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李娟眼里，农民的意识变了，打工赚钱是值得骄傲的活计，“留下来”多为无奈之举；她的女儿最终没有选择留在村里开养老院，决心去省城，“虽然不是一线城市，但也足够让我先成长起来”
“爸爸打工，妈妈上班，爷爷干活（种地），奶奶蒸馍。”在秦岭深处的村口，财新记者向一个由“留守奶奶”带着的三岁小男孩问起，“爸爸妈妈呢？”小男孩脱口而出。
6月中，财新记者为采访农村妇女抑郁问题（见《财新周刊》2017年第27期封面报道《她们为何抑郁》），前往秦巴山区，探访了六个村庄，近二十户农村家庭。与他们的对话中，破碎失序的村庄、尚未摆脱的贫穷、撕裂的半城镇化...这些伤疤被一点点地揭开。快速城镇化冲击下，农村家庭面临难解的困境：失地但村庄替代产业缺乏、留不住的“农二代”、家庭长期分离、留守的老人、孩子、妇女和外出的劳动力，都面临很大的身心挑战。
秦巴山区。图片来自财新记者 张进
这些家庭中，55岁的李金发的家庭是个例外。
“没得地种了。”55岁的李金发，已经20多年没有种地了。“一辈子不想给谁打工。自己要给自己干。”和村里大部分劳动力选择外出务工不同，李金发和家人们，几乎都留在了村子里谋求生计。他们对于未来自己和乡村命运的思考，给记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农民的意识变了”
国道的修建，令村里不少农民们失去了耕地，现有人均耕地仅0.3亩。资源匮乏的失地村庄，“劳务输出”成为了当地村民的主要收入来源。
而李金发一家因“祸”得福，公路开通后，家就安在了贯穿秦巴山区的国道旁，交通便利，距离镇中心不到两公里。采访的那日早上，李金发站在路边，迎接从县城过来的记者。他指了指那栋四层的水泥楼房说，二楼供家人居住，楼下店铺用于出租，楼上曾经是学生课后辅导班、短租房，但目前都空置了，正发愁如何发展楼上的“产业”。
在村民眼里，李金发称得上是“有经济头脑”的人，懂得利用区位优势，依靠“瓦片经济”增加收入，即使家中无人外出打工，日子过得也算凑合。前几年，他被群众推举为村委会主任。
“年轻人都想出去挣钱。”李金发说，“地都荒了。粮食都是买的。现在的人为什么不种地？因为划不来。”
“村子里去外地打工的人多，在外地打工的有三成，年轻的基本都在外地打工。还有三分之一在当地打短工，剩下的就是干不动的。”李金发告诉财新记者。“女的也出去打工，也不愿在家。”
“我走不出去，小儿子太小了。”李金发的妻子李娟，几乎没有去过外地打工，在本地负责管理一所早教中心，月收入不到2000元，以补贴家用。高中文化水平的她，和李金发育有一子一女，好不容易拉扯女儿长大，四十来岁时竟“老来得子”。现在，女儿刚大学毕业，小儿子还在上幼儿园。
54岁的李娟，算得上是村里同年龄段中“有文化的”，也乐于担当“妇女骨干”，经常走村串户。
“现在在家待着的都是出不去的。”她直言自己心情苦闷常常，“村里最苦最累的是我们这些不是特别老的，没时间出去打工，需要带孩子、理家。”李娟告诉记者，村里的“留守妇女”抱怨最多的，就是不能出去打工，为贫苦的家庭增加收入才是她们最大的愿望，担心衰老、疾病、老无所养，为经济、儿女生计所困扰。
“农民的意识变了，打工不再是一件丢人的事情，打工意味着有了一份工作。打工让人欣慰的是有效益，过年回家手里拿着钱，辛苦背后有收获，在家没什么成绩。”
李娟告诉记者，省城里“农民工”的月收入集中在2000元至3000元，与回报周期长、连年收获并不景气的“种庄稼”相比，足以让村民们垂涎。
李娟告诉记者，自己留在“空荡荡”的村里，鲜有娱乐活动，加剧了孤立感。“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很少参加娱乐活动。”李娟叹了一口气，“在家更苦，这活没日没夜。在外（打工）起码有个终点”。
“我也考虑过把孩子带出去（一边打工），但是首先自己要在城市里站稳脚跟。不然也没有办法给孩子提供好的读书、生活环境。”李娟说，如果条件好一点，自己的孩子也是“想往城里送的”，但城市里高昂的生活成本，让不少农村家庭望而却步。妈妈、奶奶们选择“返乡”“留守”照顾孩子，在一定程度上，实属无奈之举。
“不知道我们这代人的结局会是什么”
置身于城镇化浪潮中的李家人，和大多数农村家庭一样，见证了开始，却猜不透结局。而这其中还有“农一代”和“农二代”选择的分化，比起父母对未来的担忧和无可奈何，接受过较好教育的后者，趋向于坚定地融入城市。
李娟告诉记者，她不能想象再过十年，城乡之间会是什么样子。“国家现在要转型，转型要转到什么程度？”她摆摆手，“转晕了。”
“你认为‘转型’让你不适应的是什么？”记者问。
“过去的扫盲我就觉得没有扫到我们这代农民身上，我们跟不上时代的发展。”李娟叹了口气，“农村人的思想相对而言还是比较落后的，相当一部分人没有太多、太高的追求，没有人生定位，觉得吃饱穿暖就可以了。”
她告诉记者，最大的感受是近年来一方面农村一点点“空心化”、老龄化加重，另一方面，城乡差距拉大，工业转型升级，第一代“农民工”能干的“苦力活”越来越少。他们是位置尴尬的“夹心层”，年龄集中在40岁以上65岁以下，尚有劳动能力，却渐渐被城市化甩开。
“没有就业渠道，没有就业场所，文化程度低，稍微复杂一点的事情就做不好。机械化、电脑化让我们跟不上时代发展，不知道我们这代人的结局会是什么。”这种趋势令她担忧，甚至会困扰着她夜不能寐。
“我们这一代人，老了又该何去何从？”李娟反问我。
“我问村里的老头老太太们，如果有敬老院，你愿意住进来吗？”观察到村里的养老问题，李娟和丈夫、女儿一商量，打算把楼房空置的三楼和四楼改成私人养老院，不失为一个解决农村老龄化问题的出路、“商机”。眼观周边的村镇，并不见养老院的落成。而过高的收费，过远的距离，县城敬老院又是农村家庭难以负担的。
“不愿意（住进养老院），有一半的人不接受。农村老龄化问题比城市更难解决，很多老人怕花钱。”李娟告诉记者，村里人的观点是养儿育女就是为了养老送终，但是年轻人的观点已经变了。“老人一定程度上动不了的话，现在的年轻人都会有送去敬老院的思想。”
有底气更自由地选择
22岁的女儿李胜男，学的是幼师专业。彼时，她正在家中度过最后的暑假，她告诉记者，还没想好以后的出路，并有点害羞地拿出一封手写的信件。清秀的字迹，写着申请当地民政局予以补贴，开办民营村级养老院，解决农村养老问题。
“你想留在农村吗？”我问李胜男。
父亲李金发在一旁抢答，城里工作不好找，“80、90后（农二代）都不会种地，姑姑、阿姨这些辈分都搞不清楚的。农村没事干，总要找点事情干呗。”在父亲面前，李胜男选择了沉默，对我笑了笑。
采访结束回到北京后，记者收到了李胜男发来的一则短信，她告诉我，人在省城，已经开始找工作了。“每个人的出生年代不同，受教育程度不同，家庭背景不同，自然分工不同，要努力的方向不同，所以走的路又不同，最后的结果也就截然不同。”
她认为自己和60后、70后不一样，家庭负担相对少，父母尚健康，自己也暂无成家立业生养孩子的打算，她有底气去做更自由的选择，憧憬更多可能性的未来。“想在省城工作，离家倒不是很远，虽然不是一线城市，但也足够让我先成长起来。”■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人名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