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陈卿美，匠心晚清一百年
法律土壤与法律执行的土壤不健全，国企低效腐败、民企不诚信的指责都能找到大量证据，意识形态在两者间游移，到现在为止，不仅不是数目字管理的社会，也不是法律能够制约达成信托责任的社会
文/叶檀
PPP即Public-Private-Partnership，在公共设施等领域官方与私人合作，如此一来，官方可以用民间资金以特许的方式，加快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官方与民间合力，加快经济发展，听着相当不错，是不是？
不过，询问过十几个民间商人，对PPP项目大都不感兴趣，原因不难了解。这些大型项目所费动辄十几亿，民间出了几亿，却无法享有管理权、甚至分红权都无法保障，财务不透明。被财富不安全的案例伤透了心，民间资金不相信在不对等的权利义务关系下，官方能很好地完成信托任务？
目前一些PPP项目有所起色，并不是因为信托责任有多完善，这多亏了货币政策的主导者，无风险收益率不断降低、一片资产荒的背景下，金融风险还在不断上升，中晋与e租宝等非法集资事件，如同炸响在投资者耳边的一声声焦雷，民间资金无处可去。
PPP让人联想到晚清时期的官督商办
在1870年代洋务运动以后，晚清工业化过程中有官办、官督商办与官商合办等形式，民间经营一直存在，没有成大气候。中国的现代轮船公司、矿务公司等，大都由官方支持一手创建。
虽然李鸿章与张之洞在官办与官督商办的具体举措上有分歧，开始时李鸿章似乎更市场化一些，更主张用商人的办法主导企业，对于官督这根弦，却从来没有放松，官方插手是一定的、必须的。
是李鸿章等人贪腐必须让官员插手吗？有一定的原因，李鸿章遗产不少，一直可以用到张爱玲父亲一辈。梁小民先生表示，盛富怀富甲天下，李鸿章有几千万两银子的遗产，“官办企业到底富了谁，一清二楚”。但张之洞以醇儒自命，《劝学篇》展示西学为体、中学才是根本，张氏的“效西法—图富强”是为了“保中国”进而“保名教”，这是张之洞八十年代中期以后的基本思路。因此，张之洞希望官办，绝不是为了可以让自己贪腐。并不意外，他开始是让自己信任的人来主导。
官方的插手有自身的原因，主要是当时信托责任、法制体系、市场体系不全。
清末经济基础是小农经济、所谓的人才主要从科举从身，必须不拘一格，才能从传统队伍中脱颖而出。当时能够组织资源、突出重围的，既拥有朝廷中央资源，又熟悉洋务，还经历过战争与财政考验，除了李鸿章、张之洞等了了数人，没有其他人选。
晚清的改革必然围绕着这些核心人物展开，这是历史的选择。晚清从新政开始十几年，直到1904年才有第一步公司法，在此之前，是借用权力拓展的空间在夹缝中求生存。
就是李鸿章自己何尝不是如此，顶着汉奸的帽子，不断向中央表白，拓展自己的空间。
了解李鸿章和自己所需要的盛宣怀要在“招商局”上做文章，为首长招商引资，搞军事化的金融产业集团，作为首长的“户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