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民：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金融业机遇与挑战几何？

全球金融2021年仍存较大变数

朱民丨世界后危机时代的经济结构裂变（上）

朱民丨世界后危机时代的经济结构裂变（下）

与瑞.达利欧对话：朱民/马蔚华/王庆/钱颖一分享中国经济投资热点

经历了低迷的2020年，2021年的全球金融会否“触底反弹”？朱民表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做出的预测是，2021年全球GDP将增长5.2%，贸易额增长8.3%。“但是我认为，这个预测有些乐观了。”朱民说，他将2021年定义成“缓增长年”，经济的复苏速度很大程度上要受到疫情发展的影响。他认为，2021年，企业破产高峰和高失业将持续，企业负债恶化，垃圾债风险上升，而各国央行入市使得金融市场将出现一些规则变化，部分地区和国家开始负利率。全球金融的结构、生态和游戏规则，都将产生巨变，因此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

中国金融要加速“自我革新”

2021年是“十四五”的开局之年，中国经济正在走向高收入阶段。朱民指出，中国的经济结构正在走向服务业，居民财富增加，中产阶级人数和中产阶级财富迅速增加，同时进入老年社会和长寿时代。这些国情都对中国金融提出了新的要求。

中国金融如何在“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下，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道路？朱民建议，要构建和进一步完善统一、综合、国际化的证券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支持科创和数字化转型；加快发展商业养老保险，构建居民养老第三支柱；加快发展和完善资产管理和理财市场，为人民财产增值保值；加快金融机构全面数字化转型；加快落地央行主权货币，构建数字化金融基础；继续高水平金融改革开放。

朱民表示，数字人民币在深圳的试点是成功的。“数字货币有很大的便利，是未来全球金融竞争的制高点。我们应该尽早确定我国法定数字货币的总体框架和定位，加快落地运营，保持我国的领先优势。”

金融“拥抱”科技势在必行

“未来的金融机构一定是虚拟世界和实体经济融合，为客户提供一个体验好，能够提高效率、降低风险的综合服务。所以金融机构一定要升级场景开发与合作能力、数据整合与分析能力、数字开发与运营能力。”朱民强调，金融与科技的结合将成为未来金融发展的一大潮流。要想拥抱金融+科技的潮流，复合型人才成为时代“刚需”。

主题：站在大浪之巅：

1.走向高收入阶段的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和数字化大潮

2.经济走向高收入阶段的经济结构特点

3.未来经济结构的变化基础

4.科技创新和数字化的大潮正在袭来

5.改革开放和创新：迎接中国智能化的高收入阶段

6.经济走向高收入阶段的经济结构特点

7.未来经济结构的变化基础

8.科技创新和数字化的大潮正在袭来

9.改革开放和创新：迎接中国智能化的高收入阶段

2020年受疫情影响，全球金融都发生了巨大震荡和波动，更重要的是，经济结构、政策环境都已经发生深刻变化。未来5年非常重要，可能会影响未来50年的发展。

日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原副总裁、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朱民在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进行了一场

金融2021: 新变局、新趋势和新视野”报告会。

在报告中，他分析了现在的全球经济特点，预测了2021年全球金融的走势，并围绕中国金融业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展开剖析。

金融服务五大挑战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朱民认为，金融服务业要与时俱进，主动迎接五大挑战：

一是要服务经济结构转型，支持服务业和提高劳动生产率；

二是要服务科技创新和经济大规模 数字化转型；

三是服务老龄化的居民养老需求；四是服务日渐增长的居民财富的长期安全和增值；五是在经济全面数字化进程中改造自己成为 金融科技。

完善直接融资市场

朱民认为，发展科创和支持企业数字化转型需要资本市场直接融资支持，建议中国构建和进一步完善统一、综合、国际化的证券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支持科创和数字化转型。

他指出，中国虽然已经初步建立了结构完整的股票市场，但目前中国金融仍以银行融资为主，短期资金多，缺乏能承担风险的长期资本。因此，他建议要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我国证券市场，包括新三板、REITS及ABS等。要着力打造全国统一、综合和国际化的证券市场；

一方面加速发展衍生品市场，构建 资产证券化市场；同时带动评级和会计、法律制度建设。

朱民同时指出，中国发展科创和支持企业数字化转型还要构建统一、综合、国际化的债券市场。他认为，中国债券市场发展严重滞后。债券市场结构不合理，信用债仅占1/3，其中65%是国企债，审批/注册和管理不统一，交易和清算不同步，既有潜在金融风险也阻碍经济发展。当前的低利率环境正推动世界债市进入新的阶段，中国债券纳入国际指数（富时世界国债指数WGBI， 摩根大通全球新兴市场多元化指数GBI-EM，彭博巴克莱全球综合指数BBG）也催生中国债市的大发展。这是一个百亿级的大市场，未来可以翻番。他建议，要构建国际化债券市场，须统一发债管理，集中清算，统一债券交易平台；并逐步建立收益率曲线，发展衍生产品，构建资产证券化市场；同时带动评级和会计、法律制度建设，完善破产重组法律程序等。

提升财富管理质量

朱民还建议加快发展商业 养老保险，构建居民养老第三支柱。他认为，应构建大型居民养老保险机构，财政政策和监管政策应予以支持，同时不断创新产品。在完善养老体系的同时，还能为资本市场提供长期资金。

与此同时，朱民认为，还应加快发展和完善资产管理和理财市场，提高规范、扩大规模、鼓励产品创新，为人民财产增值保值的同时，为资本市场提供长期资金。

加快金融数字化转型

朱民认为，中国须加快金融机构全面数字化转型。他建议：鼓励金融科技创新，巩固和扩大我国在金融科技和电子支付领域的世界领先地位和优势；加大金融大数据平台构建；构建新型数字金融时代的监管体系。他指出，加快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可推广中国建设银行数字化转型经验。

朱民强调，中国应加快落地央行主权 数字货币，构建数字化金融基础设施。他认为，数字货币有很大的便利，是未来全球金融竞争的制高点。中国须尽早确定我国法定数字货币的总体框架和地位，加快落地运营，继续我国的领先优势。利用央行数字货币落地跳跃式发展我国数字金融基础设施，解决我国金融基础设施长期分散落后、股票和债券登记不统一、清算收付系统不集中、国家掌控不强和面临国际风险隐患的问题，提升金融安全和国际竞争力。同时，加强国际合作，探索合作构建双边和区域性央行数字货币联盟。

朱民还特别提到了在深圳试点的数字人民币。他表示，数字人民币在深圳的试点是成功的，而深圳肩负着“经济特区”和“综合改革试点”的使命，也应该在 人民币国际化、数字金融、金融科技等方面敢闯敢试，贡献一些可供复制的经验。

“未来的金融机构一定是虚拟世界和实体经济融合，为客户提供一个体验好、能够提高效率，降低风险的综合服务。所以金融机构一定要升级场景开发与合作能力、数据整合与分析能力、数字开发与运营能力。” 朱民强调。

继续高水平金融改革开放

最后，朱民指出，中国须继续高水平金融改革开放。一方面瞄准国际标准，提高开放水平，吸引优质大型国际金融机构；同时全面推行准入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大幅放宽市场准入；稳步加快资本账户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进一步推进市场化利率改革；进一步推进金融供给侧改革，健全现代金融体系。

粤港澳大湾区大有可为

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如何在加快湾区内地城市与香港、澳门的跨境融合，包括加强与葡语国家、欧美国家的互联互通的同时，加强监管和规避金融风险？对此，朱民表示，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突破点在于找到基本法律框架的融合点。众所周知，内地法律是 大陆法系，港澳是普通法系，会计体系也有差别，研究两大法律体系和会计体系如何互联互通是大事。而事实上，在实务中两个法律体系是并存并用的，所有的国内公司如果是上市公司，基本上都在应用国际会计准则。

“从我的观察角度，具体在实际操作领域，两套体系虽然存在差异，但在商业、金融领域都是可兼容的。两大法律体系和会计体系的互联互通不是一个大问题，如果能把这个事情解决了，香港、澳门和内地自然就互联互通。”

朱民强调，金融与科技的结合将成为未来金融发展的一大潮流。要想拥抱金融+科技的潮流，复合型人才成为时代“刚需”。深圳已成为中国内地第三大金融中心和全国金融科技中心，在金融行业整体转型升级的阶段，科技与金融的相互渗透和跨界融合成为经济发展的全新动力。

朱民最后总结道，未来五年一定是极其精彩、急剧变化的五年，中国必须别无选择地努力跨越中产阶级的陷阱。而国际政治、经济及科技所有的变化及金融科技化，将从根本上改变金融运行的基础。

（南财智库/ 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郭玟君）

工业服务业会成为未来巨大的增长空间，而未来一定是智能化和数字化的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朱民做的题目为《中国经济结构变化和数字化转型》的演讲要点如下：

2020年是注定要载入史册的一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以及恶劣的国际环境，中国经济扛住了“压力测试”，成为全球唯一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2020年也是中国人均GDP迈上1万美元重要台阶的第一年，我们该如何克服曾让众多新兴经济体徘徊不前的 “中等收入陷阱”，达到高收入国家水平，这成为关系国家发展命运的一个重大议题。

每一个经济体在跨越这个阶段时，都会发生一系列深刻的结构性变化，从根本上颠覆和再造现有经济。只有认识和理解这些结构性变化，才能形成高质量的宏观政策和发展战略。在这个关键时点上，我们的思维方式也要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要从过去那种线性的思维方式，转变成面向未来的结构性思维方式，看到结构变化的颠覆性、创造性与机遇。

中国经济正在走向高收入阶段，主要表现为三大特征。

一是经济结构向服务业转化。 当前中国工业比重下降，服务业比重攀升，市场化服务业劳动生产率较高，但非市场化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偏低。

二是当面中国已步入人口老龄化社会，需求引发了供给和经济结构变化。

三是科技创新和数字化大潮正在到来，科技变成了这个世界推动、主导和裂变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力量。

中国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时，将会面对老龄化、气候变化和数字化三个不同于以往的结构性因素。

目前，中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占总人口的10.5%，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十年后这个比例还将上升到16%。伴随老龄化而来的将是人口结构的巨大变化。“2015年北京的赡养比大概是三个劳动人口养一个退休老人，到2050年是一个工作的人养一个退休的人。大家想一想，这需要怎么样的劳动生产率，需要怎样的财富积累来支持老年人的生活？从2021年到2050年，老龄化和长寿化会影响我们的宏观经济相当长的时间，消费、服务、金融、房地产等行业都将发生深层次的供需结构变化。“我们对老龄化的准备是不够的。

去年9月，主席在联合国大会上郑重承诺，中国要在2060年实现碳中和。

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预计在2030年达到峰值，虽然发达国家承诺2050年实现碳中和，但是他们实际上享有50到70年的过渡期，相比之下中国的时间只有30年，这个任务艰巨而紧迫。巨大的能源结构调整，极大地提高能源效率，都需要通过技术创新发展以及大规模的投资来实现。想想看，烧油的汽车没有了，全都变成电动或者氢动能汽车，汽车的产业链会发生什么变化？2060年碳中和会在根本上改变中国经济，它首先是改变能源，但更多地是改变未来的科技。

提到第三个重要的结构性变化因素，这次疫情让我们看到了无接触经济的发展潜力，数字化物流、在线消费和生活服务、在线医疗、在线办公、在线学习等等，都发展得如火如荼。哪怕是疫情结束后，这种在线化的趋势还会继续维持，因为许多行业的业态已经彻底改变。

与此同时，科技正在成为世界竞争新的制高点。

当科技变成竞争的时候，新科技的到来已经不是你拥抱不拥抱的问题，而是你别无选择。今天，科技发展和应用的创新正处于一个历史的井喷点上，我们可以看到一场科技创新和数字化的大潮正在兴起。”他表示，面对来势汹涌的大潮，中国的应对策略就是新基建，其核心理念是在传统的人流和物流之上，以5G、人工智能、大数据、工业物联网等底层技术，再形成一个数据流，打造出中国的“超级科技高速公路”，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促进数字化转型。为什么要数字化转型？归根结底是提高劳动生产率，使中国经济能够长期稳健发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整个科技过程，从0到1的量子计算，脑机接口的突破，从市场的逆向进口地带瓶颈突破，服务器突破，云计算，异构计算的突破，全世界在研发科技的渗透曲线在平行的往上移，提到一个新的高度，这也是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 ”。在这个层面，中国还是走在很前面的，比如百度作为重要的AI科技公司，在人工智能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方面连续三年第一，展现出中国AI的实力。不过我国也有相对薄弱的地方需要突破，比如半导体技术、机器人技术等，而面对现在这个格局，中国的应对策略就是新基建。用数字化提升治理效能将是我国治理现代化的重大命题。目前，社会治理已经成为我国治理现代化体系的重要部分，新一代数字技术则是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利器。在今天这个节点上，中央之所以再三强调‘十四五’，是因为中国正在从中等收入国家走向高收入国家，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转折点。历史已经给了无数的经验和教训，走向服务业，科技化，老龄化，这些巨大浪潮在根本上改变我们所有的一切，站在运动推力的一边，站在世界大潮的顶峰，祝各位成为未来的赢家。

这个战略的核心是国家全力打造一个科技的高速公路，AR、算力、数据、5G和云，在这个高速公路上推动科技企业来全力创新支持、构建这个高速公路。对此朱民表示，“后疫情时代三大经济趋势的发展，从疫情前的房地产、能源、传统建设、建筑机械，走向数字经济主导，算法、算力，走向云基建、管基建、端基建。

1.中国未来5年的发展，决定着中国未来五十年的发展，因为这个阶段我们必须跳过中等收入陷阱。

2.中国在走向劳动服务业，但是劳动服务业生产率低，这里的突破口是教育和医疗。另外，中国工业制造服务和美国相比差距很大，这也是未来的突破口，是未来的一个大潮。

3.中国现在65岁以上的人口已经达到2.5亿，财富管理行业将会发生巨大的变化，今天的问题就是明天的机会。

4.日本进入老龄化已经二十年了，它的建筑业、制造业、金融业、服务业萎缩，增长的是医疗、科技和通讯。日本的房地产在九十年代达到顶峰后就一路下跌。日本的老年人是在不停抛售老房子。

5.2060年中国所有的乘用车是电池供能或氢能源，对汽车行业的改变是天翻地覆的。汽车将由一个工业产品变成一个智能产品。车将成为一个连接所有一切物体的载体。

6.2030年，中国电动汽车的销售量要占到当年汽车销售量的40%。大部分国家2040年不再销售燃油车。

7.2060年，重型汽车中，氢能源将会占大多数，剩下的是电池车。

8.2060年，铁路将全部电气化。

9.中国未来每年要投资2-3万亿在新能源上，到2060年最保守的估计是投资总计200万亿人民币。

10.未来的方向是用物联网和区块链将所有的人和物连在一起，云技术和5G只是一个过渡。

11.疫情结束后，不会是所有的人都回到办公室了，因此商业地产的价值会快速下降。

12.$美的集团(SZ000333)$ 一条生产线上只有4个工人，产品合格率99%，人工占一台空调成本只有10元。

“ 疫情正在根本性地改变世界 ， 造成经济严重衰退 、 金融市场巨大波动 、 国际政治生态恶化 …… 但是 ， 疫情带来的冲击造成的最大影响却是在科技方面 。 ” 9月5日 ，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 、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 IMF ） 前副总裁朱民在2020全球财富管理论坛上表示 。 他强调 ， 疫情正在加快推动全球科技创新 ， 科技和数字化转型大潮正在到来 。

“ 所有的人 、 所有的企业 、 所有的国家 ， 你别无选择 ， 只有跟着科技和数字化转型 ， 这是生死之变 ， 或者跟上这个潮流 ， 或者被淘汰 。 ” 他说 。

朱民指出 ， 在四个推力的作用下 ， 科技创新大潮正在到来 。 第一 ， 疫情推动的无接触/线下经济变得越来越重要 ， 这个趋势将延续下去 ； 第二 ， 随着中美经贸摩擦转为科技摩擦 ， 全球科技竞争已经开始 ， 所有国家和企业都必须走向数字化未来 ； 第三 ， 数字经济在经济中占的比重越来越大 ， 科技将成为未来推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 ； 第四 ， 科技发展的应用创新大潮兴起 ， 世界正处于科技大规模转换和实现的曲线的拐点 。

“ 严格来说 ， 我们今天还是处于4G和智能手机阶段 ， 我们正从在这个阶段走向全面的5G和云时代 。 未来 ， 全球科技竞争的主战场将是物联网和区块链 。 ” 朱民指出 ， 中国的国家战略就是 ， 在全面走进5G和云时代时 ， 提前合并 、 跨越到工业互联网和区块链 ， “ 这个就是全球现在的制高点 ” 。

朱民说 ， 20年前 ， 在全球最大的10家公司中 ， 只有三家是科技公司 ； 10年以前 ， 只有一家是科技公司 ； 但今天 ， 有七家是科技公司 。 “ 不用再过10年 ， 再过5年 ， 前十家企业一定全部是科技企业 。 这就是经济和金融市场反映出的科技的变化 。 ”

朱民指出 ， 在科技创新方面 ， 中国近年来赶超速度很快 ， 在人工智能的论文发表数量上已经远远领先其他国家 ， 和美国几乎并肩 。 “ 在全球20家最好的人工智能企业中 ， 美国八家 、 中国七家 ， 这七家还没有包括阿里和腾讯 。 ”

尽管如此 ， 朱民指出 ， 中国在基础 、 核心 、 “ 卡脖子 ” 技术上还有很多不足 。 “ 光伏面板 ， 中国占全世界50%的市场份额 ， 而15%的技术在国外 。 高铁 ， 在国内是100%的市场份额 ， 核心技术还是有10%在国外 。 数字支付 ， 中国是90%都在我们自己手里 ， 这是我们引以自豪的 ， 包括阿里 、 腾讯等等 ， 我们还是有10%的技术在国外 。 不用说半导体 ， 半导体我们整个技术90%在国外 。 ”

针对这些短板 ， 朱民指出 ， 中国正在疫情期间通过新基建战略推动经济转型和增长 ， 核心是在传统的物流和人流中加一个数据流 ， 通过人流 、 物流 、 数据流产生产业流和资金流 ， 变成价值流 ， 其中 ， 数字流是新基建的核心 。

他强调 ， 在具备数字流的基础设施核心之后 ， “ 我们第一次看到了虚拟世界和物理世界在未来可以完全自如地交融 ” ， “ 最关键的是 ， 不需要人的干预 ， 因为机器学习是一个自动生成和迭代的过程 。 ”

“ 比如 ， 机器人已经不是自动化了 ， 而是数字化的过程 。 这个过程产生无数的数据感知 ， 感知到物联网 ， 物联网进入大数据的虚拟世界 ， 包括人工智能算法 ， 优化信息空间 ， 然后重新回到物理世界 ， 改变和操纵现实世界 。 ”

朱民指出 ， 为了加快5G时代的到来 ， 中国将加快5G基站建设 。 “ 我们本来用5年的时间继续把5G基站做完 ， 现在看要提前 ， 今年目标是建60万个基站 ， 今天已经建了60万个 。 我们现在已经有5500万5G用户 ， 深圳开始5G覆盖 ， 希望通州很快能够实现全部5G覆盖 。 ”

5G做完了做什么 ？ 朱民说 ， 物联网 。 “ 5G只是基础 ， 5G是为社会和工业服务的 ， 所以5G的落地是物联网 。 “ 我们的物联网做了5年了 ， 按照我们国家的计划 ， 2020年本来就是物联网的一个大年 。 经过改造 ， 我们今年的工业物联网节点会超过美国 。 我们会建成5个左右标识解析国家顶级节点 ， 遴选10个左右跨行业 、 跨领域平台 ， 培育30万个工业APP 。 ”

朱民强调 ， 中国的工业互联网发展速度飞快 ， 因为中国是一个制造业大国 。 这背后的核心理念就是 ， 国家要建设一个以5G 、 AI和云计算为核心的基础设施枢纽 。 “ 1993年 ， 美国建立了一个 《 信息高速公路法 》 ， 这个法案极大地推动了美国互联网公司的发展 ， 包括苹果 、 谷歌等 。 现在 ， 我们要以更高的技术水准建立一个信息科技枢纽 ， 让所有的科技企业往枢纽靠拢 ， 提供技术支持和服务 ， 成为这个枢纽的一部分 。 然后 ， 让所有的城市在枢纽上做平台落地 ， 做数字化转型 。 ”

朱民指出 ， 在这个过程中 ， 枢纽建设是重中之重 ， 它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建设 ： 第一是 “ 云基建 ” ， 包括云服务及数据中心 ； 第二是 “ 管基建 ” ， 包括5G基站 、 通讯卫星等 ； 第三是 “ 端基建 ” ， 包括手机 、 汽车 、 人脸识别 、 交通等 。

谈及疫情对科技的影响 ， 他说 ， 疫情使得科技发展走向了新的方向 。 第一 ， 在经济驱动力方面 ， 经济增长来源从房地产 、 能源 、 传统基建转向数字经济和新基建 ； 第二 ， 受社交距离影响 ， 过去蓬勃发展的共享经济将转向无接触经济 ； 全球价值链从高度全球合作走向 “ 双循环 ” ， 走向自主创新 ， 核心科技赶超和前沿科技创新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