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人：郑哲敏院士
访谈人：熊卫民
整理人：熊卫民、张志会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访谈时间： 2010 年11 月16 日
访谈地点：北京中科院力学研究所341 室
自清末民初以来，中国的青年学子就有赴西方先进国家留学、向本国引入现代文明的风气，并掀起多轮出国留学的高潮。1937 年日本发起的全面侵华战争中断了这一潮流。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众多莘莘学子又开始继续从西方引进真理的工作。因欧洲受战争破坏严重，日本除满目疮痍外还属敌国，他们大多选择去美国留学，总数超过5000 人。几年过去，国共内战结束，他们渐次归国。据不完全统计，20 世纪50 年代上半叶有1200 余人回国。若不是美国政府设置了种种障碍，相关的数字还会高得多。这与20 世纪80 年代后大部分的留学人员选择滞留海外形成鲜明的对照。当年为什么会有许多学子选择回到中国大陆？那些没能回来的又是出于怎样的考虑？归国的学子和滞留海外的学子后来各自的发展情况如何？对郑哲敏院士的访谈有助于回答这些问题。
郑哲敏，著名力学家，1924 年生于山东济南，1947 年在清华大学毕业，留校做论文指导教师钱伟长的助教，1948 年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留学，1949 年获得硕士学位，1952 年在钱学森的指导下获得博士学位。1955 年2 月归国，先在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力学研究室工作，1956 年转入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先后担任副研究员、研究员、副所长、所长等职，是中国爆炸力学的主要开拓者，著有《高能成形》、《相似理论与模化》等。因研究成绩卓著，先后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80 年）、美国工程院外籍院士（1993 年）、中国工程院首届院士（1994 年）。
初到美国
熊卫民（以下简称熊）：郑先生，我受美国加州州立理工大学普莫娜分校历史系王作跃教授之托，想请您介绍您在美国留学和回中国工作、生活的情况。20 世纪50 年代，留学美国的中国学者有的选择回国，有的选择留在美国，王教授想对这两类人进行比较研究，委托我访问您。他自己则准备去访问目前还在美国的那些科学家，譬如您的师兄罗时钧。
郑哲敏（以下简称郑）：罗先生经历比我坎坷。他比我高一届，与庄逢甘是（上海）交（通）大（学）1946 届的同班同学，他俩都比我早一年去美国留学。庄先生比我小5 个月，刚于11 月8 日去世，上礼拜我还去参加了他的追悼会和遗体告别仪式。
我是1948 年8 月离开上海去美国的，当时正值国共内战，兵荒马乱。我乘的是美国总统轮船公司的Meigs （美格斯）将军号。船一共走了25 天，路线有些绕：先到香港、马尼拉、吕宋，然后经过关岛、中途岛。本来还要停檀香山，却正逢码头工人罢工，没办法装卸船只，所以径直开到了旧金山。
初到美国时挺陌生的，因为我是拿着“扶轮社奖学金”出去的——扶轮社基本上是美国一个组织，在全世界都有分部，它设有奖学金——所以当地扶轮社派一个美国人来旧金山接我，把我放到旧金山一个不错的旅馆。住了几个晚上后，我买了火车票坐到小城市帕撒蒂娜（Pasadena）。它就在洛杉矶东北边，城市虽小，但有钱人很多，因为那里气候好，四季如春。（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是美国出“大王”的时代，很多人退休后就搬到洛杉矶附近，所以帕撒蒂娜住着很多大王，如铁路大王、木材大王等。这些人捐了很多钱给CIT（加州理工学院），对它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我当时坐的是夜车，第二天一早到洛杉矶，接我的是扶轮社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先生，和一位刚从CIT 拿到博士学位、到CIT 航空系做博士后的中国人——冯元桢。冯先生现在很有名，是美国的三院院士，并被尊为“生物力学之父”，近些年接连获得各种奖项，譬如“美国国家科学奖”等。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冯先生，以后我们变成了交往甚多的朋友，出国访问时我常去看望他。冯元桢的基础很好，1937 年考的中央大学航空系，1941年毕业，留校当研究生，导师是航空系教授流体力学的老师柏实义。冯先生可能还到国民党位于成都的航空研究院工作过，研究航空，大概于1945 年去美国，1948 年就拿到了博士学位。
刚开始几天，扶轮社把我安排在一个老先生家里——他是扶轮社的秘书，叫拉兹（Lutz），是位电器工程师。开学报到后，我就住在校园里一幢两层楼的房子里。第一年，我的室友是唐有祺，他在鲍林主持的化学系搞物质结构研究。住在隔壁单间的是肖健，他当时在美国的名字是肖积健，学高能物理的，正跟着正电子的发现者安德森研究高能粒子。唐有祺与肖健本来就比较熟悉，我去了之后我们三个就常在一起。后来吴耀祖也来了，他与罗时钧、庄逢甘在交大是同班同学，1947 年出国，1948年转到加州理工。罗时钧也是头一年不在CIT，第二年才转过来的。后来我又认识了罗沛霖。他与钱学森同代，比钱学森低一年级。我还认识了研究物理的李整武3夫妇，以及研究生物的鲍文奎4和沈善炯。因学校校舍有限，鲍文奎和沈善炯当时住在校外。那个时候，CIT 没有女生，没有黑人，但有印度人和中国人。
熊：住校外是不是要便宜一些？
郑：不，还是住校内比较便宜。我们那栋楼，楼上全是宿舍，楼下有一半是宿舍，另有大食堂和理发厅。楼上和楼下各有一个公共浴室。
梅贻琦没有动员我去台湾
熊：你们这些不同专业的中国同学，当时来往多吗？
郑：刚开始时，我们的来往并不多，没有什么公共聚会。1948 年晚些时候或者1949 年——就在罗沛霖去后不久——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简称“留美中国科协”）成立1。然后大伙的聚会才多了起来。罗沛霖是留美中国科协在CIT 小组的头，记得在钱学森从MIT 回到CIT 时，他曾组织我们去欢迎钱学森。
熊：那个时候，是不是有海峡两岸争夺留学人才的问题？
郑：我知道1949 年离开大陆时，蒋介石确实采取了措施以争取人才去台湾——他不太成功，更多的人才留在了大陆。至于之后国民党政权是否也有争取海外留学生的政策，我就不太清楚了。我只能就个人的经历谈一谈。梅贻琦等人曾找过我几次。
我的大学一、二、三年级是在位于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念的，四年级时清华、北大、南开复校，我被分到清华。毕业后，我留校做助教。作为学生和小助教，我和校长梅贻琦原本是联系不上的。他之所以认识我，是因为我后来争取“扶轮社奖学金”的事。在中国北方的西安、北京、天津以及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的多个城市都有扶轮社。当时，他们有一个奖学金名额，要在全中国范围内甄选。
有一天，我和清华的二三十个年轻教师一道，参加了北京扶轮社的奖学金考试。主要是考英语，我记得有作文和口试，主考官是陈福田和Winter——后者是个诗人，一直单身，“文化大革命”时仍在北大，后来在中国去世。考完后，清华推荐了我。当时，北京的扶轮社委托清华、北大、燕大、辅仁等高校各推荐一名候选人，大概他们也是用考试的方法来选拔候选人的。后来，北京的扶轮社从北京各校的推荐人中选择了我。然后，他们又去西安、天津挑人。负责此事的是凌其峻。他是清华学堂早期的毕业生，后来留美，回来后搞实业，做进出口贸易等。那些城市的人选也确定后，再在整个北方遴选。我被选中。再后来，我又与分别来自长江流域、珠江流域的那两名候选人竞争。最终，我被选上。
熊：全国才录取一人，您能被选上，真是不简单。
郑：确实不容易，以至于在“文革”时有人质疑我是否在这件事情上走了后门。但我确实不是靠关系。之所以能被选上，我想主要是由于机遇使然，且与我上中学时学英语的机会较好有关。在斟酌人选的过程中，梅贻琦为我写过推荐信，这是我和他打交道的开始。
1948 年底，梅贻琦离开兵临城下的北平南下。1949 年底或1950 年初，我记得是在我刚拿到CIT 的硕士学位开始念博士研究生时，他突然来找我。没谈什么别的事情，只是告诉我他也来美国了，任职于“华美协进社”（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在纽约有一个办公室，负责美国给“清华”的基金，正在收集一些书籍，准备将来运回“清华”。
熊：没有鼓动您将来去台湾？
郑：没有。1953 年左右，他第二次来找我，邀我去吃饭。当时正值他或他夫人生日，他的女儿、女婿也来了。席间谈到解放前夕，地下党来找过他，希望他留下，但他没留下，是最后一批从东单机场飞往南京的。他之所以走，是因为不认同共产主义思想。他向我表明了自己的政治态度，但并没动员我去台湾。之后不久，我又接到原清华大学外语系主任、我参加扶轮社考试时的主考官陈福田1 的一封信。陈福田是华侨，解放后就回了夏威夷。他在清华曾经颇有影响——那时清华园有三座小巧幽雅的庭院，分别称之为甲所、乙所和丙所，甲所是校长梅贻琦的住宅，乙所是哲学家冯友兰的住宅，丙所就是陈福田的住宅。他给我写了信，但我没回信。
熊：他们找您，是不是组织的意思？
郑：不是。只是私人交往性质，并不代表政府机构。他们也许有劝我不要回大陆的意思，可并没有明说。
参加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
熊：共产党方面呢？
郑：那就是有组织的啦。留美中国科协实际是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其主要工作就是动员留美人员回大陆——刚开始时隐蔽一点，新中国成立后就明确地动员大家回国。它与在英国的留学生组织也有联系。我通过它还收到过从英国寄来的小册子，对于如何回国，上面说得很详细。那时我哥哥在英国。我1948 年出国，他1949 年出国——当时英国有个工厂提供奖学金，他就去了那个工厂。后来，他给我写信说想去美国上学。可美国说中国由共产党当权了，不接受他。1950 年底他就回国了。
熊：参加留美中国科协需要办什么手续？
郑：当时并不是所有留美的中国学生都参加了（留美）中国科协。我参加了。参加时没什么手续，报个名就可以了。然后大家开会，商量我们能为祖国做点什么事情。冯元桢那时候正在做博士后，他说可以做几件事情：一是买点书寄回去，一是翻译点书寄回去，一是写点书寄回去。当时并没有人在会上明确表态要回国，但不久之后就有好几人回去了。1950年，庄逢甘、罗时钧、沈善炯、鲍文奎也陆续回国了。当时有三位前辈在CIT。一位是中央大学物理系教授赵忠尧。1946 年他应邀到美国参观原子弹爆炸试验，然后到美国的一些实验室访问，后来去了CIT。他手里有一笔受中央研究院所托去买原子研究设备的钱。1950 年，他和罗时钧、沈善炯一道回国，一起在日本被扣。一位是清华大学化学系教授黄子卿，他于1948 年赴美，属学术休假性质，临近解放时回国。他很有趣，经常和夫人一起作诗，然后念给我们听。还有一位叫余瑞璜，抗战时是清华大学金属研究所有名的教授，是应鲍林教授之邀到CIT 做短期访问的。他回国参加了开国大典，后来服从组织分配去吉林大学（最初叫东北人民大学）创办物理系，再后来被划成了右派。
到CIT 之后的第二年，我搬到楼下，与罗沛霖一屋。罗沛霖每周末都去钱学森家。我总怀疑他有特殊任务，可至今他都不承认。罗沛霖说，钱学森的名字不适宜在我们留美中国科协CIT 分会的花名册上出现，所以，那上面真没有他的名字。但是，我们的欢迎会和CIT 分会的成立会，钱学森一家都出席了，后来分会的活动他就没再参加过了。
当时冯元桢很积极地准备回国。他的朋友易家训，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前，把书都寄回来了。冯元桢是一个很和善的人。他与夫人喻娴士在国内就认识，1950 年时在美国的一个教堂里结婚。喻娴士的父亲喻传鉴是南开中学的首届学生，大学毕业后辅助校长张伯苓，成了他的主要助手。张伯苓后来从政，担任国民参政会副议长、考试院院长等要职，南开中学主要由喻传鉴管理。
熊：在回不回国的问题上，当时哪些人比较有号召力？
郑：华罗庚是比较有号召力的。他是留美中国科协的负责人之一，在回国前跟大家写过公开信。葛庭燧也给钱学森写过信，这是我后来知道的。我们当时与留美中国科协芝加哥总部的联系全靠罗沛霖。丁儆当时也是比较活跃的，他与我同岁，目前在北京理工大学，得了老年痴呆。
为什么不留在美国
熊卫民（以下简称熊）：你们这些留学生，当时有没有选择去台湾的？
郑哲敏（以下简称郑）：在我们圈子里面，人们要么回大陆，要么留在西方，没听说谁要去台湾的。因为都怕蒋介石，他在知识分子中名声已经臭了。像我这种并不积极参与学生运动的中间派，后期也认为国民政府贪污得太厉害，腐败已经是体制的一部分，不可能靠蒋介石来清理，原来曾经对他抱有的希望全都放弃了。
1948 年，国民政府派了一个叫于斌的天主教主教，把好几百位高中生——我们称之为童男童女——与我们同船送到美国去。
熊：几百个人？
郑：那条船上光中国人就有几百个。其中，有十几位年轻教师来自清华，他们多数都是过了一年就回来了，譬如说王补宣、陶渝生。陶渝生是陶孟和的儿子，陶孟和后来当了中科院副院长，1957 年被划为右派。
熊：陶孟和是“内控右派”，当时并未公布在右派名单之中。您在学成之后为什么没有留在美国呢？
郑：我们这一代人深受历史书所记载的自鸦片战争以来的民族屈辱的教育，也深受五四运动的影响，有强烈的爱国、救亡意识。我们从小就唱“打倒列强、除军阀……”之类的歌谣，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列强有一种复杂的心理。
我们能充分看到美国社会的优点。例如，美国的变化很快，汽车的款式刚推出不久，又会出新型的，衣服样式、料子更是日新月异；而国内在国民党统治之下，几年过去还是老样子，而官方的腐败日甚一日。面对这些强烈的反差，我们对美国当然有好感。不过，与此同时，我们对资本主义社会也还是有所顾忌，对美国社会也还是有点看法。过去在国内时，我们认为国有的就是进步的。在美国看到铁路工业都是私人的，不太能接受；在美国吃的早点都是一盒一盒的，很方便，不过到处都如此，感觉垄断得厉害。更重要的是，我们感觉到了美国社会对华人的歧视。这是长期以来形成的。例如华人不能入籍的政策，从19 世纪后期开始，好像到20 世纪40 年代（有人说到1945 年）才解除。
1955年郑哲敏离美回国前照片
熊：您刚才说的是美国政府的政策。美国人待你们如何？
郑：我们一般都感觉美国人是很友好的。例如我的奖学金是美国人提供的；学习期间，我曾接受邀请在两个美国家庭居住，他们待我也都很友好。但是也有例外，有的美国人盛气凌人，有居高临下之感，好像中国人不如美国人似的。1950 年，我还没毕业；冯元桢已经毕业，在MIT 有项目。我对冯元桢说，我还有一年就拿到学位了，美国哪儿也没有去过，想出去转转。他就与他夫人和我共三人开车绕着美国，包括南方所谓的Deep South 区转了一圈。在许多城市，包括华盛顿在内，都发现有饭店在门口贴着告示：我们不接待有色人种。首都也如此，南方更不用说了。在南方的以黑人为主的城市中，上公交时黑人直接走到最后面，前面即使有空位黑人也不能坐。在电影院里，黑人绝对不能坐在中间——那种好位置只留给白人——进门时，黑人只能从旁门进出。加州理工所在的帕撒蒂娜虽然小，也有黑人区。钱学森原来住的房子很好，出事以后，房东不愿意再租房给他。他只好另找住处，后来租的房子离黑人区很近——过几条街就是黑人区。这种事情让人很不舒服。
除种族歧视氛围外，文化上的差异也让人不自在。毕业之后，长期在外单身旅居的我，常感觉自己像浮萍一样，没有根，很孤独，没人可以交流。总的说来，当时的社会气氛非常压抑，我们在美国过得并不愉快。另一方面，由于朝鲜战争爆发，通信不便，我们对中国国内所实际发生的情况并不是很了解。我们只是听说社会治安变得很好，通货膨胀等乌七八糟的事情都没有了。与我父亲通信时，我还了解到，解放后，他没再摆钟表摊子，而是办了个钟厂，圆了年轻时想办点实业的梦想。这些都是好消息。事实上，那时我们是听不进坏消息的，只要有人说中国不好，我们这些中国人就一定要跟他顶牛。这种感情是原来的文化培养出来的，无法逃避。有空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看科协订阅的香港《大公报》和纽约的《华夏日报》，两者都是倾向中国共产党的。《华夏日报》经常开天窗，以示对美国政府的抗议。
朝鲜战争打起来后，我们看到一张照片——杜勒斯到前线去视察，我们就对美国人说：战争是你们先挑起来的，有照片为证。所以，有时候在学校跟同学吃饭时，也会争论起来。虽然同学并不坏，常和我在一块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多人都想回大陆。不过后来有些人并没有回来——一旦结了婚、成了家、有了孩子，情况就变化了。所以说，那些没回国的不一定就是反对共产党的。
在麦卡锡主义的阴影下
郑：在对中国留学生归国的事宜上，美国的态度是有变化的。1950年罗沛霖回国时，美国是鼓励留学生回中国的。朝鲜战争开始后，就不让回国了。1951 年缓了一年，1952 年他们就找我麻烦了。
熊：他们是怎么找您麻烦的？
郑：1949 年获得硕士学位后，我成了钱学森的博士研究生。1950 年下半年，我申请回国，没获批准。1951 年，我又一次申请回国，仍没成功，不过也没把我怎么样，只是移民局曾经有人把我领到一个房间，有个穿制服的坐在门后的桌子边，问了我很多赤裸裸的政治问题，譬如中国共产党是不是由苏联所控制，等等，大约有十个这样的问题。1952 年上半年，来了一封信，让我某天去移民局办公室一趟。我一进去，他们就把我给扣了，还给我念东西，说我是非法居留——他们用这个“帽子”把我给扣了下来。同时被扣的还有两位CIT 的同学。一位是冯元桢的夫人喻娴士，另一位是机械系一位姓陆的同学。
然后我就打官司。我说，既然你们称我是非法居留，那我就自动离境。1952 年7 月，我接到他们的一封信，说同意我自动离境。可是4 天后，他们又来了一封信，说：考虑到你回中国不符合美国利益，我们虽然同意了你可以自动离境，但不允许你离境，也不允许你有任何离境企图。我就这样被扣了下来。我于1952 年6 月博士研究生毕业，之后就成了没有身份的人，护照也被收掉了。CIT 对我不错，以助教待遇收容我教了两年书，做了些研究工作。
熊：既不让居留，又不让离开，您的遭遇与两年前钱学森的遭遇类似。
郑：我估计，我的事可能与钱学森有关，1950 年罗时钧他们在日本被扣押也可能有他的因素。CIT 的留学人员中，最早回来的是肖健。1949年，他学业尚未完成，即找了个停靠天津港的货船回来了。罗沛霖是一年后走的。他很敏感，论文没做完，就买了船票准备回国。后来他没在洛杉矶上船，而是买了飞机票，赶到檀香山后再上船。要不是这样走，他肯定会被扣下来。
熊：真的不容易啊。美国政府设法将你们留了几年。在这期间，有不少人结婚生子，然后，就很难再回去了。您的遭遇是不是也与麦卡锡主义有关？
郑：麦卡锡主义在我们学校影响挺大的。有个人叫威因鲍姆（S. Weinbaum），在CIT 化学系任助理研究员，因被控作伪证否认自己是共产党员而被判刑。他在学校的朋友也遭到怀疑，弄得学校气氛紧张。我后来才知道，威因鲍姆与钱学森相识，钱学森还曾写信推荐他到喷气推进实验室去工作。二人同时参加过不少活动，其中有些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的活动，有些可能就是共产党的活动，钱学森本人不一定知道。因此，查威因鲍姆的时候查到钱学森身上来了。这件事情对钱学森造成了压力。化学系的鲍林教授也受了威因鲍姆事件的影响。鲍林是进步党党员……
熊：进步党？
郑：对，进步党，民主党和共和党之外的一个政党。进步党出过一个叫华莱士的，曾在罗斯福时代任副总统。他在1944 年访问中国，捎了些美国蜜瓜种子到兰州，后来，兰州的农学工作者试种成功，将其命名为华莱士瓜。在一次政治性的活动中，我曾和鲍林一起吃过早餐，明显感到他受到了压力。当时有一个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Committee to Investigate Un-American Activities）曾到我们学校搞审查活动。
熊：这些调查活动是捕风捉影，还是确实有所依据？
郑：那时候苏联在美国确实布置有间谍网，而美国共产党也确实有地下活动。1953 年，罗森堡（Rosenberg）夫妇被判处死刑，就是因为泄露了机密给苏联。美国政府对共产主义历来警惕，苏联的原子弹（1949 年）、氢弹（1953 年）出来后，更是变得恐慌起来，而老百姓也犹如惊弓之鸟，一忽悠就起哄得厉害。麦卡锡主义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兴起的，他们在很多地方开展对共产党的追查活动，达到了捕风捉影的程度。美国政府还设立了联邦忠诚调查委员会，要求公务员、军方人士以及大学教授等搞“忠诚宣誓”，声明自己效忠美国政府，不同情共产主义等，否则就会遭到解雇。这些调查弄得人心惶惶。有些人被说成pink（粉红）。弄得他们也比较紧张。
熊：博士毕业后，您连合法身份都没有了。
郑：是啊。我不知如何争取自身的合法权益。后来有人告诉我，移民局使用的是不同于民法的另一套法律系统，什么事情都能干出来。被非法拘留过之后，我就申请自动离境。审批的结果是不让走，还把我的护照没收了，让我没法出去工作。1952—1954 年，我就在学校待着做助教；还像自由撰稿人似的，做点临时的研究工作，写一个研究报告，得几百块钱。
熊：您当时的收入状况如何？
郑：我有社会保险号，学校有助教工资给我，另外，我再打点零工，总的说来，收入是比较差的，跟以前做研究生时差不多。
熊：您为什么不去做博士后呢？
郑：做博士后也得有身份啊，还要有工作的资格证明。拿冯元桢来说，他做博士后之前，曾去过墨西哥一趟，以满足美国移民局的要求——博士毕业后要有离境经历才能做博士后。他去了就回，在那儿也就待了一天，但待一天也算出去过了。
熊：在业余时间您做些什么呢？
郑：主要是看书。毕业后我看了很多小说和纪实作品，尤其是侦探小说。印象较深的是史沫特莱写的一些东西。她是个记者，曾应邀访问延安，写过很多相关的报道和文学作品，被认为是中国共产党的辩护人。我试图通过她的笔来了解新中国的领导人。
熊：您当时与国内有直接的通信往来吗？
郑：有，但不多，主要是与我父亲通信——直接写给他，至于路上怎么走，我不太了解。大概要经过香港吧。
熊：当时您父亲在哪里？
郑：解放时我父亲在香港，1950 年，我妹妹把他接回上海。在通信中，我父亲并未向我表达对当局的不满。但我模模糊糊知道，回国后会控制得很严，因为美国社会对中国的情况也有介绍，如报纸上说中国是警察国家、已执政的共产党仍保持秘密组织的作风等。我们还获悉国内正在开展“抗美援朝”运动，反对“崇美恐美”思想。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也即党对知识分子“洗脑”之类的东西也听说过一些。清华大学化学系主任高崇熙在“三反”运动中自杀的消息，我也有所耳闻。对于这些负面的东西，我是将信将疑。所以，1954 年中美日内瓦谈判后允许我们走，我一方面很高兴，另一方面又有些紧张。我知道，一旦回去，恐怕就不会再有出来的机会了。
绕道欧洲归国犯了大忌
熊：听说您当年是绕道欧洲回国的？
郑：是的。之所以如此，有点个人原因。我爸在香港时，我妹妹动员他回来。他给我写信，说自己做了一辈子生意，也就积蓄了不到两万美元，都寄给你吧。我把这笔钱存到了银行。尽管当时我在加州生活很窘迫，也一直没动用它。我胆子小，怕钱会被没收，就在离开美国时，把钱从美国银行取出来，想方设法把它转移到欧洲去。我爸长期做钟表代理商，从瑞士进口钟表。我决定先让钱流经瑞士。但当时不容易拿到瑞士的签证。瑞士人说你来可以，但是你要告诉我你去哪里。我就先办成了去日本的签证，接着就有了到瑞士的签证。瑞士签证办下来后，我又办了去法国、意大利的签证。到瑞士后，为了获得进入香港的证件，我在那等了近三个月。在香港登岸后我就溜了，把去日本的票废掉了。
熊：您买的是去日本的船票？
郑：我的全程旅票直到日本，在美国就一口气买好了，花了我800 美元。一路花销很大，我1952 年2 月回到国内时，口袋几乎空了，只好靠父亲给生活费，后来有工资后经济状况才好转。
熊：回国之前您有什么预期？与后来的实际情况有落差吗？
郑：我想在回国之后去钱伟长那里工作1。我曾给钱伟长写过信，但他没回信。我妹妹于1946 年考进燕京大学，1950 年毕业，去北京市政府当翻译。有一次在开会时她遇到了钱伟长，跟他说了一下我的愿望。钱伟长说我可以去他那里。就这样，我有了一个工作的地方。
回国之后，我才发现，因为去了趟欧洲，我的履历出现了“疑点”。我哥哥曾写信质问我父亲：你为什么让哲敏去欧洲？搞得他的个人历史很复杂。
熊：这件事情影响了组织对您的信任度，以及您以后的工作吧？
郑：是啊。这段经历没有证明人，是一段历史空白，也许影响了对我的使用。但去欧洲的事不能怪罪我父亲。我被美国政府限制了几年，是一有机会就跑，之前根本没来得及征求家里人的意见。
熊：那么急？
郑：因为离境是有限期的。我走的时候也挺复杂，要从纽约走，但我的移民局关系在洛杉矶。我从洛杉矶的移民局拿到一封允许我离开的信，从纽约上船。纽约移民局还真派了人来，跟着我上船，监督我离开。
熊：护照也发还给您了吧？
郑：同意我走后把护照还给了我。当时它已经过期，我就去洛杉矶的国民党领事馆延长“中华民国”的护照。到瑞士首都伯尔尼后，我找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使馆，在那里得到一份留学生归国证。由于瑞士和英国只承认新中国，我在美国的公证处办了个无国籍身份证。接着，我再去英国驻瑞士大使馆办理过境香港的签证，这件事以及船期的变更，拖了我近三个月。几年前，我一个妹妹半开玩笑地对我说，凭我这段经历就可以把我划成右派分子。1958 年，我们力学所调整方向，重要的“上天”、“入地”、“下海”任务与我无关，我只管不被重视的“工农业生产中的力学问题”；“文革”时我的历史也没法说清；我后来当力学所所长较晚，也许与这种怀疑有关联。
熊：那个年代的行政领导多有地下工作经历，习惯于怀疑他人也在暗中搞什么活动。与您类似、因“历史不明”而遭到“控制使用”的科学家还有一些。
郑：到香港后，我找到中国旅行社，办了过罗湖桥入境的手续。然后到位于广州的留学生招待所，接着回家，到上海。在瑞士办手续时要交8美元，说是离开该国后再还我。我到上海后，瑞士领事馆给我来了封信，让去取还我那8 块钱。我当时没经过组织批准，直接叫了个三轮车就去了。后来一想，这一步我走得很不好。在当时的眼光看来，这是遭人怀疑的事情——是不是去接受什么任务了？所以，我在欧洲走了那一趟是犯了大忌。如果不走那一趟，我后来的工作性质都会不一样。
熊：同为钱学森的学生，您的师兄庄逢甘、罗时钧等做的可都是与国防相关的保密工作。
郑：我现在年纪大了，回首往事，觉得丰富的人生经历也未尝不是一种财富。
我和钱学森只是师生关系
熊卫民（以下简称熊）：钱学森和钱伟长都做过您的导师，您如何看待反右派运动中钱学森对钱伟长的批判？《人民日报》曾对此有过报道的。
郑哲敏（以下简称郑）：我只记得，当时蒋南翔从力学所请了好多人到清华大学礼堂去参加钱伟长的批判大会，钱学森被请去坐在主席台上。当时认为，对于右派分子，不仅要在政治上批倒，还要在业务上批臭，因此组织了一批搞力学的批他。钱伟长在业务上没问题，批起来很难。尽管如此，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清华搞力学的人都不理钱伟长。
熊：您还没回答我的上一个问题呢？
郑：钱伟长有点傲气，钱学森也很骄傲。
熊：您是如何成为钱学森的学生的？在美国时您和钱学森的交往密切吗？
郑：在我印象中，钱学森是在1949 年暑期从MIT 回到CIT 的。那时我已经取得了硕士学位，正在考虑在博士阶段做什么题目、选哪位教授做导师。到校之后不久，钱学森开了一门喷气推进方面的课。我选了他的课程。他让我考虑航空材料在高温时的结构问题，做一个热应力方面的研究。我对此感兴趣，就请他做我的博士论文指导老师，他同意了。
熊：您的硕士毕业论文做的是什么题目？导师是谁？
郑：我是在CIT 的机械系获得的硕士学位。根本不需要做论文，通过考试就可以了。
熊：建立师生关系后，您和钱学森往来亲密吗？
郑：大概算不上太亲密。他和我一直都是师生关系，并未发展为朋友关系。除了隔两周左右去他的办公室报告一下研究进展，偶尔做做baby sitter（看孩子的人）帮他照顾照顾孩子、并到他家去吃过几顿饭外，我和钱学森并没有多少亲密的私人往来。
熊：钱学森好像有点心高气傲，其内心似乎很少对他人敞开。
郑：他的自尊心很强。他不但不认为中国人低人一等，在洋人面前，他还常常要表现得高人一等。除了冯•卡门，大概他看得上的人没有几个。在谈话和讨论时，他常给人以盛气凌人之感，这种风格使他不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朋友都少。我记得在我做一个报告之前，钱学森曾对我说：“如果台下的问题问得不好，你要把他顶回去。”他自己经常这么干，以至于别人不大敢问他问题。1949 年我去上他的课，一学期下来，就我一个人在不熟悉他的风格时提过一次问题，别的人都不敢提问。而只要他在场，别的报告人往往会比较紧张，因为他的问题和点评常常锐利过人，有时甚至显得有点尖酸刻薄。
熊：冯•卡门的风格与钱学森的是不是有显著差别？您能比较一下他们俩吗？
郑：他们俩配合非常默契，感情十分融洽，早已从师生关系进化为了父子关系。冯•卡门有更敏锐的直觉，常能看出问题和猜到答案，而钱学森则能迅捷清晰地把握冯•卡门的思想，将其变成缜密的论文。冯•卡门很喜欢东方的人和物，钱学森曾带我去过冯•卡门家，我发现他家挂有很多中国的绸缎。冯•卡门有贵族风范，亲和力强，人脉关系广阔，这些优点是钱学森所不及的。
熊：在培养人才方面，钱学森恐怕也不及冯•卡门。冯•卡门培养出了包括钱学森在内的众多在某些方面要超越他自己的优秀学生，而钱学森似乎没能做到这一点。
郑：后来钱学森办系统科学讨论班，学生们普遍没有提不同看法的。连不同意见都没有，当然也就谈不上对老师的超越。
熊：像您和庄逢甘、罗时钧等取得了很大成绩的人，恐怕也并非仅仅由于受教于钱学森。你们也从很多别的老师那里获益。
郑：是的。我们也受益于整个CIT 的环境。
本文受权摘自《对于历史，科学家有话说》熊卫民著，东方出版社，2017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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