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伊始，樊如森教授回顾了目前关于北京与天津关系及其定位的学术研究现状，将代表性观点分为两类：一类为北京中心说，将北京视为北方乃至全国天然经济中心，把天津等看作卫星城市，认为“天津要积极主动地辅助首都承担部分经济职能和对外交通职能，分担首都压力，满足首都需要”；另一类是天津中心说，认为“以天津为中心，以大连和青岛为两翼”。总之，无论学界理论探索还是政府建设规划，都希望恰当定位京津城市关系，更好服务于北方乃至全国经济发展。樊如森教授认为，北京和天津的关系，既非平等互助的一般城市关系，也非隶属严格的中央地方关系，经过明清以来不同政治、经济环境的长期砥砺，始终处于磨合与调适之中，将华北城市体系时空演变的实证发展过程，同区域经济地理学的空间结构理论相结合，或许能对京津关系及其功能定位，给出更科学合理的解释。
随后，樊如森教授介绍空间结构理论主要有内生型中心地论和外源型海港论两种。前者在解析地区的传统农业产业结构及其相应城市体系有一定优势，但在解释非农产业结构下的区域城市体系时有一定困难，因此可以被用来解释中国北方特别是华北地区清中期以前的传统农业结构和城镇格局，从而分析以北京为中心的“都城-治所”体系的区域经济地理基础。后者则可以用来阐释近代中国北方尤其是华北经济地理格局的新变动，即随着近代口岸开放和对外贸易的发展，当地产业结构由内生型传统农牧业向外向型工商业转型，引发了其城市与区域空间结构从北京为中心的“都城-治所”体系向天津为主导的“口岸-市镇”体系的变异。综合运用内生型中心地论和外源性海港论，可以为京津关系传统到现代转型背后的理论基础和动力机制提供一个恰当的解释。
樊如森教授进一步回溯了北京和天津的城市发展史。北京从先秦开始就是中国北方农耕与游牧交错带上的军事堡垒和地方政治中心，到了元代更是成为全国大一统政权的首都。天津的历史较背景逊色很多，但很早就建立起拱卫京师、保障漕运的角色，逐渐成为服务于北京的府级治所和北方沿海最大的港口城市。因此，传统农耕时代的华北城市空间结构就是以北京为核心的政治主导型“都城-治所”体系，天津及周边城市都被纳入其中，把服务首都作为自己的功能定位。进入近代，中国承自古代、以国内市场为主要依托的传统农牧业经济逐步为源自英国、以全球市场为主要依托的新型工商业经济所取代，同时远洋海运也逐渐成为最主要的长途水运方式。综合这一大背景，1855年黄河大改道和1860年天津开埠通商，推动天津在丧失为北京转运漕粮、失去京师的传统荫庇的同时，凭借自身毗邻首都通商口岸的独特优势，逐渐成为引领“三北”腹地由传统农牧业经济向近代市场化工商业经济转型的中国北方最大的口岸城市，这集中体现在对外贸易攀升与国内外市场拓展、金融体系完善与工商经济渐趋繁荣、城区空间扩大与人口数量增长三个方面，最终造成了京津传统关系、华北城市与区域空间结构向以天津为龙头的经济主导型“口岸-市镇”体系的重大转变。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天津成为中央直辖市之一，经济上依然保持着较快的发展，但同时，制约天津经济发展的因素也悄然增长：一方面，国家开展社会主义改造，实行高度集中的行政管理体制，天津在北方广大地区的经济地位逐渐下降；另一方面，重新确立为国家首都的北京，经济地位迅猛上升，北京建设经济中心和工业基地的结果，显著改变了华北近代以来的城市与区域空间结构，削弱了天津在北方区域经济发展中的龙头地位。改革开放后，全国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京津关系及其功能定位问题再次引起社会各方面的深度探索与反思。政府层面上，通过反复调适一系列的城市建设规划，明确规定北京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强调天津作为北方经济中心的地位，明确把有序纾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核心。学界层面上，主流观点经历了“天津依赖北京谋发展”到“天津为北方经济龙头”再到“京津协同发展”理念的转变。
最后，樊如森教授指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并未明确到底哪座城市是华北地区的经济中心，这需要在尊重历史、现实和经济发展规律的前提下，切实理顺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的关系，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发挥沿海港口城市和临港产业在北方经济现代化中的区位优势和引领作用，真正把环渤海地区建设成以海港城市天津为中心、以青岛和大连为两翼的中国经济现代化“第三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