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未来敞开的学问：访谈东京大学中岛隆博教授

2019年，北京大学与东京大学两校将组建联合项目，以两校本科生交换为基础，推进共同课程建设与高端人文社科学术交流。项目将于2019年春季学期面向北大人文学部、社会科学学部、经济管理学部各院系和元培学院本科生进行二次招生，2019年秋季学期正式开始上课。 作为联合项目启动学术研讨活动的一部分，3月22日早上9:30，中岛隆博教授将在北京大学未名湖北岸采薇阁发表题为“在东亚敞开哲学”（“Open Philosophy in East Asia”）的演讲，演讲向北大师生与公众开放，无需预约。 为了让联合项目未来的同学了解和熟悉这位国际导师，我们委托在东京大学访问的王钦博士对中岛隆博教授作了如下访谈。

最近您和小林康夫老师一起写的《解放日本》（『日本を解き放つ』，东京大学出版会2019年）出版了。如小林老师所说，这是一本标题“不可思议”的书啊。众所周知，您的专业方向是中国古代哲学，而小林老师的专业方向是现代法国哲学，那么是什么样的契机使得您二位决定一起写这么一本书呢？并且，如果将这本书放在您迄今为止的著作系列中，它和其他著作——例如您两年前出版的《作为思想的语言》（『思想としての言語』，岩波現代全書2017年）——之间有着什么样的联系？

《解放日本》源于这样的想法：有很多用日语研究日本的学者，同样也有很多用中文研究中国的学者，但我们试图思考的是，从“外部”来看地话，这些学者的研究是什么样的？小林老师和我都不是纯粹的日本研究者，我们各自的领域是中国哲学和法国哲学。所以就想，我们这样的学者从外部来考察日本，会是怎样呢？但是，要从外部进行考察，颇为不易。例如，置身美国而考察中国文学、并且用英语写作相关文章，如今已不鲜见。但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例如，这样的研究者，与用中文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之间，会产生什么样的对话？这个时候，马上就会出现极为不对称的关系。一方面，肯定有人会说：“用中文研究中国才是正宗。”对此，也肯定有用英语进行研究的人反驳说：“现在是全球化时代，研究要用英语进行才可以。”像这样强硬的主张互相对峙，往往无法产生有意思的东西。尤其是在日本研究领域，用日语进行日本研究的学者不太会承认用英语进行日本研究的学者。反过来，用英语进行日本研究的人，则认为用日语进行日本研究的人十分闭塞。这样就无法产生有效对话。我们认为有必要改变这一状况。

这时候，小林老师和我想到的是，只有两项是不行的。必须要有三项。因此就想到了“三点测量”。也就是说，有了三个视点，才可能进行对话。虽然这次是以日本为主题，但我们想的是从日本、中国、法国这三个视点出发来测量日本。于是，刚才提到的用英语进行的日本研究和用日语进行日本研究之间的无效对峙的事态，就可以得到避免了。因为有着三个视点。我们想尝试的就是这样的可能性。我认为，这一点也适用于其他学问。

例如，我向日本学界介绍过法国的中国研究，因而可以说，我一直带着法国、中国、日本这三个视点。并且，我也会去了解英语学界的中国研究。这样的话，研究的方法和内容就会逐渐丰富起来。所以，我也希望今后年轻的研究者能够具备三个视点的观察角度。在这个意义上，从方法上来说，不仅是“解放日本”，“解放”各国都是可能的吧。

关于《作为思想的语言》，我从年轻时起就一直关心语言问题。当然不是语言学研究意义上的语言研究。毋宁说，我一直思考的是，从哲学、文学、伦理、政治的角度考察语言，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在这里，作为对象的语言并不限定在自然语言（日语、汉语、英语等等）或民族语言的范围内。我所思考的问题是，超越于这些自然或民族语言之上，将“语言”作为问题，究竟如何可能。因此，我始终想要超越地域研究（中国研究或日本研究）的固定框架。我希望做的不研究汉语或中文文本，也不是研究日语或日文文本，而是向着普遍性敞开的语言研究或语言的思想性研究。

《解放日本》这本书虽然以日本为中心，但就像开头涉及的空海所象征的那样，他是一位同时运用汉语、古汉语、梵语、日语（或当时相当于日语的语言）等三四种语言的“多语言”思想家。我认为，恰恰是这种多语言环境才能产生出丰富的哲学问题。就日本而言，虽然受到汉语的压倒性影响，但仍然很好地保留了日语这一地域语言。可以说是处于某种“二重语言”的状况。这就很有意思了，因为从中可以产生独特的哲学。而中国实际上也是一样，要问什么是汉语的话，恐怕难以回答吧。根据地域不同，各地的语言也截然不同。汉语内部也有着多个不同的层面。我认为，对这一点有着敏感性是很重要的。而在这个意义上，倪提到的两本书也就有着直接的关联。

您在东京大学的驹场校区和本乡校区同时开课，这些年来教授的课程涉及了各种主题：中国古代哲学、欧洲现代思想、日本现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等等。在您看来，可以说构成研究出发点的中国古代哲学，如何与您对其他领域的关切相联系？与此相关，在您看来，研究哲学意味着什么？

通常人们都会决定自己的专门领域，然后埋头苦干。这当然没什么问题，但在某种意义上，我的做法与此不同，自己觉得可以说是有着东京大学的独特性吧。尤其在驹场校区，从老师们那里获益良多，因此一直思考的是所谓“教养”（也就是通识教育）的问题。例如，就哲学来说，现在在美国，人们做的是分析哲学。我觉得这太无聊了。要不然，如果是日本的话，许多人做的哲学就是现象学。但是，哲学并不仅仅是如分析哲学或现象学这样专门化意义上的东西；哲学本来属于通识教育，所以有必要将它重新带回通识教育。例如，中国古代的哲学家并不做分析哲学。他们什么都做。所谓学问，我认为就是什么都做。但在这个时代，要什么都做太难了。大家都栖息在专门领域内，越做越细，无法什么都做了，但所谓学者，本来就是什么都要问、什么都要知道，不能放弃这一点。所以，我觉得哲学也好、文学也好、历史也好，中国也好、欧洲也好、日本也好、美国也好、韩国也好，什么都应该做。不是这样的话，就没有尽到作为学者的责任。成为专家当然没什么不好，但这也会是某种不负责任。的确，每个人的能力都有限，无法做到的事情有很多，但我想做的是尽量扩展哲学的可能性。

我尤其对中国哲学感兴趣，中学以来就一直如此。中学的时候读了中国哲学的书，当时看到许多解说，但都觉得很没意思，很无聊。当时我就觉得，这么做可能不对吧。如果自己能够阅读原文的话，肯定不会写出这么无聊的阐释。然后进了大学、听了课，能够用原文阅读的时候，我发现真的和当时想的一样。关于中国哲学，有着更为丰富的各种论述，其中也有自己想都没想到过的思想。所以，当时就觉得幸亏从前没有接受那些定见。

更具体地说，我迄今为止对于中国哲学所做的是某种解构性的研究。我一直认为，能够被解构，意味着成为对象的文本达到了批判的可能性的水准，包含着丰富的问题。因此才能进行解构。无法批判的文本也就无法解构，而中国哲学的文本在批判的可能性这一点上值得我们尊敬。这一态度一直没有改变。从前我十几岁时阅读的那些中国哲学解读的书，不是把中国哲学当作可以进行批判的东西，而是当作可以进行理解的东西来给出某种特定的解读。它们没有看到文本中的皱褶和矛盾，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态度。

我注意到您的外语能力很厉害。能够运用汉语、英语、法语、德语，而且据说最近在韩国用韩语做了报告。那么，您平时做研究的时候，一直用日语思考问题吗？还是说，根据对象的不同，会运用不同的语言进行思考和写作？这个问题涉及到“作为思想的语言”这一著作的标题，但暂且将“思想和语言的关系”这一大问题放在一边，我想问的是，您如何看待外语和哲学研究的关系？

刚才提到了空海的例子，事实上，我无法以单一语言的方式进行思考。只有通过多语言的方式才能进行真正的思考。现在我们恰巧在用日语进行交流，但这一日语中已经包含了其他的语言和概念。缺少这一点，我就没有办法思考。例如，即便是中国哲学的文本，要问的是：用汉语进行思考就能正确理解了吗？我对这种基于单一语言的态度表示怀疑。用日语思考，能够阅读日语文本吗？做不到。如果真的想解开文本的秘密的话，必须要使文本发生动摇。这一点非常重要。为了动摇文本，新的概念、新的语言就是必要的。必须通过新的概念、新的语言来动摇文本，由此新的姿态才能从文本当中产生。我认为误读也没关系。通过激进的误读而发现文本的秘密，不是很好吗？运用多种语言，也就是从文本中发现新的契机。

普通的日本人读不懂我写的日语。大家都说，我写的日语好像是光溜溜的墙壁，指甲都立不住。知道我写的是日语，语法上也没有毛病，但就是“读不懂”。当然如此，因为我不使用普通的日语。我对日语施以强力，使之发生变形。如果不这样做，就不会产生新的东西。汉语也是一样。用容易理解的汉语写作，一方面当然很重要，但另一方面，在研究的最前沿，如果不使得汉语本身发生变形的话，有的东西就无法传达。必须有这样的经验。不强扭汉语，就无法打开新的东西。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种混合的汉语。

最后，您怎么看待这次东京大学和北京大学联合确立的合作项目“东亚艺文书院”？例如，在那里会教授什么样的课程、日语—汉语—英语的三语教学会怎样实施，等等问题，您是怎么看的？而这一项目在您此后的教学与研究经历中，会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北京大学和东京大学一起建立一个合作项目，这件事是我的梦想。年轻时候就有的一个梦想。我当初在东京大学当助教后，去立命馆大学当老师。那个时候，我被要求帮忙创立亚洲太平洋大学，为此我写了一份蓝图。当时想的是，要创立一个日本没有的大学，一个真正为了亚洲人的、能够起到作用的大学。这所大学开办二十年过去后，当时的计划如今受到了高度评价。那里产生了新的人才。基于这一经验，我就想今后创建一个亚洲的共同大学。不是在一个大学里完成教学和研究，而是亚洲的几所大学共同建立研究教育的项目，这样才能打开亚洲的未来。这次就遇到了这样的机会。像东京大学和北京大学那样，由各自代表自己国家的大学一起在研究和教育的层面上创立一个平台、培养新的年轻学生，我认为这不单单是学术层面的合作，而是涉及构建东亚的未来。众所周知，在政治和经济上，日本和中国之间存在着许多问题。这些无法简单地得以解决的问题，需要我们去面对。两者之间也有许多摩擦。即便如此，我们也需要真正地面向过去，并从这个过去之中解放出来，共同构筑未来。在这一点上，大学的力量在是很重要的。代表两个国家的两所大学一起开展教育研究项目，其意义正在于此。我想，它向年轻人们传递的信息是：学问没有抛下你们，学问会守护你们的未来。所以，我对这次的合作非常期待；我自己还有十年就要从东京大学退休了，我想把最后这十年奉献给这个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