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科幻世界》过往作品而言，《来日方长》的写作手法无疑是颇为另类又具新意的。小说以西方哲学史上实存的人物和事件为背景，将科幻设定镶嵌于哲学讨论中，用万字出头的篇幅展现了一场虚实相间的宏大人文实验：多位结构主义哲学家参与到“将人类过往的历史制成数字化模型、将其作为一个可观测的整体并加以应用”的宏伟计划中，但最终，因历史参与者的自我指涉悖论触发了人类无意识的预防机制，计划宣告失败。
在小说注释和创作访谈中，杨晚晴提及本哈明·拉巴图特的《当我们不再理解世界》一书，该书打破文学与历史边界的写作方式所独具的特色和探索精神，显然为《来日方长》一文借鉴和继承。作者结合结构主义思潮，将上述写作方式融入科幻创作中，对文学、历史、虚构、哲学、科学幻想等多种要素进行了具有文本实验性质的融合及重塑。这无疑是一次富有难度的尝试，但小说的形式探索自有其价值。这样的尝试打破了传统的小说阅读体验，因而必然面临风险：一方面，作者必须舍弃此前已被不少读者认可了的个人风格，使用自己和他人都较为陌生的创作模式进行写作，这非常考验作者挣脱创作习惯的勇气及文本驾驭力；另一方面是读者对陌生“叙事姿态”的接受度各不相同，在以往的阅读偏好惯性下会产生困惑感。可这些因素也恰恰揭示出这篇小说的价值所在。探索者因为走在前面所以需要独自面对未知，探索是经验积累的过程，是承受争议的过程，也是孤独的过程。但这个过程为我们拓展了科幻美学表达的疆域。
许多优秀的科幻作品都是深邃哲思的载体，正如杨晚晴在创作谈中所说：“哲学和科幻是天然兼容的。”但在《来日方长》中，作者尝试让哲学成为科幻的载体，试图讲述一段发生在哲学家之间以及哲学领域内部的事件，其科幻设定也以哲学理论作为构思的出发点。用真实历史人物进行虚构的科幻创作，具有先锋探索意义。
这类文本中，看似繁冗的注释和引用以及日记体、传记体等跨文类媒介的使用，其实是一种有意为之的叙事策略，某种程度上可谓是一种“艺术装置”，为的是让虚构的故事更添真实色彩和学理乐趣。我认为，面对这样的“艺术装置”，读者本就有权根据自己惯常的阅读习惯和节奏，自行选择细读或者略过，没必要上升为狭隘的水火不容的二元对立情绪中。
归根到底，科幻小说的天职是给读者带去阅读乐趣，而这种乐趣既可能产生于阅读时，也可能发生在阅读之后的回味阶段；这种乐趣，既可以是故事本身所带来的，也可以是“新知”所提供的。《来日方长》给我带来的乐趣，是持续的和多面的。小说的情节从结构主义者共同的悲惨结局为起点，营造一种颇具“阴谋论”式神秘气息的悬念，并在讲述过程中逐渐揭开谜底，线索最后指向历史的共时性结构。读完之后，我重温梯利、罗素、斯通普夫等人关于西方哲学史的著作，以及邓晓芒、赵敦华等国内名家的哲学史相关论著，对历史上诸多哲学大家和哲学思潮进行再次梳理。这是“跨越认知边界”的乐趣。在小说的启发下，翻阅《当我们不再理解世界》一书，这是“延伸阅读”的乐趣。当我看到网上围绕这篇小说产生的讨论时，思考文本形式、情节框架、“元小说”技法等小说创作领域的问题，分析这篇小说可以如何拨开包裹在故事之外的形式与框架，让故事与情节更加明晰与轻盈，这是研究写作方法的乐趣。《来日方长》激发了读者相互间思维的碰撞和流动，不少读者在讨论中阐述自己对社会、历史、哲学等领域的思考，这种现象，不也是这篇小说的探索价值的一种体现吗？
在以往的书评写作中，通过精读文本展开读者与作者的隔空对话，我注意到作者与读者各自拥有着“双重愉悦”，同时，他们两方的“自我”，相互间既彼此依赖又在不断博弈。作者创作时，既有被读者理解、认可的愉悦，又有写作时自身思维驰骋、与对方“斗智斗思”的愉悦，这令他们热爱写作；读者阅读时，因故事和文字而产生即时愉悦，而在读完后，思考和认知的持续以及拓展同样带来愉悦，这令他们热爱阅读。但有时候，若作者一心只想求得读者认可，规避风险，便可能选择舍弃自我追求和突破，久而久之，创作领域的整体氛围会变得拘谨，作品会变得单一；而这样的创作氛围和局面，最终会令读者们的阅读体验陷入原地空转的停滞局面。探索的停滞、风格的陈陈相因，读者的流失，形成恶性循环。写作探索是步履艰辛的冒险，但进步的第一步必须要有人迈出去，这是勇敢且富于责任心的作者的使命。同时，科幻发表平台也应为这类作者和作品留出一方探索空间，因为这是创作环境持续良性发展的重要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