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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真实事件改编，文中人名做了处理。作品原创，文责自负。本文由工作录音整理而成，采用第一人称视角，以一起复杂案件的侦破为主线，记录一位罹患精神疾病的刑警的情感世界，向读者展示一个不为人知的领域。向一线战友致敬，并呼唤对深陷精神困境的普通人的理解与关爱。——
作者说明
>>>
人人都有故事
这是
有故事的人
发表的第
1005
个作品
作者：
大伟
作品原名：
《我的世界》
一
那天晚上在一家旅馆里，我把书稿摆在枕头的旁边，从行李中取出药，一粒一粒摆在床单上。第一次摆得不够直，我又重新摆了一次。有的时候我会摆成一排，有的时候会摆成两排。我一直试图通过回放录音日记的方式来发现这里面的规律，但是总在紧要的关头被它溜走。
如果我没有打开录音机，就不会突然听到那句话--"谢谢哥"。
这是他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在我转过身要离开审讯室的时候。说实话，当时我没敢回头看他。
1999年的那个夏天，炎热，干燥，一点儿风都没有。地上、树上、房坡上、行人的身上，到处都是细小的黑色粉尘。他在村口登上公共汽车，要进城买一双新布鞋。媒人给他介绍了一个邻村的姑娘，他爹说他岁数偏大，得收拾收拾，怕姑娘相不中。他想买个可以夹在胳肢窝下面的包，像村西煤老板那样的，看起来比较有派头。要不就买一个墨镜也行，来午安村拉煤的那些司机每人都有一个，这样自己看起来就像个跑车的车老板。车老板不像村里人，他们走南闯北，一般都见多识广，有讲不完的故事，很能吸引村里大姑娘小媳妇儿们的关注，那谁的媳妇不就是这么跟人跑了么。他爹跟他意见不合，说他啥也不干，净做白日梦，母鸡永远成不了凤凰，再说勾引别人的媳妇不是光彩事儿，这个想法就是错误的。最后他恼了，说当爹的没本事，只能下煤窑，你要是村西煤老板，自己就开上尼桑了，还愁说不上媳妇！他爹敲了他一烟袋，狗不嫌家贫，嫌弃你爹你连狗都不如，相亲的事是头等大事，不能听你的。他就跟他爹犟嘴，村里墙上刷的那个标语，说计划生育是头等大事，你这个说法跟中央不一致，很反动。他爹终于抓住机会了，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媳妇都说不上怎么生育？不能生育就不用计划！所以相亲娶媳妇，这个是头等大事。他在这场斗争中败下阵来，乖乖听他爹的话，去城里买双新布鞋。不过在这个问题上他内心里还是认同爹的，这次如果说不成媳妇，实际上已经很多次没说成了，那么新布鞋还能穿，比包和墨镜都实用。
对他来说，夏天坐公共汽车进趟城是非常美的一件事儿。尽管车厢里飘着臭脚丫子味儿、辣旱烟味儿、酸臭的汗腥味儿，尽管两侧窗子呼呼吹进来的热风将空气中的灰尘牢牢粘在身上，黏糊糊的刺痒，尽管人挨着人、腿碰着腿不得动弹，但是要知道这是夏天，值得期待的事情也多，可以无视前面这些烦心事儿，甚至没有这个前置条件，坐公共汽车进城也就没有什么可期待的了。
对于登上公共汽车的他来说，发现目标是头等大事，像泥鳅一样朝着目标挤过去是并列头等大事。所有挡在自己面前的躯体都变成了村后水塘里的苇子，一拨即倒，是无法抵抗自己的攻势的。在一片咒骂声中，他如愿以偿地挤到了那个胖女人面前。胖女人被前后左右的人揉面团一样挤来挤去，他转过身背对着她，一堆软乎乎热腾腾的肉紧贴在后背上，挤来蹭去。他想他爹的话是对的，娶媳妇确实是头等大事啊！公共汽车还没起步，身后的胖女人便开始扯着嗓子咒骂，王八犊子，老娘的奶子都要被挤到胸罩外面去了。这时候，从前门又挤上来几个光着膀子晒得黝黑的小伙子。
像沙丁鱼罐头里塞进一把勺子似的，车上拥挤的人群再次不情愿地晃动起来。他原本是舍不得让出自己的位置的，但是又不得不侧过身子，闪开一条通道。这几个人他是惹不起的，不仅他，就连村西的煤老板见了也给他们发支烟抽。他并不知道1983年对这种人来说意味着什么，不过那时候他们还都是孩子。十六年后，有句话正好形容这几个小伙子，"大错不犯小错不断，气死公安难死法院"，这样儿的人他怎么敢惹。平时遇上了喊人家一声哥，还得看人家心情好不好。心情好的话呢，自己能落根烟抽抽，他们抽的都是好烟。心情不好就没准儿了，有时候骂自己滚蛋，有时候踢自己一脚，不过无论是骂还是踢，都不疼，估计人家也就是做做样子，为了跟自己这种人拉开距离，免得跟自己称兄道弟丢了面子，不过这同时也可以看成是另一种方式的亲热。今天看起来对方心情不错，没等他喉咙里喊出哥来，为首的居然先跟他打了招呼，还冲他点了点头。这让他受宠若惊，忙着还礼。不过美中不足的是，他喊哥的时候原本是要弯腰表示一下的，结果让身后的胖女人推了一把，嫌他挤来挤去的，这样就稍嫌欠缺一些。虽然不完美，但是对方好像并没往心里去，因为他们已经挤过自己身边，往车厢里面去了。完美的是，尽管挤进来这几个人，但自己先前占据的有利位置并未失去，胖女人依旧牢牢地贴在自己身后。
突然身后的胖女人叫起来，他也被来自身后的一股力量推得向前扑去。公共汽车尖叫着，猛地泄了气，停在路口。那几个人正从后边往前挤，一个中年汉子在对方身后拉扯着不肯松手。拥挤的人们拼命相互推搡着闪开一条通道，好让这场战斗及时转移到车外面去。他也尽量吸气收腹，还是让对方挥舞的手肘蹭到了肩膀，撞得生疼。对方也看到了他，喊他下车帮着打架。
对方和中年汉子撕扯着下了车，很快打成一团。他被身后看热闹的人推挤到了车门那里，犹豫着要不要跳下车去。对方有人从战局里跳出身来，抬手指着他，瞅那意思是再不下车的话，下一个被打的就是自己了。他连忙跳下车，中年汉子已经跌坐在地上，渐渐瘫软下去。
他绕着圈子又叫又跳，像是在踊跃地参与这场盛夏时节的街头斗殴。直到他与为首那个人的眼神碰在一起的时候，突然感到像被对方兜头泼了一盆冰水似的，从头凉到了脚。他怒吼着朝面前乱哄哄的腿们踹了一脚，八成是踹到自己人腿上了，因为他听到有人骂自己，瞎他妈踢。
正在他准备将面前交错晃动的腿们仔细分辨出敌我、以便踢得准确一些的时候，对方突然一哄而散，只剩下他面对着那个中年汉子。那个汉子躺在地上一动不动，脸上满是血和土，腰那里红了一大片，正汨汨涌着血，紧贴着身子的衣服被浸透了，表面有一层血沫子。
他鼻子里满是甜腥腥的味道，茫然四顾，发现公共汽车喷着烟已经跑出去很远了，他就追着公共汽车跑。这个司机一定是把自己忘了，自己还要进城买鞋呢！他就一边跑一边扯着嗓子喊，要司机停下来。后来跑了一会儿，累得够呛，公共汽车也没影儿了，刚想喘几口气儿歇一会儿，就被身后冲过来的一辆摩托车给撞倒了。衣服上的血？肯定是让摩托车把身上哪块儿撞破了。
二
审讯室的窗式空调去年就该维修了，我觉得是缺少制冷剂，嗡嗡响着但是一点儿凉气儿都没有。从去年拖到今年，没人管空调的事情。而且我都说了好几次了，不仅是这个空调的事情，楼上一大堆衣服和模特架子还堆在档案室里，既然案子的侦破工作已经并到外地了，这些东西是不是也应该一并移交过去。不过谁会拿一个新手说的话当回事儿？算了，还是说说这个案子吧！
同案那几个人始终没有下落。到底这几个小子是真实存在的，还是杜撰出来的，只有调查同车的人。不过由于案发距离审讯过去了几天时间，当时车上的乘客已经无从查找，除了司机，我们一无所获。
司机黑黝黝的脸上淌着汗，不停低头摆弄着手里一块黑色的卡西欧塑料电子表，一边按动一侧的按钮发出滴滴的声音，一边摇头叹气，真的，换个班儿少挣不少钱呢！别看队里领导说得好，那是当着你们呢！不跑车也得交份子钱。这条线儿村镇多，为了跑车送了不少礼呢，真的。这个就别记了，传出去不好。不是跟你们提意见，这事儿其实你们完全可以到队里聊。到这儿来有点儿麻烦，真的。车不能停，找谁替？就得雇人。现在人情都薄了，再说队里司机也是各有各的车要跑。算了，你们也不能补贴点儿，说这干啥！打架的事儿多了，你们问哪一天的？哪天跑车都能遇见，这活儿不好干，真的。昨天还好几起儿打架的呢！耍什么流氓？车上人多，挤挤蹭蹭的避免不了，再说隔着衣服能耍什么流氓？不能因为车里挤就说人家耍流氓，再说车上人多也是没办法，真的。路政就知道抓超载，咋不问问司机跑一趟得交多少份子钱呢？不多拉点儿人能赚到钱吗？养家糊口不容易，真的。是，知道你们不抓超载的事儿，但因为人多挤挤蹭蹭的就说耍流氓，那以后这条线儿的名声就不好了。车上有耍流氓的，谁还敢坐？更别说打死人了。不知道打死人啊？这不是你们说的嘛！你们没说？那就是谁传的吧！那上哪儿记着去，一天得拉多少人，也不能扭头看人长啥样，安全驾驶。打架的事儿记不清了，年轻人推推搡搡的，谁往心里去？有人追着车跑？不可能，肯定没有，有这事儿肯定记得，真的。记性好坏分什么事儿，追着车跑的都是钱，脑袋进水了不拉？记完了吧？现在回去也不知道来不来得及再跑一趟了，现在钱不好挣。不像你们吹着空调，虽然空调坏了吧，也是坐着就把钱挣了。行了相信你们，不用看了，替我签了吧！不行？唉，真麻烦。不是冲你们，就事儿说事儿，真的。
同案那几个小子就像人间蒸发了似的，一点儿消息都没有。他们的家人听说涉案，马上要求报失踪人口。别听利民那小子胡说八道，孩子好着呢！他才是地痞流氓。你们要是不来，还以为孩子在外面办正事儿呢！啥正事儿？这不就是那天嘛！孩子说那天在村西头遇见煤老板，每人发了一支烟，求孩子帮着办事儿呢！煤老板你们不知道？老有钱了！你说孩子不是正经孩子，那么大老板能求孩子办事儿？说是要账。你们说的是，拉煤的都是提着现金到矿上排队等着装车，能欠煤老板的钱，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不过那么大老板说的话向来不会假，说假话在村里就没有威望。孩子可不说假话！一是一，二是二。每人给了二百块钱，看见了。涉及钱的事情，绝不会儿戏。咋不早报案？孩子说出门办正事呢，不得需要时间？要账的事儿那么好办，人家早自己去要了。利民要那么说，你们真得好好查查，不给个说法可不行。孩子好几天没信儿了，今天就算正式报案了，你们给记上！人没了就冲你们要。那不管！别想往派出所推，现在的警察，啥也别说了，就找你们！
调查走访就这么回事儿，啥人都能遇见，啥话都能听着。这还算不错的呢！村口那几个摆摊做小买卖的，是最有可能目睹案发过程的人，但是老远看见我们过去，不是扭头看别处，就是装着打瞌睡。这几个老乡就跟商量好了集体失忆似的，一问三不知。不过好在那几个小子的家人无意中透露了一点儿线索，不管是不是真的替煤老板要账去了，至少线索没断。顺藤捋下去有没有瓜不好说，摸一摸情况还是有必要的。
村西煤老板的家在午安村是名副其实的豪宅，那时候的有钱人都在房子外面贴瓷砖，不过只贴朝向街里的正面，其他三面依旧裸露出砖墙，屋子里面要用水磨石的地板，硕大的水磨石方砖之间镶嵌金黄的铜条。而煤老板那个五层高的楼房外立面儿挂的全是玻璃幕墙，四个面儿都是，黄色的玻璃据说是定制的防弹玻璃。八十年代末又搞过一次枪支收缴，到煤老板盖新房子的时候，已经见不到猎枪或者运动步枪的影子了，防弹实在不是一项合乎现实情况的需求。所以我判断可能是钢化玻璃，能防老乡扔砖头就可以了。再说，真有仇家端着枪找上门来，也不会只是打碎一块玻璃那么简单。不管怎么说，煤老板的豪宅在一溜儿平房中拔地而起，黄色的玻璃幕墙从早到晚都闪烁着金灿灿的光芒，三米多高的院墙上围着一圈铁丝网，拐角的地方还有一盏红色的安全灯，很有气势。人还没走近，紧闭的大门里就传出疯狂的狗叫声，震得黑色的大铁门嗡嗡直响。
煤老板原来叫张狗剩，后来发了财，就找人改名字。因为命中缺木，就叫张木林。按照煤老板的意思，是想叫张森林的，不过跟当年收养自己的养父重了一个森字，可惜的是养父已经死了，不能挖出来改名字，就只好用张木林为名，不过始终是缺了几个木，未免美中不足。村里几乎每家都有人在张木林的煤矿上干活，如果说张木林养活了午安村上百户家庭，也不算夸张，这跟他政协委员的身份也颇相符合，倒是村主任的职务显得委屈了他。张木林家里没有请保姆，四个女儿都已经不上学了，在家里负责洗洗涮涮，有一个女儿专门照顾七岁的小弟弟。客厅里一面墙被厚厚的皮革包上了，正中间有一台一米多高的背投电视，旁边林立着的大音箱里传出一个略带忧伤的男声"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所有问题都自己扛……"，这个音乐给午安村首富张木林增添了一些悲剧英雄式的色彩。张木林的老婆已经胖得下不了炕了，穿着花花绿绿的睡衣，平摊在炕上，像一张发起来的披萨饼。自从生完小儿子，她就有点儿小脑萎缩，本来就胖，用上激素就迅速平摊成一大堆花花绿绿的肉了。我特意观察了一下张木林家的地板，他没有用水磨石，而是贴了瓷砖，这充分彰显了他的财力。不过，略显美中不足的是瓷砖不仅贴在地板上，还贴在了大半截墙壁上，而且连楼梯都贴了同样的瓷砖，坐在沙发上向四周看去，像是一个放掉了水的大澡堂子。
由于张木林的老婆躺在炕上无声无息的，既不看人，也不说话，不知道是睡着了还是假装睡着了，我们只能跟张木林的女儿们聊天。不过她们也不知道爹不在矿上的时候都去哪儿了，大哥大是不开机的，除非爹有事儿找别人的时候，而如果是别人找爹就得等着，不可能想见就见，再说，政协委员都是很忙的。
在张木林家里喝了几壶茶，既等不到他，又联系不上，还不能传唤，只好先回去再说。
三
回到队里的时候已经掌灯了，我不得不提前买了瓶酒再去敲门。传达室的纪大爷八十多了，十几岁就在局里工作，不过后来眼睛得了病，视力有限，只好安排到传达室。如今八十多岁了也不肯回家，看样子是要战斗到生命最后一刻。纪大爷对我这个刚毕业的毛头小伙儿额外苛刻，回来晚了绝不开门，还要破口大骂。我跳了几次大门之后，尝试着弄点儿酒贿赂贿赂纪大爷。那之后果然好多了，我回来晚了一定留门，而我也必有小酒送上。从那以后，纪大爷每当想喝酒的时候，就找个借口跟我生气，吹胡子瞪眼睛，嘟囔着要找局长告我的状去。然后我买瓶酒送去，纪大爷就开心得白胡子抖起来，高度近视的眼睛眯成一条缝，然后喝多了躺在自己的小床上蒙头大睡，除非局长来了，否则谁也叫不醒。前辈们都受过他的勒索，背后都叫他纪瞎瞎。我拎着酒进传达室，一股烟油子味儿扑面而来。那天纪大爷破天荒拉着我一起喝两口，我要出去买一包五香豆腐丝，被纪大爷拉住了。纪大爷从怀里摸出一个纸包，里面包着一颗大盐粒儿，舔一口盐粒儿，喝一口白酒。纪大爷让我也舔一口，我举着盐粒儿犹豫了片刻，最终还是拒绝了。
纪大爷说他年轻的时候在坟片子里蹲守，经常看见光屁股娘们儿在月光下走来走去的，光滑的皮肤热腾腾的，像是刚洗完澡。后来结了婚，就再也没看见过，可能只有童子身才能看见吧！不过，纪大爷怀疑自己媳妇是坟片子里哪个光屁股娘们儿附体了，晚上睡觉从来都脱得光溜溜的，光着身子在满是月光的屋子里走来走去。那时候媳妇在乡下住，纪大爷住在局里的单身宿舍等着分房子。媳妇隔一两个月才能从乡下进城来看望纪大爷。走的时候纪大爷去送，送到局门口的时候媳妇说回去吧，纪大爷说再送送；送到出城的路口时媳妇说回去吧，纪大爷说再送送；送到村口的时候纪大爷说是不是该回去了，媳妇说回你娘个腿儿！于是纪大爷就住几天再回。
纪大爷抿了一口酒，学着媳妇的口气骂，回你娘个腿儿！嘿嘿乐了一阵儿，纪大爷叹了口气，年轻就是好，譬如你和师姐，正是干柴烈火的年纪，而且现在都是电灯，再也不必担心视力受损。
我从纪大爷屋里冲出来跑到院子里，浑身汗毛直立。楼上有人推开窗子，一个巨大的影子趴在我身前的地面上。我看见师姐从档案室的窗子里探出身来朝我招手。
那天晚上师姐刚洗了头，裙子上溅了不少水，正一手拿着风筒吹头发，一手将桌子上的一沓人事表格推给我。那上面满是密密麻麻的钢笔字，第一列是序号，然后是人名，再然后是出生日期籍贯学历政治面貌之类的内容。我不明白师姐的意思，师姐只顾着歪头吹湿淋淋的头发，我只好硬着头皮一行一行看下去。突然，我在张德增的名字后面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地址--午安村！
德增给局长开小车，前辈都叫他大侠。大侠参军前是县里轻工业局的业务员，他家是农村的，怕人看不起，就说自己有个位高权重的舅。为了证明这一点，他经常在饭局上抢着结账，没有现钱就打白条，他还让朋友替自己签字，他就坐在那里谈笑风生。后来人们是否相信他有一个位高权重的舅不得而知，不过哪些白条是他签的、哪些是别人签的，就分不清了，甚至也分不清真的假的。要账的越来越多，一开始东躲西藏，后来丢了工作，怕被人打死，就参军跑了。大侠个子高，相貌堂堂，头一个月新兵连集训就被选到特务连去了，每天都被老兵揍得鼻青脸肿的，后来就开始揍新兵，再后来不让打骂战士，就换上便装偷着跑出去跟老乡打架。当了几年兵，大侠穿T恤必须把袖口剪开，要不然二三头肌肉太发达，袖口太窄穿不进去。有一年大学生拉到军营里军训，有个叫毛毛的女学生晚饭后散步，溜溜达达的，跑到军营外边去了。结果被几个老乡围住，拉扯着要把毛毛弄到玉米地里去。毛毛喊人的时候都不是正常动静了，鬼哭狼嚎一样。大侠第一个冲出来，老乡们放开毛毛，抡起铁锹没头没脑地围着他打。大侠硬扛了几铁锹，摁住一个老乡一拳头打塌了鼻梁。站岗的哨兵吹响了哨子，不断有特务连的战士冲出来，其他老乡见势不好扔下铁锹就跑，被大侠摁住的那个跑不了，据说让大侠把胳膊腿儿全给打折了。毛毛回到学校后经常给大侠写信，大一寒假时跑到部队找他，才知道他因为把老乡打成重伤，提前复员了。之前的信都是战友想办法转给他，他回了信寄给战友，战友再通过部队盖上三角章转寄给毛毛。
大侠不敢回原籍，半道儿上下了车，背着行李打听当地的公安局怎么走。就这么边走边打听，背着行李卷见到了局长，要给局长当保镖。复转军人有安置办，背着行李找上门来还要当保镖，胡闹嘛！局长就说你会点儿啥啊？我觉得这是一句很严厉的批评，但是大侠理解成了指示，于是背着行李卷原地来了一个后空翻，站稳了之后要求能不能把局里抓的流氓小偷弄十个八个的来，自己来个一对多的格斗表演，打不出屎来不要粪钱。这个架打没打成不知道，大侠自己说打了，我估计九成九是没有。局长不可能观看殴打嫌疑人的表演，况且万一把嫌疑人打伤打残了，局长也是要担责任的。不过大侠能留下来给局长开车确实是个奇迹，但不能因此说这事儿多么荒唐，毕竟还是有功夫的，人尽其才嘛！
大侠听说要回原籍去走访调查，有些犹豫不决。我说局长已经批了他一天假。其实我这是假传圣旨，局长在党校学习呢，不允许带司机。我估计大侠是怕要账的重新找上他，没面子。其实他不知道，当年要账的那些人巴不得他回去呢！只要他拉着局长光顾几趟，那点儿账算啥呀！但是那些人也不知道，局长无论自己吃饭还是宴请宾客，都只在局里的小食堂，哪儿也不去。局里管后勤的前辈之所以能稳坐这个位子数年，据说是因为把自己的远方亲戚弄到局里小食堂掌灶的缘故。那个远方亲戚六十来岁了，其貌不扬，我刚来的时候没什么事儿干，队里让我带着几个人去修剪小食堂院里的万年青，那个远方亲戚正站在龙爪槐树下切豆腐，一手托着一块豆腐，另一手横一刀竖一刀地划来划去。厨师手艺好坏不说，单位食堂尤其是小食堂，这么不讲卫生怎么行？我也是为局长身体健康着想，指着旁边的水盆让那个远方亲戚先把手洗了，到砧板上切豆腐去！那个远方亲戚也不争辩，笑着把托着豆腐的手浸到水盆里，晃了几晃，成块的豆腐在水中瞬间散成无数细丝，像是舒展开的粉丝似的。
那之后我才知道，这个远方亲戚是省城专门做宫廷菜的老师傅，要不是看在后勤前辈的面子上，怎么会扔下相当于我十年工资的月薪跑到这儿来干小食堂呢！
大侠是我们这些人里唯一吃过小食堂的，常一边剔着牙，一边告诉我们宫廷菜就是个功夫二字，单是一个开水白菜吧，头一天要用牛肉猪瘦肉老母鸡小火儿煨几个小时，然后把东西捞出去，这些都不要啊，光剩下汤。然后把鸡胸脯制成腻子，怎么弄？就是用刀背一点儿一点儿敲，大概半个小时吧，敲到一丁点儿肉粒都没有，把鸡肉腻子放进汤里，大火烧开，会成为一张鸡肉饼浮到上面，这个鸡肉饼也不要啊，捞出去，光剩下汤。然后再用鸡胸脯制成腻子，这么说吧，如此需要反复三次，直到汤清如水，跟自来水似的，行了。这叫吊，用这个吊好的汤煮白菜，就像白开水漂着白菜叶似的，就叫开水白菜。味道嘛众口难调，不过冲着这个功夫二字，这道菜你不给一百分都对不起你自己的良心。我们不停地咽口水，大侠就安慰我们，其实汤熬时间长了有毒。
局长在小食堂宴请过我爸爸之后，远房亲戚经常告诉我晚饭不要急着去大食堂吃，他给我留了饭菜，稍晚一些到小食堂门口来拿。还特意说明是额外留给我的，不是给大侠的那种折箩（各种剩菜混合在一起）。有一次值夜班，我和远房亲戚弄了点酒闲聊，问起那个开水白菜的事儿。远房亲戚一开始支支吾吾不肯说，后来酒喝得多了，伏在我的耳边说他有汤料，开水一兑就行。我就问他每天那么多牛肉猪瘦肉老母鸡什么的都哪里去了。他拍着我的肩膀说要不是看你小伙子对脾气，绝不会告诉你都拿出去卖了。局里这点儿工资，连他最不济的徒弟都看不上，何况是他呢！那天喝完酒之后我就成了远房亲戚的关门弟子。我估计可能是远房亲戚后悔说了这么多秘密给我，又不能把我灭口，于是就弄个师徒关系。徒弟不能出卖师傅，就算间接灭口了吧！不过我这个徒弟也没学到啥，师傅闲着的时候我忙，我闲着的时候师傅忙，好不容易下了班俩人都闲下来了，我只学了一些刀工，第二天局里就传出来我跑到小食堂里瞎胡搞，吓得我从此跟师傅断绝了来往，师傅给我留饭我也不敢去吃了。于是每天知道小食堂又吃了啥的，就只剩下大侠一个人了。
我骗不了大侠。局长去党校学习虽然不让带司机，但没规定不让司机送。大侠最后看在都吃过小食堂的面子上，答应陪我下去一趟，但只能速去速回，如果让局长知道大侠开着小车乱跑，这碗饭还吃不？办队里的事儿也不行，让队长请示局长去。队长怎么敢用局长的司机，那不是把自己看成局长一样了？虽然局长未必会这么看待问题，但是队长一定会的。而我不怕，是因为我顶多只会把自己看成队长，距离局长还有很远的路。所以我用局长的司机、坐局长的小车顶多就是瞎胡搞，要说我想抢班夺权，估计传这话的人他自己都不会相信。而我正当青春年少，就是瞎胡搞的年纪，怕什么。
四
回午安村的路上，大侠有些心神不定，好几次险些钻到前面货车的屁股下面去。我就把之前安慰自己的话换了个样子，拿出来安慰他。为难局长的司机就是为难局长的小车一样，好比给局长的小车轮胎放了气儿，是给局长的工作设置障碍。给局长的工作设置障碍不就是在为难局长吗？那些人有这个胆子，别说欠的账一笔勾销，只怕再拿出那么多来，你大侠也不会跟他们和谈的。这样一说，大侠就有了笑脸，说手套箱里有盒好烟，你拿去抽。我刚打开手套箱，大侠突然又说算了，回头给你一盒更好的。但是那时候手套箱已经被我打开了，大侠和一个女孩很亲密的照片躺在手套箱里。大侠脸一下子红了，有些懊恼。我关上手套箱，觉得这个女孩我应该认识，但是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大侠不说话，把小车开得要飞起来。我突然想到这个女孩应该就是那个女学生，我没见过她，但我觉得是。我脱口而出毛毛可真漂亮！原本飞一样在路上颠簸的小车像撒了气的皮球，迅速慢了下来，过个小坎儿都要点一脚刹车。后边一辆普桑要超车，大侠特意落下玻璃把手伸出去摆了摆，示意对方请超车。快到午安村的时候，大侠说那盒烟你还是拿去抽吧！
大侠在村子里的口碑虽然不好，但是如今开着局长的小车回来，也算衣锦还乡了。尤其是我在他身后一站，活脱脱就像是大侠带着一个警卫员微服私访的架势。大侠管我要了二十块钱，说是到村口小卖店买包烟。不一会儿店主追出来，把钱还给他，嘴里直说你跟着局长日理万机，还不忘记当年这点儿账，真是人民的好公仆。真给面子的话，中午就上家吃饺子去！大侠推辞不过接下钱，板着脸训对方不要乱讲话，欠债还钱，不分主人还是公仆。再说自己只是公仆的司机，现在还没有资格被称作公仆，跟你一样是人民的一员，是主人。
村口做生意的摊主大部分都是本村的，围过来凑热闹。有几个伸手去摸停在路边的小车，口中啧啧有声，瞧这车多气派，比村西煤老板那个强多了。大侠忙拦着，怕这些人的粗手把车漆划了。
其实煤老板那个日本尼桑比局长这个韩国现代好多了。只不过这个是局长坐的现代，相当于现代中的局长；而煤老板的尼桑就好比是尼桑中的煤老板了，自然就差着一些等级。虽然局长不会这么想，但是村里人都这么认为。煤老板再有钱也是个体户，连个正式单位都没有。在村子里，没有正式单位的人是被人瞧不起的，哪怕表面上恭敬你，心里还是充满鄙夷，觉得这人一辈子算是完了，难有大的出息。就连村西煤老板这个屁股底下坐着尼桑、养活了一百来户家庭的人，也不能例外。村里人觉得只有省部级才能坐尼桑，而煤老板连正式单位都没有，他那个村主任没有行政级别，属于村民自治组织的头目，既然村主任不算官，那么村委会当然也就不算正式单位了。至于煤矿嘛，跟农民没有本质区别，都是从土里刨食儿，只不过煤老板这个农民刨的是黑食儿，而农民刨的是白食儿。就是这样一个连行政级别都没有的农民，居然敢坐人家省部级才坐的车，那不是拿自己当省部级了？这是午安村近百年来最大的笑话，不过更加令人可笑的是那些大姑娘小媳妇们，见着村西煤老板眼睛里都要流出蜜糖来，一副贱兮兮的样子，浑身没有二两肉，打招呼的声音都直发飘。到底是年轻人，没见过世面，不知道正式单位和行政级别是怎么回事儿。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不过一说起案发当天的事儿，围着的人就都散了，连拉着大侠要去家里吃饺子的店主，也放开手走了。
大侠有些尴尬，把二十块钱还给我。午安村的人就是这样，一码事归一码事，他们可以放下欠债不还的仇恨，但不会出卖村里人。当内奸是要遭报复的，大侠拍拍屁股走了，反正也不常回来，他们却要跟人家结下世世代代的生死仇，包括儿子、孙子、重孙子们都要提心吊胆过日子，不是让人在鸡窝里下了毒鼠强，就是让人在猪食里拌了六六六。所以看看热闹起个哄还行，抓人的事情，向来是离得越远越好。得罪人遭报应，这不是没有教训的，想当年冲到大侠的爷家里，把人家的牛马粮食都分了，现在那些老人儿死的死瘸的瘸，心里后悔着呢，抢自己家东西不对，抢人家的就有理了？就算煤老板当年带了头儿去抢，如今发达了，可他还是个没有正式单位的人，这辈子算完了。
当年因为宅基地跟大侠打过架的邻居吓得脸色惨白，刚开始以为大侠开着局长的小车，一定是带人来扒自己家房子的，吓得腿都软了。知道大侠是来办正事儿的，邻居才敢从墙根儿站起来，摩挲着蹲麻了的双腿。当看到大家都不给大侠面子的时候，邻居像个小学生回答老师问题似的，举着右手凑了上来。
他说当时五六个人围着打，具体五个还是六个就不知道了。怎么打的？反正挺乱，拿刀捅？石头砸？利民打没打不知道，没打吧！虽然抓起来了，但不代表打了。平时连个鸡都不杀，他敢杀人？是，你们肯定也调查了，利民确实懒，油瓶倒了也不扶，更懒得杀鸡。所以我说他是连鸡都不杀，没说连鸡都不敢杀，就是懒得杀呗！不过这更说明没杀人。杀鸡都懒，杀人他就勤快了？杀人的人不是利民这样的，都特别冷静，事先不吭声，凑近了，手腕儿一翻，小攮子猛戳进去，不等你反应过来转身就走，你都不知道谁杀的。好，是扯远了。那几个啊？谁知道呢，反正好孩子坏孩子不是自己说的，调查调查就清楚了。今天全是冲着德增，自愿啊，肯定自愿。不过这些都是听人说的，那天下地去了。
我递了根烟过去，打发邻居走了。大侠说你咋不记个录呢！记啥？他都不在场。
提起煤老板张木林，大侠是不愿意见他的，当年作业务员的时候，他口中那个有头有脸的亲戚其实不是什么轻工业局长，而是这个煤老板。
大侠的爷是张木林的养父，那么张木林就是大侠的舅舅。大侠的爷原来是午安村的地主，年轻的时候因为把张木林捡回家，跟大侠的奶生气，直到几十年后大侠的奶去世，大侠的爷也没跟大侠的奶说过话。
大侠的爷还是地主的时候就有个习惯，天还没亮就背着筐头出去，沿路捡马粪。有的时候能捡到，有的时候捡不到，因为车把式给马屁股后面戴个兜兜，尾巴一翘粪就拉到兜兜里，除非拉满了，才会掉下几颗。大侠的爷用捡来的马粪沤成花肥，用这些花肥把第二进院子的月季花养得艳丽茁壮。大侠也是有印象的，后来那些活下来的月季花像树一样，沿着墙边一大丛一大丛地怒放着。
大侠的爷有一天回来，高兴地不得了，筐头里背着一个弃婴，就是后来的张木林。大侠的奶说这孩子瞅着面相不好，克大人，结死仇，你捡个要账的回来，快扔了吧！大侠的爷气得一转身，这辈子再没跟大侠的奶说过话。大侠的爷翻了一宿康熙字典，无奈不识字，就按照旧习起了个容易养活的名字--张狗剩。狗剩儿长大了以后，大侠的爷就在自己的大宅院旁边买下一块地，给他盖了个院子，娶媳妇成家。新婚不久，狗剩宣称跟大侠的爷划清界限，带着村里不少人冲到大宅院里，把牛马分了，连大侠娘身上新作的棉袄也扒下来穿到来人身上，院子里的树都砍倒了锯成一段一段的木桩子各自扛回家。那些月季花带刺儿，而且太茁壮了，根系发达，长在院墙下边跟一排小树似的，没法儿分，就抡起铁锹砍了个乱七八糟，落了一地花瓣。大侠的爷站在台阶上笑着看，给狗剩拍巴掌。狗剩每抡起铁锹砍一下月季花丛，大侠的爷就喊一声好狗剩我的儿！
从那以后两家再不来往，大侠的爷还是每天背着筐头上街，但什么也不捡了，走一会儿就在路边蹲着，谁也不知道他在想啥。后来下大雨，泡倒了大宅院的院墙，也泡倒了狗剩的院墙。狗剩重新砌墙的时候占了大宅院的墙基，大侠的奶跳着小脚儿骂街，被狗剩抡起铁锹打伤了腿，在炕上躺了一个多月，后来死了。大侠的爷挨着狗剩新砌的砖墙垒了一道土墙，等大侠长大了的时候，这道土墙已经塌成一溜土堆儿了。
大侠的爷死的时候，瘦得皮包骨头，腮都塌了，眼睛瞅着狗剩家的方向，嘴里呵呵地捯气儿。大侠那时候还是个小孩儿，攥着小拳头说爷我杀了狗剩舅给你出气！大侠娘叹了口气，你爷想狗剩了。话音刚落，大侠的爷就咽了气。
后来狗剩发达了，就把自己的老院子卖给了别人。邻居翻建院墙的时候，大侠已经长大了，要求邻居把当年狗剩多占的墙基让出来，邻居不干，跟大侠打了一架。村里边的治安员出面调解，两家把墙基挖开了，几十年前埋下的灰眼（地面钻深眼灌入草木灰，以确定四至的一种方法）才算断了这桩公案。但后来大侠的娘死了，大侠也跑了，屋倒房塌，院子就荒废了。邻居趁机把院墙再次挪了过来，还压着大侠的宅基盖了一溜儿配房。那时候就以为这一家人彻底完了。但是万没想到大侠开上了局长的小车，成了午安村离副市这个行政级别最近的人，不仅院墙要挪回来，那一溜儿配房也难逃被拆掉的命运。但是万万没想到大侠居然如此大度甚至平易近人，压根儿没提院墙的事儿，看来这一家子人从大侠这个根儿开始，又要兴盛了。
我很担心大侠不肯跟我一起去见张木林，就劝大侠不妨换个角度看问题，这是在搞刑事调查，不是低头认亲。无论是利民的口供还是老乡的传闻，那几个无缘无故失踪的小伙子都出现在本案中，是重要的嫌疑对象。现在人找不到，唯一的线索就是狗剩曾经跟这几个人接触过，当然这个事情需要向狗剩核实。这个案子的受害人到现在还无法确认身份，那个公交车就是跑短线的，乘客应该是就近上车，可是附近十里八村都贴了通告，到现在也没人来认尸，这本身就是很奇怪的事情。周边发来的内部通报也没有对应的失踪人口信息，一个大活人死了，居然没人找？
大侠打断了我的话，要登张木林的门就一个条件，不答应你就自己去。大侠拉开车门说，我要是打狗剩你可不能拦着，打死人我偿命。
五
张木林没在家，也没在矿上。不过这趟我们没白跑，张木林正在挨着矿区边上新盖的贵宾楼里指挥工人挂照片，都是跟不同领导的合影，放大到真人大小，已经挂满了一面墙。张木林在照片里穿着西服，披着大衣，握着领导的手，正在看着我和大侠从门外走进来。
自从进门后，张木林就一直拉着大侠的手不肯松开，怪大侠这么多年不来看自己，当这个舅死了么？舅老了，心里惦记着你，屁股底下坐着金山银山有啥意思呢！钱是什么东西？亲情啊，最珍贵的是亲情啊！大侠的手被张木林紧紧握着，无法抽出来攥成拳头，自然也就不能将他暴打一顿了，只好沉着脸挨着他坐在沙发上。张木林听说我们是来调查他雇人要账的事情，这才松开手，拧开茶几上的铁桶云烟递给我们。要什么账？别听那几个小王八羔子扯淡！我是明星企业家，政协委员，是村主任，一级政府官员，是吧，村主任也是官员，村委会是我个人掏钱建的，不次于乡政府。我不在乎钱，我讲的是奉献，是责任，要不领导们能跟我合影？我是什么身份我知道，党和政府知道，是吧，能跟几个流氓地痞混到一起去吗？要什么账要账，欠钱不还找法院，敲诈勒索找公安，是吧，怎么可能干违法的事情。
那时候我背对着张木林，正站在大厅中间欣赏着墙上悬挂的巨幅照片。我能感觉到张木林从沙发上站起来，踱到我身后。我转身问他有人敲诈勒索你吗？他摇了摇头，马上又点了点头，顾不上回答我的话，径直回到茶几那里，从铁筒里摸出烟来抽。
张木林懒洋洋地坐在沙发里，一边招呼我坐下喝茶，一边夸张地叹了口气，树大招风啊！长江泄洪要村里捐钱，乡里弄个草台班子唱戏要村里掏钱，搞个亮化工程要村里捐钱，旁边村子修路都要咱村捐钱，乡里跑冒滴漏堵不上的窟窿也要村里分摊……哪来的钱？最后还不是我拿。这算不算敲诈？我是企业家，不是地主老财，肩膀上是有责任的，是要讲奉献的！这事儿让我评价的话，我说不算。你说呢？
我透过烟雾看不清楚张木林的表情，大侠站起来，一双硕大的拳头攥得咯咯作响。我连忙拦住大侠，今天不吃大户，我们回去了。
我和大侠回到局里之后，前辈很严厉地批评了我，已经明确通知退出专案组，为什么还要继续办案？我不敢跟前辈顶嘴，就装作一副老老实实的样子，说闲下来没什么事情，跟大侠回原籍散散心。只是跟老乡们聊聊天而已，我没做笔录，录音嘛是怕我忘了今天都见过谁。不过我个人觉得，就这个案子来说，利民还没结婚，这么稀里糊涂死了太可惜，当然结过婚这么死了也是可惜的。
前辈阴沉着脸抽烟，说你还年轻，这不是在给谁翻案的问题，是想把屎盆子扣谁头上的问题，这个性质多么恶劣你知道吗？集体研究的意见，你要尊重。不管怎么样，这个主犯是审清楚了的，可惜什么？前辈再次提醒我，领导已经给了假，实在没地方散心的话，可以到外地看看女朋友去嘛！
我出了一身冷汗，我认为前辈这是在敲打我。我能推翻集体意见吗？我连前辈的意见都无法改变，更何况集体意见。这就好比我连一根筷子都无法掰断，又岂能掰断一捆儿筷子。所以我认为前辈这次谈话最后那部分才是重点，提醒我不要在作风问题上犯错误。事实上我在事后回放录音的时候，明显感觉到前辈在这两件事情的衔接之间有过语气上的前后变化。前辈知道我有随时录音的习惯，但不一定知道我都录了什么。我每天大概要用掉五盘磁带，给它们标上记号，整整齐齐地锁在柜子里。我承认在磁带问题上占了公家的便宜，不过那个Panasonic RN-502型采访机是我自己攒了几个月工资买的。在磁带问题上只是占了四分之一的便宜，因为一半儿时候记录的是工作内容，而工具是我的，只是使用了公家的耗材，还要打个折扣，因此就算占了四分之一的便宜。但是这四分之一的便宜并没有引起前辈的警觉，这就好比工会管计划生育的阿姨不在意书记多领避孕套一样。如果书记为了响应计划生育的号召每次都要套两层避孕套的话，那就要比别人多领一倍。如果书记每天晚上都要计划生育，那又要比别人多领一半儿。考虑到因为产品质量问题而导致的中途更换避孕套，那么又要比别人多领一半儿。这么算起来，书记每个月从工会领取的避孕套是别人的三倍，也就不足为奇了。而我每个月只有一盘多一点儿的磁带是假公济私的，当然就不会引起前辈的警觉。我的作风也没有问题，这一点可以从工会阿姨那里得到证实，我从来没有领过避孕套。当然，只有结婚的才可以领。扯远了，我年纪轻轻不应该如此啰嗦，还是说说作风问题。前辈的警觉，应该源于我和师姐闹得满城风雨的那次约会。虽然是唯一一次，但是莫伸手、伸手必被抓，前辈这样做也是出于对我的爱护。
说起来真是丢人，我和师姐第一次约会就走散了。那天晚上我和师姐决定偷偷跑出去看场电影。在此之前我们经常在一起讨论电影，师姐也暗示我可以请她看一场电影，而不只是坐而论道。不过我有些担心，这事儿万一传出去让我女朋友知道了，那可怎么得了。她一定会让我交待为什么要跟师姐约会，她会用一盏台灯照着我的眼睛，一直看到我心里去。不过我可不会告诉她，她看见的好比舞台上的布景，而我的内心躲在后台呢！但是我想请师姐看电影的念头越来越强烈，如果我再不付诸行动，这个想法可能会在众人面前脱口而出。那样的话就一定会传到我女朋友耳朵里去，她就会立刻从千里之外奔袭而来，然后用一盏台灯照着我的眼睛……还是说说那天我和师姐约会走散的事情吧！
那天晚上，我和师姐从局里出来，穿过空无一人的街道。一辆捷达出租车从街角驶过来，那时候满大街跑的都是面的，就是现在那种小面包车，所以这辆捷达出租车格外引人注意。师姐扬起手，红色的丝巾飞扬在风中。我都已经脱掉夏季制服换上秋装了，师姐还穿着花裙子。我印象中师姐从来没穿过制服，也许她穿过而我恰好没看见。出租车在师姐身边停下来，出于职业习惯我绕到车后观察号牌，注意到后尾箱正在缓缓淌下黏稠的红色液体。这时师姐已经拉开车门坐进去了，没等我上车，出租车就猛地窜了出去。我猝不及防，被车身刮了一下，摔倒在地上，混杂着血腥味儿的尾气喷在我的脸上，一条红丝巾缓缓飘落。
我爬起来拼命地追赶着出租车。血红的尾灯拐过街角，消失不见了。一路之上，满是出租车尾箱里颠落的碎屑。细长的像是手指，柔软的像是皮肤。但是我没有时间停下来仔细辨别，我得尽快拦住这辆可疑的出租车。那时候只有极少数的人才拥有手机，我只有BP机，公用电话正在逐渐退出街头。我必须尽快想办法把警情发送出去，我跑到最近的一家派出所，顾不上跟值班的小伙子解释，冲过去抄起桌上的手台，向各巡逻位置紧急通报情况，立即对嫌疑车辆展开拦截盘查。得知各出城路口被封锁后，我才松了一口气。
六
师姐后来是自己回去的。据她说看我没跟上来，就让司机开回去找我，但是我已经不在那里了。而我则被内部记过，禁止出入档案室。我实在想不通，只是看场电影而已，何况还没看成，有必要给处分吗？当然我承认自己思想上犯了错误，作为一个有女朋友的人是不应该跟师姐约会的。不过即便如此，给个处分也太重了。况且已经给了处分，为什么还要禁止我出入档案室呢？我查阅的都是公开的资料，何况我本人还是保密小组的成员。关键是限制了我和师姐见面的自由，既不能讨论电影，也不能讨论案情，这让我无法接受。
不过情绪归情绪，纪律归纪律，无论如何都要服从命令。纪大爷也是这么说的，他说自己为什么落了一个近乎失明的下场，就是因为年轻的时候不听领导的话。纪大爷就说起自己的媳妇，当然是几十年前那个年轻漂亮风骚妩媚的媳妇。纪大爷愈发坚定地认为她就是坟场里哪个光屁股娘们儿，否则怎么那么爱光着屁股在满是月光的屋里走来走去。如果遇上阴天没有月亮，纪大爷就点起油灯，从头到脚又从脚到头地仔细欣赏媳妇的裸体。媳妇的两条腿简直不是农村女人的腿，当然农村女人的大腿什么样儿他并没有看过，不过他坚定地认为这么洁白这么滑溜这么结实的两条腿，不可能是农村女人的腿，更不要说细得像风能刮断的腰肢，翘得像反扣着两个大海碗的屁股……不能说了，纪大爷的眼睛红了。不过他的红眼睛不是想媳妇想的，而是年轻的时候让油灯熏得。纪大爷送媳妇是局里老少皆知的典故，领导经常找他谈话，据他自己说是领导要他注意身体，尤其要爱护自己的眼睛，因为每送一次媳妇，他的视力就变得差一些。但是他控制不住自己，媳妇脱光了他就想看，看不清楚就点起油灯，点起油灯就熏眼睛，很快他的视力就愈发不行了，到后来伸手不见五指说的就是他。
纪大爷那么年轻就不能正常工作了，领导可怜他，安排到传达室看大门。纪大爷眼睛看不见，但耳朵好用，能听出局长的声音。所以局长进出是没有障碍的，不过别的人就不行了，纪大爷是看不见也听不见的，一概不开门。即便你跟在局长屁股后面进门，纪大爷也能恰好把局长放进来而把你关在门外。这肯定是不行的，于是就安排眼睛和耳朵都没毛病的人到传达室，以保证除了局长之外其他人也能正常进出。纪大爷整天躺在小床上昏昏欲睡，只有局长的脚步声才能令他一跃而起。从二十几岁到八十几岁，局长换了无数，纪大爷始终如此，只要门口响起局长的脚步声，保证一跃而起。纪大爷跟我说这么多，不是夸耀自己的腰腹力量保持得多么好，主要是教育我要服从命令。这个道理我懂，何况我也不想年纪轻轻就落个睁眼瞎的下场。
利民他爹请我们吃饭已经是1999年的秋天了吧？肯定没到2000年，那时候局里计算机处才组建不久，正在紧张地准备应对千禧年病毒，所有磁盘都做了备份，气氛有点像后来的2012世界末日预言。现在回过头去看，他们所做的应对工作简单有效，尽管病毒没有如期而至。我记得利民他爹请我们吃饭的时候，天气已经转凉了，小村子黑乎乎的土路上满是落叶，路面遍布大坑小洼。他爹说村西煤老板有没有喝酒，从拉煤的大车就能看出来。如果拉煤的大车歪歪扭扭地一边走一边从蒙着苫布的车厢往路上掉煤粉，一群黑不溜秋的小孩儿背着口袋小跑着跟在后面，把路上的煤粉扫到口袋里，那么村西煤老板一定是喝醉了，忘了在煤粉上淋水。
否则一路滴滴答答淌黑色泥水，就说明煤老板是清醒的。不过也有人说是怕煤炭内部自燃，所以才淋上水降温。我觉得这个解释更加令人信服，煤老板喝不喝酒都不会亲自去干掺水的活儿。我和师姐那时候正要离开午安村，前辈宣布让我退出专案组是在我和师姐回去之后的事情了。在午安村的走访调查一直没什么进展，说实话，公路两旁的这些摊主们就像现在满大街安装的电子眼，打架的事情能逃过他们的眼睛？这些人要说没看见，那肯定口不对心。但是有什么办法？如果我解决不了他们的顾虑，那么等着我的就永远是那句话，不知道。总在重复一件没有希望的事儿，慢慢就变成了对自己的折磨，就算我想继续走访，师姐也不会同意的。
在此之前，利民他爹从来没有敢上前跟我主动打过招呼。那天走到村口，他爹突然从后边冲上来拦在面前，把正在整理裙子上的煤灰的师姐吓了一跳。我横身挡在师姐身前，他爹脸憋得通红，磕磕巴巴说了一通，我才明白他只是想请我吃顿饭。说心里话，吃顿饭不算什么大事儿，何况不能让师姐饿着肚子回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