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鑫珊：书籍生命力纵横谈

上海老牌旧书店“上海旧书店福建中路店”（来源：新华网）

逛旧书店的年头久了，多少也摸出了各类书籍的奥妙，悟出了其中一点带哲理性的东西，这也算是一种意外收获吧。

几千年来，古今中外，人类创作的书籍可谓车载斗量，浩如烟海，但它们的生命力及其表现形式却有着千差万别。比如，两千多年前老子写下的一部仅五千多汉字的《道德经》和柏拉图的哲学著作，放在今天的旧书店架子上，仍然占得上一席地位。能与哲学争这一席座位者，当推文学艺术的生命力。可是科学技术书籍似乎是另一种命运。为了说明问题，我们不妨举文艺复兴时期绝世天才达·芬奇的创作为例。达·芬奇既是一位艺术家和哲学家，同时又是工程师、物理学家和生物学家。他在上述每一个领域，都达到了他那个时代登峰造极的成就。自他死后四百多年过去了。现在，让我们来比较他的创作的不同命运吧。在绘画方面，他的《最后晚餐》和《莫娜·丽莎》宛如“百年陈酒”，岁月愈长，价值愈高。现代人对它奉为圣品，交口称赞，就是明证。这两幅不朽杰作的复制品，几乎挂在世界一切文明国度千万个家庭的客厅或卧室之中，受人敬仰。可是他在军事、水利、土木和机械工程等方面的重要论著，尽管在他那个时代也堪称为第一流的发现，但对二十世纪的人来说，却是不屑一顾了。如今，它们只具有科学技术史的有限价值。达·芬奇的全集如果在旧书店出售，并允许按分册任意选购，那么，我敢断言：艺术卷将成为经久不衰的畅销书，而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卷则命中注定要蜷伏在厚厚的尘埃之中度其茕茕孑立、被现代人全然遗忘的生涯。于是，人们不禁要问：我们应该怎样去看待科学技术书籍的生命力和价值呢？在整个人类文化宝库中，哲学和文学艺术经典作品，以及科学技术经典著作，各自占有什么地位？对这个问题的若干沉思，正是笔者撰写这篇文章的缘起。

还是让我从旧书店的多年见闻谈起吧。因为我觉得那里在某种意义上是客观检验各类书籍生命力的场所。记得有一年冬天，我在旧书店突然发觉有一套十分破旧的叔本华全集(一八九九年，莱比锡德文版)，价钱是十二元。当时我还是个穷学生，身上只有一元八角。我决定回校把自己盖的美国军毯卖掉。次日下午，我匆匆赶到书店，可是全集已被一位捷足先登者购去。当时，我心中若有所失，怏怏不乐。在惋惜中，我倒悟出了一点妙理：哲学经典著作的生命力真是天长地久一般啊！

叔本华（1788—1860）

你看，叔本华死了一百来年，尸骨早已成了灰，但他的著作仍然能给现代人的黯然心灵投下智慧的亮光。比如，现代科学旗手爱因斯坦一生就很推崇叔本华的人生哲学。在他的小书斋里，挂着他所喜爱的三位思想家的画像，其中一位便是叔本华(其他两位为卓越的英国物理学家法拉第和麦克斯韦)。在爱因斯坦闲暇的时候，他非常喜欢重读三位哲学家的著作，其中一位又是叔本华(其他两位为柏拉图和休谟)。说也不信，爱因斯坦居然从这位著名的德国悲观主义哲学家那里找到了他生性乐观的人生哲学基础。因为他一再用叔本华的一句名言来对这个充满着痛苦和事变的人生报以微笑，并从中得到无限的慰藉：“人虽然能够做他所想做的，但不能要他所想要的。”爱因斯坦自己也承认，这句人生哲学的格言，从他青年时代起，对他就是一个真正的启示，并且是他采取宽容、幽默人生观的源泉。因为叔本华的格言指出了人生绝没有哲学意义上的自由。

奥地利现代著名理论物理学家、量子论波动力学创始人E. 薛定谔酷爱古代印度吠檀多派的《奥义书》，说它“代表了对人间万事最深刻的洞察的精髓”，也给人以特别难忘的印象。当代世界著名小提琴家梅纽因随身带着一本《道德经》的英译本去各地巡回演出，同样是一个光辉的例子。它说明中国古代哲学精华的伟大生命力以及对现代人类文明的卓越贡献。

耶胡迪·梅纽因 （1916—1999）

人们不禁要问：西方古典音乐同《道德经》难道还有什么关系吗？我的回答是：不但有，而且还是内在的，很深刻的。我觉得西方古典音乐的伟大生命力，恰在于音乐大师们(其中特别是贝多芬)用极优美的旋律语言倾吐了他们对世界和人生的沉思。一生习惯于紧张思索他所处的时代和人类命运的贝多芬，正是一位具有哲学气质的伟大音乐家。

作为演奏贝多芬作品的小提琴家，技巧固然重要，但自己的气质、思想感情境界或许更为重要。“文以载道”。这“道”，便是哲学，便是一个人对世界和人生的反思。梅纽因很懂得这一点，所以他常常拜读《道德经》。中国古代哲学精神往往绝妙地帮助他站在现代人的立场去把握、理解贝多芬的曲子，东、西方两种伟大文明的亲密交流，使琴弦在他指尖下发出隽永有味的旋律，这是何等的奇迹，何等的不可思议！每念及此，我的心就要落泪，不过是激动的泪，幸福的泪。

明嘉靖时期顾春世德堂刊《道德经》

自一七八八年《道德经》最早一个译本(拉丁文)在伦敦皇家学会流传以来，直至现代，西方许多大思想家(其中包括十七世纪德国大数学家兼哲学家莱布尼茨和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都领略过它那涵括乾坤的宏伟气魄和引人入胜的神秘感。

我一向以为，第一流的科学家和艺术家，不能没有深邃的哲学背景。科学和艺术作品的伟大，往往是同作者的哲学深度成正比的。作者的哲学越是深沉，越是含蓄和多面性，他的作品也越伟大。

现代西德著名理论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金获得者M. 玻恩就很推崇哲学：“忙于常规测量和计算等乏味工作的物理学家都知道，他所有这些工作都是为了一个更高的课题：自然哲学的基础。我常常把自己的工作看成是对这一课题的微小贡献……”在他看来，“每一个现代科学家，特别是每一个理论物理学家，都深刻地意识到自己的工作是同哲学思维错综地交织在一起的，要是对哲学文献没有充分的知识，他的工作就会无效。在我一生中，这是一个最重要的思想。”

M. 玻恩（1882～1970）

当然，玻恩心目中的哲学，决不是我们现在许多人误解的“哲学”。哲学，像其他美好的事物一样，在黑白颠倒的年代被糟蹋了，它至今还没有完全恢复名誉。

所谓哲学，在众多个定义中，我常常想起爱因斯坦的说法：“如果把哲学理解为在最普遍和最广泛形式中对知识的追求，那么，哲学显然就可以被认为是全部科学之母。”

德国是哲学的国度，同时也是纯正的古典音乐之乡，是物理、数学和工程技术的圣地，这种现象难道是偶然的么？它们之间没有什么内在的关系吗？

比较科学、哲学和艺术创作的异同点是饶有兴味的。我以为，哲学家在创作过程中，个人(内心和外在)的经历、体验和反省是很重要的。在某种意义上说，哲学实在是哲学家多年养成的个性的表现，是一种富于个人性情和灵感的学问，这点同艺术创作颇有相似之处(当然，艺术创作过程还要捉摸不定得多)。事实上，哲学是处在科学与文学艺术之间的中介物，只不过有些哲学(如逻辑实证主义和科学哲学)更接近科学这一端，有的(如庄子的哲学和法国存在主义)更靠近另一端(艺术)。我想，哲学经典著作之所以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原因之一，就在于它们都是一些伟大个性同他所处的伟大时代精神的表述。而一个伟大时代精神和伟大个性的结合，其生命力总是超越时空的。当然，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更其如此了。

此外，哲学和艺术不同于科学技术，它们很少具有进步过程的性质。比如，宋朝学者未必就一定超过孔子和孟子；二十世纪著名德国作曲家理查·斯特劳斯的交响曲同贝多芬的作品比较，毕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就艺术造诣而论，谁能说，我们今天的诗歌一定比唐诗高明？可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力学却超过了牛顿力学(前者包括了后者，后者仅是前者的一个特例)。今天，半导体专业的大学生，几乎不再去查阅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任何一本无线电工程的专著了(即令它在当时还是一部杰出的经典作品)。

正因为哲学很少具有这种进步过程的性质，所以哲学经典著作的生命力才能历千年之久而不衰。

关于文学艺术的生命力和价值，是毋庸在此赘述的。但是我仍然想引用一句英语：“Life is short，art is long.”(人生短暂，艺术长存)

为了说明问题，我想讲一点我个人的经历。不久前的一个雨夜，我又听了我的弹钢琴的朋友演奏肖邦的《即兴幻想曲》。这首极其优美的旋律诗所透露出来的一缕缕如泣如诉般甘美的哀愁，几乎令我心碎——不过这毕竟是幸福的一碎。当我的心境恢复平静后，我翻看了一下那本发黄的乐谱，原来是一九五六年从东安市场旧书店买下的一九二五年莱比锡出版的旧货。作为商品(书)虽旧，但里面的音符，却永远常新。因为这一堪称“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闻”的不朽乐章，不仅拨动过我们祖辈的心弦，而且还使今人因之浮想联翩，倾洒热泪；即便在将来，它也必定会令我们的子子孙孙为之心醉神迷的。这种旋律之所以是千古绝唱，是因为它唱出了“平凡”，倾吐了“人人心中所有，人人笔下所无”的丰富情感。

弗里德里克·弗朗索瓦·肖邦（1810─1849）

我以为，科学技术越发达，物质生活越丰裕，文学艺术经典作品的价值也就越高。因为现代人拚命想在这些作品中复归人性，寻找更高级的精神平衡。我想，艺术的生命力是同人性一样长久的。因为每一件艺术经典作品都是人性的自白和表露。

同哲学和艺术生命力的表现形式相比较，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生命力的表现形式是颇有差异的。比如，牛顿划时代的伟大著作《自然哲学数学原理》放在旧书店的书架上，如今只能起到装饰门面的作用。现在，几乎没有一个理工科学生会去钻研它了。这仿佛给人以假象，好像牛顿经典著作的生命力到了核物理时代就已寿终正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