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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看多了越来越怀疑“开卷有益”
这个词。历史中有不少人读书读成了儍子，不只不通世事，而且满脑浆糊，说话夹缠行文混乱。每回看这种人的文字，库管都胆颤心惊。历史中，可怕的不仅仅是读书读坏了脑子，更可怕的是读出一个混世魔王。有些独裁者手不释卷，常从书里取灵感，干下了杀人无算的大业，偏偏又采取愚民政策，不让老百姓自由自在地读书，焚书坑儒，毁千古文明于一世。
中国漫长的封建历史留下的禁书故事已广为流传，库管在这就不做过多赘述，人类的发展不分地域总有其共性，今天我们来看看杜君立先生笔下的——西方禁书血泪史。
权力与知识是对立的，权力是野蛮的垄断的封闭的，知识则是文明的分散的开放的；权力来自暴力，但权力的合法性却来自知识。
“人民一思考，皇帝就紧张。”
思想从来没有远离过政治，早在印刷书诞生之前，就已经有了图书审查；文字与文字狱的历史一直难分彼此。
印刷机里的导火线
进入印刷时代后，关于文字权力的争夺日益白热化。有一位印刷商甚至说：
“只要有26个铅字兵，我就可以征服世界！”
面对印刷书的泛滥，传统权力仍试图维持对文字和思想的垄断。
1471年
，谷登堡印刷机首次出现在佛罗伦斯，引起一位政客的强烈抨击：
“许多愚蠢的想法，可以藉由这种危险的机器，在一瞬间内变成几千倍流传出去。”
传统势力无疑看到了印刷机对自身权力的挑战；对他们来说，思想本身就是危险品，能传播危险品的机器无疑更加危险。丹尼尔·布尔斯廷在《发现者》一书中写道：
单凭印刷机能复制产品的力量，它就能称得上是自由的卫士，为许许多多危险的事实与思想的传播提供了不能堵塞的无数渠道，也散布了无数既无从追踪也不能撤回的新闻。一旦印刷完成，世界上任何力量，不管是法律还是赦令，要将已发出的信息收回，都无能无力。
无论是新教革命时期的教皇，还是启蒙运动时期的国王，肯定是不会欢迎印刷机的。
在
17世纪初的法国
，如果有人胆敢持有印刷品，哪怕是一张印刷纸，也会被判处死刑。
在
18世纪
，世界上只有两个地区拥有大规模印刷出版业：欧洲和东亚。但只有欧洲诞生了
启蒙运动
。
以神之名行地狱之实
人类发明了印刷，却没有发明出版自由。
1501年
，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在敕令中警告：
只要印刷术让有益且受过审查的书籍进一步传播，那么它非常有用。但如果它使有害的作品也广为流传，那么印刷术也可以是有害的。因此，保持对印刷业者的完全控制是极有必要的。
欧洲最早的书报检查由教会的宗教裁判机构执行，
罗马教廷曾经用过审查、禁书、焚书等一切手段
。
1543年
，教廷规定，所有图书须印有主教授予的“准印许可”；未经教会同意，任何书籍不得印刷。由教皇颁布的
《禁书目录》
从保罗四世开始，一直延续了数百年；不仅禁书，还禁作者，甚至成立了一个专门的
“禁书会”
。
作为教会学者，
哥白尼
一直不敢将
《天体运行论》
付梓印刷，直到临死之日才看到印刷书
伽利略
的
《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对话》
出版即遭焚禁，他本人被宗教裁判所判处终身监禁，并禁止出版印刷其任何著作。
布鲁诺极其蔑视地对宗教法庭说：
“你们宣判时的恐惧甚于我走向火堆。”
1616年
，天主教会宣布哥白尼主义是“虚假的和错误的”，伽利略被允许不带有倾向地写作一本有关亚里士多德和哥白尼的书。
1632年
，《关于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经审查后出版，受到欧洲各界的欢迎。不久教皇就后悔了，认为该书支持哥白尼，违背了禁令，伽利略被宗教法庭判处终身软禁。
1642年
，软禁中的伽利略将他的《两种新科学》手稿秘密托人送到荷兰出版，这部著作成为现代物理学的发端。
国王是思想者最大的债务人
教权衰落后，国王指派的政府官吏继续这项反动事业。
1515年
，英国国会规定，除非经过“被指定的明智、谨慎的人阅读、讨论和审查过”，否则不得印刷和出版任何图书；
1526年
英国公布第一批禁书目录，3年后，禁书书目从18种增加到85种。
1538年
，亨利国王下令：销售图书须经国王批准；未经审查官的审查，不得进口任何图书；每本书须印出承印人、作者、译者、编者的姓名，否则将判处监禁和没收财产。
1637年
，星室法庭限定伦敦的印刷厂不得超过20家，铸字厂不得超过4家。即使后来的光荣革命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图书审查，只是改出版前审查为出版后审查，以追惩代替预惩；这迫使书商和作者不得不进行自我审查，这其实要比官吏审查更加残酷。
法国第一次图书检查运动始于
1521年
，弗朗索瓦一世责令巴黎最高法院严密监视印刷所和书店。路易十四时期，严厉限制书商和印刷商的从业人数，严控印刷机和印刷器材，印刷作坊和书籍包装必须接受检查。
1701年
，正式设立
图书管理局
，专门负责图书检查。
此地有银 欲盖弥彰
作为启蒙运动的发源地，18世纪的法国虽然思想家如云，并在欧洲拥有无数读者，但他们的作品却大多都是在法国之外印刷出版的。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在严厉的图书审查下，大量的“非法”图书走向地下印刷，以盗版的形式出版，仅巴黎就有100家出版商从事地下出版业。当地下印刷也受到限制时，书商们便将书稿送到外国出版，再通过走私将图书运回。正如尼采所说：
哲学家的命运掌握在书商手里
。那些“危险的书籍”一般都被书商们心照不宣地称为“哲学书”，偷偷地在斗篷下销售。庞库克后来将《百科全书》放在法瑞边境的纳沙泰尔印刷，那里受
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
的保护。这位“哲学家国王”以宽容开明著称。
在多元化的欧洲，
荷兰共和国成为出版自由的“世外桃源”
，很多印刷商移民至此；
阿姆斯特丹
依靠无数杰出的印刷商和出版商，而成为当时
“全世界的图书超市”
。
在17世纪，荷兰人印的书超过世界其他各国印数的总和。与荷兰相反，从16世纪起，法国每年都要出口大量的纸，然后再将大量的书进口或走私进来。卢梭的作品几乎全部都是在外国出版和印刷的。在实际操作中，欧洲国家的审查者基于各种考虑，也会有网开一面的默许和容忍。就连法国审查机构也承认，自由出版有利于国民智识的发展，他们深信
“一个只读政府允许发行的书籍的人比他同时代的人几乎要落后一百年”。
禁忌里的思想革命
1792年
，革命当局从流亡贵族那里查获大量“违禁书籍”，比如路易十六的私人读物中便有孟德斯鸠、伏尔泰、高乃依等人的著作。
为了对付审查，作者和出版商信息常常被刻意隐去，或者编造虚假的信息，
“这是一种讲了一些东西而免于被送进巴士底狱的艺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