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24年的宏观表现为何超预期?
二、2024下半年实际、名义增长及增长路径展望
三、更关注名义指标——GDP平减指数何时转正?
四、分部门增长预测
五、财政政策如何发力?
六、货币政策:常规和非常规政策有何期待?
七、人民币高估了吗?
八、风险与机遇
一、
2024年的宏观表现为何超预期?
首先,2024年伊始,市场对中国增长的预期处于低位,与2023年初、尤其是3月经济重启后的市场预期水平形成较强对比。
从对中国今年GDP增长的预期来看,彭博一致预期从今年年初的4.5%不断上调、截至今年5月已上调至4.9%,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亦在今年5月将对中国的增长预期从4.6%上调至5%,对应股票市场估值亦逐步向上修复,MSCI和沪深300的市净率分别从2024年1月1日的1.23/1.21向上修复至5月31日的1.31/1.24。对比而言,去年彭博一致预期对中国疫后第一年增长速度的预期则是逐步下调,分别对中国2023年GDP增速从年初高点5.7%修正至年末的5.2%,而市场估值调整方向亦与今年相反,MSCI和沪深300的市净率从年初的1.42/1.34上行至2月的年内高点、此后逐月回落(图表1-2)。
今年春节消费数据出台后,市场预期开始温和上修, 1季度GDP数据出炉后,修正速度加快。
今年春节长假消费、出行相关数据总体超出市场预期。春节假期国内日均出游人次较23/19年增长34%/19%,日均旅游收入增长47%/8%,出境游火爆、春节日均通关人次较23年增长3.3倍,基本回升至2019年水平(参见
《2024春节消费为何超预期?》
,2024/2/19),而此后的清明、五一出行大致延续了春节的活跃度和特征。而今年1季度实际GDP增长5.3%,名义GDP增长4.2%。实际GDP增长明显超出彭博一致预期的4.8%。1季度环比增长1.6%(折年率达到6-7%),亦超出1.5%的彭博一致预期(参见
《一季度实际GDP为何超预期?》
,2024/4/16),数据发布后、IMF等国际组织表示考虑到今年第一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强劲增长及相关政策激励、上调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以股市市净率的表现来看上行速度亦有所加快。
回头看,虽然权益市场预期底部可能出现在今年2月,
但去除基数扰动后,本轮大部分宏观意义上的名义指标增长“低点”已经出现在了去年4季度。
由于2022年基数波动较大,我们以两年复合的名义增长指标来尽量规避基数的扰动,图表3显示,2年复合的名义GDP增长在2024年1季度明显回升,同期,名义工业增加值和零售增长均有所恢复,而名义出口增长也开始加速。而
通胀指标大都在去年4季度触及二阶导数的低点
,如核心CPI环比从去年4季度的-0.2%转正至今年1季度的0.2%,且4月保持0.2%的环比增速,分项中生活用品及服务、旅游等环比录得0.4%/2.7%、呈现温和回升;由此,服务业价格回暖带动核心CPI同比从3月的0.6%进一步上行至0.7%,PPI同比降幅亦从去年2季度的-4.5%逐步回升至今年1季度的-1.8%,上游大宗商品价格走强、中国电力需求旺盛等因素均有拉动,同时,人民币计价的出口价格指数从1-2月的-7.6%明显回升至3月的-2.8%,定基比回升幅度超过5%。虽然从结构上来看,中国出口的性价比优势仍得以凸显,但从周期的视角上、出口的“以价换量”的价格低点已呈现拐点,价格指标有望随着PPI的温和修复而逐步回升。
名义增长何以“见底”?
一方面,一些积极的因素在起到作用,尤其是市场自身调节的力量,这里包含需求侧和供给侧两个维度——
总结而言,外需增长超预期回升,内需增长不再减速,且供给侧适度出清,供需双方因素驱动下,部分行业重新找到了供需平衡点。
1) 需求侧,外需恢复和内需中国的消费韧性均好于预期。
(具体对外需和消费走势的预测,参见第四部分 )
2) 供给侧,一些消费领域产能已经开始趋紧,而部分制造业行业产能的出清也快于市场一致的(惯性)认知。
此外,市场共识的一些风险因素,尤其是地产周期的拖累加深、蔓延、地方政府化债相关的不确定性、以及通胀进一步下行带来的企业现金流继续承压等压力,今年并未完全兑现。
首先,随着地产在投资、消费等终端需求和新增信贷等金融指标中的占比明显下降,今年地产周期继续下行的
直接
拖累明显减轻。
宏观数据层面,经历3年的快速调整,地产相关占总投资比例已经从2020年的20%左右快速下行至13%附近,降幅约三分之一。而新增居民房贷一度占新增社融的三分之一左右,目前比例下降至10%以下。地产成交较为“亢奋”的阶段,地产成交额与GDP比例高达2-3成,目前已经降至1成以下。所以,即使地产成交、开工、投资等以此前同样的速度下跌,对经济增长和信贷周期的直接拖累或明显下降。上市公司层面的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如目前国内工程机械、家电、汽车、钢铁等消费与地产周期的关联性明显下降。诚然,对地产相关风险点的关注,已经更多地转移到了地产去杠杆对地方财政的影响、以及更广泛地金融系统稳定性的问题上。近期地产去库存的一系列举措,有望在执行中缓解这类担忧(参见
《综合评估5.17地产政策“组合拳”》
,2024/5/18)。
其次,虽然地方政府平台化债的宏观影响仍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但目前,从数据上看,此前市场担心的、化债对地方政府融资和投资的影响并不明显,值得注意的是,基建投资在35号文发布后,反而有所加速。
去年剑指地方化债的35号文发布后,市场在一定程度上计入了对12个化债重点省市的融资、投资前景的担忧——12个化债重点省份占全国财政支出的五分之一、占基建投资比例超过四分之一(图表15)。如果融资、投资上受到的限制没有有效对冲,则可能对今年的投资、财政支出、乃至整个信贷周期带来较大拖累。所以,即使去年10月底宣布发行1万亿特别国债提振政府投资,市场对今年的投资增长仍持较为谨慎的态度。然而,回溯化债伊始至今的地方政府现金流变化及公共投资增长,去年的一些担忧未曾兑现——实际上,
年初至今公共部门投资明显加速至8.3%,且基建投资也保持韧性(图表16)
,未见化债的直接负面影响。同时,化债背景下,地方政府平台的融资成本明显下行——表观上,城投发债利率大幅走低(图表17),而实际上,城投平台包括非标在内的高息债务被银行大量置换成较为低息的长期贷款,加权有效融资成本下降更快。具体地,
表观城投发债利率去年以来下行约200基点,但实际城投融资成本下降更快。
一方面,化债启动后城投信用利差明显压缩,但另一方面,对总融资和投资的抑制效应尚不明显。
最后,通胀预期今年以来并未继续下行——
某种意义上,二级市场可能低估了市场在逆境中自我调节的能力。
去年4季度以来,PPI降幅收窄,核心PPI环比上行。今年5月后,CPI食品的走势也可能由负转正。总体而言,
去年年底对中国通胀下行较为强烈的一致预期非但没有兑现,反而边际有所缓解。
一方面,外需回升超预期,内需拖累、尤其地产和化债相关拖累,弱于预期。同时,市场对企业在现金流承压的环境下自发地对供给侧的收紧动力估计不足。虽然统计局公布的工业企业投资增长仍保持10%左右的高位,但很多行业、包括受到环保标准的外力约束、或是下游民营企业居多的行业自律地减缓了产能扩张(参见
《哪些行业有望更早走出产能过剩?》
,2024/3/21)。同时,
消费品、尤其是服务消费的产能在疫情期间较快出清、租金等成本下降,龙头企业现金流和利润率在重启后明显改善。
二、2024下半年实际、名义增长及增长路径展望
预计2024全年实际GDP增长在5%左右,更重要的是,名义GDP增长可能在2024年2-4季度稳步回升——具体地,名义GDP同比增速可能从1季度4.2%修复至4季度的5%左右。
具体看2024下半年,实际GDP环比折年增速可能均保持在5%左右,其中外需在1-3季度可能受低基数提振增长更快,而内需增速有望呈现“前低后高走势”,
尤其是考虑到地产产业链相关拖累可能随着基数的走低、和自身下行势能的减弱,在2024下半年开始减弱
(对出口、消费、及各分项需求指标的预测,请参考第四部分)。
节奏上,全年环比增长的波动较为温和,但各部门对增长的贡献可能有所变化。
预计年初由于进口增长偏低,净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更大,而此后内需的贡献可能温和回升,净出口的贡献边际回落。综合看,环比增长的表现和1)全球制造业补库周期走势及外需总体变化;2)国内财政发力的节奏;以及3)内需修复、尤其是地产相关指标企稳的时点有关。具体而言,全球补库周期可能上半年更强劲,而出口增长的基数在下半年也更低,与此同时,财政发力节奏层面,1-2月有所宽松,但3-4月支出增长总体偏紧,而5-6月有望再度加速,全年看,财政5月后所剩的融资额度比往年更大,但是,由于去年11-12月基数升高,所以财政同比宽松的幅度可能在5-10月更高一些 。(有关财政政策的具体展望,请参见第五部分)最后,地产周期方面,随着5.17“组合拳”的推出,预计地产销售可能受到边际提振,而完工下降的速度可能会有所放缓,然而,最重要的是,我们认为本轮地产成交量的下行周期已经“赛程过半”,甚至可能最早在今年年底企稳,所以,地产对经济的拖累有望在今年4季度开始收敛,明年明显下降(有关对地产周期的具体展望,请参见
《本轮地产周期何时会初现曙光?》
(2024/5/31),以及第四部分)
我们对2024下半年宏观预测中隐含的GDP平减指数走势也是“前低后高”——由1季度的-1.1%修复至四季度的+0.2%。
这套预测隐含的假设是2024年增长虽然边际企稳,但此前累积的产出缺口并未转正,所以通胀指标虽然回升,但尚未修复至“均衡”的水平。我们估算,在2020-2023年疫情冲击叠加地产去杠杆的影响下,中国累积了约4个点GDP的负向产出缺口(图表19),所以,
2024年的增长修复是积极的信号,但增长和通胀均未回升至潜在水平之上,所以,财政和货币政策亟需保持宽松,以夯实企业现金流和预期修复的趋势。
三、更关注名义指标——GDP平减指数何时转正?
除了地缘政治和改革等相关政策之外,市场下一阶段的焦点将是盈利增长、即企业盈利。
随着市场此前较极端的悲观预期的修复,下半年增长是否再超预期,边际回升的资本市场热度能否保持,主要需要观察通胀指标是否回升,名义增长和企业现金流是否继续修复。鉴于估值修复反映的是极端的风险溢价被边际修正,但增长及盈利是否能够温和回升是市场下一阶段表现的重要基本面支撑。众所周知,企业盈利和现金流和名义GDP增长是同步指标,而其中
价格指标的波动往往大于实际GDP。更进一步,在产能利用率偏低成为市场的担忧后,“实物工作量”的上升对投资者、尤其是对于产能利用率偏低的行业成了一把“双刃剑”。
所以,我们下半年预测的主线是名义增长、尤其是GDP平减指数的走势。
而GDP平减指数又由三个主要部分加权平均而成:CPI(尤其是核心CPI),PPI,以及残差项,大部分可以由地价、房价的波动解释。
结合产出缺口变化对总价格指标的指示性意义,我们将通胀分解为这三项:
其中环比口径中,核心CPI见底最早,PPI其次,房价/地价指标最为滞后。
同比口径下,PPI于去年3季度最先回升,CPI次之,房价仍然最为滞后。
综合我们对三项指标趋势的预期,
拟合后2024年GDP平减指数呈现“前低后高”的走势——由1季度的-1.1%修复至四季度的+0.2%,2-3季度同比变化为-0.6%、-0.4%(图表22)。
具体看:
1. CPI:我们预计CPI同比从2023年的0.2%小幅回升至0.4%,保持温和回升态势,节奏上看,或从1季度的0%逐季上行至0.4%、0.4%、0.9%(图表21)。
其中疫情期间服务业整体产能扩张受阻、且部分行业经过产能整合,供给“缺口”较大,所以,在总需求边际企稳状态下率先完成了价格再平衡。然而,在内需回升总体动能仍偏温和的背景下,全年非食品CPI均值可能在0.6%-0.8%左右。食品CPI全年平均-2.5%,较去年同比有所走阔、但下半年同比降幅逐季收窄,其中CPI中猪肉分项同比从去年4季度的-29%回升至今年1季度的-7%,并在4月同比回正至1.4%,带动猪肉对CPI同比的贡献转正。虽然猪肉价格扰动对企业盈利影响较小、但对CPI同比读数的影响较大,2023年以来能繁母猪存栏总体持续加速去化,对应今年下半年生猪出栏或将明显收缩,假设猪价今年年底较4月水平上涨10%-30%左右,猪价高点对CPI同比的正向拉动可能达到约0.2-0.5个百分点(图表26)。
2. PPI:我们预计PPI同比亦从2023年的-3%回升至全年-1.4%的均值,且从路径上看,今年下半年降幅有望明显收窄,年底接近回正。
历史经验看,PPI上游和部分中游价格与布伦特原油价格同比变动较为同步,我们预计布伦特油价今年均值约85美元/桶,年均价基本持平;但同时、
其他供需平衡更紧的上游资源品价格可能持续回升
(参见
《全球是否都会面临缺电挑战?》
,2024/5/16),叠加二季度PPI翘尾因素的拖累有望明显减弱。
其他工业品领域,企业自身和政策相关的供给侧的约束有望加强
——5月29日,国务院发布《24-25年节能降碳行动方案》、提出“采取务实管用措施,尽最大努力完成‘十四五’节能降碳约束性指标”,可能会对耗能较高、产能利用率较低的制造业和资源品行业供给侧带来更大的约束,比如钢铁、有色、石化、化工、建材等行业,无序扩张和低价竞争局面有望缓解,供给的进一步收紧也可能对PPI回升形成进一步的支撑。下游行业基本面有所分化——虽然政策和产能周期本身都有望缓解今年PPI的下行压力,但今年以来PPI上、中、下游走势分化仍然显著。此前产能扩张较快的中下游行业,如化工、汽车、电气设备(光伏等)等产品产能利用率仍在下降、降价压力犹存,但今年以来电气设备(包含光伏)、计算机、电子等行业的产能扩张较快降速,调整方向较为积极。如果这些此前产能扩张最快的行业价格指标也出现企稳,价格分化亦有望边际改善。
3. 房产和土地价格:2024全年同比降幅较2023年或有所走阔,对整体名义值的回升仍有拖累,但走势上降幅或逐步收窄。
如我们在
《本轮地产周期何时会初现曙光?》
(2024/5/31)中分析,若一手房成交量一年内趋近低点,全国房价走势可能在2-3个季度后转向,其中一线及准一线城市有望先行。历史数据显示,全国新房成交同比通常领先70城新房价格同比约2-3个季度,但在本轮周期中,随着居民对未来房价预期转变,一线城市房价相比二、三线城市更为坚挺,随着地产成交量触底,一线及准一线城市房价同比率先拐头向上的可能性较大——近两年,一二线城市的土地供应出现明显下滑,2024年前4个月,一线城市季调后住宅土地成交年化建面较2020-2021年均值下降了41%,考虑到一线和准一线城市面临持续的人口流入、且有较大的更新改造需求,地产供需收紧可能更快,即人口流入较多城市的房价也可能与其他城市延续分化走势。
四、分部门增长预测
实际价格的净出口增长对GDP同比的贡献可能在2024上半年更大,而下半年,如果地产周期下行势能趋缓,则内需的贡献可能温和回升
(图表30)。综合看,各部门的环比增长趋势和加总的总需求增长主要受以下因素影响:1)全球制造业补库周期走势及海外需求变化;2)国内财政发力的节奏;以及3)内需修复、尤其是地产相关指标企稳的时点。值得一提的是,
2021年地产去杠杆周期开启以来,净出口对GDP的贡献总体呈上升趋势,这和地产去杠杆的节奏形成“镜像”
(图表31)。我们预计,地产去杠杆对经济的拖累有望在2024年下半年边际减弱,而在明年有所修复。如我们在
《本轮地产周期何时会初现曙光?》
(2024/5/31)所预测,中国一手住宅成交量(远离“中枢”水平)的底部区域应该在6亿平米左右,且届时二手房成交量可能会接近、甚至略微超过一手住宅。而按照现在的“惯性”,我们最早可能在今年年底/明年年初触及这一水平。如果成交量得以企稳,则地产价格、投资、新开工、甚至完工的增长都可能在此后的1-2个季度回升(具体预测见下文图表42-43)。
下半年,预计发达经济体增长总体保持韧性。环比意义上,
全球制造业补库势能可能在上半年更为强劲、下半年边际回落。然而,出口的基数在下半年更低,所以,全年出口增长可能都有支撑。
外需方面,美国(环比)增长2季度有望较1季度有所反弹,下半年总体在趋势水平附近,但在2023年大幅超出趋势增速、呈现“正常化”局面,有助于通胀边际回落(参见2024下半年美国宏观展望《增长通胀“正常化”,降息悬念犹存》,2024/6/2)。
预计2024全年出口量均有较高增长,但出口价格指标前低后高、隐含出口金额的表观增长可能前低后高。而
实际价格的净出口
增长对实际GDP同比的贡献可能在上半年更高。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今年1-4月美元计价出口额累计增长1.5%,即使人民币计价出口额也只有4.9%的增速,但由于同期出口价格指标下跌9.1%,
出口量
的增速达到11.7%,明显高于一季度(同样是去除价格扰动后)实际GDP 5.3%的同比增速。然而,出口价格指标(定基比)在2023年3季度见底,2024年3月开始明显回升,当月升幅达5%左右(图表32)。考虑到去年低基数及今年全球制造业需求和价格指标均可能同比回升、尤其是价格指标回升可能滞后需求,叠加国内产能利用率有望回升,
我们预计今年出口价格指数(美元计价)可能从年初10%左右的降幅回升至0%附近,推动表观出口金额同比呈上扬态势——下半年美元计价出口增长可能在高个位数水平
(图表33和34)。
内需层面,2024下半年消费和投资增长均有望高于2022-23年复合增速,尤其是名义值的增速。
虽然低基数推高2023年表观零售和投资增速,但2022-23两年复合零售增长明显不及名义GDP。消费占比下降,反映居民消费倾向下降,储蓄倾向疫情后继续上升。2024年1季度,去除基数扰动的零售增长在2020年来首次超过名义GDP,显示
今年以来居民储蓄率/消费倾向呈现边际企稳态势。我们预计这一态势可能在2024-2025年得以延续。
1)
2024年消费增长有望从2022-23年2.3%的复合增速上升至4.9%的同比增长,而鉴于2022年CPI较高,我们预测中隐含的2024年实物消费量的回升幅度更大。
具体看,2024下半年零售增长可能达到5.5%左右,高于上半年4.2%的预测值。其中,暑期出行有望提振3季度零售增长,而4季度消费增长基数较低,同比增长也有望保持韧性(图表35)。
疫情后,全球消费都向体验式、情绪抚慰式消费、及个人出行倾斜,而商务出行、宴请等社交的消费占比相对下降——这一趋势在中国相对更加明显
、尤其是2023年后。在消费属性向“去商务化、重个人、家庭体验”倾斜的趋势下,暑期出行高峰可能对消费增长形成更好的支撑,居民储蓄率和边际消费倾向企稳的趋势有望延续,今年1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两年复合增速首次超过名义GDP,消费倾向亦较去年进一步改善。值得注意的是,
除了总量特征,不同消费人群的占比也发生变化,进一步强化了消费结构向“悦己、体验”优先的转变
,人群上亦呈现“M型”特征, Z世代及相对富裕银发族消费意愿及能力较强,对应旅游、体验类消费等结构性增长,而商务型消费需求有所回落。此外,随着地产成交的下行速度放缓,通胀预期修复,对消费倾向“正常化”修复亦形成支撑。
2)
投资方面,随着PPI同比降幅明显收窄,2024年表观投资增长也有望较2023年有所修复。预计2024全年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4.5%左右
、对比2023年的3.0%和2022全年的5.2%。其中,地产投资滞后于成交量见底,所以2024全年仍可能下降10%左右。而制造业投资可能保持此前增速,基建投资好于此前预期。
五、财政政策如何发力?
鉴于产出缺口仍未转正、通胀指标仍低于趋势水平,地方政府财政仍然受到地产周期向下势能拖累,所以财政政策有必要保持宽松态势。
具体看,实际实现的中央+地方财政赤字率有望从去年的7%扩张至今年的8.5%(图表45)。虽然2024年经济增长修复,但增长和通胀仍未回升至潜在水平。同时,微观主体预期仍待改善,亟需财政政策发力来稳预期。另一方面,如我们在
《本轮地产周期何时会初现曙光?》
(2024/5/31)中分析,地产成交可能最早在今年年底企稳,土地周期见底或仍需时日,短期内地方财政收入缺口仍然较大(图表46)。因此,可能会加码国债或者地方专项债额度以弥补地方收支缺口,同时考虑到今年1季度商业银行净息差已降至1.54%的低位,不排除通过增发特别国债来补充银行资本金的可能性(图表47)。
今年特别国债发行前置,为下半年再度加码财政宽松提供了空间。节奏上,5月后财政扩张有望加速。
随着增发国债资金在今年2月前全部下达,今年1-2月财政有所宽松。但今年前4个月,政府债发行进度偏慢,仅完成新增额度的16%,明显低于去年的28%、以及过去六年平均的21%,3-4月财政边际收紧(图表48)。由此,今年1-4月,财政支出力度明显不及两会预算,尤其是政府性基金支出增速与预算的偏离较大(图表50-52)。4月政治局会议明确表示要及早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并加快专项债发行进度。5月以来,政府债发行明显提速,财政扩张有望加速(图表53)。
六、货币政策:常规和非常规政策有何期待?
货币政策方面,预计今年LPR将再度下调20个基点。
4月政治局会议明确表示,要灵活运用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等政策工具,预示着年内降准降息的可能性较大。预计6月、3季度左右各降息一次、每次10个基点(图表54)。当然,具体降息时间也可能视利差、汇率走势而有所调整。考虑LPR下调可能加大商业银行的利差压力,央行在降息的同时还会继续推动存款利率下行来帮助银行降低负债端成本。同时,降息还有助于配合财政发行国债,由于银行购买国债不占用资本金,而财政发力有助于扩大总需求,因此具有“一石二鸟”之效。此外,不排除央行为银行系统注资的可能性,以便在低利率、低利差环境下支持信贷增长。
同时,存款准备金率有望结构性、持续下调,为银行降低负债端成本。
5月以来,超长期特别国债开启发行的同时,政府债发行亦明显提速。如果政府债加速发行推升长端利率,央行可能通过降准来补充流动性。同时,为降低银行负债端成本,央行还可能持续使用降准来置换到期MLF,并可能通过投放低成本再贷款来替换部分到期MLF;预计今年6月、3季度、4季度各有一次降准,每次50个基点(图表55)。截至今年4月,MLF余额达7.13万亿元,而MLF资金成本相对较高、目前为2.5%。今年以来,1年期MLF利率持续高于同期限同业存单利率,且明显高于1.75%左右的低成本再贷款利率(图表57)。我们估算今年进一步降准150个基点以及通过低成本再贷款来替换部分到期MLF有望提振银行净息差约2-2.5个基点。
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尤其再贷款、特殊流动性工具等有望继续扩容,以支撑基础货币增长及化解金融风险。
考虑降准将推升货币乘数,今年基础货币可能只需扩张1-1.5万亿元来保持广义货币供应合理增长。鉴于MLF利率偏高,与去年主要依靠MLF、以及结构性再贷款投放基础货币不同, 预计今年央行将继续扩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尤其是通过低成本的再贷款结构性工具来投放基础货币(图表56)。同时,央行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PSL投放,但由于PSL利率较高,且项目资质要求较为严格,预计新增额度可能不会太大。此外,央行此前设立的、帮助地方缓解现金流压力的应急流动性金融工具(Special purpose vehicle, SPV)或已开始被使用,不排除未来扩容的可能性。截至今年1季度,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余额达7.5万亿元(图表58)。
此外,如果中国央行将国债操作纳入常规工具箱,可能更多是出于中长期调整基础货币投放方式的考虑,而不宜过度解读其对短期逆周期调节的影响,更不应解读为QE。
如我们在
《央行增持国债对货币政策框架转型的长期意义》
(2024/4/30)中分析,如果央行将购买国债纳入常规工具箱,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替代其他久期较短、稳定性偏弱的基础货币投放工具的作用,且有助于缓解流动性分层。目前央行用于基础货币投放的部分工具有准财政的性质,有一定的乘数效应。如果国债操作等量替代上述流动性投放工具,对短期增长的提振效果仍有待观察。同时,央行增持国债对基础货币及广义货币供应扩张的效果需要综合评估。
七、人民币高估了吗?
近期对中国资产的预期有所修复,但对人民币的预期尚未完全升温。
从今年1月下旬的低点到5月的高点,恒生国企指数累计涨幅超过30%,但同期离岸人民币兑美元却小幅贬值,显示市场对中国基本面的预期有所修复,而对人民币汇率的预期尚未升温(图表60)。历史上看,当恒生国企指数大幅上涨时,人民币兑美元汇率通常会走强(图表61)。目前市场对人民币可能仍有一些不可证伪的贬值预期,部分可能是资产价格预期的惯性,同时也可能与央行中间价波动较小、让市场产生没有出清的错觉有关(图表62-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