是社会中一切交易活动得以顺利进行的基础。诚信环境会对个体行为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个体所具备的高道德标准有助于减少机会主义行为,进而减少交易中的不确定性,提高合作效率 [14-15] 。一些研究发现地区诚信能够扩大企业规模、提升企业发展速度 [7] 并促进民营企业成长 [13] 。然而,戴亦一等(2019) [18] 认为上市公司在诚信水平较差的环境下,信息透明度更高且受到更多的外部监督,进而能够获得更多的银行借款。进一步,在良好诚信环境的影响下,很多企业倾向于将诚信文化作为企业的核心价值观之一,姜付秀等(2015) [12] 发现将“诚信”纳入经营文化的企业,其盈余管理行为较少。Chen等(2021) [14] 认为企业诚信文化能够提高财务信息质量,进而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鉴于非正式制度对于企业经营发展的重要性,此类研究成果仍有待丰富,且目前鲜有地区诚信对企业融资约束影响的研究。因此,本文重点探究地区诚信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三)研究假设的提出

新制度经济学强调了非正式制度在规范个体行为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诚信文化作为非正式制度的关键要素,具有明显的正外部性,潜移默化地影响社会个体,引导其建立更高的道德标准。在这种环境下,诚实守信的传统美德被社会个体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32] 。此外,根据“社会规范理论”,社会规范是在特定情境下群体成员都广泛认可的行为标准,遵守社会规范的行为被大家广为接受,而违反社会规范就可能会受到社会排斥或付出代价。诚信作为一种潜在的社会规范,能够有效约束社会个体行为。因此,诚信文化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被普遍认为是除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之外的重要社会资本,规范着社会个体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能够有效地影响管理层的行为决策,进而影响企业表现 [2,7,14-15]

一方面,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诚信可以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来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在良好诚信环境下,管理层往往拥有更高的诚信意识,以诚实守信的态度和更高的道德标准经营企业,减少对坏消息的隐藏和抑制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生 [12] ,并及时披露公司经营的相关信息,从而降低了企业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有助于金融机构等深入了解企业的真实状况。同时,诚信环境较好的地区,社会公众、媒体和政府等外部监督力量对不诚信行为的容忍度更低。企业隐瞒坏消息、夸大或扭曲财务信息等不诚信行为一旦被发现,可能会受到来自市场更大的压力,并为此付出高额成本 [33] 。理性的企业家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如果需要为不诚信行为付出更大的成本,就会选择诚信经营。因此,在诚信的环境下,企业的信息会更加透明,有效地降低了信息不对称 [15,34] 。这一信息不对称程度的缓解能有效降低金融机构的监督成本,从而愿意给企业提供更多的资金或者愿意降低利息,最终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 [14]

另一方面,地区诚信可以通过提高企业声誉来缓解融资约束。在良好诚信环境下,企业更倾向于将诚信作为核心价值观纳入其企业文化,并贯彻到日常经营活动中 [14] ,增强了投资者、客户、合作伙伴等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信任程度,提高企业声誉。良好声誉可以帮助企业增加销售和创造利润,增加企业现金流,并吸引更多投资者关注,有助于企业获得更多的商业信用,缓解融资约束 [16]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1。

H1 地区诚信能够缓解企业融资约束。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2005—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上市公司数据来自于国泰安数据库(CSMAR),地区诚信数据来自于北大法宝 (1) 北大法宝网站:https://www.pkulaw.com。 ,本文手工收集了2005—2020年涉及诈骗的判决文书共269 196篇,按照案件审判地覆盖全国288个地级市,并用当地GDP(以亿元为单位)进行平减,作为地区诚信的测度指数,并使用当地人口(万人)替代GDP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地区层面的其他数据,诸如GDP和人口,来自各地级市不同年份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本文对样本数据进行如下处理:(1)剔除ST及退市企业样本;(2)剔除金融行业样本;(3)剔除变量缺失的样本;(4)为了规避离群值对研究结果的影响,对所有连续型变量在上下1%分位点进行缩尾(Winsorize)处理。最终得到的24 354个公司—年度观测值,涵盖230个地级市,涉及3 510家上市公司,约占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总数的90%。

(二)主要变量定义

1.企业融资约束( SA )

Fazzari等(1988) [25] 使用企业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来衡量融资约束,企业的融资约束越强,则投资—现金流敏感性越高。Kaplan和Zingales(1997) [35] 认为使用投资—现金流敏感性衡量企业融资约束有一定的局限性,首次以多指标的方式构建KZ指数衡量企业融资约束,但是其构建过程中包含了具有内生性的金融变量,比如现金持有量、负债程度等。为了避免内生性的干扰,Hadlock和Pierce(2010) [36] 仅使用企业规模和企业年龄两个随时间变化不大且具有很强外生性的变量构建SA指数,衡量企业融资约束。本文借鉴Hadlock和Pierce(2010) [36] 的理论,使用SA指数衡量企业融资约束。企业融资约束( SA )计算公式为

SA =-0 . 737× Size +0 . 043× Size 2 -0 . 040× Age

(1)

其中, Size 为企业年末总资产(单位为百万元)的自然对数; Age 为企业年龄,使用样本观测年份减去企业成立年份加1后取自然对数表示。 SA 绝对值越大,表明企业融资约束程度越严重。本文进一步使用KZ指数和现金流状况进行了稳健性检验。

2.地区诚信( Dishonesty )

一些跨国研究多依赖于世界价值观调查(WVS)、欧洲社会调查(ESS)、美国综合社会调查(GSS)等机构的问卷调查数据或根据Hofstede文化维度理论中的六个不同维度来衡量国家层面的信任水平。国内大部分学者对地区诚信的测度也多来源于各类社会调查数据,比如,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中有关信任的问题 [17] ,或使用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CESS)的问卷调查数据 [7] 。这种使用问卷调查数据衡量社会信任的方法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应用,但是调查问卷往往难以避免小样本偏差和选择性偏误等问题。钱先航和曹春方(2013) [37] 使用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编制的中国城市商业信用环境指数(CEI)衡量地区信任。申丹琳和江轩宇(2022) [34] 以各省份的无偿献血率衡量社会信任,但此类数据存在滞后性,不能客观及时地反映地区诚信环境的变化。近年来,也有学者从其他视角和层面构建了诚信指标。戴亦一等(2019) [18] 、余泳泽等(2020) [13] 使用最高人民法院的失信被执行人数据衡量地区诚信,但此类数据充斥着大量因破产或其他不可抗因素而被列为失信人的数据,他们本身并不具有主观的不诚信意图,导致测度标准有失偏颇。

“北大法宝”法律数据库是中国最完备的法律信息全方位检索系统,收录了各级人民法院陆续公布的法律文书和重要案件信息。诈骗行为是由于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使被害人信以为真,以致“自愿”将自己持有的财物交给犯罪分子的行为,本质上是一种不诚信行为。一个地区的诈骗案越多,反映出该地区的诚信问题越严重。借鉴戴亦一等(2019) [18] 、余泳泽等(2020) [13] 使用失信被执行法院所在地来判断失信地区的思路,本文手工收集了北大法宝2005—2020年所有诈骗案件的判决文书,判决文书中包含了当事人信息、案件信息和判决结果等内容,然后依据诈骗案件审判地来构建地区诚信指标。指标构建步骤如下。

首先,使用正则表达式 [38] 提取案件审判法院所处城市和案件发生的时间;其次,对于信息模糊导致正则表达式查询失败的判决文书,进一步通过人工阅读进行判断;最后,检索到2005—2020年间所有诈骗案件的城市和年份信息,并根据各地级市行政区划代码进行匹配,计算每个地级市每年诈骗案件的数量。考虑到各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进一步使用各地级市每年诈骗案件总量与该地级市GDP(亿元)的比值来构建地区诚信指标( Dishonesty )。 Dishonesty 是诚信的反向指标,其值越大,表明该地区的诚信环境越差,越小则表明该地区的诚信环境越好。

本文主要变量定义见表1。

表1 变量定义

(三)回归模型

参考戴亦一等(2019) [18] ,本文使用如下模型来验证地区诚信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作用。

SA = β 0 + β 1 Dishonesty + β 2 Controls + β 3 Year + β 4 Industry + ε

(2)

其中,被解释变量 SA 是企业融资约束;核心解释变量 Dishonesty 是地区诚信的反向指标; Controls 是控制变量,参考孙雪娇等(2019) [16] 、戴亦一等(2019) [18] ,本文控制了企业层面的企业规模( Size )、资产收益率( ROA )、资产负债率( LEV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TOP 1)、企业所有权性质( SOE )、企业成长性( Growth )、董事会规模( Boardsize )、董事长与总经理是否两职合一( Duality )、董事会独立性( Indep )。为了控制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性,参考戴亦一等(2019) [18] ,进一步控制了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 PGDP )、市场化进程( Market )。此外,为了控制行业和年份不变因素的影响,模型中加入了行业和年份的固定效应,行业分类标准按照2012年中国证监会的行业分类。根据假设H1,若 β 1 >0,则表明地区诚信能显著缓解企业融资约束。

(四)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2报告了本文主要变量的基本统计信息。企业融资约束( SA )的平均值为3.78,与孙雪娇等(2019) [16] 的3.48相似。 SA 的最小值与最大值差距较大,表明不同企业的融资约束存在较大的差异。地区诚信D ishonesty 的最小值约为0.000 1(山东省青岛市),最大值为0.41,表明不同地区的诚信环境具有较大差异。样本中大约38%的企业为国有企业;大约26.7%的公司,其董事长和总经理由同一个人兼任。

表2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五)检验地区诚信指标的有效性

已有文献主要使用以下指标衡量地区诚信:第一,2013年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将具有“有能力履行而拒不履行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等情形之一的被执行人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并向社会开通“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平台,社会各界均能够通过该平台查询全国法院(不包括军事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戴亦一等(2019) [18] 、余泳泽等(2020) [13] 以失信自然人或法人人数为基础,并与当地GDP进行平减作为地区诚信的指标( DisTrust ), DisTrust 值越大,表明地区诚信环境越差。

第二,中国城市商业信用环境指数( CEI )从信用投放、征信市场、政府信用监管、公司信用管理、失信违规行为、诚信教育和公司感受七个维度衡量各城市的信用环境, CEI 取值为0—100,数值越大表示该城市的信用环境越好 [37]

第三,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CESS)的调查问卷中,被访谈人需要回答如下的问题:“根据您的经验,您认为哪五个地区的企业比较守信用并排序”。基于此问卷的结果,张维迎和柯荣住(2002) [7] 对各地区获得的排序数据赋值,第一赋值5分,第二赋值4分,依次类推,进一步以各地区在各个位次的得票百分比为权数,对排序赋值进行加权得到各省份的信任指数( CESS )。

第四,申丹琳和江轩宇(2022) [34] 以各省份的无偿献血率( Blood )衡量社会信任。无偿献血是社会个体自发帮助其他人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社会中的信任水平。

为了验证本文所构建地区诚信指标( Dishonesty )的有效性,分别使用上述文献中的四个指标与本文所构建的地区诚信指标进行相关性分析,表3为相关性分析结果。其中 DisTrust Dishonesty 的相关性系数为正并显著, CEI CESS Blood Dishonesty 的相关性系数为负并显著,表明本文构建指标具有合理性。

表3 诚信指标相关性分析

注:***表示在1%的水平上显著。

四、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表4报告了地区诚信对企业融资约束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被解释变量为企业融资约束( SA ),核心解释变量为地区诚信的反向指标( Dishonesty ),为了消除异方差性等因素的影响,本文使用了聚类稳健标准误。

表4 基准回归结果

注:括号内为T统计量,***、**和*分别代表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在仅控制行业和年份固定效应的情况下,表4列(1)显示 Dishonesty 的系数为正,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4列(2)进一步控制了企业规模( Size )、资产收益率( ROA )、资产负债率( LEV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TOP 1)、企业所有权性质( SOE )、企业成长性( Growth )、董事会规模( Boardsize )、董事长与总经理是否两职合一( Duality )、董事会独立性( Indep )、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 PGDP )和市场化进程( Market ),结果发现 Dishonesty 的系数仍为正,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良好的诚信环境可以约束企业行为,有效地降低信息不对称和提高企业声誉,最终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证明了地区诚信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能够有效地发挥监督作用,降低了企业融资约束,支持假设H1。从经济意义上看,以表4列(2)为例,在保持其他控制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地区诚信环境每增加1个标准差,企业融资约束降低3.61%(=0.334×0.027/0.250)个标准差,表现出一定的经济显著性。

控制变量 Size Growth 的系数均为负并显著,说明大规模企业和高成长性企业能够获得更多的信贷资源,这与邓可斌和曾海舰(2014) [39] 的研究相符; LEV 变量的系数为正,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负债越多的企业有更高的债务偿还压力,使得投资者不愿提供新的融资; TOP 1变量的系数为负,且在1%的水平显著,较高的股权集中度缓解了企业融资约束,这表明我国企业存在股权融资偏好,与陆正飞和叶康涛(2004) [40] 的研究契合; Indep 变量的系数为负,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董事会独立性越高,越有利于管理层做出正确决策,有效地改善公司治理水平,进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 PGDP 的系数为负,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通常伴随着更发达的金融体系和更丰富的金融资源,有助于缓解当地企业的融资约束。

(二)内生性处理

地区诚信与企业融资约束的估计结果有可能受到遗漏变量和反向因果的影响。一方面,一些地区层面因素如文化等,可能既会影响地区诚信,也会影响企业的融资约束,从而导致缺失关键变量带来的内生性和估计偏差;另一方面,融资约束低的地区,诚信环境较好,并不一定是地区诚信导致企业融资约束降低,还可能是由于企业不存在融资难,从而不需要进行欺诈行为,导致反向因果问题。本文使用工具变量法来缓解地区诚信与融资约束之间的内生性。

首先,参考Chen等(2022) [41] ,本文收集了大跃进时期地级市农作物亩产量的浮夸数据构造浮夸风指标( Pompous )。“浮夸风”本身是一种在作物产量汇报中的不诚信行为,在浮夸严重的地区,这种不诚信有可能得到传承,因此在浮夸风与地区诚信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满足作为地区诚信工具变量的相关性条件。大跃进发生在60年前左右,对当今企业的融资约束没有直接的影响,但是可以通过影响地区诚信影响企业的融资,因此满足工具变量的外生性要求。本文检索了《人民日报》1958—1960年的所有报道76 446篇,检索到涉及农作物亩产超过千斤的报道共1 359篇。通过人工阅读,确定其报道的区县并映射到如今的地级市层面。本文使用浮夸的亩产量与1978年公布的实际亩产量的比值作为浮夸程度的测度指标 (2) 稻谷、小麦、玉米、薯类、油料、棉花、麻类、甘蔗、甜菜、烟叶作物参考《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1978年中国作物总产量和播种面积计算得到全国实际平均亩产量,豆类、小米、杂粮、粮食等则参考1961年世界农业统计年鉴(International Yearbook of Agricultural Statistics)中我国的谷物单产计算。 。最后,将每个地级市的多次浮夸程度进行累加,得到地级市农作物亩产量的浮夸风指标( Pompous )。由于浮夸风数据为截面数据,本文将浮夸风指标与年份趋势进行交互作为地区诚信的工具变量。对应的第一阶段回归中,有10个交乘项系数为正并显著,同时也通过了Cragg-Donald Wald弱工具变量检验 (3) 工具变量第一阶段相关结果留存备索。 ,说明浮夸风程度是地区诚信的有效工具变量。表5列(1)是第二阶段回归结果, Dishonesty 的系数为正,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弱化内生性后,本文的结论没有显著变化。

表5 内生性处理:工具变量法

其次,参考Hasan等(2022) [42] ,本文使用民族多样性( Ethnic )作为地区诚信的工具变量。具体地,使用2000年和2010年的中国人口普查数据计算地区最大族群人口占比 (4) 由于数据的可获取性,本文使用2000年人口普查结果作为2010年以前年度样本的最大族群人口占比数据,以2010年人口普查结果作为2010年及以后样本的最大族群人口占比数据。 ,来衡量民族多样性( Ethnic ), Ethnic 越大,表示民族多样性程度越低。对应的第一阶段回归中, Ethnic 的系数为负,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同时也通过了Cragg-Donald Wald弱工具变量检验,说明民族多样性是地区诚信的有效工具变量。表5列(2)报告了第二阶段回归结果, Dishonesty 的系数为正,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即地区诚信环境越差,当地企业的融资约束越高,说明弱化内生性后,本文的结论依然成立。

(三)稳健性检验

本文更换诚信指标进行了如下的稳健性检验:(1)考虑到人口规模对城市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进一步使用地级市诈骗案件数量与该地级市年末总人口(万人)的比值衡量地区诚信( Dishonesty _ pop )。(2)考虑到一个地区的诚信环境受相邻城市诚信环境的影响,在一个更大的区域范围内地区诚信环境可能是相似的。因此,将核心解释变量地区诚信的衡量范围从地级市层面扩大至省级层面( Dishonesty _ prov )进行回归分析。(3)参考钱先航和曹春方(2013) [37] ,本文使用中国城市商业信用环境指数( CEI )衡量地区诚信。(4)参考张维迎和柯荣住(2002) [7] ,使用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的地区信任调查数据计算得到各省份的信任指数( CESS )来衡量诚信。(5)参考申丹琳和江轩宇(2022) [34] ,以地区的无偿献血率( Blood )衡量地区诚信。以上稳健性检验结果见表6,在更换了诚信测度指标后,这些指标的系数仍然显著。

表6 稳健性检验Ⅰ:替换地区诚信指标

本文进一步替换企业融资约束指标、添加城市固定效应和使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借鉴Kaplan和Zingales(1997) [35] ,本文使用KZ指数衡量企业融资约束( KZ ), KZ 越大,表明企业融资越难。由于融资约束受企业现金流状况的影响,进一步利用现金或现金等价物在总资产的占比来衡量现金流状况( Cash )。企业拥有的现金流越多,需要的外部融资金额就越小,融资约束就越低。此外,在回归模型中控制了城市固定效应以及使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作为进一步的稳健性检验。以上稳健性检验结果见表7,回归结果依然支持本文的结论。

表7 稳健性检验Ⅱ:替换企业融资约束指标、更换模型

(四)异质性分析

1.市场化程度

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通常拥有较为完善的信息披露制度和较为发达的金融市场,这缓解了企业的融资约束。因此,本文研究在市场化程度不同时,地区诚信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为此,本文在基础回归模型中加入地区诚信( Dishonesty )和市场化程度( Market )的交互项 Dishonesty × Market 。表8列(1)是回归结果,结果显示 Dishonesty × Market 的系数为负,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市场化程度较低时,地区诚信更能够显著降低企业融资约束。由此可知,在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诚信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弥补了正式制度的缺陷,能够约束企业行为,降低信息不对称,缓解融资约束。

表8 异质性分析

2.企业成长性

高成长性企业通常持有更多现金,具有更好的发展前景与增长潜力。因此,在资本市场,高成长性企业往往能够带来更高的资本增值空间,得到更多投资者的青睐,拥有良好的声誉,降低了融资约束。低成长性企业通常表现出较低的盈利能力,内部资金不足以支持未来的投资需求且缺乏市场竞争优势,对于此类企业,投资者往往持有更保守的态度,企业融资能力受限,面临更高的融资约束 [39] 。因此,本文进一步探究地区诚信对不同成长阶段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为此,本文在基准回归模型中加入地区诚信( Dishonesty )和企业成长性( Growth )的交互项 Dishonesty × Growth 。表8列(2)报告了相关结果,发现交互项 Dishonesty × Growth 的系数为负,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地区诚信更能缓解低成长性企业的融资约束。

五、影响机制分析

诚信文化在无形之中对社会个体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一方面约束管理层提高道德标准,减少机会主义行为,降低投资者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进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另一方面,诚信氛围有助于企业诚信经营并建立良好的品牌形象,提高企业声誉,增加销售和创造利润,并吸引更多投资者关注,从而有效地缓解融资约束。因此,本文进一步从信息不对称和企业声誉角度来探究地区诚信如何降低企业融资约束。

(一)信息不对称机制

参考于蔚等(2012) [21] ,本文使用企业股票交易数据构建流动性比率指标( LR )、非流动性比率指标( ILL )和收益率反转指标( GAM )来衡量股票流动性,并进行主成分分析,提取第一主成分来捕捉非对称信息,测度信息不对称程度( ASY )。信息不对称程度越高,逆向选择问题越严重,股票流动性越低。 LR ILL GAM 的测算方法如下

(3)

(4)

GAM i , t =| γ i , t |

(5)

(6)

其中, r i , t , k 表示企业 i 在年度 t k 个交易日的股票收益率, V i , t , k 表示企业 i 在年度 t 的第 k 个交易日的成交量, D i , t 表示企业 i 在年度 t 的交易天数; GAM 指标中的 γ i , t 是通过式(6)估计得到的, 为超额收益率, r m , t , k 是以流通市值为权重加权得到的市场收益率。另外,式(6)中的sign函数根据输入值的正负返回相应的值,当输入值为正数时返回1,为零时返回0,为负数时返回-1。

表9前两列报告了信息不对称机制的回归结果,列(1)中 Dishonesty 的系数为正,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诚信环境好的地区,其企业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显著降低。列(2)中 ASY 的系数为正,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即企业信息不对称程度越高,面临的融资约束越严重,说明诚信能够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来缓解企业融资约束。

表9 机制分析:信息不对称和企业声誉

(二)企业声誉机制

媒体可以通过新闻报道来塑造社会公众对企业的认知形象,进而影响企业声誉。因此,参考杜善重和马连福(2024) [43] ,本文使用新闻媒体每年对企业的正面报道次数加1取对数来衡量企业声誉( Reputation )。表9列(3)是 Dishonesty 对企业声誉( Reputation )的回归结果,列(4)是 Reputation 对融资约束( SA )的回归结果。首先,在列(3)中, Dishonesty 的系数为负,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地区诚信环境有助于企业树立品牌形象,提高企业声誉。列(4)中 Reputation 的系数为负,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即企业声誉越好,其面临的融资约束越低。以上结果表明地区诚信能够通过提高企业声誉来缓解融资约束。

六、经济后果分析

融资约束的存在使企业难以获得外部融资,被迫放弃一些具有投资价值的项目,这限制了企业的发展潜力,阻碍了企业价值的提升。因此,本文进一步分析融资约束的降低对企业价值的影响,这有助于理解地区诚信带来的长期效益。本文进一步使用托宾Q衡量企业价值,并检验地区诚信( Dishonesty )与融资约束( SA )的交互项 Dishonesty × SA 对企业价值的影响。表10的回归结果表明地区诚信能够通过降低融资约束进而提升企业价值,进一步验证了诚信对企业价值的提升作用。

表10 经济后果:企业价值

七、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2005—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样本,探究地区诚信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1)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地区诚信能够显著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在使用浮夸风程度和民族多样性作为地区诚信的工具变量来缓解内生性,以及替换地区诚信、融资约束的衡量指标和更换回归模型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2)诚信对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在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及成长性较低的企业中更为突出,表明诚信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能够在正式制度不足及企业成长性较低时发挥替代作用。(3)地区诚信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和提高企业声誉来缓解融资约束。(4)诚信文化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对企业的影响具有显著的长期经济效应,有助于提升企业价值,助力企业成长。

基于以上研究结果,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启示:第一,各个省市应继续弘扬诚信文化,健全诚信建设长效机制,培育良好的诚信环境,使诚信文化成为地区发展的名片。这不仅有助于吸引更多的外部投资者,还能够促使不同地区的企业建立信任并进行合作,有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第二,企业应将诚信作为企业文化,营造良好的内部诚信环境,这能够有效地提高企业声誉,吸引投资者和客户,从而促进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第三,企业需要积极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加强声誉建设,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与当地诚信环境相契合,充分发挥地区诚信对企业发展的积极影响。

参考文献

[1]LA PORTA R,LOPEZ-DE-SILANES F,SHLEIFER A,et al.Legal determinants of external finance [J].The Journal of Finance,1997,52(3):1131-1150.

[2]ALLEN F,QIAN J,QIAN M J.Law,finance,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05,77(1):57-116.

[3]王文凯,高德步.非正式制度与民营企业创新——基于宗族文化的视角[J].南开经济研究,2022(8):63-83.

[4]JIANG F,JOHN K,LI C W,et al.Earthly reward to the religious:religiosity and the costs of public and private debt [J].Journal of Financial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2018,53(5):2131-2160.

[5]GU Z H,SUN W,ZHOU F S.Cultural origin and minority shareholder expropriation:historical evidence [J].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2024,62(1):181-228.

[6]张杰,王文凯.方言多样化和企业创新——中国的事实及机制[J].金融研究,2022(3):135-151.

[7]张维迎,柯荣住.信任及其解释:来自中国的跨省调查分析[J].经济研究,2002(10):59-70.

[8]林毅夫,孙希芳.信息、非正规金融与中小企业融资[J].经济研究,2005(7):35-44.

[9]王竹泉,王苑琢,王舒慧.中国实体经济资金效率与财务风险真实水平透析——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和水平不高的症结何在?[J].管理世界,2019,35(2):58-73.

[10]王孝钰,高琪,邹汝康,等.商帮文化对企业融资行为的影响研究[J].会计研究,2022(4):168-178.

[11]宁博,潘越,汤潮.地域商会有助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吗?——来自A股民营上市企业的证据[J].金融研究,2022(2):153-170.

[12]姜付秀,石贝贝,李行天.“诚信”的企业诚信吗?——基于盈余管理的经验证据[J].会计研究,2015(8):24-31.

[13]余泳泽,郭梦华,胡山.社会失信环境与民营企业成长——来自城市失信人的经验证据[J].中国工业经济,2020(9):137-155.

[14]CHEN C,XIA Y,ZHANG B.The price of integrity [J].SSRN,2021:3107405.

[15]QIU B Y,YU J L,ZHANG K.Trust and stock price synchronicity:evidence from China [J].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2020,167(1):97-109.

[16]孙雪娇,翟淑萍,于苏.柔性税收征管能否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来自纳税信用评级披露自然实验的证据[J].中国工业经济,2019(3):81-99.

[17]刘笑霞,李明辉.社会信任水平对审计定价的影响——基于CGSS数据的经验证据[J].经济管理,2019,41(10):143-161.

[18]戴亦一,张鹏东,潘越.老赖越多,贷款越难?——来自地区诚信水平与上市公司银行借款的证据[J].金融研究,2019(8):77-95.

[19]GREENWALD B,STIGLITZ J E,WEISS A.Informational imperfections in the capital market and macroeconomic fluctuations [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4,74(2):194-199.

[20]姜付秀,王运通,田园,等.多个大股东与企业融资约束——基于文本分析的经验证据[J].管理世界,2017(12):61-74.

[21]于蔚,汪淼军,金祥荣.政治关联和融资约束:信息效应与资源效应[J].经济研究,2012,47(9):125-139.

[22]祝继高,韩非池,陆正飞.产业政策、银行关联与企业债务融资——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J].金融研究,2015(3):176-191.

[23]张新民,张婷婷,陈德球.产业政策、融资约束与企业投资效率[J].会计研究,2017(4):12-18.

[24]钱雪松,唐英伦,方胜.担保物权制度改革降低了企业债务融资成本吗?——来自中国《物权法》自然实验的经验证据[J].金融研究,2019(7):115-134.

[25]FAZZARI S M,HUBBARD R G,PETERSEN B C.Financing constraints and corporate investment [J].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1988,19(1):141-206.

[26]魏志华,曾爱民,李博.金融生态环境与企业融资约束——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J].会计研究,2014(5):73-80.

[27]华秀萍,程思睿,李婉宁,等.非正式融资中的文化力量——企业文化对商业信用的影响[J].金融研究,2023(10):186-206.

[28]潘越,宁博,纪翔阁,等.民营资本的宗族烙印:来自融资约束视角的证据[J].经济研究,2019,54(7):94-110.

[29]PUTNAM R D,LEONARDI R,NANETTI R Y.Making democracy work: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4.

[30]GUISO L,SAPIENZA P,ZINGALES L.Cultural biases in economic exchange? [J].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2009,124(3):1095-1131.

[31]汤旭东,王琳,宁博,等.君子取财有道:儒家文化对企业避税的影响研究[J].管理学报,2024,21(3):445-453.

[32]PRUCKNER G J,SAUSGRUBER R.Honesty on the streets:a field study on newspaper purchasing [J].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2013,11(3):661-679.

[33]LI X R,WANG S S,WANG X.Trust and stock price crash risk:evidence from China [J].Journal of Banking &Finance,2017,76(3):74-91.

[34]申丹琳,江轩宇.社会信任与企业劳动投资效率[J].金融研究,2022(9):152-168.

[35]KAPLAN S N,ZINGALES L.Do investment-cash flow sensitivities provide useful measures of financing constraints?[J].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7,112(1):169-215.

[36]HADLOCK C J,PIERCE J R.New evidence on measuring financial constraints:moving beyond the KZ index [J].The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2010,23(5):1909-1940.

[37]钱先航,曹春方.信用环境影响银行贷款组合吗——基于城市商业银行的实证研究[J].金融研究,2013(4):57-70.

[38]李春涛,司海涛,薛原.Stata正则表达式及其在财务数据中的应用[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22.

[39]邓可斌,曾海舰.中国企业的融资约束:特征现象与成因检验[J].经济研究,2014,49(2):47-60.

[40]陆正飞,叶康涛.中国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偏好解析——偏好股权融资就是缘于融资成本低吗?[J].经济研究,2004(4):50-59.

[41]CHEN S,DING H,LIN S,et al.From past lies to current misconduct:the long shadow of China’s Great Leap Forward [J].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22,157:102888.

[42]HASAN I,HE Q,LU H T.Social capital,trusting,and trustworthiness:evidence from peer-to-peer lending [J].Journal of Financial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2022,57(4):1409-1453.

[43]杜善重,马连福.数字化转型速度如何影响企业债务融资——基于“降成本”与“去杠杆”视角的研究[J].审计与经济研究,2024,39(2):52-62.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72072051);河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人才支持计划(2025-CXRC-26)。
作者简介: 刘贝贝,女,河南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公司治理与信息披露研究;李婷婷,女,河南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公司治理研究;李春涛(通讯作者),男,河南大学国际商学院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公司治理、企业创新与制度经济研究。

【免责声明】《现代财经》微信公众平台所转载的专题文章,仅作佳作推介和学术研究之用,未有任何商业目的;对文中陈述、观点判断保持中立,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请自行承担全部责任;文章版权属于原作者,如果分享内容有侵权或非授权发布之嫌,请联系我们,我们会及时审核处理。


《现代财经-早读分享》是由《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编辑部编辑出版(总第 3328

期)

编辑整理: 蔡子团队

团队成员 陈晨、张晓丹、王建飞、吴玉婷、王晴晴、丁慧、李炳杰、杨国臣、孙桂萍、王敬峰、韩俊莹、庞清月、王旭、张雅彤

审核审校: 蔡双立  方菲  胡少龙

长按以下二维码,关注《现代财经》公众微信号(modern-finance)

欣赏和阅读《现代财经》2025年第3期,敬请点击以下 阅读原文







请到「今天看啥」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