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小牧口述，汤博整理
我28岁时来到日本，56岁时入了日本籍，成为日本公民。入籍的时候在想，我的一生蛮有趣的：一半时间在中国，一半时间在日本，一生有两个祖国，能参加两个祖国的奥运会，很不可思议。
我可以用日语思考，但我的底子依旧是中国的，改变不了。最开始来日本的时候，我想着生存、赚钱；后来出书出名了，有人采访我，问我的理想是什么？说实话，我之前那些理想（回国开服装设计学校、做一流的服装设计师）都是胡说八道，是为了应付媒体说的。我一直没有什么理想，但我现在有了 —— 就是参选从政，当上议员，进入国会。
李小牧在北京某酒店大堂等待朋友
或许我以前也有这个想法，只是在后来才慢慢地变得强烈。参选之路是源于一篇文章：我给《美国新闻周刊》写了十年专栏，2014年3月1日，我在上面发了一篇文章叫《做歌舞伎町的毛泽东 —— せいじか》。せいじか 是拼音，日语里，政治家的 “政治” 与 “性事” 是同音字，我就把它的拼音写在上面，随你怎么理解。政治家也可以，性事家也可以。
文章发表时我还是以半开玩笑的口吻写的，结果被当时的民进党党首海江田万里看到了。日本政治家都看《美国新闻周刊》，它是全日本唯一的一本以政治经济文化为主的外国杂志，没什么广告，大公司支持，在日本卖了那么多年，没有竞争对手。
海江田万里看到这篇文章后，让秘书给我发了一个邮件，说你在这文章里并不像在开玩笑，我们党首想见你，你有时间吗？给了我三个时间。当时我出门也不带电脑，也不看这些邮件，那个时候手机还不能看邮件。那是2014年的3月8号，马航失联的那天，当时我在香港。之前刚做完尉迟琳嘉的一个节目，晚上飞回东京后看到了他的邮件，我就约了他两个星期以后。
第一次见他是在国会办公室，那时他还是国会议员，我们谈了整整一个小时。他从头到尾不跟我谈政治，也不问我什么理念。他就聊新宿，问最近生意怎么样。因为他的选区就在新宿，聊新宿那些店是否还在？还有什么新店吗？最后他跟我重复了三遍：你去入籍，你不入籍，我跟你谈什么都没用。
入籍那段时间，他一点也没教我怎么去竞选，怎么去做准备。因为如果我入不成籍，他就等于是在泄露党的竞选秘密。最重要的是，我不成为日本人，不能成为他的党员。
在北京某夜总会包厢采访。李小牧很高兴，记者也很高兴
入籍花了我七个月的时间，这在日本已经算很快了，我的基础是比较好的，因为法务局要彻底调查，各种各样的犯罪事件有没有？什么事情都问得清清楚楚。不犯法是我的底线。我做的所有生意都合法，当年我一天能赚2万日币，就是1200块人民币，跟中国现在比还是很高吧？那时也已经非常高了。但当时有人找我做一天20万日币的工作，那是干吗呢？因为我有驾照。他们偷东西，一车一车地偷，让我去开车，我说对不起我不做。这些盗窃团伙都是中国人。我那时的老婆是日本人，我是日本人配偶的签证，不会随便被遣送回来，背景很硬的，但是我没做。
在入籍审核的这7个月之间，我只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努力把日语学好。日语里面有一种敬语，还有一种普通的，你作为政治家到街上去演讲，跟你平常讲话是两码事。于是我请个老师学日语。去了日本20多年，学日语，讲敬语，讲政治家的那一套官腔，讲那些词汇，也挺新鲜的。
我之前讲的日语是跟我老婆学的，用词、语气都有女人味。我最早出去讲日语，人家还以为我是同性恋呢，但我自己没感觉。后来接触的流氓多，语言也就跟他们相似了。7个月的学习后，我忽然发现我的日语讲得比以前顺畅很多。
我去申请选举的时候，我现在的老婆是反对的，因为要交30万日元的押金，如果没有拿到200票的话，这个押金国家就收走了，因为你要贴海报、搞影响、政府帮你宣传，占据了公共资源，要给税金。但一次拉票统计时，电话告诉我已经有了600多票，我第一时间给我老婆打电话说，你放心，钱可以收回来了。
李小牧在夜总会大堂等待朋友，很多漂亮姑娘和他打招呼
竞选是在冬天，当时我一个人住在新宿。我家本来不住在新宿的，那不是一个生活习惯的地方。每天早上起来洗完澡，做完头发，穿西装打领带。我怕冷，先穿毛衣再把衬衣穿外面，再穿着风衣那种。有时下雨，带着手套，人像疯了一样的，已经有点非常态了，精神绷得很紧，怕讲错每一句话，甚至一个姿势、一个动作，任何一个人来跟你握手，怕握不到没给他面子，还有那些冷眼看着你的人，骂你的人，你都要承受。整个人的精神状态绷得很紧，太紧张了。一天有20个小时是这个状态，我睡得很少，所以晚上必须喝点酒。一睡着，还是做恶梦，经常做恶梦，那一个多月经常做，因为从来没经历过的事情，一下就变成这个样，我完全变了一个人，也算是锻炼吧。
日本人一般提前一年便到街上去竞选，这次竞选我的时间才两个月。这两个月里面还要拍照片、印广告和海报，真正到外面去只有一个多月。再加上我们党内的限制，很多的车站我是不能站的 —— 其实不是很多，是所有车站我都不能站，那些区域是别人的。尽管如此，最后我还搞了1018票，差300多票惜败，但这个成绩已经很不错了，我自己都想表扬自己。
与朋友用餐之后，来的路上堵了一个小时
我了解中国，也了解日本，都不是肤浅的了解。我去参加抗议 APA 酒店的游行示威活动，这是历史上中国人第一次在日本 “抗日”，所以我非常支持。我动用了一些我的个人资源，找了我的媒体朋友、警察朋友，甚至和右翼头目的朋友打了招呼。别人劝我不要去，会影响我的政治前途，但我觉得参与这次 “抗日” 并不是批评日本这个国家，而是能让人更了解这个国家。我们抗议的只是 APA 酒店歪曲历史事实，我作为一个原中国人，现南京女婿，我必须去做这件事。
当我们带着口罩去游行的时候，因为有右翼分子在，日本的国家机器出动了150个特警，100个便衣，100个国安，350个警察保卫我们这100个人去游行，里三层外三层地保护，这是日本的优秀。
本来我们想找一千人，但中国人还是不团结，内部还出了退缩者。这人是前《人民日报》海外网驻日本的编辑，就是临时工吧。游行示威前的最后关头，我们的游行群里有人发了08年的奥运圣火在长野传递受阻的视频，就是那种日本有打中国人的视频，他自己看了就不敢去，还说你这个不能成功，会给国家带来影响，我们撤销吧，或者我们延期到4月份来抗议人多的时候再搞，最终鼓动了一些人临时撤离了游行活动。
实话说，我现在有点不太愿意和中国人做生意，就是因为讲话没信用，他也把你当朋友，但不会按照前面讲的那一套，说不做就不做了。我跟他们做生意我还亏了几百万日币，气死我了，但也是给了我教训。
因为堵车的缘故，采访时间增加了一小时
日本如今对中国的观感并不好，由于雾霾的缘故，人家不敢来。你的生存环境不好，有雾霾的话你没有办法活，污染的水，污染的土壤，污染的动植物。他们也担心雾霾会吹到日本去 —— 以前是吹黄沙，现在是吹雾霾。日本的 PM2.5 浓度是到 35，小孩就不准在室外活动了；浓度到 70，大人就不能在外面活动。
日本以前也有雾霾，一直到08年。08年，日本把东京的汽车全部改了，就是尾气排放量，跑了10万公里的车要报废。我10万公里的车很好的，但没有人要你的，卖不出钱。不仅一分钱卖不出，你还给他5万日币让他帮你拖走报废。
我最希望的政治身份是可以到中国来当大使（笑），这是我的理想。大使不能决定很多事，但是能起很多作用，我希望可以改善中日关系。我懂中国，至少我了解中国领导人的思维方式和做事方法，所以我去做这个沟通的桥梁是合适的。还有我本身是一个观察家，社会活动家，我一直在用一个记者的眼光来看待中国和日本的问题。
Photographer: 汤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