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经济研究》复刊40年。我在《经济研究》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在1985年，这样算起来我同《经济研究》相伴也有33年了。
记得我在《经济研究》发表的第一篇论文题目为《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调节机制——兼论经济杠杆的类型及其功能》。当时我刚刚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这篇论文当时递交给在天津召开的“中国中青年经济改革理论研讨会”，这次研讨会被称为继莫干山会议后又一次重要的中青年改革理论研讨会。我的这篇论文获得了会议的优秀论文奖。这篇论文能在《经济研究》发表，我当时感到非常惊喜和荣耀。毕竟这是初出茅庐的年轻人的文章啊，而且发表在如此高级的学术刊物上！这对我一生从事经济学研究具有无可估量的重大影响。它大大增强了我的自信心，也为我一生矢志不渝地做学问奠定了基础。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当时我这篇论文还非常稚嫩，多亏当时编辑部的一位姓裴的编辑给予了悉心的指导，才使得它得以发表。
1986年人大博士毕业后，我到南京大学工作，继续博士期间的研究方向，关注当时的宏观经济调控机制。从1989年到1997年，我先后在《经济研究》发表了《价格改革的风险和出路》（1989年第9期）、《论非均衡经济发展的秩序》（1992年第4期）、《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的地方政府功能》（1996年第5期）和《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1997年第6期）。其中有两篇影响较大，一篇是我同曹勇合作的《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的地方政府功能》，这篇论文可以说是国内较早研究地方政府行为的论文。另一篇是《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该论文针对长期流行的依据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安排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理论，指出在当代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正在失去；我国的企业需要防止陷入比较优势的陷阱，需要通过科技创新培育自己的竞争优势，以竞争优势参与国际竞争。这篇论文发表后在经济界影响较大，经CSSCI和中国知网检索，是引用率处于前列的论文。
进入21世纪的头10年，我在《经济研究》上发表的论文不多，只有两篇。一篇是与陈雯合作的《城市化模式的新发展》（2000年第12期），一篇是《工业和城市反哺农业、农村的路径研究》（2007年第8期）。这两篇论文虽然相隔时间较长，但研究的对象和观点有相关性。前一篇论文以苏南模式为对象，指出我国农民创造了农民就地转移建设和发展城镇，并转移自己的城市化模式；同时也指出这种城镇化模式需要进一步完善，尤其是要重视城镇的规模经济和科学规划，不能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后一篇论文则是针对经济发达的长三角地区的“三农问题”，指出该地区依靠非农发展带动“三农”发展的路径，即以非农化解决农业问题，以城镇化解决农村问题，以农业劳动力转移解决农民问题。实践证明，这种路径是成功的，带动了“三农”的发展。但这不是“三农”现代化的根本路径，城乡差距、工农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就说明问题。因此进入新时期后，我们需要直面“三农”发展，其路径就是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这篇论文发表后，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CSSCI和中国知网的引用率都较高。国家也出台了一系列城市支持农村和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政策和措施。
如今我国进入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经济研究》也紧紧跟上，在保持原有风格的同时，注意发表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论文，受到理论经济学界的好评。我也在这个背景下，从2014年到2017年在《经济研究》上发表了3篇论文，其中包括2014年第1期的《论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后的政府作用》。这篇论文是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作用后，研究政府如何更好发挥作用的。我认为政府和市场在不同的层面上的作用可以实现强政府和强市场的协同。2016年第4期发表的《以创新的理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基于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时的讲话精神，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从经济制度、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三个层面上阐述创新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强调建设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和保护生产力的系统性经济学说。发表在2017年第11期的《科学认识新时代的现代化》则是根据十九大提出的全面小康社会建成以后用两个十五年时间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指出中国新时代现代化的特性：第一，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第二，是赶超发达国家的现代化；第三作为生态文明时代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现代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