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六荐书｜转向大众：晚清报人的兴起与转变1872-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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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向大众：晚清报人的兴起与转变 1872-1912》

作者：李礼

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7年5月

（以下内容授权选发自该书第六章，刊发时与原书内容顺序有调整）

1

报刊与结社

晚清报刊通过两种方式来发挥在政治参与、社会动员的独特功能：一是在政治结社合法化之前，自身作为一个“合法”社团发挥组织功能，形成一种事实上的“文字结社”；二是报人与社团的紧密勾连，充当思想解放和集体行动的发起人，这对催生中国现代社会运动至为关键。

文人结社特别是政治性质的结社，一直为历代政权所禁止。有清一代，更是高压禁区。甲午后社团一度借危亡之势兴起，却不敢不强调“自强救国”，张之洞承认这种群集乃是“目睹欺凌”和“诸事停滞”，“于是倡为民权之议，以求合群而自振”。但结社一旦展开，介入现实政治则是应有之意。一开始就旨在开展一种广泛的改革运动，试图从体制外施加动力。戊戌党禁之后，诸多社团被宣布非法，一直到1908年的《结社集会律》，官方仍不承认“政治结社”，只承认一般集会结社合法。此间虽有1904年承认商会合法地位和1906年后的预备立宪，最高统治层对干预政治的结社，态度并无松动，甚至在《各学堂管理通则》中明确说明，学生自治团体为非法。1907年农历十一月，官方先后下诏不准学生干预国家政治，禁止绅商士庶干预政事。

开放党禁和政治结社的解禁要到武昌起义后，在所谓《重大信条十九条》中才被迫仓促承认。

现代政治生活的一大特征，正是结成或通过新兴社会集团参政。政治结社虽不为官方承认，晚清以学术、实业面貌出现的团体一直大量存在，不断发展，这推动了一般性集会结社被写入《宪法大纲》，从而突破二百多年的结社禁令。预备立宪后清廷颁布《结社集会律》：“凡以一定之宗旨合众联结公会，经久存立者”为“结社”，认可“与政治及公事无关者，皆可照常设立，毋庸呈报”。只是将其中有关政治者称为“政事结社”，此“非呈报有案，不得设立”。这个共有三十五条的法律实际承认了言论、集会和非政治结社的合法性。据统计，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前后，“不包括秘密活动的革命团体，仅仅公开性的结社，就有六百余个之多”。

1900年之后的新式团体，主张自主和合群，实行一定民主原则和程序，稍有实力的群体一般办有报刊。这些社团里的知识分子，“不一定都是政府的革命派政敌，然而他们的基本政治态度是与政府离心离德和对它抱有批判的意识”。社团与报刊不仅关系异常紧密，且很多时候合二为一，报人同时兼备社团人身份相当普遍，此为近代报人职业化之前的突出现象。梁启超、汪康年等人走上报人道路，首先着手的常常是创办强学会、中国公会这样的机构。甲午后至新政开启，各学会为促进政治改革，大力提倡新学和广开风气，为此知识精英们纷纷成立学会，报刊开始时不是结社者的机关报，就是依靠社团的副产品。此后报刊虽发展壮大，仍与社团互相依托，人员和体系常交织一起。例如，东文社、戒缠足会、女子学堂、蒙学公会和农学会等与《时务报》皆有关系，其中不少以《时务报》为据点。由于来访者众多，《时务报》报馆甚至一度规定每天下午三点为接待时间，“欲赐教惠顾者，请于三点钟后枉驾”。

社团与报刊的深入结合从戊戌维新时强学会之于《中外纪闻》，一直到日后的保路运动、立宪运动，莫不如此。如湖南士绅“铁路股东共济会事务所”创办《湘路新志》《湘路周报》，政闻社出版《政论》以及国会请愿同志会的《国民公报》，四川保路运动的《西顾报》等。很多社团事实上承担了部分政党之用。从维新运动开始，不少名为学会的团体实质上已是政治组织，尽管尚不能与政党相比，但在现有体制之外，无疑开辟了一种精英群体交往和联合行动的新平台，将开明官员、士绅勾连起来，加之握有报刊以为传播，政治动员能力显著提升。从《时务报》《湘学报》《国闻报》到《民报》《新民丛报》《苏报》，一时左右社会心理。

无社团之名，有结社之实。报刊作为一种合法的社会表达机构，被默认和延续下来，在很长一段时间成为社会思想解放者，通过报刊构成了一种现实和文字空间结合的政治行动，报人与作者、读者所构成的报刊共同体通过言论、辩论和信函回馈等，形成了一种正当的政治讨论空间，这种空间既有物理意义上的符号，更是心理意义上的，类似梯利所言的“情境空间”。

2

社会运动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将中国群众政治运动之始，界定于公车上书，“有为当中日战役后，纠合青年学子数千人上书言时事，所谓‘兵车上书’者是也；中国之有‘群众的政治运动’实自此始”。就初始而言，公车上书仍是一种士人行动，限于传统科考精英圈。然而，此后当这种改革诉求的集体行动诉诸办报，梁启超等人转型为舆论巨子，对象转向更为广泛的公众，从而将体制之外的更多阶层动员参与到政治改革中来。辛亥革命之前，一些集体行动如保路运动、国会请愿，事实上已是一种大异于传统的社会政治运动。

现代社会运动和集体性政治抗争，伴随现代国家兴起，与传统集体抗争行为相比，一个最大的变化是伴有自己的意识形态和“话语为主导的政治目标”，“影响和决定社会运动（或革命）之产生和发展的宏观结构，可以将之概括为：变迁、结构、话语”。

与传统中国的革命与体制内士人小团体运动不同，大众媒体主导的动员“话语”，为现代社会运动所需。从世界历史考察，社会运动与文化普及和印刷业发达关系极大。“正是通过报纸、演讲稿、小册子等形式，印刷的民主含义才真正显示出来”。晚清报业勃兴，时值社会裂变之际，迅速成为社会运动的触媒。报刊抗议激发社会运动，很多集体行动借助报刊“话语”构建意识形态，并发起思想认知甚至行动动员，由此传统的集体行动才转变为现代政治意义上的社会运动。革命的爆发，如果将其当作一个整体看，“文化革命实操着革命的全面领导的大权。全面革命的大方向总是被最先到来的文化运动所决定”。这种文化、思想上的领导不能因其隐性而被否定。

不同于革命暴力，抗议在相当程度上可视为巩固而非削弱了政治制度，只是当儒家传统的抗议精神对接西方政治思想，通过现代舆论工具激活后，则日益演变为一种体制外的政治反对力量。它依托舆论和公众力量，借助近代民主、权利等新“义理”，并与现实中的集体行动如铁路借款、国会请愿、保路运动等紧密结合。

在此期间，报刊抗议不仅成为“社会运动”的一部分，甚至本身可视为一种特殊“社会运动”。首先，“言谈”本身即具有相当的政治意义：其中所运用的措辞、劝说可视为一种非暴力政治方式，这种劝谕或教化在古典政治中具有悠久的传统。波科克称，政治政论者“通过说与写，他实际上是在借言行事，或者说在做一些言语行动”，“这些言语行动以有意或无意的方式作用于他人从而也作用于他(思想家)或他们(他人)的环境”。

中国历史缺乏合法的集体政治抗议模式，在威权国家中采用以传统文化为基础的抗争有着很现实的考虑，因为社会运动容易为专制镇压，这迫使社会运动参与者多使用传统文化为“外貌”的方式，后者具有文化上的正当性，使得政府一下子难以找到镇压的借口，形成所谓的“安全空间”。

文字抗议，具有这样的传统特征。新式报刊的出现带有传统公论和上书陈情的想象，获得了表达的合法空间，启蒙和抗议得以展开。

其次，通过将政治诉求和信仰相同、相似的人结构起来，报刊文字动员催生了政治意义上的公众，使其中的人们意识到彼此的存在和共同的不满，即塔罗认为的那种出版带来的“符号性互动”效果。这构成一种更为基础的社会动员。一旦出现社会事件等外部触媒，报人不仅可立即和社团联合发起行动，甚至可通过报刊号召直接引发社会集体运动，这一点在抵制美货运动（1905年）等运动中较为明显。报刊本身作为一个社会组织，具有明显的行动意识，是晚清报刊的一个重要特点。

最后，传统中国跨地域的人际网络，主要依家庭、村落、宗族和各种正式、非正式宗教，这与政治专制的发达和社会空间发育的低下有关。报刊所构建的网络，是一个外部动员体系，不仅可以放大和引导社会运动，很多报刊乃是专门为某个社会运动而设（如为拒俄运动(1901—1905年)创刊的《俄事警闻》《警钟日报》等）。报刊言论与社会运动的紧密配合从戊戌变法前后已开始，在著名的反对建储事件中，媒体给予很大关注和放大，远在日本的梁启超和《清议报》也积极参与。《苏报》将经元善的奏文刊载，由此“建储事件把社会舆论对政变的不满，由私下的发泄转变为对后党广泛的公开的抗议”。此后几次著名社会抗议活动，或由报人群体发起，或得到了报界强有力配合。“苏报案”中，报人借助租界司法体系将审判的法庭转为表达抗议的公开阵地；围绕“秋瑾案”展开的舆论，“可谓预备立宪时期民间舆论发达及其影响清朝官府政治作为的典型例证”。关涉铁路利益展开的几次运动，报刊强化了其中的“抗议”味道。

预备立宪启动后，报刊将议员的反对描述为一种合法的“抗议”手段，如称“资政院对于湘抚举办公债违法之抗议”。经过公开描述，政治抗议在很多知识精英看来，已成合法手段，手法由此得到拓展，从言论抗议到请愿等行动，更加日常化，甚至被视为当然的权利。

四川保路运动，川人尤其感受到报刊的重大作用，立宪派精英，借助报刊进行有效的社会动员。《西顾报》每日销量高达8000份，罢市罢学运动后更是高达14000份，该报十分激烈，公开称“大泽恨无陈胜起”，并号召军事准备：“一家有事百家齐聚集，他的手快我人多。刚到快砍不完七千万脑壳，哪怕尸骨成山血流成河。有死心横竖都战得过，战胜了我们再打鸣胜锣。”早于《西顾报》创刊一个月的《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是保路运动的另一个舆论中心，蜀中民众阅读报纸经常“涕泗横流，且读且哭”。该报第一号印出的3000份，“仅2个小时即便售罄”。从13号起发行即达15000份，罢市运动后报纸高达5万~6万份。保路运动虽由蒲殿俊等四川立宪派士绅发起，不过很快失去控制，演变为一种带有悲愤色彩的全民反抗运动，原因既有官方应对的蛮横，也与上述几份报刊的渲染、动员，不无关系。

由于掌握报刊媒介，媒体精英与新式社团以及随后的政党互相渗透、依附，“拥有大量的经济财富（商会成员、绅商）或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有能力向最高及地方当局直接施压，并发起政治抗议运动，从而对清政府的合法性基础造成侵蚀性的冲击”。报界对于商界意见的表达日益关注，尤其是商会与地方政府的对抗。商人依托商会参加了多次抵货运动、地方自治等政治活动，这一群体此后在民国更是作用颇大，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抗议力量。

20世纪10年代的最后几年，各地咨议局成立，使这里“成为变相的政党机关，有了合法的地位”，立宪派知识精英策动了数次全国性群众请愿运动，与报刊言论抗议互相呼应。因此，高慕轲认为“1908—1913年是中国民主运动的一个黄金时期”，“当时新闻自由和选举自由”是特别重要的两点。

早期社团合法空间较小且组织松散，转变为准政党如“同盟会”后仍很松散，更不必说那些泛政治化团体。组织和管理上的困难，令晚清社团的组织、运动能力有限。直到辛亥结束后的1915年，梁启超还认为：“吾国现在之政治社会，决无容政治团体活动之余地。以今日之中国人而组织政治团体，其于为团体分子之资格所缺实多。”辛亥革命前十年，社会运动的次数虽呈爆发式增长，特点却是自发性强、组织化程度不高，这与社团松散而过多依赖报刊鼓吹动员不无关系。

国家对“社会运动”通常具有归化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可避免极端事件如革命的发生。但清政府在制度建设上长期滞后，对社会利益分化、瓦解与民众心理的变化，缺乏深刻体察，对社会运动的制度化能力较差，难以应对新的政治变化。政府在新政和立宪政治时期不能不说有相当作为，不过释放的矛盾和改革期待却更为巨大，当官方无力应对社会变迁及其伴生的挑战话语，最后的覆灭之门，由此打开。

3

晚清社会对激进话语的接受

对舆论力量的认知与使用，法国大革命前的知识精英相当成功。托克维尔援引当时一份公开的文件，描述了舆论对法国甚至国王的巨大影响。法国大革命的西方第三代研究者如林菡特、傅勒和瑟威尔等从文化视角出发，强调法国革命是一个由话语和符号推动的历史事件，革命的一个主要方面就是符号和神话制造。瑟威尔称，法国革命本身就是一个话语过程。

与之类似的“话语过程”，在1900年到辛亥革命前是否存在？答案是肯定的，虽然这一过程更加刻意和峻急。报刊精英掌握新的传播和互动方式，制造了大量“话语”。立宪派为开启民智，试图塑造适合立宪政治下的新国民，革命派则灌输包括种族革命在内的激烈思想，鼓动直接暴力行动。此消彼长中，激进者获得更大关注，革命话语渐为社会同情、接受，从边缘走向主流。1904年，敏感的梁启超对此就有所感觉，他不无忧虑地评价革命话语的势能：“近数年来之中国，可谓言论时代也已矣。近数年来中国言论，复杂不可殚数，若革命论者，可谓其最有力之一种也已矣。”

报刊言论竞争中，为何激进甚至革命话语得以“合理化”甚至被社会接受？报人在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以下几个因素不可不察。

首先，改革派的温和言论，事实上为激进话语做了初级动员。就思想启蒙的系统和深度看，从戊戌变法到立宪运动，改革派报人对中国社会思想的影响最为深远，毕竟“只有立宪派的舆论据有合法的地位，四处流布，其措辞温和，其影响却深远”。这种启蒙主观上虽不与革命话语一致，但对现政权的冲击却十分惊人。个人、民主、自由等现代政治观念的传播与普及，瓦解着传统政治权威和臣民文化，为各种反抗提供了思想资源，无论抗争较为温和，还是暴力取向。李泽厚称：“当革命派由于集中全力于政治斗争和武装起义，做炸弹，入新军、联合会党等，支配了大多数成员的精力和注意，相对忽视了思想启蒙工作的时候，这个工作就反而由改良派特别是梁启超所自觉承担起来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梁启超日后被称为革命党的“宣传部长”，并不为过。梁等人提倡新国家、新民，希望对中国进行的乃是根本改变，只是不提倡暴力而推进一种所谓不流血的社会革命，客观上与革命思想形成合力，在立宪派言论日趋激烈后这一点更加明显，直到最后倒向革命鼓吹。时人称：“至庚戌、辛亥年间，立宪之报纸，悉已一折而入于革命运动，此则清廷存亡绝续之大关键。”

其次，社会矛盾和外部危机持续，难以消除，致使对抗政府的“反向话语”日益正当。革命报刊的宣传，起步落后于维新派，陈少白创办《中国日报》始于1900年，在留日学生的加入后始迅速扩大。按照冯自由较为宽泛的统计，同盟会成立之前（1905年）的革命报刊有44种，报纸20种，杂志24种。此后的扩张与中国政治风云高度关联。1905年后，中国社会对“革命”的态度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此前“谈革命而色变”的情景不复存在。清廷内部开明官员端方在一份奏折称，煽动之言“一唱百和，如饮狂泉”，“革命党报发行购阅，数逾数万”。虽不无夸张，却颇说明激进话语的风行。

直接的口号和激烈的文字获取了更大注意力，能收如此之效，除了政局和社会变迁促进民众心理上的变化，也在于建构舆论方面相当成功。激进报人更喜欢感性、情绪的鼓吹，而非理性冷静的分析。他们通过报刊指认自己为“民意”当然有自身媒介素养问题，但更有人为诉求，即为了政治动员而将主张指认、伪造成民意，甚至不惜造谣。有过办报经历的严复在辛亥革命爆发后，把“心怀不满的新闻记者们给中国老百姓头脑中带来的偏见和误解的反响”，作为清朝倒台的原因之一。

此外，倾向和支持革命的报人更加注重对底层民众的传播，认为后者是革命重要资源，所谓“中国革命运动之力，不出于豪右之族”，“而出于细民”。这种定位使内容简单直接，突出宣传煽动，而较少考虑报刊的公共属性。比较之下，立宪派报刊精英与现实政治紧密勾连，办报者不少为地方咨议局成员，言论自然相对平和、保守。

最后，报刊言论作为一种公开表达，消弭了激进话语的“反叛”色彩，推动其主流化，使之更易为公众接受。对此当时一篇文章有精彩描写：革命之说从前“持此议者，仅三数人而已”，而“仅自与其徒党议之于私室而”，后来则变为“公言不讳，并登诸报章，以期千人之共见。是则主革命者，必以其说为不可易矣”。革命宣传通过报刊传播，引发社会心理变化。报刊发表使之进入公众视野，激进话语获得合法化假象。至辛亥前夕，中国社会甚至出现“革命崇拜”迹象。这种“革命崇拜”，“排斥一切渐进的改良立宪活动，对中国社会的民主进程害大利小”。

革命的到来，近距离参与或观察晚清瓦解过程的革命党人、改革派、保守派人士，均对报刊舆论在其中扮演的作用有深刻体认。黄兴称，“此次改革政体，虽五大族行动一致，实赖报界鼓吹之力”，陶湘则谓“清之亡，实亡于报馆”。恽毓鼎将报馆（所指主要是上海报馆）总结为清亡主要因素。进入民国后，他在日记中写道：“宣统之季，构乱之奸徒，煽乱之报馆，议和逊位之奸谋，皆聚于此。清室之亡，实亡于上海。”

4

革命与“怨恨”

舍克称：“革命往往是由怨恨培育出来的”，特纳则认为“集体行为的产生需要某种共同的心理，包括共同的意识形态和思想或共同的愤恨”。结构性怨恨被认为是所有集体行为、社会运动和革命产生的几个决定因素之一。一个集体行为之所以发生，重要的经常不是真实，而是“认知”。

辛亥革命迅速获得成功，清政权的突然崩盘和多米诺骨牌式倒戈，更多应从社会心理给予解释。此时改革派知识精英已转为支持或同情、默许革命。怨恨情绪在社会各阶层蔓延，为政治改革的失效、滞后所推动。新政推出后引发诸多矛盾，立宪政治却以皇族内阁的面貌推出，更是令本已不满的立宪派精英大为愤怒，国会请愿运动没能使这种不满得到补偿，加之铁路收归国有等行动伤害地方绅商的切实利益，让这个政权成为众矢之的。

远离政治中心的乡村，怨恨情绪没有城市明显，但另有不满。与城市相比，它更多来自于生活的体察和生存困境，比如农产品和手工业在世界贸易体系下遭到破坏，洋人通过教堂、进口商品“压迫”农村等，而朝廷对此难以作为，后者害怕洋人甚至帮助洋人，这些都构成了乡村世界里的不满。此外，科举废除后儒家大传统的衰落在乡村造成了巨大的失落感，农民对西学和新学堂表面上无奈接受，却心存不满。由于社会重心转向城市，乡村生活不仅各种成本加大（如教育），也导致作为沟通和利益维护角色的优质乡绅流失（进城）和劣绅的兴起。当然，乡村的不满虽有自己的土壤，如果没有外部原因的激发，很可能会与千百年相似，处于隐忍状态。然而知识精英的宣传或城市反抗运动的辐射，让乡村的不满得以浮出水面。这里与报刊上那些西学、革命、立宪虽有相当距离，报刊批判内容和新的思想武器不为乡村熟悉，却也腐蚀着官方权威。在这种情况下，乡村世界的不满可以通过自身思想资源加以释放，比如同情革命，很多却视其为“反清复明”，但承认这是一种“义举”，而非乱臣贼子。

启动政改的清政府激发了社会期待，却无法满足，体制之外报刊于是成为社会意见的发泄口，新政虽在大方向上与辛亥革命目标一致，不过“对于这种改革的怨恨，却成了同一目标的更大变革的起点”。此时的怨恨比专制之下更为严重。正如杨度在光绪三十三年致信梁启超所抱怨的，“排满革命”已“几为无理由之宗教”。民意此时已经完全不站在政府一边，当革命到来，人们或助推或袖手旁观，默认其倒下。孙中山曾称革命必先革心，他总结说“人心就是立国的大根本。辛亥年满清之所以亡，是亡于他们失去了这个根本”。（刊发时有编改，注释略去）

附：本书绪论

一

教士入华，传统士人开始接触并逐渐进入这一领域，从早期受雇于西方报纸到自主创办，进而以报纸作为政治参与手段。在此过程中，报人群体的构成、社会地位以及他们对媒体“权力”的感知均发生很大变化，社会地位也从边缘日趋中心。从戊戌维新前开始，中国知识精英借助报刊论政，将办报作为投身政治活动之起点或主要手段，成为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历史景象。

这些逐步成为新兴意见领袖的报人，无疑是一批依托传媒的新式精英，这种“大众型”精英从世界范围看是近代技术与社会结构变化的产物，而为古代所无。在中国，他们的出现较之西方更为晚近。那么这一角色在近代中国是如何生成的？他们如何从边缘走向中心，他们头脑中的政治观念和对报刊媒介的理解有着怎样的变化？报刊言论这种带有“社会自由”的现代表达方式，如何在一个对结社与言论皆有严格禁忌的国家获取正当性和发展空间？报人聚构而成的报界或舆论界，对晚清政治文化塑造产生了怎样影响？报刊舆论及其操作者在晚清政治改革和革命中，又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应该说，上述问题在历史学、新闻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研究中已部分得到回应。只是研究角度和解释力似仍有相当的开掘空间。这些貌似宏大的问题意识之下，有哪些方面仍值得进一步探讨？这种探讨的意义究竟何在？这是本文展开的起点。

人们可以看到晚清中国此番历史图景：西学东渐后艰难而屡告失败的现代化努力和由此带来的危机感，令传统知识精英走向分化，部分退出官方政治体系，发展为日益与政权相离异的一股势力。报人身份的兴起，是传统士人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变的重要线索之一，与晚清政治发展、变化紧密相关，因为他们所建构、操纵的报刊舆论已非体制内议论，正如萨托利所言：“公众舆论首先是一个政治概念。”此前，“尽管儒家一向提倡社会责任感，但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并不是总能引起人们对国事的实际兴趣的，何况当时清政府已经禁止公开议政。这样一种政治意识只是偶然存在于士大夫之间，而相互交流却不容易。”1895年之后，中国出现的一个重要现象是分散的观点得到集中，《时务报》等维新报刊“这些新的渠道体系一经沟通，能够很快地把分散的个人观点集中起来并加以鼓吹”，而这被认为是“现代的公共舆论在中国的开端”。报人的舆论建构日渐成为影响晚清中国政治走向的一个新变量，已得到公认。这种变量并非中国政治生活的旧有之物，由此历史性地开启体制外的公开讨论和合法批判空间（虽尚不健全），力度和裹挟范围之广大，皆可谓史无前例。与此同时，近代报人启蒙、塑造了现代意义上的“公众”和他们新政治意识，解构政府的权威感和合法性。在那些新兴报刊阅读受众群里，包括具有反叛精神的学生阶层和握有军事实力的新军，他们日后成为实际反抗的重要行动者。

正如孔飞力所提醒的那样，近代社会变迁过程中，中国现代根本性议程的背后存在几个关键意义的难题，其中之一就是“怎样才能利用并控制大批受过教育、却不能被吸收到政府中来的文人精英的政治能量”，即政治参与问题。此时，觉醒的精英已逐渐意识到：“政治事项，其行之者不徒在国家机关，虽以人民个人之资格，亦常得参与之。”从19世纪70年代前后开始，少数中国士人栖身于西人商业报纸，此时他们对媒体、舆论的功能与力量，并无多少自觉而深刻的认识，但这种接触却开拓出了传统士人转型的一条路径。

上述历史过程既是中国知识精英对舆论认识的不断深化，也催生了新的政治动员。甲午战争之后，特别是维新运动前后，中国报刊“政治化”面貌加剧，主要特色就是作为一种政治动员工具，而非社会信息交流平台。借助报刊论政，将办报作为投身政治活动的起点，从维新运动始几乎成为知识精英必经之路。甲午后“由于政治改革运动的带动，报纸杂志数量激增”。报人们此时所从事的既非古代“邸报”，也不是日后现代意义上的新闻业，而是一种“政治性出版”，拥有所谓基于印刷而派生出的新权力（the Power of Print），如康梁等人通过报刊成功集合言论对抗清廷。此后报人逐步有了言论独立、监督政府等现代报刊理念，政治态度难以与官方保持一致，而更多地持批判姿态，日益彰显疏离与反抗的气质，从而超越传统士大夫的“清议”式批评，后者本质上仍是君臣利益一体的建言方式。在中国政治秩序寻找新的正当性过程中，“清议的淡出历史标志着儒学意识形态的退出舞台，而舆论背后的政治正当性有着一个从公理到公意到民意的变迁过程，客观性逐步消解，民意成为政治权利可以操作的对象”。这种“清议”向体制外报刊舆论的转移，得到了不少研究者的关注。

从政治抗争角度看，中国“由道德支撑的以德行休养对抗政治权势的抗议传统，没有办法透入中国古典政治社会之中，只能作为醇化社会风气和校正政治秩序的理想观念而存在。文人没有办法下落为具体法将社会抗议上升为系统的政治理论，也无法下落为具体的政治行动”。但是，走出体制的报人与政府不再有昔日强烈的一体感和恩主之情，这一点随着政治日益衰败而增强。通过开掘、汲取民意等传统思想资源，更重要的是利用海外和租界空间以及舶来的各种西方政治思想（包括出版、言论自由），报人群体得以率先突破“清议”，走向“抗议”。当这批知识精英从传统士人转向“报刊舆论”构建者，言论的主要特征就转为不满和抗议，并在戊戌变法后彰显，也为历史当事人所体察，如梁启超所谓“政治上的对抗力”，就涉及了政治抗议及其社会功用。

在另一方面，1903—1905年开始的新政，是清朝“堪称最认真的一次西方式改革，但是这场改革却只能依靠行政手段来推行，本来就已经陷入腐败和失效的行政网络，正好借助新政施展其最后的疯狂”。新政的展开使得国家与社会各阶层冲突加大，激发了现代政治意义上的社会运动在中国展开。与西方社会运动不同，晚清社会抗争特点之一就是报刊言论抗议先行或受其激发。尤其在开始阶段，有着清议和公论想象的报刊言论成了为数不多具有合法面貌的抗议手法，这对民众特别是城市民众形成了相当的示范和感染，激发和配合着其他政治抗争行动，共同塑造了一种不满和怨恨的新政治文化，大大削弱了政府的合法性，促进了革命的到来。应该说，晚清之所以出现“中国社会各阶层都呈现离心的倾向”，与报刊舆论大有关系，对此严复、陶湘、黄兴、端方等各界精英均有近距离的观察和体认（见后文），从上述视角对晚清政治特别是革命加以考察、分析，也是本书主旨之一。

二

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说，新闻工作者和所有的群众政治家一样，“有一项共同的命运：缺乏固定的社会分类”。本文认为晚清报人是一种流动而非固化的阶层，因此以“群体”来指认和描述更加合适。他们仍带有传统士人气质，也非此后的职业报人、机构化现代媒体人。不过他们已开始意识到使用报刊来达成诉求，进而从无意到自觉利用报刊参与政治、构建舆论，影响政府和民众。

由于旨在从政治参与及其影响来考察报人，因此在承认这一群体多元、形象多义的历史现实上，需对此笼统而模糊的身份加以研究上的界定，本文更多的是从现代报刊的媒体公共属性和媒体人的社会角色来界定。所指涉的报人主要是那些参与新兴政论或严肃商业报刊，通过报刊言论、报道介入社会生活，进行舆论建构和政治参与的人士。从构成上看，本文所描述的报人主要包括具有传统功名的学绅、口岸知识分子及海外留学背景的新式知识人，他们不在正式官场任职，也不是后世传播机构的职业媒体人。作为一群新旧思想杂糅的报刊参与者，他们可视为传统士人在新的时代环境下对报刊媒介的借用。这种“借用”具有相当的不稳定性，报刊对他们而言，主要是一种手段，其工具价值根据政局和自身的生活经历、思想演变而变化，并因之不时选择进入和退出这一领域，因此本文称之为“流动的群体”。

这一群体在维新变法、甲午战争、立宪运动前后均显示了明显的身份或思想转变。早期低级功名士人参与办报，除了谋生目的，很大程度上源自对西方传教士在华报刊的模仿，有借助这一手段达成上下沟通、促进自强的诉求，与洋务运动或自强运动颇有勾连，但此时报人对社会的影响非常有限。甲午之后，更接近政府上层的高功名士人投身其中，“维新运动时期出现的报纸显然是一种新型报刊的开端，即一种与早期通商口岸报刊不同而属于社会精英的报刊的开端”。精英人物的加入塑造了一种更为权威和高尚的报人形象，令这一身份逐步去污名化，出现了所谓的政治家报人或精英报人和精英报刊（elite press），其政治参与和诉求更加明显。和传统具备科举功名的精英相比，走出书斋的他们向“大众型精英”转变，某种意义上可视为是一种整合大量个人意志、“依靠人民的精英”，影响力大为提升，成为中国实际上的新型“意见领袖”，拥有超越传统的、可资动员的“受众”资源。

此后，更多精英将报刊作为政治参与平台，他们借助租界、海外空间以及宪政、报律的合法框架，在传统体制外发育出相对独立的话语，构造出晚清新的公共空间，由此形成超越传统清议的批判性言论，彰显一种难以驾驭的体制外力量。本文所描述的作为分析语言的“抗议”，即是指这种游离于体制外的对官方持续表达不满的言论，主要围绕对当局政治改革、各级官员活动以及公共政策和公共事件展开。不过，这种“抗议”虽显露政治抗争的色彩，但仍多在法律框架之内，此后随着晚清政治改革的挫折日趋激烈甚至最后倒向革命舆论。而对革命派报人而言，报刊几乎从开始就是革命的鼓动之物。

通过新闻纸公开表达不同政见和反对，可上溯到传教士导入新式报刊上的政治批评，规模化展开则是戊戌变法前后特别是新政之后，立宪政治的开启为舆论批判提供了新的合法框架。1900年后的新政、科举废除和立宪运动等诸多政治改革，令包括出版自由在内的西方观念在报人的思想世界里得以强化，他们逐步认识到自己的言论和报刊批评所拥有的力量，开始更加主动、积极地构建一种对抗官方的力量，以表达不满和利益诉求，试图展开政治博弈，施加压力推动政治变革。不幸结果令人失望，更多改革派人士在辛亥革命前转向激进，成为革命的宣传者或同情者。与此同时，部分报人逐步固化在报刊阵地内，走向准职业化（如汪康年、黄远生）。总体而言，在此时期，多数人将报刊视为一种工具而存在，以配合政治理想的表达和实际行动。但他们为此后民国更加独立和职业的报人，拉开了历史的序幕。（刊发时有删节，注释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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