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人应该学点民国史：币制改革与国家信用

民国末期，通货膨胀导致的堆积如山的金圆券

尽管秦始皇时期，中国就提出了统一铸币权的经济手段，但实际上，此后的各个王朝不断在货币统一上反复折腾，一直未形成真正稳定的货币体系，连铸币权也是一直被官家和民间同时拥有。

直到民国初年，中国各地仍是诸侯割据。大清龙洋和墨西哥鹰洋混用，汇票、外钞、黄金、碎银、珠宝甚至烟土等也成为流通货币。

统一货币特别是铸币权，这不仅是军事和政治的需要，同时也是中国市场加入现代国际社会的一个必要条件。混乱的货币品种和兑换体系使得中国的市场化和资产货币化程度非常低，中日甲午战争赔款支付中的大部分银两也是兑换成英镑，直接存入日本在海外的账户，后者大大推动了日本向金本位的货币制度转变。

中国真正的统一币制和铸币权实际上是在三个曾经“臭名昭著”的历史人物手上实现的，即袁世凯、宋子文和孔祥熙。无论是出于军事统治、外部压力的需要，这三位用果敢手段直接推动了中国现代货币制度的建立，从这个角度，他们都是值得后人铭念的。

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袁世凯担任大总统。为应付财政危机、国库亏空和充实军费，除了对外借债和提高税金外，袁世凯将大清银行改造为中央银行，立即推行币制改革，同时公布《国币条例》，设立币制局，垄断铸币权。1914年12月，天津造币厂首先开铸新银元，印有袁世凯头像。南京、武昌等造币厂跟进，“袁大头”银元大受民众欢迎。

1927年，北伐成功之后，蒋介石领导的南京政府面临一个经济规模急剧增长的历史时期，无论市场容量、城市化水平、国际贸易规模、生产能力、消费能力和投资需求等都进入了一个相对繁荣阶段。相比之下，中国本土的资产货币化迅速提升，除了外资银行外，本土银行也有数百家，证券和股票交易非常活跃，上海成为远东重要的金融中心，黄金交易量甚至超过法国和日本。

时任财政部长的宋子文美国留学归来，对西方社会的金本位制度非常熟悉，极力主张加快与国际接轨的过程，强力主导推进改革。1933年3月1日，国民政府财政部发布了《废两改元令》，宣布实施“废两改元”，规定自3月10日起各业交易改用银元计算，以规元银七钱一分五厘为法定银元价格。从此，银元成为民国时期国家使用的正式本位货币。到1933年底，废两改元全面成功，完成了晚清和北洋政府梦寐以求却无力实现的目标，也真正确立了中国的银本位地位，也是当时世界上唯一的银本位国家。

必须承认的是，白银这种古老的货币形式，使当日的中国逃过了上世纪30年代席卷全球所有金本位国家的经济大恐慌。

本来，此时的中国，北伐已经成功，新生活运动正逐渐展开，经济已有起飞迹象。而西方，经济也已复苏。而在美国的白银收购法案实施之后，国际银价立刻飙升3到4倍，这对于直接使用白银作为货币的中国来说，等于中国货币对美元的汇价直升。其带来的效果就是，世界其他国家都感觉中国商品价格畸高，而中国民众则顿觉洋货廉价。而此时，中国唯一能出口的商品，就只剩下白银这一项了。中国白银的大量外流，造成了中国银根紧缩，货币奇缺，企业无法周转，物价下跌，经济陷入恐慌。此情此景之下，中国政府决定实行币制改革，放弃银本位，于1935年11月3日下令颁行纸币，这就是“法币”。中国历史上第一种真正现代意义上的纸币。

法币采取与外汇的固定汇率制，最先绑定的是英镑，后又与美国签订了《中美白银协定》，法币改为与美元挂钩，1元法币兑换0.2975美元。中国政府将12000万美元存入了美国纽约的银行之中。币制改革之后，货币紧缺的状况得到了缓解，商品的价格也逐步回升，出口也渐渐增加，经济开始恢复。

在当时来说，这一改革的优劣并不容易判断，但我们今天回头再看，在当时的制度之下，暂缓放弃银本位也许更加稳妥。因为，短短一年之后，抗日战争爆发了。

抗战的爆发，国民政府马上就被庞大的军费拖进了赤字财政的泥潭，几年前的经济增长烟消云散。虽然当时有人提出以此契机改革军制，解决军队”吃空饷”的通例以及腐败的盛行，以压缩军费减轻负担，但却无力执行。国民政府唯一能解决的方法，只有通过银行垫付，其实也就是增加法币的发行量。

在抗战的初期，政府对恶性通胀尚有戒心，在孔祥熙的主导下，试图通过出售公债、税收征实及消费品专卖来抑制，甚至还出台了“节制消费”的办法。但在制度性的缺陷以及权力的溃败之下，所有手段都已失效，不仅如此，这些手段甚至还刺激了通胀规模。到了抗战中后期，通胀已经失控，国民政府虽然曾通过出售黄金，回收了800亿元法币，但杯水车薪，还拉高了黄金价格，加速了通胀。整个抗战期间，法币发行总额达5569亿元，比抗战前增长了约396倍。

抗战胜利之后，本来正是战后重建，并以此带动经济恢复的时机。而此时，国民政府却昏招迭出。

1945年9月，国民政府宣布，法币与沦陷区汪伪发行的中储券的兑换比例为1∶200，并且规定沦陷区人民每人只能兑换5万法币。这种带有惩罚性的措施完全违背了经济规律，造成大量法币游资蜂拥而至上海抢购，结果造成物价飞涨，无数接收大员呼风唤雨聚敛财富。这一政策直接沦为明目张胆地掠夺。沦陷区是中国经济最有活力工业生产最为集中的地区，经过这番折腾，元气大伤，民心渐失。

至1948年8月21日，法币崩溃。从抗战开始至法币崩溃，法币发行量增长了47万倍，同一时期上海的物价上涨了492.7万倍。

法币成纸让国民政府陷入了恐慌之中，唯一可以效法的，就是与古代那些帝国一样，只能通过发行新的货币来解困。于是，金圆券问世了。

宋子文留学美国，对西方货币制度非常熟悉，他推动了中国现代货币制度的建立。图为1942年7月8日，罗斯福总统（左）、美国邮政总局局长弗兰克·沃克和宋子文（右）正在白宫检视美国新发行的面值5美分的”中国抗战”纪念邮票

1948年8月19日下午3时，蒋介石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讨论币改方案，下午行政院会议经4个小时的讨论后予以通过。根据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赋予总统的紧急处分的特权。8月19日，蒋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发行金圆券。

1948年，出纳坐在钞票堆里点钱

根据《金圆券发行法》，金圆券发行采用十足准备，其中必须有40%为黄金、白银及外汇，其余以有价证券及政府指定的国有事业资产充当。每元法定含金0.22217公分（公分即克），由中央银行发行，发行总额定为20亿元。

从相关史料看，币制改革前40天可谓成功，虽然一些商品紧俏，但大部分商品价格都回落到限价之前。根据《申报》等新闻报道，当时民众竞相排队换取金圆券，中央银行窗户甚至被挤坏。金圆券发行一周时，已有金银外币折合2720余万美元兑换成金圆券。

蒋介石也在日记中写道，“对于人民如此拥护币制改革政策颇感意外与欣慰。”很多亲历者确实也记录市民阶层排队换取金圆券，甚至穷人把仅有的一点首饰交出。大家相信这个政府，结果呢？1948年11月16日，根据俞鸿钧的报告，收到黄金166.3万两，白银893.7万元、银元2403.8万元、美钞4773.5万元、港元8732.5万元，合计折合1.9亿美元。

金圆券初期的短暂成功之后，迎来第二阶段，9月底成为一个关口。9月下旬，金圆券继续发行，快到9月底已经12亿元，即将接近20亿关口，此时限价以及管制斗争也在进行中，关于金圆券兑换外汇黄金的期限是否突破也成为要点。

从市场层面，无论如何评价行政管制，限价逻辑的短板在于，或许可以维持一时一地的局面，但结果一定会导致短缺，而短缺必然导致抢购，而与抢购对应的必然是囤积，无论商家还是个人。从9月30日到10月7日，全国各地出现抢购现象，南京、上海等地粮食尤感奇缺。根据《大公报》的媒体后续报道，“商店纷纷藉词休息，甚至民众赖以生活之食粮肉类亦均无法购置，以致造成人心空前之恐慌。”

无论是此前按时交纳的人们，还是持币观望者，都在看政府何去何从。国民政府先底气不足，决定收兑金银延期1个月到10月底，这无异于为金圆券信誉破产挖下大坑。随后，行政院10月26日调整限价，28日又决定粮食可自由买卖，货物可计本定价。11月1日，颁布了《改善经济管制补充办法》，正式宣告放弃限价政策。同时修正金圆券发行办法，金银外币准许持有，银币准许流通，政府铸造金圆，金圆券存款时得以同额金圆券兑换金银，同时改订金圆券兑换率，黄金每两一千圆，白银每两十五圆，银币每元十圆，美钞每元二十圆。

翻云覆雨之间，金圆券让中产妇孺的财产被洗劫一空。最讽刺的是，此前守法的人显然是上当最深的人，而那些抗命以及观望的人再次显示了世俗智慧的正确。历史学家郭廷以对此总结，“发行不到3个月的金圆券完全失败，此前以金银外币兑换金圆券的守法良民为之破产，怨声载道，加速了大局的崩溃。”

今天历史就讲到这儿，讲点现实。

有数据显示，印度86%的家庭拥有以珠宝形式储存的黄金，其中不少是代代相传。因此，印度家庭的私人黄金持有量据估计约为2.3万吨，价值接近1万亿美元，为世界最大，超过美国、德国、意大利、法国、中国和俄罗斯的官方黄金储备总额。

在换钞运动启动之后，印度民众蜂拥向黄金已经造成了印度金价的溢价创下2年高位。有报道称，印度最大的黄金进口商——埃塞克斯银行（Axis Bank）暂停了一些黄金交易商与珠宝商的银行账户使用，印度人又开始陷入恐慌，民众争相购买黄金，支付价格甚至高出官方报价50%。在印度政府将要限制黄金的传言下，市场对印度将限制黄金进口或直接没收的担忧正在加剧……

毛泽东一家首次登上了美国《时代》杂志

1946年2月11日出版的《时代》，“外国新闻”栏目中的“中国”报道，有一则简短通讯——《毛的一家》。该通讯依次报道了中共领袖毛泽东之子毛岸英从莫斯科飞抵延安的消息及毛泽东的婚姻情况等，并配发了毛泽东与江青在延安的一张合影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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