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 年，中央下达的一号文件，扶持发展商业生产，“八大王”被高调平反，“温州模式”作为市场经济的典范在全国宣传，浙江的企业家们终于从两年前的严打中松了口气。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进入黄金时代。
温州人无疑是时代的宠儿，赶上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好时光。但是在五百年前，吴越人仅仅为了争得出海的自由，却付出了无数代人的鲜血。
“2005 年 1 月 31 日晚，有两人用自备的斧头和榔头，将‘直墓’墓碑两旁有王直名字之处一一砸掉，并将刻有 12 个日本捐资者名字的‘芳名塔’砸毁。”
生前骂名缠身，死后亦不得安生，或许就是那个时代民族企业家最好的写照吧。
1367 年，朱元璋消灭张士诚。为报复江南百姓对他的非议，在红巾军血洗苏杭后，朱元璋将江浙商人地主财产全部充公，并强制流放老家凤阳开展扶贫建设，造成浙江人口大规模死亡。针对退守沿海岛屿继续和帝国作对的方国珍、张士诚残余势力，朱元璋严令“寸板不许下海”，违令者处以极刑。在强烈的求生本能驱使下，沦为赤贫的吴越人不得不投靠海上各路势力，开启后世海疆动乱之源。
朱元璋死后，洪武年的暴政虽然有所收敛，但是海禁政策作为一条“组训”，一直不断加强，特别是在 1523 年日本使团宁波争贡事件后，连政府垄断的朝贡贸易也被关闭，海上商贸只剩下走私一途：
在欧洲，由于奥斯曼帝国破坏了地中海航线，葡萄牙商人为了恢复和东方的香料、丝织品、胡椒贸易，从非洲沿岸探索新的贸易路线，经航海家达伽马、阿尔梅达、阿尔布奎克的努力，成功在马六甲建立贸易据点。尴尬的是，第一批到达广州的葡萄牙人却被明政府给当成倭寇同伙，杀了个干净，倒霉的葡萄牙人只好继续北上，直接在福建浙江参与走私。
自元代实施海禁开始，日本人就和吴越走私商人频繁往来。1543 年，王直将铁炮传进日本，战国大名纷纷为这新兴武器的威力所折服，但硫磺、硝石、生丝等火药材料只能通过王直突破明朝的海上封锁获得。同时，明国境内白银短缺，而日本没有铜矿，王直便从中套利，大发横财。
在浙江，随着贸易全球化时代到来，高昂的利润驱使着吴越的乡绅造船出海。浙江官吏，有的收了钱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的甚至挪用公款入股。在明朝的天朝上国体系中，日本正好被认为是贫乏的“不征之国”，于是在朝廷奏章里，浙江官员就把走私包装成入寇。海上贸易就以这种方式变为半公开形式进行。
在上述三方因素的合力下，宁波沿海成了当时走私中心。但东海海域毕竟是当时的无政府地区，海盗杀人越货，走私团之间黑吃黑的情况时有发生，不过随着商业竞争的深入，江浙海商初步建立了秩序：先通过聘请武士训练私人武装扫平海盗，保证商路畅通；后邓獠、许栋、李光头等船头积极招商引资，吸引葡萄牙、暹罗、马六甲等国商团入驻；经过一代人的建设，舟山双屿港成功诞生了世界上第一个全球贸易中心。
据葡萄牙人平托的记载，“双屿比印度任何一个葡萄牙人的居留地都更加壮观富裕，”仅葡萄牙在此的贸易额超过 300 万金葡元。欧洲的金银火器、东南亚的香料胡椒、中国的瓷器茶叶，应有尽有。纸终究包不住火，双屿港的转口贸易做的声势浩大，终于惊动了朝廷。
“吴越之人 , 往承弊俗 , 所在之处 , 私造大船 , 因相聚结 , 致有侵害”。
嘉靖皇帝对闽浙百姓藐视朝廷的行为怒火中烧，火速委派都御史朱纨前围剿。双屿一役，基督徒死伤近万，许六、姚大总与顾良玉等“倭寇”头目被擒杀，岛上千所房屋付之一炬，教堂、市政厅、法院、妈祖庙、医院被夷为平地，商船被焚毁无数。随后朱纨以木石淤塞港口，使双屿港彻底被废弃，成为了一个只存在于历史传说之中的城市。
即使身为剿倭强硬派，朱纨也承认，“三尺童子 , 亦视海盗如衣食父母 , 视军门如世代仇雠”。双屿港事件爆发后，闽浙士绅同仇敌忾，立即发动党争，反击禁海派势力，迫使朱纨一党自尽。之后，工部侍郎赵文华先后弹劾李天宠、周珫、杨宜一系剿倭巡抚，使浙江海防长期空缺，为逃出双屿港的商人们赢得了宝贵的喘息时间。
由于第一代海商领导人被朝廷杀害，侥幸逃出的二把手王直，就当仁不让成为新一任老大。因浙江沿海仍有明军残留，在好友松浦隆信的邀请下，王直重新以天高皇帝远的日本平户作为根据地，东亚走私贸易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王直出身徽州，家境贫苦，早年曾贩卖私盐，破产后下海经商，凭借精明的商业头脑，靠军火生意发家，创立五峰贸易公司。在为人上，王直富有侠义精神，注重长远合作关系，深得各方势力信服，有强烈企业家的色彩：
在当时，走私没有任何法律保护，一旦发生纠纷，并没独立机构从中调停，海上贸易规模自然受限。王直作为海上盟主，不仅为船队提供第三方仲裁服务，还为中日葡的商人进行商业担保，海商在船上只要打出 " 五峰 " 的旗号，海盗都得退让三分。有了私人安保公司和私人法庭的帮助，海上贸易蓬勃发展，王直的生意也越做越红火。在全盛时期，王直手下员工十万，巨舰两百艘，“联舫一百二十步，可容二千人，上可驰马”，俨然当时的海上霸主。
战国时代，日本大名尔虞我诈，互相之间进行疯狂的兼并战争，但王直却秉持“有钱大家一起挣”的商业原则，带着大客户们到明国走私，闷声发大财，成了战国军阀中的一股清流。
此外，王直积极研究日本市场，赠送书籍字画、促进文化交流，日本商界称其“大明国的儒商”。战争不能创造财富，但是商业可以，五峰船队带来的南洋珍物吸引着以京都、堺市为首的日本商人前来贸易，后世平户人为王直建造铜像，每年隆重纪念他带来的繁荣。
虽然身处异国，但王直一直心系家乡。1548 年，卢七、沈九在杭州烧杀抢掠，应浙江海道副使丁湛邀请，王直全力帮助官府维护海上治安，将卢七等头目抓捕归案，顺带剿灭了陈思盼海盗团体。作为回报，丁湛准许王直在舟山沥港开设私市，重建双屿世贸中心。
期间，王直多次上疏，历数自身平海之功，希望朝廷取消海禁，放闽浙百姓一条生路，都遭朝廷严词拒绝。1553 年，俞大猷为引蛇出洞，绑架王直的妻儿老小押入天牢，随后率军偷袭沥港围歼王直。双屿港与沥港的相继毁灭，使海上贸易元气大伤。正如法国经济学家巴斯夏所言“如果商品不能跨越国界 , 那么军队就会。”面对明朝的步步紧逼，王直只能以武力要挟明朝开市。
明朝官军毫无疑问小看了商业佣兵的战斗力：1555 年，一只六十人特种作战小队从杭州湾登陆，昼夜辗转两百里，斩杀官军四千余人，一路攻至南京城下，令朝廷颜面尽失。明朝在和王直的战争中未占上风，于是转变策略，招抚王直，利用王直的徽州同乡——朝内开海派领袖胡宗宪，想尽办法获取王直信任。1557 年，听闻朝廷愿意开放海禁，王直决定回国受降。正当一切动乱似乎即将画上休止符之时，嘉靖皇帝突然亮出獠牙：浙江巡抚王本固从半路杀出，把王直押入大牢。
王直在狱中致死不肯承认勾结倭寇之罪，在《自明疏》中写到“窃臣直觅利商海，卖货浙福，与人同利，为国捍边，绝无勾引党贼侵扰事情，此天地神人所共知者”，仍然希望朝廷朝廷开放海禁。胡宗宪请求赦免王直，但一看朝中风向不对，为保住乌纱帽，毅然向自己的乡亲亮起屠刀。得知王直被擒，毛海峰与大友家商队据守舟山岑港，奋勇击杀胡宗宪、俞大猷的包围部队；同年，广东人洪泽珍率二十四将，于福建月港发动起义，为王直报仇。
两年后，王直被斩于杭州，罪名叛国。
“王直始以射利之心，违明禁而下海，继忘中华之义，入番国以为奸。上有干乎国策，下遗毒于生灵。恶贯滔天，神人共怒。”
世人为明朝的野蛮所震惊——嘉靖皇帝宁愿洪水滔天，也不想让百姓自寻生路，闽浙失业大军水陆并进，膺惩暴明。随着王直主导的海上秩序崩溃，东南沿海再度群雄并起，海盗将战火烧至广东、福建，沿海数百州县惨遭屠戮。由此，嘉靖年间的倭乱进入高潮，南下的戚继光终于有了大显身手的机会。
正如王直死前所感叹，“死吾一人，恐苦两浙百姓。”
1566 年，昏庸的嘉靖帝死亡，为风雨飘摇的明帝国迎来了转机。新上任的隆庆皇帝对明帝国未来毫无兴趣，也不理朱元璋什么祖训，拍板让张居正去主导通商收拾沿海的乱摊子，自己回后宫逍遥去了，六年后死于纵欲过度。隆庆的无为而治，反倒挽救大明于水火，他也成了明朝最得民心的皇帝。月港开埠后，人们可以合法的前往东南亚经商，海面重归平静，东亚海贼王的传奇终于画上了句号。随着全球贸易分工的进一步深化，江南地区商品经济高速发展，苏州和杭州的丝织业甚至出现了雇佣生产，即后世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世界上 1/3 的白银通过月港流入中国。
王直改革开放的理想，终于得以实现。
王直的死亡，不仅是那个时代的悲剧，他更是后世无数反抗计划体制的民族企业家的缩影。如今，随着中日邦交的正常化，王直在历史上的功过是非，应当得到客观公正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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