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lwood Friday，1951-1953年就读于St. Phillips印第安寄宿学校。“我从未把寄宿学校的经历告诉过别人。那些事让我感到耻辱，我正在努力忘记。”
1870年，为同化印第安人，传播欧洲白人的语言、宗教和文化，加拿大政府开始设立原住民儿童寄宿学校，由基督教会管理。在学校里，印第安（也称第一民族）儿童会因使用自己的语言和传统习俗遭受体罚、虐待、性侵。在极端个案中，还有儿童被作为医学实验的对象，甚至被节育。
据《卫报》报道，至少有三千名儿童在寄宿学校死亡，比加拿大在二战期间损失的士兵还多。许多寄宿学校没有操场，却有墓地。
加拿大政府于1996年关闭了最后一所寄宿学校，但直到2008年，政府才向印第安人正式道歉，并与“第一民族”达成和解和赔偿协议。长达120年的文化清洗，已给“第一民族”造成了难以愈合的精神创伤。
摄影师Daniella Zalcman用双重曝光手法拍摄了寄宿学校幸存者的肖像，试图用照片和采访重塑加拿大历史上鲜为人知的黑暗一页，并探索“第一民族”伤口愈合的漫长之路。
身份的标志：加拿大的黑暗历史
摄影/Daniella Zalcman
采访/明晔
编辑/李婧怡
01 09 Mike Pinay，1953-1963年就读于Qu'Appelle寄宿学校。“那是我人生中最糟糕的十年。从十六岁起，我被迫离开了家，我不知道家庭是什么概念，甚至不知道什么是爱。（在寄宿学校）他们都不用名字称呼我，而是用一个数字编号，73。”
02 09 Grant Severight，1955-1964年就读于St. Philipps寄宿学校。“消极情绪是可以传染的，如果我们不处理它，它就会延续给下一代，在恐惧中长大的孩子会变成施虐者。我们必须从寄宿学校的创伤中走出来。”
03 09 Valerie Ewenin，1965-1971年就读于Muskowekwan寄宿学校。“我们的习俗教我从小相信自然的法则。我讲克里语，喜欢通过燃烧香草来清新空气。后来，我去了寄宿学校，一切都被夺走了。再后来，我忘记了我们的习俗，那才是更糟糕的。”
04 09 Rick Pelletier，1965-1966年就读于Qu’Appelle寄宿学校。“父母来学校看我时，我告诉他们我被打的事。老师说我想象力丰富，所以父母一开始并不相信我。暑假之后，父母要送我回寄宿学校，我哭了又哭。在学校第一晚，我就逃走了。祖父母找到我的时候，我跟他们说我还会继续逃跑。那时候，他们才相信了我。”
05 09 Deedee Lerat，1967-1970年就读于Marieval寄宿学校。“八岁的时候，摩门教席卷了萨斯喀彻温省，我被带出寄宿学校，在摩门教的寄宿家庭里呆了五年。那些人常说我会下地狱，所以到现在，我都很害怕上帝。”
06 09 Glen Ewenin，1970-1973年就读于Gordon寄宿学校，1973-1975年就读于Muskowekwan寄宿学校。“寄宿学校改变了我对世界的看法，我觉得自己不像一个正常人，再也不能融入社会。我甚至会不由自主地教我的孩子要畏惧权威。那些经历让我变成了一个消极的人。”
07 09 Gary Edwards，1970-1978年就读于三所寄宿学校。“我记得每周一做完祷告时，领头的神父都会在讲台上放一个玻璃瓶。他和两个帮手会锁上教堂的门，戴上30年代的那种防毒面具，然后打开玻璃瓶盯着我们看。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在几分钟后，孩子们开始呕吐、抽搐、口吐白沫。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那可能是芥子毒气。”
08 09 Seraphine Kay，1974-1975年就读于Qu'appelle寄宿学校。“我在学校被强奸过。他是个老头，是学校的保洁员。几十年了，因为怕别人会对我另眼相待，我从没把这件事告诉过别人，除了我的母亲，她曾在Muskowekwan寄宿学校呆过，她的回答是：‘我也是这么长大的。’”
09 09 Edward Badger，1975-1977年就读于Gordon寄宿学校。Badger没有分享自己的故事。
被遗忘的原住民
谷雨故事：你是怎么发现这个故事的？
Daniella Zalcman：2014年我去墨尔本参加世界艾滋病大会，第一次了解到加拿大艾滋病的相关数据。数据显示印第安“第一民族”是艾滋病毒感染率增长最快的人群之一，这让我很震惊。加拿大的医疗体系很完善，并开创性地使用了能预防艾滋病的针头交换计划，但印第安人却被这么先进的医疗技术给遗忘了。
我花了一个月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萨斯喀彻温省和安大略省做调查，采访了很多艾滋病呈阳性的印第安人，几乎每个人都提到了所谓的寄宿学校。这些学校我之前并没有听说过，我很快意识到，艾滋病只是历史遗留问题中的一小部分。
谷雨故事：加拿大政府如今的立场是什么？是否对“第一民族”进行了经济补偿？
Zalcman： 加拿大政府最终与“第一民族”达成了一个19亿加币（约98亿人民币）的和解协议，建立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对寄宿学校问题进行调查，但已经在2015年结束了。19亿听起来很多，的确也是很多钱，但其中大部分都用来支付法务费用了。
调查听证的过程对幸存者来说是非常痛苦的，等于是对他们造成二次伤害。 委员会提出了94个详细的和解计划，然而截至2016年底，只有一个行动付诸了实践。
谷雨故事： 你觉得这个故事为什么在几十年后才开始见光，并被加拿大政府承认？
Zalcman：在北美，我们一直在系统性地删除关于原住民身份、文化和主权的历史细节，孩子们知道的也仅仅是感恩节、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或迪士尼的故事。这些故事都很偏倚、或者完全是编造出来的。我们虽然认为自己已经不是殖民帝国的一部分了，但实际上，北美的政府、媒体和教育系统仍带着根深蒂固的殖民色彩。
如何直观地讲这个故事
谷雨故事：做这个故事花了多长时间，一共拍摄了多少人？
Zalcman： 在做完第一次调查的一年之后，我又回到了萨斯喀彻温省，花了两周时间拍摄了45位寄宿学校的幸存者。
谷雨故事：这个话题非常敏感，你的很多拍摄对象都有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很多人可能从来没公开讨论过他们的经历。你在拍摄过程中是如何与他们沟通的？
Zalcman：我向每个拍摄对象都明确表示过，如果他们对参与这个项目有兴趣，尽可说出他们的经历，多多少少都无妨。大多时候，他们会花很长很长的时间向我讲述他们的故事。也有一些人很愿意被拍摄，但对自己的经历缄口不谈。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疗伤方式。
谷雨故事：拍摄这个故事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Zalcman： 如何直观地讲这个故事。这个项目早期关注的是艾滋病问题，所以那些照片大多展示了人们吸毒成瘾、在贫困中挣扎的场景。那些照片都是真实的，确实反映出现实中“第一民族”印第安人所面临的很多问题，但它只是故事的一小部分，没有向读者提供任何的历史背景。我一直想找到另一种讲故事的方式，所以最终决定采用双重曝光的手法。
谷雨故事：你之前就用双重曝光拍了不少项目，就《身份的标志》而言，为什么把两张照片叠在一起比一张普通的肖像在叙事上更有优势？
Zalcman：双重曝光可以是很有力的叙事工具，但我只在真正需要时才会采用，而不是当成一个噱头。《身份的标志》讲的是几代人经历的创伤、记忆和暴力。虽然寄宿学校的经历已经是过去式了，但它们还在继续影响着许多人。双重曝光能很好地在一张照片里展现过去和未来，这是普通纪实作品无法表达的。
谷雨故事：照片中的背景跟拍摄对象相关吗？
Zalcman：是的。每一张照片都是将幸存者的肖像和他对寄宿学校记忆中的一个场景重叠制成的。
要让观众跟故事产生互动
谷雨故事：这个项目有许多分支，包括一个独立的网站、摄影书，还有一个教育计划，给美国和加拿大的学校提供这段历史的教学大纲。能否讲一下这些分支的作用，以及它们是如何拓展这个故事的？
Zalcman：相比其他，我更希望这个项目能被用在教学上。很多孩子都是通过影像来学习新知识的，相比脱了水的历史概论，他们更容易理解个体的故事。我在美国上学的时候，从没听说过印第安寄宿学校的问题，加拿大人也是才开始公开讨论文化屠杀印第安人的历史。我们不能只提自己国家的光辉岁月，而忽略了那些可耻的阴暗面。
谷雨故事：能否谈谈和普利策危机报道中心（Pulitzer Center on Crisis Reporting）在这个故事上的合作经历？
Zalcman：过去三年，普利策中心支持了我的大部分长期项目，他们对《身份的标志》的调研、拍摄和传播都起到了关键作用。普利策中心资助了我去加拿大报道的三次路费，还购买了250本《身份的标志》摄影书，分发到美国和加拿大的高中、大学等教育机构。
谷雨故事：老一辈的摄影师大多认为自己的工作仅是客观的观察，并将这些观察带给观众，但如今越来越多摄影师，尤其是女摄影师，都在挑战纪实摄影的传统框架。你怎么看？
Zalcman：一个可悲的事实是，现在的观众已经被新闻和影像淹没了，对战争、创伤和死亡都已经麻木。普通人看过几张叙利亚儿童的照片后就没有感觉了。摄影师要探索如何用不同方式捕获观众。在我看来，如果我能做出一些东西，让观众停下来思考、跟故事产生互动，就不会在意它是否符合常规了。
关于Daniella Zalcman
达妮拉·泽尔曼（Daniella Zalcman）是主要在伦敦和纽约两地工作的纪实摄影师，2009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建筑学学士学位。她拍摄的内容聚焦于西方殖民遗留问题。其项目《身份的标志》赢得2016年度FotoEvidence Book奖、马格南基金会Inge Morath奖和Magenta基金会Bright Spark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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