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事求是地说，恐暴袭击本身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文明国家的真实威胁。从2015年11月到2016年底，西方恐袭最严重的法国在这一阶段遭受了接连数次最伤亡严重的恐暴袭击，但即便如此，这个国家因恐暴袭击而死亡的人数依然局限在250人以内，这一数字远远比不上因其他犯罪、车祸等而遇难的人数。对于像法国这样的国家来说，ISIS作为一个三年内仅能造成250人死亡的敌对势力，似乎永远不可能对她构成任何实质性意义的威胁。
这种认知，被大多数决策圈的知识分子和政府官员所秉持，也形成了他们对应决策的基础。因此，虽然恐暴袭击频频出现，但西方世界的主流学界和官方，依然将俄罗斯这种日趋衰败的传统对手视为主要威胁，并必欲拒之而后快。
不过，当代西方的决策者显然低估了恐怖袭击的背后内涵。实际上，恐怖袭击仅仅是一种真正的、彻底的、毁灭性的地缘威胁之表象，而一年仅仅造成几百人死亡的无序化暴乱不过是这一巨大威胁之最微不足道的负面效应。
恐怖袭击背后的真正威胁是什么？是伊斯兰人口在欧洲的大量繁衍，对西方现代文明赖以维系基础所构成的威胁。
伟大的先知穆罕默德缔造了无可匹敌的伊斯兰教，这个宗教能够让其信众在现代化的生活中轻而易举地形成族群聚居和军事化的自发性组织。相比于现代社会中几乎原子化的其他族群（在西方，甚至家庭结构都在解体之中），能够动辄动员成千上万的伊斯兰无疑具有得天独厚的“冲突优势”，并完全战胜甚至取代在西方软弱天真的司法行政系统，在宗教聚居区域内独立行事管理权力。
事实上，这种局面的出现并不取决于穆斯林品质个人是否良善，而是伊斯兰教强大的组织性人口在现代化世俗社会中面对散漫的世俗人口和世俗政府时，顺理成章出现的以强压弱之正常现象。是以，在那些欧洲的穆斯林社区，宗教人口压制挤出世俗人口，沙利亚法取代世俗法律也就成了水到渠成之事——单个的世俗人体不可能不遭到穆斯林群体的挤压（即便时挤压时无意识的），世俗法律在穆斯林社区中也不可能更比《古兰经》更能获得认同感。就这样，伴随着伊斯兰人口的不断涌入，一个地区世俗人群的消失和现代社会形态的瓦解，也将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现代秩序的瓦解和各种犯罪的滋生也就自然而然了。
就像当前事实所呈现的那样：
在北大西洋公约和欧盟的总部布鲁塞尔之莫伦比克区，随着伊斯兰人口的聚集，实际上正面临着一个令人尴尬的现实——世俗人口因于恐惧无奈被迫搬迁不断流失，现代法律威信扫地，取而代之的是古老的教法，而西方执法人员也对此望而却步，只能任凭伊斯兰教教士代替他们统治这片土地。于是，一个令人发笑的事情出现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联盟和最富饶的文化经济联盟，竟然无力在自己的心脏之地保护自己的人民、自己的文明和自己的土地。
同样的现象，在今天的英国城市、法国城市、德国城市、瑞典城市数不胜数，笔者不便一一累述。2015年巴黎恐袭后，西方媒体描述此类欧洲街区时，曾用“no—gonezone”之词，专门指代这些原属西方的族群居住、西方的文化熏陶和西方的法治管理，如今被彪悍的穆斯林、神圣的《古兰经》和威严的伊斯兰教法所支配的欧洲土地。没有堂堂正正的军事行动、不需要声势浩大的国家入侵，仅仅通过人口的不断渗透，伟大的先知即实现了对西方世界核心地带最彻底的征服。
对此，前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曾在2006年提出了一个颇带深意的预言，“有迹象显示安拉将会让伊斯兰的征服在欧洲得胜，不用剑，不用枪，不用征服，欧洲的5000万穆斯林将会在数十年内把它变成穆斯林的大陆。”
实际上，这种征服绝非什么新鲜的政治事务和地缘威胁，其所产生的可怕后果远远超过现今几次微不足道的恐暴袭击伤亡。
11世纪初，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拜占庭帝国（也叫东罗马帝国）由于海上贸易日趋繁盛，大批贵族和农民从亚美尼亚和安纳托利亚的中部迁往地中海沿岸城市定居，导致安纳托利亚出现了人口空缺，因此，大量突厥穆斯林越过边境进入安纳托利亚中部聚居，并进一步挤压当地基督徒皈依或者流失。仅仅50多年之后，安纳托利亚中部，这片从罗马共和国时代开始1000多年来就属于罗马人（或东罗马帝国）的心腹之地，即被伊斯兰化，并由此成立了罗姆苏丹伊斯兰国（罗姆Rûm一词出自阿拉伯语，指罗马人的土地）。
公元1014年，超级大国东罗马帝国在克雷迪昂战役中消灭了另一个强国保加利亚军队的主力，将15000名保加利亚俘虏单眼弄瞎，使其返回国内，此举威震欧亚大陆，不久保加利亚被东罗马灭亡；与此同时，东罗马军队肆意入侵亚洲的阿拉伯帝国阿巴斯王朝，一度威胁巴格达。但是，有形之威胁的消失掩盖了无形威胁的出现，此时的突厥穆斯林开始悄无声息地大规模渗透进入东罗马的心腹地带安纳托利亚中部——就是在东罗马帝国最强大的时候，她的根基开始遭受真正的、致命的、毁灭性的侵蚀
11世纪初，突厥穆斯林开始进入安纳托利亚中部，仅仅50多年之后，一个罗姆苏丹伊斯兰国就屹立在了罗马人的土地上，完成了对人口、文化和制度的彻底置换，并对东罗马帝国这个强大的文明实体形成了毁灭性的威胁
同样的不幸并不限于伟大的拜占庭文明，也不局限于遥远的古代世界。
公元四世纪，日耳曼的蛮族部落开始越过漫长的边境进入强大的罗马帝国，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通过挤压驱逐取代罗马的民众和政府，完成了对西欧和迦太基地区的事实占领，最终彻底抽干了西罗马帝国的活力；汉晋时期，五胡部落人口不断内嵌聚居，进入强大中原帝国的心腹地带，繁衍生息，逐渐形成了“五胡乱华”的政治基础。
“今降者众近十万，数年之后，藩息倍多，必为腹心之疾”——唐太宗试图内迁突厥降兵，魏征劝谏
19世纪初，墨西哥共和国希望借助的社区自发组织能力极强的美国清教徒移民开发该国的德克萨斯地区，大量引入美国清教徒进入德克萨斯，然而，随着德克萨斯美国清教徒移民的剧增，墨西哥人逐渐失去了这片土地的控制能力。最终，该地区的美国清教徒起兵反抗，成立了孤星共和国。
对于美国清教徒大举迁入当时墨西哥的西北部，托克维尔表示，“得克萨斯地方目前仍属墨西哥管辖，但不久便会没有墨西哥人居住于其上。凡是英裔美国人与不同种族接触的地方，都会出现类似的情况。”
无数历史事实清晰地告知后人，强大文明的威胁并不仅仅局限于可见的、明火执仗的外国入侵。那些完全不同文明、种族人口越过边境之后形成的军事化人口聚居区，足以对一个伟大文明形成最可怕、最致命、最被低估的威胁，其通过对原有人口、文化和制度的驱逐，能够无声无息地形成对原有文明的事实摧毁和占领。
经验表明，对于一个文明实体来说，异质文明军事化组织的民众之渗透挤压和异质文明军事化组织的士兵之入侵占领，其结果并没有什么区别——如果非要有所对比，那也是前者成本更低，效果更彻底。7世纪的波斯人和9世纪的保加利亚全副武装之大规模外部入侵，不足以真正占领东罗马帝国的巴尔干或者安纳托利亚，但是，突厥穆斯林越过边境的人口渗透则永远改变这些罗马土地的归属；而19世纪美利坚在墨西哥和印第安人土地上的扩张，与其说是军队入侵的成功，不如说是军事化组织之美国清教徒白人移民挤压其他原住民族群的结果。
米拉波·拉马尔（Mirabeau Lamar 1798－1859）德克萨斯清教徒移民的领袖，美国西进运动著名民兵统帅，以喜好驱赶杀戮印第安人著称，为了抗拒墨西哥政府对清教徒聚居区的控制，他多次指挥清教徒民兵攻击墨西哥人和政府军
军事化组织的伊斯兰人口对欧洲渗透所引发的政治效应，是一种随着时间推移而逐步显露的无形威胁，与拜占庭帝国安纳托利亚的伊斯兰化一样，其演化的时间是漫长的，但却是不可逆的，其灾难虽然遥远，但一旦出现就永远无法挽回。
“（苏丹）军队屠杀居民，烧杀虏掠，所有幸存者沦为阶下囚，人数至少有5万......听说走到哪都会不小心踩到尸体，街道为之堵塞。我决心进城亲眼看看城中传闻是否为真？然而，当我发现连半条没有尸体的街道都不存在时，不得不承认答案是如此悲惨。”——阿拉伯历史学者西必特·艾本纽·乔西记录伊斯兰信仰骑士入侵安纳托利亚基督徒居住区
所以，真正伟大的政治家绝不同于民众和知识分子，他不能仅仅通过当前和表象来评估事务，他对事务的理解必须透过时间的维度，且不为多愁善感所左右：
他不一定要爱惜自己的名声，但一定要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不一定要追求最完美的现在，但一定要避免最糟糕的未来。唯有以此，才有机会避免灾难的降临，化解祸患于无形。
1453年，古典文明最璀璨的明珠——伟大的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被逐步侵蚀其肌体的伊斯兰苏丹士兵所征服。爱德华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予以这样的记录：
:“苏丹缓步进入恢宏而阴郁的圣索菲亚教堂大殿，这里供奉着君士坦丁大帝以后一百多个罗马帝王，但在圣战武士的刀剑之下，已被永远剥夺了皇家的气势与威严。即便冷酷无情如这位征服者，也不禁被如此伟大文明毁灭之后的伤感所困扰，以至于口中禁不住念出波斯诗人高雅的绝句:
蜘蛛结网昭阳殿，
枭鸟哀鸣子夜歌。
千古江山如许恨，
百战英雄亦奈何！”
对于这一刻的不幸，伟大的剧作家史蒂芬·茨威格在他的巨作《人类的群星闪耀时》中，这样写道，“瞬间的惜误会铸成千古之恨，耽误十个小时所造成的损失，用十个世纪时间也难以赎回。”
唯愿后人勿蹈此错，勿复前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