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小年：犀利评价改革的历史（三） | 正略名家

来源 | 东方历史讲堂演讲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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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的改革大家都很熟悉，我讲简短一些。改革取消了中央计划，解散人民公社，改变了农民的激励机制，这和“废井田，开阡陌，土地私有化”的作用是一样的。邓小平为首的执政党做的更多，他们允许和鼓励城镇民营经济的发展，由利润来驱动企业家，由绩效工资来激励工人，资源从低效的农业部门流向了高效的城镇工商业，从低效的国有企业流向了高效的民企，从而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

蛋糕做大了，各阶层人士都获益，民众生活水平提高，执政党的地位加强，这也是双赢和多赢的博弈。所以在小平同志逝世后，市场经济制度继续存在，今天如果再回到计划经济，恐怕是没什么人支持了，就像商鞅死后秦国人不愿回到旧制度一样。

效率的提高让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获得好处，都感觉到新制度的优越性。不管在政治观点上、在社会问题上有多大分歧，我相信现在社会各界的共识就是中国不能倒退回中央计划，市场经济是我们坚持的方向，这就是邓小平成功的地方。

邓小平的改革策略也可圈可点。改革需要形成社会共识，在我个人的记忆中，从真理检验标准的大讨论开始，逐步建立了必须进行改革的共识。在此之后，成立了独立的国家体改委，减少利益部门的干扰和阻碍，提高改革的公信力。

改革开放既有自上而下，也有自下而上，例如中国的农村改革就不是邓小平设计的，而是小岗村的农民先干出来的。干出来以后，由小平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给予充分的肯定，变成全国的政策，变成新的制度。联产责任承包制一开始是违法的，违反当时的法律，十几年后，到1989年修改宪法的时候才第一次提到，承包制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一种，才给予合法的地位。

城镇民营经济也不是邓小平的设计，而是“傻子瓜子”年广九等企业家干出来的。年广久雇了几个人炒瓜子卖，县政府把他抓起来了，说他走资本主义道路，因为他的雇工超过了7个。马克思好像在什么地方说过，雇工7个以上就是剥削，不知道7是怎么算出来的。小平同志干预了这件事，把他从监狱里放出来，中国的民营经济才这样一步一步地走到了今天。小平尊重和推广自发的民间创造，对比王安石完全的顶层设计，效果有如天壤之别。

为什么要强调基层的制度创新？因为它贴近市场，而且激励协调，对他有利的事农民才会去做，企业家才会去做，才能长久地去做，所以基层的制度创新具有可操作性和可持续性。激励协调是一个经济学上的概念，原理大家都理解，对我有利的事就积极，不利的就消极、反对。

下面讲的王安石变法，就犯了激励不协调的大忌，导致他精心设计的方案在实践纷纷碰壁。因此我们讲改革的策略不能单纯强调顶层设计，应该是顶层放开，加上基层创新。由顶层及时总结基层的经验，把基层的经验变成政策和法律在全国推广，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一直是这样做的。在制度创新面前，回避意识形态的争论，以实际的经济效率为判断依据，只要能够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就允许去试，不争论姓资姓社，这是他改革成功非常重要的一条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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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们来看失败的变法，重点分析王安石，顺带也讲讲王莽。王莽改制可以看成是国家社会主义的早期尝试，和商鞅正好相反，他把已经实行了几百年的土地私有制改回到国有制，更名天下土地为王田，刻意模仿西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今天我也宣布，天下的土地都是王田，禁止买卖。为什么要倒退回去？因为西汉末年的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大官僚、大地主有良田万顷，小农无立锥之地，生活贫苦。王莽并不是体恤小农，中国历代王朝之所以都站在小农的立场上，抑制豪强，扶助农桑，并不是因为他们喜欢小农，或者接受了儒家宣扬的仁政，而是出于财政的考虑。

专制国家从官僚地主、豪门大户那里收不上税来，权贵们有合法的减免赋税的特权，非法的从瞒报逃税到贿赂税务官员，也有很多办法。中国古代的大地主多是大官僚，仕而优则富，地方一个小县到一品官员家里去收税，收得上来吗？历代王朝税赋的大部分落在小农身上，小农要是大面积破产的话，朝廷的日子也不会好过，保护小农就是保护皇朝的税源。

但保护农民的政策效果都不好，靠官僚打击豪强，而豪强就是官僚自己，怎么可能真打呢？王莽深知小农对国家财政的重要性，农民正常生产，安居乐业，政府的税赋收入才有保障，这就需要抑制豪门大姓。于是他把天下的土地国有化，由政府重新分配，分配的不是土地的所有权，而是使用权，一户授田百亩，缓解土地兼并所造成的农户破产，缓解贫富悬殊所带来的社会矛盾。

在工商业方面，王莽全面推行国家经营，叫做“五均六管”。所谓五均就是均物价，为此成立了官营的商业机构，统购统销，按成本收购商品，按官价出售，防止市场上价格过高。所谓六管就是政府垄断经营，管盐、管酒、管铁、管山泽之货、管铜铁也就是货币的铸造。前面那个铁指是铁器、铁制工具，后面的铜铁指铜钱和铁钱，因为缺铜，王莽发行过铁钱。王莽的货币改革混乱不堪，最后彻底失败，但是新朝所发行的铜铁钱品质好，今天成了收藏界的最爱。

所有这些改革最后全都失败，最根本的原因是他的改革针对豪门权贵，豪门权贵坚决反对，不惜用宫廷政变和军事暴动来制止他的改革。王莽压不住阵脚，干脆自己来当皇帝，因此儒家生史学家都骂他是野心家。实际他有他的苦衷，我个人猜测他做皇帝的一个动机是提高新政的公信力，以皇帝的权威来推行新政。当然他的顶层设计问题太多，志大才疏的，想做的事很多，但能力欠缺，结果他的改革全面失败，自己也在贵族的暴动中丢掉了性命。

王安石变法也是国家社会主义，梁启超这么说他，我觉得还是比较准确的，相对王莽，他是国家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王安石也是用政府替代市场，以为这样既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又可以增加财政税收，从而实现“民不加赋而国用足”，不必增加百姓的负担，甚至要减轻百姓的负担，国家的收入还能增加。政府有钱了，就可以改变北宋多年的积贫积弱局面。

北宋开国之后，外患不断，对北边的辽国屡战屡败，党项人李元昊在西北建立西夏，人口不多，经济远不如北宋，居然也把宋军打得稀里哗啦。王安石认为，欲富国强兵，必先理财，增加国家的赋税收入。保守派的首领司马光反驳他，说国家的赋税收入增加，老百姓的财富就要减少，与民争利不符合儒家仁政的原则。王安石争辩道，用我的新法，可兼顾国家和百姓。

王安石的新法集中在经济方面，青苗法、均输法、市易法、募役法、农田水利法、方田均税法等等，大多数都属于经济体制改革，有一些是涉及到政治和军制的，比如保甲法和置将法。这是一个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连他政治上的死对头司马光也承认他的用心良苦。

王安石死后，司马光在上书皇帝，说王一生为国，朝廷应追赠谥号，优礼抚恤。北宋新党和旧党之间，争理不争利，主要是观念之争，司马光也没有在扳倒王安石的过程中谋什么个人利益，两个人都没有利用担任宰相的机会，搞子女经商和腐败寻租的事。

诸项新法中，青苗法的实质是官办农业金融。王安石有基层工作经验，他在浙江做县令，看到小农的破产往往是在青黄不接的时候，青苗播下去了还没有收割，旧粮已经用完，上下两季接不上，农民没有办法，只好去借高利贷，富商囤积居奇，借机盘剥，利率高达100%到200%，农户无力还债，破产典当土地。

王安石看出问题所在，于是设想用官办金融取代高利贷，以解农民的燃眉之急。这真是个用心良苦，是个替贫下中农着想的好官，当然，他保小农的终极目的还是为了保国家财政。所谓青苗法就是政府在春播时放出贷款，利息20%，收割时敛取本息。用今天的标准衡量，20%的利率不是高利贷吗？但和100%的市场利率相比，还是给了农民很大的优惠，这个顶层设计的出发点无疑是很好的，但为什么在实践中行不通呢？

执行青苗法，政府以国家的粮食储备作为本钱，储备本来是作为社会保障和社会救济用的，农业社会中一地出现天灾，粮食歉收，会有大量的农民破产，变成流民，威胁社会稳定，所以历代王朝都建有粮食储备。王安石盘算，那些粮食存在仓库里平时也没有用，何不拿来当本钱放贷，既帮助了农民，还赚取了利息收入。

用国家的粮食储备，当然不得亏本，这意味着官员在发放青苗钱时，必须能判断农户的信用，也就是欠债不还的风险，但政府官员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去判断农户的信用风险。于是王安石又进行了设计，指令官员下去清点农户的财产，按财产从富到贫分成几级，让农户用财产作为抵押来借贷，按财产多寡决定信贷数量。结果富户贿赂官员，虚报资产，骗取官方的低息贷款，然后按市场利率转贷给贫户。

贫户由于没有什么财产，从政府那里借不到钱，真有需要，只能从富户那借，而富户一转借利率就不是20%了。反对青苗法的大臣上书皇帝，说由富户转贷或者担保的贷款利率实际是80%到100%，和市场利率所差无几。

更糟糕的是，政府出本钱，而80%到100%的利息收入财政只得到20%，大部分落入官员和豪富的口袋。青苗法在执行中弊端丛生，推行不下去了，王安石派出41位朝廷大员分赴各省督导，强行摊派，搞得下面鸡飞狗跳。在众多大臣的反对下，皇帝下诏禁止强贷，重申自愿原则。但是自愿的结果就是贷不起的仍然贷不起，能贷到的利率跟市场上的差不多，最后获利的还是经办官员和豪门大户。

连盛赞王安石的后人梁启超也承认，政府办不了金融，应该由民间来办。梁启超推崇王安石，为他作传，这与晚清时局有关，作为变法派，梁启超对历史上的变法人物给予很高评价。

均输法的目的是改善实物租税的收纳效率，今天不在这里展开讲。

市易法是用官营的批发、零售业替代市场，目的是平抑物价。“魔鬼在细节中”，市易法同样在执行中碰到无法克服的困难。第一个问题是政府没有信息，要想执行青苗法，把贷款如及时雨般的送到农户手里，同时又能够保证偿还，国家不至于亏本，官员就必须掌握每一个农户的信息，不要说古代，现代的官僚体系都不可能做到。

经营国有的批发和零售网络，也要有信息，官员的任务是高买低卖，平抑物价，但高买低卖必须了解全国市场上的商品价格，购买丰收地区的低价粮，运到歉收地区来平抑粮价。官员既无信息，也没有激励办好上面交待的差事。相反，他们依靠商人提供信息，或者委托甚至雇佣商人经办，官商勾结从中牟利。王安石设计的所有新法都绕不过这两个问题，一个是信息，一个是激励，青苗法和市易法也都栽在这上面。

更大的激励不协调出现在朝廷上，变法的目的是抑制豪强，而豪强正是大小官员，他们怎么可能拥护和推行新法呢？宋神宗发现了这个问题，说为什么士大夫都反对变法，而不问新法对百姓有什么好处呢？宰相文彦博反问：皇上您是和士大夫共治天下还是和百姓共治天下？话说得很直白，你到底应该以谁为重，士大夫还是老百姓。变法伤害官员的利益，依靠官僚体系推动改革，本身就是个悖论，他们不会有积极性推动变法。

依靠官僚体系变法不能成功，第二个原因是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对称是现代经济学的语言。王安石所设计的新法都要求负责执行的官员掌握足够的信息，当时根本不可能做到。信息不对称还反映在上面无法得到下面的真实信息，皇上不知道新法的效果到底如何。

有人攻击青苗法，宋神宗头脑比较清醒，认为这些人有自己的政治目的，不予理睬。但当退休宰相韩琦上书皇帝时，宋神宗高度重视，韩琦已经退休了，他说青苗法的坏话没有政治利益。神宗于是派了两个心腹太监下去调查青苗法。这两位接受任务后就琢磨开了，深知皇帝信任王安石，正锐意变法，如果说青苗法不好，会有什么后果？两个太监思前想后，回来写了一个报告，声称青苗法深得人心，百姓大悦。宋神宗一看，坚定了推行青苗法的决心，实际上是被太监误导了。

官僚体系不仅信息效率低，而且会扭曲信息。太监们察言观色，揣测上意，专拣皇上喜欢的说，王安石绰号“拗相公”，对于反对新法的人毫不留情，太监觉得如实禀报恐怕没有好果子吃，宁可犯欺君之罪，也不给皇上真实信息。你不能说太监滑头，他是理性行为，非理性制度下的理性行为，官僚体系中信息必然扭曲。

依靠官僚体系变法，不能成功第三个原因是意识形态争端。在新法与旧法的争论一涉及到意识形态，变法派便处于天然的下风。变法者必须用新法的实际效果证明他们的正确，而由于信息和激励方面的问题，新法在执行中又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不能促进社会生产，做大蛋糕，而只是利益的重新分配，把豪富的利益分一部分给小农，把高利贷和商业利润转到政府手中。新法最好的结果也就是有人受益，也有人受损，搞不好无人受益，变法最终演变为政治斗争，在政治斗争中，变法派没有胜出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