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梭罗的200年诞辰。
瓦尔登湖畔瞳仁般的绿，潮湿的橡果，月色里船桨敲打船帮的回声，因笛音而着魔的鲈鱼，这些伴随着梭罗的精神漫游，在很多人心中拓荒了一处隐逸的星河。
在中国人的视野里，隐居，是潜藏在无意识中的文化记忆。366年前的某夜，54岁的陈老莲在西子湖边，醉饮提笔，为送与友人沈颢的《隐居十六观》泼墨题字。十六幅白描勾勒了古代隐士生活的十六种剪影：访庄、酿桃、醒石、寒枯、问月、谱泉、囊幽、孤往、品梵……也隔着时空呼应了庄子、刘辰翁、苏东坡、陶渊明等名士的隐逸之趣。
而从古人的“酒病妨开卷，春阴入荷锄”进入到当下的迅疾而丰富的现代社会，这种隐逸也随之变得更为复杂和难解。
这一条，书评君和大家一起追寻自今至古的隐居故事。看上去都是“隐居”，实际大不相同。每一个通往隐居的因由和故事，都有根植于个体生命的迥然相异之路途。正如梭罗在《瓦尔登湖》中所说：“从圆心中能够画出多少条半径，就有多少道生命的途径。”
曾经看到一个新闻，说是一户农民，为生一个男孩，12年来隐居深山之中。然而命运常看似荒诞，12年间，他们未能如愿，儿子没有，而是生了几个女儿。因为生活实在艰难，最终把小女儿送了人。隐居期间，他们住在山坡上的洞穴里，以断木为梁，以废柴为顶，靠天吃饭，靠煤油灯照亮。生活被重担压得苟延残喘，女儿们几乎没见过外面的世界。
这种隐居，是没有任何诗性可言的。现实的重量让山水失色，人心的执念使躬耕也无比沉重。人回归土地，却很难感受到自然带给人的喜悦。这种“中国式”隐居的原因，除去社会和传统带给人的枷锁，可能更大的桎梏来自于人的内心，如梭罗的好友威廉·埃勒里·钱宁在其《精神自由》的演讲里所说：最坏的暴君，是在我们胸中扎根的暴君。”有些执念，还来不及去追溯理由和源头，便已被其奴役。
在晚唐时期，一位诗人这样回应一个妓女也许未必恶意的嘲弄：“钟陵醉别十余春，重见云英掌上身。我未成名卿未嫁，可见俱是不如人。”这位诗人便是“十二三年就试期”但始终未及第的罗隐，多次落榜后，在悲愤中，他开始了隐居生活。然而在其55岁时，又归依吴越王，出任钱塘令了。
这种“隐”，以隐为外在，却没有通向自由，或许反而通向了更严酷的禁锢。然而众生的苦处，是无法通达自己真正的处境和追求，“被通常称为需求的一种命中注定的表象所支配”，便只能悲嗟命运无常。然而最终，纵枝宽叶茂子孙闹，金陵玉殿朱楼好，秦淮水榭宾客吵，总归浮生若梦，落得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不如珍重眼下，在刹那眼光交汇之处，于片刻花落叶绽之间，听取永恒。
在《世说新语》的“栖逸”中，讲了诸多隐士故事，各有千秋。在古代，尤其魏晋，虽然并非隐者刻意追求，但归隐往往和高名联系在一起，甚至会获得“隐”的反面——仕途的格外垂青。隐者嵇康曾因好友山涛举荐其做官而写下了流传千年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当时外出做官的孟万年有一弟名为孟少孤，隐居在家，京都名士们为了见他，特意谎称其兄病重，让他跑一趟京都，在见了他的贤德之后，居然说“少孤如此，万年可死。”
《竹林七贤与荣启期》模印砖画。左上角第一位为嵇康。
所以“隐”的附带效应，让“伪隐”露了头角。在唐代，有一个人有“随驾隐士”的称呼，便是卢藏用。他中了进士之后，并没有得到理想的官职，便跑去离长安很近的终南山隐居，在山中修炼、辟谷，但终究不改心向仕途，后名声日高，终以左拾遗出。他的好友司马承祯后来要去隐居，卢藏用就向他推荐自己隐居过的终南山，曰：“此中大有嘉处。”司马承祯缓缓回答道，你说的嘉处是指进入仕途的捷径吧？鄙夷之意尽显。
当今社会，“隐”不再成为步入仕途的一个路径，但在商品社会，“隐”的理念和背后的乌托邦幻影，对生活在嘈杂和纷乱中的人们是一种诱惑。虽然很多人对隐居只是一种叶公好龙式的向往，只沉迷于如湖水、农家菜、采摘、鸟鸣等表层的美好，但也足够以此为理念和噱头拉动一种消费方式。近些年，乡村度假景区、山边湖边的自然餐厅或咖啡馆、城郊的手作工坊等应运而生，另有些教育机构或个人在郊区建立了国学学堂。
若把隐居比作整个树木，那么这种消费方式便是梢头一个通红的果子。它错过了树木破土的艰辛，年轮缓慢增长的光阴，枝叶抽芽的阵痛。它没有如梭罗书中所说的让人回归最基本的劳动，成为独立完整的人，尤其是隐居山中的国学学堂，更是背离了梭罗“好的教育要去真正经历生活……在最直接赤裸的生活中，得到关于生活最实在的知识”的主张。但是这种消费方式和休闲方式也确实让现代人某种隐秘的欲望和愿景显形。疲惫的人们得以暂时歇脚，在幻影里找到慰藉，积蓄力量，获得安慰。
近年来为人所知的隐居者并不多，胡冬林是非常特别的一位。在长白山的森林深处，有一个青杨树被伐断后留下的圆木桩，旁边横倒着几根原木，眼前就是河流、树木，头上天空不言，身边偶有花栗鼠和飞鸟经过。这便是胡冬林在山里的写字台。
有的人隐居，是为了借助山野建造自己的生活。而他却是把自己融入野生世界，做一个忠诚的保护者和记录者。离开城市，在山里一住就是几年。他不写人，只写森林里的动物、植物。隔老远听到鸟叫，他就能分辨出是哪一种鸟，甚至能听得出是公鸟在求偶；他曾混进猎熊的人里面，通过往树洞里放烟的办法唤醒冬眠的熊，让熊躲过一劫；他认识山里的每一种果子，每一个蘑菇，这些我们已经陌生的生命，他如数家珍。他把自己的大半生都抛掷在了林中，和野生世界站在了一起。
《狐狸的微笑》
作者：胡冬林
版本：重庆出版社2012年12月
胡冬林接触野生世界，曾受到梭罗的影响。梭罗从瓦尔登湖结束隐居后，发生了一些变化，他在《在康科德河和梅里迈克河流上的一周漂流》和《瓦尔登湖》中那种以自然为门进入内里灵魂开掘的“上升的修辞”开始慢慢落地，在写《种子的传播》和《野果》的时候，他进入到纯粹的对自然的倾听和记录。这让我想起胡冬林在其散文《荒野地》中引用过的一句话：“旷野有眼，森林有耳。我将保持缄默，只看，只听。”
《种子的信仰》
作者：（美）亨利·戴维·梭罗
译者：王海萌
版本：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7月
隐逸的故事，从古至今都没有断过。陶渊明、林逋、庄子、嵇康，这样的隐者在古代世界里，能列出长长的名字。在当下的新闻报道里，也偶有“隐士”的影子。比如前些年曾有报道，一对皆曾为高校教师的夫妻隐居深山，过上斫木筑屋，磨碾成粮的生活，用高粱杆做筷，皂荚与草木灰盥洗，自己种干净的粮食自己吃，在山水间养育一个孩子，一切都保留最简朴和原始的样态。
在瓦尔登湖畔，梭罗也是这样，自己动手经营生活。他自己砍树、盖房子，种地，而且他只耕种自己需要的土地，并不给自己过多的负担，“如果一个人过简朴的生活，只吃自己种的东西，只种自己需要的东西，那么，他只需要耕种几平方杆的土地就够了”，他说自己最大的本事就是需求极少，连烤面包，在一次意外中发现可以不需要酵母之后，就连酵母也抛弃了。
这种生存方式，打破了劳动分工。在一个劳动分工高度发达的社会里，如梭罗所说， 我们要将“建筑的快乐”让给木匠，而每个人各司其职，只能是几分之一，甚至几十分之一的人。我们过度依赖分工，依赖机械生产，依赖信息化，成为物的奴隶。而回归最简朴的生活，会让人成为一个完整的、独立的人，也会将人从对物和机械的依赖中解放出来。像梭罗说的：“就算我的房子失火，或者我的收成不好，我的生活水平还是不会下降。”
但在现代社会，隐居变得更为艰难一些。全球化的时代里独隐一隅，经济来源、与外界的联通、子女的教育都是大问题。刚刚提到的隐居夫妻也逐渐恢复了和外界的往来，因为不能让儿子和世俗社会脱节太久。
无论是穿行尘世，还是隐居山林，重要的是寻找一种内心丰盈的状态，和生命独立而完整的存在。梭罗的隐居，也许并不真的是逃离世界的“隐“。从超验主义的观点来看，世间的每一件事物，都是整个宇宙的凝结和缩影，不必远行，在身边细节的深处，就能抵达万事万物。所以瓦尔登湖就是世界。这种隐居不是逃避，是回归自己的本能，寻找作为人类的本质。
《隐居十六观》中的“喷墨”，“班孟成文，喷墨竟纸”
而这样的途径有很多种，或隐居深山，或大隐隐于市，或在宁静中沉思，或在喧闹中清醒。古有林逋梅妻鹤子，在疏影横斜中嗅暗香浮动；有陶渊明采菊东篱，一隅南山成为千百年来中国人的精神地标。今有艺术家生活在俗世中，但每年一段时间入郊野、入山林，以自然之灵性孕育自己的作品；也有平凡的年轻人，宅在自己租来的几平米的出租屋里，也能不卑不亢地面对世界，寻求一个瞬间的内心宁静。
只要尊重生命和自然，每个人，在寻找自己的内心和生命真相的路上，都将有独特的发现。
就像梭罗曾写下的：
“我不相信/没有种子/植物也能发芽/我心中有对种子的信仰/让我相信你有一颗种子/我等待着奇迹。”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撰文：张林；编辑：小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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