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丽丽：
以媒介融合、社交媒体、大数据为主要特征的新媒体成为用户获取信 息的重要手段之一。根据媒介生态学的理论，社会产生了新的媒介，同时社会也在 一定程度上被新媒介所塑造。哈罗德·英尼斯说，“一种新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 新文明的产生”（哈罗德·英尼斯，2003：28）。马歇尔·麦克卢汉说，媒介就是信 息（马歇尔·麦克卢汉，2000：33）。与传统媒体时代相比，新媒体时代的伦理缺失 现象更为严重。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曾于1986年提出了“风险社会”的定义
（乌尔里希·贝克,2004：07）。这种新媒体伦理缺失的趋势会带来怎样的社会风险？
Clifford Christians：
我认可使用英尼斯加拿大传播学派理论、贝克理论来评 价新媒体对社会带来的影响力。这种趋势已经预示着新媒体技术的突破性发展带来
了变革式创造、成为社会进步的工具。但是“媒介生态”和“风险社会”这些概念 需要我们深入分析。我们需要从历史和科学的角度来理解新技术，这样一来，我们 就能够识别新媒体的优点和缺点。所有的新技术将开启新的世界，关闭一些被淘汰
的部分。所以，我们需要清楚明了地认识到新媒体技术对社会带来的利与弊、危害 和风险。
新媒体技术创造了新的政治形式，为企业提供了全球化发展机会，增加了人们 的社会生活参与度。但是你的问题对于研究者而言是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可以开具 一个长长的清单来列举新技术的负效应，但是我认为最大的问题是相对主义。相对 论是一个长期存在的议题，但在二十一世纪，相对主义已经以全面化的姿态呈现， 这威胁到我们在传播伦理方面的进展。
就文化相对主义（cultural relativism）而言，所有文化在原则上都是平等的；所 有的价值体系都是同等有效的。世界各地人群和语言的多样性对传播理论和实践具 有吸引力。当人们认为其他文化只是不同，而非劣等，人们的生活才会变得丰富多 彩。在比较研究中，本土文化需要从内到外进行研究。
但请注意，我提倡的是文化相对主义。我们面临的社会风险是，我们在提倡文 化相对主义时实际上是在提倡道德相对主义（moral relativism）。文化相对主义的普 及意味着，由于文化是平等的，价值体系无论它们有多么不同，都是同等重要的。 人们普遍将文化相对主义理解为，因为文化是平等的，所以价值体系也同样是平等 的，尽管文化和价值体系是不一样的。在传播中我们一般倾向于遵循这种重新定 义，而我们这样做是促进了相对主义而不能解决相对主义的局限性问题。媒体倾向 于强调细节和即时信息。我们出于对人种学的热情通常允许当地的文化相对论陷入 哲学相对主义（philosophical relativism）。
文化相对主义对于促进多样性是不可或缺的，它在人种学研究中很重要。然 而，在道德领域中的相对主义是被误用和错用。我们生活在一个持续冲突的世界 里，如果没有伦理原则，群体和国家之间的冲突永远无法解决；如果没有伦理原 则，历史只是一场专制权力的较量。试图通过暴力达到政治目的的恐怖分子为什么 会被谴责？因为他们是在保护粗暴政府的腐败，这种政治力量是应当被正直和诚实 的道德力量所反对的。在道德标准缺失的情况下，我们很难区分事实与虚构。如果 没有对超出私利的规范的承诺，我们坚守的自身权利仅仅是一种情感上的偏好。我 们需要确定我们的道德基础，否则，我们的社会实践是专制的。在深层次上，我担 心的是，现在可能出现的大量信息会通过宣扬道德相对主义来伤害我们。
宁丽丽：
新媒体伦理问题主要包括新闻失真、谣言、信息污染、网络欺凌、信
息不安全、网络色情等。媒介伦理缺失的主要原因主要是经济利益驱动、媒介素养 较低、媒体把关能力变弱、相关法律缺失等。新媒体时代，也是“人人都有麦克
风”的时代，如何进行道德干预，解决媒介伦理问题？
Clifford Christians：
“人人都有麦克风”描述了一个重要的媒介伦理议题。由于社交媒体的普遍使用是一种世界性的现象，这是全球各国面临的问题，我们需 要相互协助，共同处理这一问题。
对于专业媒体，道德标准可以明确并得到遵循。媒体公司通常有道德准则，那 些在公司工作的人需要了解和实践道德准则。法律在规范媒体组织以及媒体对待受 众和使用资源的行为方面并不总是有效的，但在以法治著称的国家，这些条例提供 行为标准并制约行为。但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新媒体时代，是否可能存在有意 义并能被强制执行的道德标准或法律呢？随着个人化、自主化的社交媒体无处不 在，把关人怎么进行相关的道德把关呢？
你列举的所有新技术的滥用都是相关的：网络欺凌、网络色情、谣言、歪曲新 闻等等。在欧洲，有针对互联网服务提供商的法律措施，使提供商无法建立煽动仇 恨的网站或无法实行鼓吹暴力或违反人权法的网络行为。但这些监管措施只处理了 一小部分道德问题。
媒介素养教育最有希望解决问题。当媒介素养教育在中学就得到很好的开展 时，人们就会更加负责地使用社交媒体。包括伦理在内的媒介素养课程，向学生介 绍滥用媒介的危害等社会科学发现，有助于提高学生的道德意识，激励社交媒体用 户规范自己的媒介行为。技术决定论声称媒介本身造成暴力或犯罪行为；而我认为 欺凌、暴力和色情是更广泛的社会问题，需要在媒介素养教育之外加以解决。
宁丽丽：
在世界传播和文化多样性的背景下，是否有统一的媒介伦理标准？
Clifford Christians：
共性问题是目前传媒伦理学中最活跃的话题之一。由于 我们的媒体技术是全球性的，世界各地媒体伦理学专家们正在把制定普遍性原则作 为他们学术研究的重点。西方媒介伦理学家关心的是我们不要重复启蒙运动的错误。启蒙运动时期理性具有绝对权威，比如，康德的绝对命令被认为是所有理性个 体的真理。以西方个人主义为基础、面向工业化民主国家的形式抽象并不尊重文化 多样性。但我们并不是要得出所有普遍性原则必须被抛弃的结论，而是要发现普遍 性原则与刻板、静态的定理不同的性质。1948年，联合国发布了世界人权宣言，阐 明了人类尊严的伦理原则如何成为一个统一的标准，而不是西方式的绝对：“所有 人类都有独特和特殊的地位，不分种族、年龄、阶级、教育、性别或宗教。”（联 合国，1948）。
普遍性伦理标准研究能获得最大进展，是因为这理论是从整个人类的角度出
发，而不是从个体决策者角度产生的。伦理标准通常强调一个人可以选择好的或坏 的行为，向这个人展示什么样的道德原则是适用的。一些主要的理论家，如美国的 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德国的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他 们的理论研究是以民族国家为框架，而不是局限于个人。当某个理论具有世界的思 维，并以整个人类为视角时，这个理论就更优越了。那时研究伦理标准需要思考的 问题是，什么道德适合所有人的日常生活？人们通常认为他们的共同利益是什么？ 人的尊严就是这样一个原则：不管他/她生活在何处，生活得怎么样，他/她都是 人。不管社会境况如何，每个人都应该得到尊重。
这种普遍而非绝对的伦理是一种扎根理论。这个原则源于我们的生活经验，而 不是由专家来决定。普遍性是水平的，绝对性是层次化的。绝对性原则确实威胁到 文化的多样性，但普遍性原则却不会。当全球标准被拒绝或批评时，一般是因为全 球标准被认为是绝对化思想。因此，从事共性研究的媒体伦理学家强调，普遍性并 不意味着绝对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