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经济学院2024年世界经济博士生论坛举行

论坛现场

第一场论坛于2024年5月9日在经济学院301会议室举行。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杨汝岱，中央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教授段玉婉，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助理教授莫家伟，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助理教授陈志远，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助理教授金威受邀参与评审。论坛由莫家伟老师主持。

吴心泓以“Distribution margins and distribution-oriented FDI”为题进行了汇报。她研究了当地分销成本如何影响出口商以分销为导向的对外直接投资决策。吴心泓利用中国跨国公司层面的数据，得出了一些典型事实；利用中国多国公司层面的数据，得出了分销成本较高的贸易目的地会促进出口商设立分销子公司的特征事实。在此基础上，她建立了一个嵌入分销部门的Melitz模型来预测影响。该模型显示，分销成本上升会促使更多出口商整合分销部门，因为在分销导向型外商直接投资后，其可以设定更高的价格，并从特定目的地获得更多收入。这些预测利用中国的微观数据进行了检验。

李海风以“二元体制、民生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为题进行了汇报。她从财政收支的视角出发，旨在为中国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初建设大量基础设施，实现经济快速发展提供解释。李海风通过构建两地区的一般均衡模型，结合实证分析探讨了户籍制度下人口流动、基础设施建设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人口流动显著提高了发达地区的财政收入，并增加了基础设施投资，但并未显著提高相应的民生财政支出。大量基础设施有助于提高人口流动所带来的集聚效应，从而大幅促进经济增长。此外，她进一步探讨了户籍制度下的人口流动如何影响其他地区的经济增长，探索通过政府和个人转移支付实现“先富带动后富”的发展路径。

沙学康以“地方政府政策、数字创新与产业转型升级”为题进行了汇报。他研究政府出台的各类产业政策对于数字经济创新的影响及其背后的作用机制。沙学康首先探讨了中国数字经济创新规模和质量的典型事实。他利用数字经济政策文本构建了数字经济政策指数，对数字经济政策指数与数字经济创新水平进行实证检验；基于政策文本大数据筛选并识别人才相关政策，计算地方政府出台人才政策的力度指数，实证检验了人才政策对于创新数量和质量的影响，从而揭示上述现象背后的原因。沙学康通过异质性分析探讨了不同类型和不同力度的人才政策对于数字经济创新的差异化影响，通过机制分析探讨了数字人才要素集聚和数字化创新投入作为中介渠道的影响。机制探讨表明，区位导向型产业政策发挥创新驱动效应的关键在于园区扮演了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的角色，激发了园区内创新主体间的协同合作，有助于科研成果与实体产业有机融合。

论坛现场

第二场论坛于2024年5月15日在经济学院305会议室举行，受邀参加评审的专家有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长聘副教授田巍，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助理教授吴群锋，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助理教授黄青，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院助理教授呼倩，中央财经大学保险学院助理教授刘子宁。论坛由吴群锋老师主持。

贺梅以“数字化转型与收入分配”为题进行了汇报。她从企业、行业和地区三个方面对数字化转型进行刻画，并立足整体、要素、企业内部、技能维度考察了收入分配的变化。研究发现：第一，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员工工资，经济租金分享和就业结构调整均发挥了正向的传递作用；第二，企业数字化转型除了提升员工工资外，还通过增加就业显著提高了劳动收入份额；第三，行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内部薪酬差距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背后的作用机制源于数字化转型带来的企业市场势力提高和市场风险加剧；第四，城市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引致了突出的技能溢价。进一步地，产业结构转换、出口技术升级、电商销售额提升和人力资本积累是主要的作用渠道。该研究的相关结论为丰富数字化转型的收入分配效应提供了经验证据，也为新时代下如何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供了有益启示。

曾荣以“老龄化的收入和分配效应—基于自动化和教育视角”为题进行了汇报。她通过构建一个融合内生自动化与教育因素的一般均衡模型，揭示了老龄化趋势对自动化和教育的双重推动作用。研究发现，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厂商倾向于更多地采用机器替代非技术劳动力，以应对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同时，更多的消费者也选择通过接受教育，转型为技术型劳动者，以适应这一趋势。自动化和教育在缓解老龄化对人均收入产生的负向影响方面均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它们的分配效应却截然不同。一方面，自动化的广泛应用往往会倾向于加剧技术溢价，导致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现象加剧；而另一方面，教育的普及则有助于缩小技术溢价，进而改善收入分配状况，促进社会公平。这一发现为我们深入理解老龄化社会的经济动态提供了重要视角。

张宇鹏以“美欧反倾销措施的第三方贸易效应研究——基于中国作为第三方的视角”为题进行了汇报。他从中国作为第三方经济体的视角，通过理论和实证研究美欧对中国以外其他经济体所采取反倾销措施的第三方贸易效应及其机制。研究主要发现，从出口角度来看，美欧对中国以外其他经济体采取的反倾销措施不利于中国向发起方的贸易转移，但提高了中国向发起方出口被指控同种产品的质量；从进口角度来看，美欧对中国以外其他经济体采取的反倾销措施强化了被指控方向中国的贸易偏转，并提高了以来自被指控方的被指控同种产品作为生产投入的中国下游企业成本加成率。该研究对于中国在国际经贸风险加剧的背景下利用外部要素资源、推动外贸稳规模调结构提质量、促进国内企业降本增效，具有政策启示和实践价值。

黑烨以“State Capitalism to Counter Actually Trade Protectionism”为题进行了汇报。他研究了2018年中美贸易战如何影响中国国有企业的股权投资扩张。黑烨利用企业层面面临的关税税率变动，研究发现美国对中国企业加征的进口关税导致这些企业的国有股权比重显著上升。国有股权的扩张和政府的产业政策动机有密切关联：美国进口关税上升导致的国有股权扩张在研发密集度更高的行业和“中国制造2025”相关行业效应更大。同时，这一效应在融资成本较高、更加依赖外部融资、资本密集度较高、劳动规模更大的企业中更大。进一步分析发现，国有股权比重的增加会使得企业在受到出口关税加征后增加研发投入和研发人员雇佣，并最终产出更多的发明专利。另外，国有股权比重的增加会使得企业在受到出口关税加征后获得更多的银行贷款、支付更低的利率。国有资本的进入还起到了“稳就业”和“稳投资”的效果，但是会导致市场对企业预期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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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场论坛于2024年5月24日在经济学院305会议室举行，受邀参加评审的专家有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系教授王跃生、陶涛，中央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教授张晓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贸易研究室研究员苏庆义，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副教授高秋明。论坛由王跃生老师主持。

林澜以“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劳动力市场势力”为题进行了汇报。她以中国加入WTO为准自然实验，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减少对中国劳动力市场力量的负面影响，在现有企业、出口国和移民壁垒较少的地区更为明显，但对国有企业来说不那么突出。她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减少有助于企业进入和市场竞争，从而为工人提供更多的外部选择。同时，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消除促使企业提高TFP和扩大产出，由此导致的劳动力需求增加降低了劳动力市场的市场力量。

朱虹以“FDI对本地企业生产力的溢出效应”为题进行了汇报。她以英特尔进入成都作为准自然实验，探究大型企业的进驻对周边本地企业的影响。她发现，英特尔对企业生产率的溢出效应是正的，并且随着距离的增加而显著衰减。英特尔的进入使最接近英特尔公司的生产率在下一时期提高了8.17-9.18%，随着公司与英特尔之间的距离增加1.86-2.02%，这种影响将下降1%。

陈雅坤以“环境污染与农业生产”为题进行了汇报。她研究了PM2.5测量的空气污染对中国家庭农业生产力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空气污染显著降低了农业全要素生产率（TFP）：空气污染每增加10%，家庭平均生产率就会降低7.87%，这意味着2003-2013年期间家庭平均TFP下降3.79%。此外，陈雅坤发现，空气污染总体上减少了劳动力供应并增加了资本投资，确定了农民调整的新渠道：资本密集型作物和劳动密集型作物之间的资源转移。这种自发调整行为是基于不同类型作物对PM2.5的异质响应，往往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补偿农业总产量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