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研究院》，陈丹青2001年作品
赵元任、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吴宓五位学术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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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名扬四海的一代大儒，衮衮诸公，一门风雅，于人于学于家于国，皆成楷模。
作者 | 刘江滨
回望本世纪初叶走出的那一代学者大师，如满天星斗，绚丽至极，其博大精深、淹贯中西的文化身影，常令吾侪晚学高山仰止，钦羡不已。
刘梦溪先生尝谓，他们“得之于时代的赐予，在学术观念上有机会吸收西方的新方法，这是乾嘉诸老所不具备的，所以可以说是空前；而在传统学问的累积方面，也就是家学渊源和国学根底，后来者怕是无法与他们比肩了。”这个评价当是十分公允之论。
他们生长于风雨如晦的大裂变时代，吸纳新知、移植西学固勿庸说，而不少人的“家学渊源”也灿然可征，这是他们能深深植根于中华文化的沃土中，长成蓊郁峭拔的参天大树的内在原因之一。近来读了几种现代学术大师巨子的传记，对此感受殊深。
“书香门第”“家世因缘”为历代国人所看重，古代尤甚，“家学渊源”成为一脉绵延不绝的文化传统，自然跟古代中国的教育方式和家族制度有关。
出身于名门世家，不仅是一种荣耀，更重要的，是那种血缘遗传、家庭教育、环境熏陶在个人的气质培养、学业根基的奠定上，可谓“渊源有自”，影响深远。检索一番中国文化史，如此功成名就的例子不胜枚举，傅斯年尝论：“中国学术，以学为单位者至少，以人为单位者转多，前者谓之科学，后者谓之家学。家学者，所以学人，非所以学学也。”不管这番话持什么感情色彩，却说到了中国传统学术的根子上。
家学首先注重的是士人的气节、品行、门风，立身做人是第一要紧，学还在其次，所以，古代名门望族留下了家学，也留下了诸多“家训”。固然，世家子也有辱没门庭的斗筲纨之徒，但观名扬四海的一代大儒，衮衮诸公，一门风雅，于人于学于家于国，皆成楷模。
陈寅恪便是这样一位现代文史大师，他的“家学渊源”堪称那一代学人的典型范例。陈家是近代声名显赫的高门名族，陈祖陈宝箴、父陈三立的名字常为近代文人津津道及。陈宝箴曾官至湖南巡抚，是晚清有名的维新派人物，后被朝廷革职，永不叙用。据说他藏书甚丰，在家办有学堂。陈三立晚年自号散原，擅诗文，有“吏部诗文满海内”之誉，被人推为江西诗派一代诗宗。
钱钟书的尊人钱基博所著《现代中国文学史》，即把陈三立与康有为、梁启超、林纾、严复、王国维、章士钊等风云人物相提并论。散原老人曾襄助乃父变革失败，后冶游林下，以诗文与友人唱和。八十五岁这一年，身陷日寇占领下的北平，尝令家佣以扫帚怒逐倭方游说之人，后绝食而终。有这样的先人家世，陈寅恪在学问累积、国学底子方面自然近水楼台，而民族气节、爱国情怀、士大夫的使命意识更是遗脉赓续了。陈氏的“兴亡之叹”，“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以及不曲学阿世、孤标自持的治学风度，皆为渊源有自。陈氏自己也是重视学人的“家学渊源”的，有论道：“夫士族之特点既在其门风之优美，不同于凡庶，而优美之门风基于学业之因袭。故士族家世相传之学业乃与当时之政治社会有极重要之影响。”（《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七十二页）
古代的读书风气有三类：书香世家、崛起（无渊源）、俗学（时艺），若言人生的三立：立德、立功、立言，世家弟子自然最易成功，幼承庭训，长而渊博，经史子集靡不贯通，是产生大家的天然机缘，现代大学者鲁迅、胡适、汤用彤、钱穆、钱钟书、俞平伯等人都与“家学渊源”有着密切的关系。但随着科举制的终结、新学校的建立，“家学渊源”也就成了那个特定新旧交替时代悠远的历史余响，一些稍晚的凡庶子弟靠着时代的赐予和自身的禀赋，“崛起”而成为国学的传承者，跻身大学者的行列，像季羡林、张中行等人都出身于农家柴门。
提出“大学者的家学渊源”这一历史现象，并非重弹血统论的老调，现代社会给每一个有志于学的人提供了大致平等的机会，但若我们要酿造一个“书香社会”，“家学渊源”的文化传统以及产生的重要作用，仍该给新时代的人们以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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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自《书窗书影》，大象出版社，作者刘江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