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是要写一本关于世界历史的书，就总免不了宏大的叙事，譬如人类的起源、人口的迁徙、国族的争斗等等，阅读起来常常枯燥乏味；若是写成八卦，或戏谑或悲壮地臧否人物，又不免有失公允。
其实我们的历史除了文字的记载，都来源于一件件文物，他们的诞生、使用、传承、废弃都深刻反映着那一时期社会文化的变迁。所以一部理想的历史应该把文物和文字结合起来，这也是我们真实了解许多文化的唯一途径。
《大英博物馆世界简史》就帮我们构建出了馆藏文物们的前世今生，它是大英博物馆掌门人——馆长尼尔.麦格雷戈先生所著。首先他在博物馆的众藏中选取了100件最具代表性的文物，然后预设好自己的读者是“实则真懂的一个也无”的芸芸众生，因此他主动潇洒地抛去一切艰深的专业术语。像一位邻家老爷爷话家常一样数拉着馆中的宝贝，让文物从阳春白雪走向凡间，并由点及面的串起每件文物背后的那点故事，显得平易近人又生动有趣。100件藏品中，有10件藏品来自中国。（以上其实就是国内北京、上海正在展览的101件大英博物馆藏品展的原型）
▌西周康侯簋
青铜簋，发现于河南浚县
西周康侯簋
你是否常与逝者共食？这个奇怪的问题对中国人却仿佛理所当然。就像逢年过节我们还是会给逝去的亲人准备一些祭品或是摆放一副碗筷，甚至还要和他们念叨几句最近的生活。因为很多中国人相信，我们去世的家人会在另一个世界注视着我们、赐福或降祸给我们。几千年来，我们一直为死去的祖先准备祭祀的盛宴，这是最重要也是最常见的古代宗教仪式。
这件华丽的青铜器制作于约三千年前，它可能是一套器具中的一件，当时尺寸不一的每一件青铜器都用来存放不同的物品，如同现代智能厨房中的一套大小不一的深平底锅。这件簋口沿与底座各有一圈精致的装饰花纹，最引人瞩目的无疑是它的把手，每边都是一头长牙尖角、大方耳的猛兽，正在吞食一只小鸟。
青铜器的制作工艺相当繁琐，要先将铜矿石与锡矿石融化制成青铜溶液倒进模具铸造，且并非一次成型，而是用不同的模具制作出不同的部位，再进行组合，最终成为复杂而精细的艺术品。在当时的世界，这样的作品没有其它任何国家在工艺上能够驾驭。这一过程中所花费的技术、时间与费用，使得它们价值昂贵，地位崇高，可用于最庄严肃穆的场合。
西周康侯簋铭文拓片
这样华丽的青铜制品除了用于向祖先、神灵及过往致敬，也用于强调现世的皇权。在通常会被食物掩盖的簋的底部，刻有一段铭文记述了周推翻商的统治。技术相对落后、实力也较弱小的周如何打败了强大而有组织的商，至今仍是未解之谜。周人似乎用种特别的能力，能吸收整合异族，让他们与自己并肩作战，但更重要的是，他们被一种信念所鼓舞，相信自己是奉上天的旨意战斗，即替天行道，因此在战斗中，他们坚信自己才是天下的合法统治者，这就是所谓的“天命”。天命改变了周朝，因为弑君或杀害尊长是当时最严重的罪行。但用天命却可以来解释任何反抗权威的行为，中国人认为上天会庇佑正义的统治者，对于昏庸无能的君王则会触怒神明，使其收回天命。周朝是第一个明确提出“天命”的王朝，这种思想控制，在以后几千年的封建文化中，成为中国政治的核心，为君王的统治提供依据。
周朝继续征战，最后的统治面积达到了商朝的两倍，除天命之外，周朝还留下了另一个深远的影响。那就是，周人称自己的国土为中国，意为中央的国度。此后几千年来，中国人便一直将自己看作世界的中心，这种优越感带来了大国的自信，同时也伴随着伤痛。
▌东周 青铜钟
发现于陕西省
东周 青铜钟
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中英两国挑选的音乐都极具特色：英国用军号吹奏了一曲表现战争与冲突的独奏《最后的岗位》，中国则特别打造了一曲交响乐《天地人》，其中一段由一组古代铜钟演奏。中国的铜钟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因此，这也许是中国领导人想要暗示香港，他们将要回归一个怎样的文化和政治传统。
这口钟制作于大约两千五百年前，与回归仪式上演奏的铜钟样制属于同一时期。但这件铜钟年代久远，又是馆藏文物，平时演奏的机会不多。它的外形如啤酒桶一般，硕大美观，截面呈椭圆形，周身雕刻精美带状花纹。圆形浮雕上刻有吞食大雁的龙头，顶部盘踞两条华美的龙，组成悬挂铜钟的把手。在当时，拥有这样一套铜钟，无疑是财富与地位的象征。
公元前一千五百年，当这口钟第一次被奏响时，中国正处于政治混乱，战火连绵的纷争中。这一时期社会动荡不安，诸子百家也为理想社会的形态争论不休，其中影响力最大的就是孔子。介于当时社会的动荡，他推崇和平与和谐，所谓：“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对孔子来说，音乐是和谐社会的象征，可以让社会更美好。在孔子的教育思想里，即让每个人都了解并接受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这样的思想，也使得铜钟被赋予了哲学意味：经调试过铜钟音阶不同，依次奏响，乐声却丰富而和谐。和，也是孔子思想的重要部分，他认为人民应该用德、仁、义来管理，如果君王能以身作则，人民自会效仿。以这些德行来陶冶百姓，便不需要惩戒与法律，羞耻心和是非观足以治国。孔子思想在新中国初期遭到激烈的批判，认为他是造成中国过去二百年衰退的主因。孔子学说于是受到冷落，但它从未消失。
两千五百年来，古代铜钟的音乐依然和谐的回荡在耳边。它代表的不只是一个时代的声音，也代表了古代社会及现代继承者的深层政治理想即孔子的思想。如今孔子所倡导的和谐一词又重新流行起来，领导人希望我们对社会更满意，知足于现状，同时依据古老的孔子思想，领导人自身亦应体现出美德，政府的德行使得百姓自愿接受政府的管理。因此，我们看到了古老的“和”的观念被重新接纳，转化为维护政治稳定的现代形式，让人们欣然接受政府管理。
1997年香港回归仪式上使用过的铜钟，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重新奏响。孔子又成为这一时代的宠儿，孔子时代再次来临。
▌汉代漆杯
发现于朝鲜平壤附近
汉代漆杯
我们都知道，最简单的笼络人心的方式便是赠送礼物。一件只有你能送出，也只有对方才配拥有的礼物，漆杯就是一件。在汉代，馈赠礼物是皇帝建立影响力的一个主要方式，是一种介于外交与贿赂之间的模糊地带的行为。
制作这件漆杯时，汉朝正处于内忧外患。当时汉代疆土南至越南，西至中亚草原，北达朝鲜，每一个边塞都有驻军。随着边塞贸易逐渐繁荣，人口增加，当地将领势力膨胀，拥兵自重意欲谋反，这令统治者很是烦心，皇帝需要将领的绝对忠心，达到目的的方法之一就是赠送能体现皇帝威仪的物品来笼络人心。这只精美的漆酒杯，可能就是当时的皇帝赠送给边疆将军的礼物。
漆杯质地轻，更像一个椭圆型的小碗，形状和尺寸都像个大芒果。较长的两边各有一个镀金把手，因此被命名为耳杯。整体为木制，大部分碗体由红棕色漆层覆盖，破损处还能看到里面的木胎。内壁没有任何装饰，外壁则嵌黄金与青铜，并绘有数对相向而立的鸟挥舞着鸟爪。每一个细节都表现出当时的统治阶级对于品味和潮流的笃定，整件器物流露出优雅、时髦和自信。
这样的高级漆器表面十分光滑，同时又非常坚固，制作工艺也相当繁琐。首先从漆树上割取汁液，然后与色素混合，晾干，再一层层涂抹在木胎上，像漆杯这样的精品需要涂抹三十多层漆，每抹完一层都要耐心等待它晾干变硬，因此制作周期需要一个月之久。毫不奇怪，它的价格十分昂贵，在当时相当于十只青铜杯。
在耳杯的底部有一圈共六十七个汉字，你可能会觉得是一句赠言或训诫，但这写的居然是负责生产的环节不同工种的六位工匠的名字：制作木胎的、刷底层漆的、刷表层漆的、为手把镀金的、描绘图案的和最后打磨的。接下来列出了七位质量监督员的名字，这就是官方组织运作的证明。所谓皇家出品，必属精品；来源有序，追溯可查。可见，这件漆杯是工匠生产与官府管理相结合的产物，这样的责任制加之官僚系统的监督保证了产品的质量。
直到今天，中国人依然清楚，最珍贵的礼物是别人无法送出的礼物。在汉代，是丝绸与漆器，而今天，中国在建立与别国的亲密关系是同样能送出独一无二的礼物，我们称之为“熊猫外交”。
▌元代大卫青花对瓶
制造于江西景德镇窑
青花云龙纹象耳瓶
元代中国制造出了一种世界上最富盛名、历久弥新的奢侈品，几百年的时间里传遍世界，不管是在富丽的宫殿还是寻常人家都能看到它的身影，这便是青花瓷。
如今这种蓝、白配色已然被我们视为中国特色，在欧洲，青花瓷几乎是中国的代名词。大英博物馆收藏的这对大卫对瓶帮助我们重新回忆这段历史。
在经历了成吉思汗的开疆扩土征战沙场之后，他的孙子忽必烈统治下的元代开始变得稳定有序，使得整个蒙古得以长期稳定与繁荣。十三世纪中期，马可波罗来到忽必烈统治下的中国，并用旅行笔记记录下他的见闻，并在世界范围内流传。实际上英语中的瓷器一词便来源于马可波罗的这本笔记，马可波罗称他们为“porcellana”，意大利语译为小猪，是一种紫色贝壳的俗称。之所以称之为贝壳，是马可波罗向读者描述他在中国见到的坚韧优质、带着贝壳般光泽的瓷器时所能想到的唯一的相似物。
Porcellana
大卫对瓶的名称源自它的最后一任主人大卫爵士。他从两个不同的收藏家手里分别购得这对瓷瓶，并于1935年让它们重聚。它们形制高大，高度超过六十厘米，最宽处的直径达20厘米，造型优雅，上下窄，腹部圆。在洁白的胎上用钴料描绘一条龙，龙身纤长覆鳞，胡须张扬，龙爪锋利，周身有祥云环绕，瓶颈两侧各有一象首耳。
除了白地青花装饰外，它们的重要性还在于瓶身的题字，借助这些文字可知，它制造于1351年5月13日，星期二，这是在明代之前优质青花瓷便已存世的铁证。他们所传递的信息不止于此，两只花瓶上的题字略有不同，左边一只上写的是：
信州路玉山县顺城乡德教里荆塘社奉圣弟子张文进，喜舍香炉花瓶一副，其保合家清吉，子女平安。至正十一年四月良辰谨记。星源祖殿，胡静一元帅打供。
通过这段文字，我们了解到瓷器的制作目的是为了供奉在寺庙里，供奉者为张文进，他恭敬地自称为“奉圣弟子”。文中提到他的家乡顺城位于今江西省，他供奉了一对大花瓶和一个香炉（常见的供品组合三件套），但其中的香炉至今未被发现。受供的神明是胡净一元帅，他本是十三世纪的一位名将，后因超凡的力量与智慧以及预言未来的能力而位列仙班。张文进供奉物品，便是为了祈求他的保佑。
▌明代纸币
大明宝钞
有一种本领，即说服人相信某些看不见但又让人怀抱希望的事物是真实存在的，以纸币为例，某个政府在纸上印出了一定金额并请所有人相信这张纸确实具有与它注明的金额同等的价值。现在的整个货币与信用体系便建立在这种单纯的信任之上，所以，纸币的确是人类历史上一项革命性的发明。
纸币在明代称之为“飞钱”——“会飞的钱”。那个时候世界上大多数地方还在使用金币、银币和铜币，它们本身是有价金属，可以通过重量来判断金额。而此时的中国人已经发现纸币具有大部分金属货币所不及的优势：它轻巧、便携、尺寸较大、允许记载大量文字与图案，不仅能表明它的价值，还能昭示他背后的政府的权威性。在恰当的操作管理之下，纸币能成为政府的强大工具。
明代纸币乍看之下与现代纸币全无共通之处。很明显，它是一张纸，比A4略大，质地柔软，成天鹅绒般的灰色。他的材质是桑穰，这是当时中国纸币的官方制作原料，桑穰纤维长且柔软，因此在六百年后的今天，这张纸币依然可以折叠，保持着柔韧性。
纸币的一面用木版黑墨分条框印满了汉字与装饰图案，最顶端是六个醒目的大字“大明通行宝钞”，这行字下方绕着纸张边缘的一圈龙纹，是皇权的象征。龙纹边框内有两列文字，右边再次强调这是“大明宝钞”，左列则写着“天下通行”。
这声明真的是好大的口气，天下能被掌控多久？将这样的承诺印在一张纸币上，明王朝似乎认定自己能万古长存并永保此币的价值。这只是一张纸，它的价值完全是由其背后发行机构的稳定性所决定。民众一旦相信这一机构能够延续，认为官府所做的保值承诺得以信任，他们就能接受并使用纸币。
当元朝的统治于1350年结束之时，新登基的明代皇帝朱元璋雄心勃勃地推行了一项重塑中国社会的计划，试图用孔子的理念来指导臣民的言行，使社会稳定、民风开化。作为这项宏伟整治计划的一部分，朱元璋决定发行新的货币。他明白一个稳定灵活的货币体系能促进社会稳定，因此他设立户部，又在1374年成立了宝钞提举司，次年开始发行宝钞。
纸币遇到的第一个问题便是假钞，因为纸张的实际价值与其面值之间的落差实在是太大了，明朝的纸币上还印有对假币举报者的奖励措施：
“伪造者斩。告捕者赏银二百五十两，仍给犯人财产。”
一方面利诱百姓，一方面又恐吓潜在的造假币者。更大的挑战是保证新币价值稳定。为此，明政府实行最关键的货币政策是确保纸币能自由转换成为铜钱。
明代纸币局部
这张明代纸币的正中间画出了与此纸币面值等额得铜钱，共十串，每串百枚，计一千文。这些铜钱，若是要随身携带，当时的人们惯常采用方法是用绳子串成一串，一千文的钱，总长可达150厘米，重达三公斤，携带起来十分笨重，取用同样麻烦。对于一些人来说，这种纸币让生活便捷了很多。时人记载：
“出钱以收钞，出钞以收钱。此如池中水，虽万世可行。”
虽然听起来十分简单，但“万世可行”确曾令大明皇帝苦恼。因为宝钞和铜钱之间的置换想法从未顺利实现过。与别的政府一样，明朝也没能抵抗随意加印纸币的诱惑，导致纸币大幅度贬值。明政府发行宝钞十五年后，一位官员记录道，一张面值一千文的宝钞只能兑换二百五十枚铜钱。而且一旦百姓意识到，宝钞的实际价值的判断取决于政府是否会发行更多的纸币，让纸币的实际购买能力下降，这样的纸币最终会变得一文不值。
于是1425年，明政府终于放弃努力，中止了纸币的使用，银锭转而成为明朝货币制度的基础。但这一短暂的历史，却让人们领略到纸币所带来的无数优势并难以忘怀，于是驱使世界各地的人重新去使用它。为了向这些纸币先驱致敬，后来，英格兰银行在院子里种下了一小片桑树林。
▌商代环形玉璧
题刻于清乾隆时期，发现于北京
商代环形玉璧
乾隆皇帝不仅对探索中国以外的世界有着浓厚的兴致，对了解古代中国也同样兴趣满满。乾隆拿到这块玉璧的时候，它已经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了。这块玉璧质地精美，素面圆盘，浅黄色，中央有孔，孔沿一圈突起，古怪但有趣。
正在做研究的乾隆
现代的学者虽然知道玉璧通常出自古墓，但并不确定它的真正用途或意义。但乾隆皇帝似乎并不为这所困扰，他认为玉璧形似碗托，进而决定要给它搭配一支碗，可是又找不到相配的古碗，于是写道：
“兹托子古玉，玉碗别久垂。不可无碗置，定窑选一枚。”
在为玉璧选择了一件与其年代相隔久远的物品搭配之后，至少在乾隆的眼里，他终于确保了这块玉璧的美学价值的实现。这是乾隆处理文物的典型做法：欣赏一件美物，查阅历史典籍并将结论写成诗句，并捎带创造出另一件艺术品。
皇帝的研究结果最终被雕刻在玉璧之上，在他看来，物品与解读的结合才是赏心悦目，他在诗句中提到一些鲜为人知的古碗知识，炫耀了一番历史学识。《古玉碗托子配以定瓷碗适然成咏》一诗中云：
“谓碗古所无，托子从何来。谓托后世器，古玉非金材。又谓碗即盂，大小异等侪。”
这些汉字如车轮的辐条一样从中央的圆孔一侧呈放射性排列，内容也包括上面所引的诗句。很多人认为这是对文物的破坏，是一种亵渎，但乾隆皇帝并不以为然。在他看来，书法为玉璧之美锦上添花，而且也充满了政治意图。
清朝统治者是来自中国东北边境的少数民族，汉人虽然臣服于他们的统治，但其实都在观望或怀疑，传统的中国文化在他们手中能得以保存吗？在这样的背景下，乾隆皇帝对中国古文化的欣赏变成了一种巧妙的政治同化手段，再如主持《四库全书》的编纂也是都出于同样的目的。这套书涵盖了中国从先秦到十八世纪所有的典籍，就算在数字化的今天，也需要167张CD才能完整收录。
中国诗人杨烁对乾隆皇帝的诗句持颇为负面的评价：
注视这块玉璧，我真是百感交集。一方面，我很欣赏它的美，很喜欢这种与中国古典文化传统相联系的感觉。这种独特的现象源远流长，历经劫难后仍未断绝。……从这个角度看，玉器永远代表着中国伟大的历史。但从较为阴暗的角度看，美好之物通常都会落在品位低下的统治者和当权派手里，他们并不在意自己糟糕的文字会毁掉这些古珍宝。因此，他们将帝王的诗句刻在这件美丽的物品上，并以此进行政治宣传。
乾隆皇帝也许的确不是一名优秀的诗人，他的诗句半文半白，艺术性不佳。但这并没有让他却步，他一生还是留下了近四万首诗，可谓成就斐然。
上文中提到的“不可无碗置，定窑选一枚。”关于这句诗，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学者有了有趣的发现，他们发现了一只碗，上面镌刻的诗句与玉璧上的一样。毫无疑问，他正是乾隆为玉璧挑的碗。
北宋 定窑白釉刻乾隆御制诗碗
在把玩这枚玉璧，对他进行思索的过程，乾隆帝所做的正是“通过文物看历史”的关键。借物品探索历史所需要的不只是知识，还有想象力，此外，一些文献和资料也是不可或缺的，本节的故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乾隆知道这块玉璧是古老而珍贵的文物，想展现它最美的一面，他坚信这是一个碗托，为之寻找一个绝佳配物，并以其高度自信，对这一选择确信无疑。他关于玉璧是碗托的臆断未必可信，但我仍然佩服并赞赏他的处理方法。
❖文字整理于《大英博物馆世界简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