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共享最情深

下午刚过3点半，火炉里的煤就烧完了。室内温度加速变冷，全阅览室只剩下一个不满10岁的孩子。他戴着棉帽、耳朵套、御寒口罩、脖套，一心一意读书、满眼是泪，使工作人员——一位老奶奶、一位大叔叔无法下班。他们二人窃窃私语，在商量如何将孩子劝离。劝离也是为了保护孩子的健康，但是孩子读书的认真与投入，使他们无法张口。最后孩子也觉察了、明白了、理解了，他依依不舍地告辞，还说了“对不起”。两位工作人员笑着告诉孩子，“室温只有11摄氏度”。

时间是1943年12月，地点是北京西四北六条的民众教育馆。小学五年级的我，正在读法国作家雨果的《悲惨世界》。寒冷的大厅里，我的心在发热。书中被饥饿逼迫得偷了一片面包的“罪人”冉阿让从监狱里逃出，受到善德的保护和震撼，他燃烧起高尚的大爱，从此成为一个圣徒、一个绝对的利他者。

雨果应该是以文学的热情宣扬作家理想中的拯救与宽恕，而中国少年同时温习的是早已背诵下来的“恻隐之心”“人之初，性本善”与中国化佛教的慈悲与顿悟。

很快，在画册《世界名人小传》中，我找到了雨果，偏偏画册中他的译名是“嚣俄”。那时的我已经发现语言符号的差异性与同一性关系了。

还有老师讲过的安徒生的童话《卖火柴的小女孩》。与当时的现实结合起来，这些作品强烈触动了一个孩子的神经——我萌发了对于阶级社会不公的痛感与反感。对来自法国与丹麦的这两位作家的作品，我从此觉得有了共鸣。

小时候，家里另有两本常被长辈谈起的书，一本是美国作家奥尔科特的《小妇人》，一本是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的《爱的教育》。《小妇人》中大女儿名叫梅格，小女儿名叫艾米，这是长辈们整天说来说去的名字，像是在说我们的邻居、我们的亲戚，这也是如今已89岁的我，留下的对于《小妇人》最深的记忆了。同时，我还记住了她们家的贫苦与天真、和睦与温馨。对于自小受到父母感情不和折磨的小王蒙来说，他相信，他对于社会、家庭、双亲生活方式的很多所见，是不对的、不人道的，是必须大变特变的。关于《爱的教育》，我不忘其中的许多章节，比如《六千里寻母》。我不忘此书对于礼貌的强调，不忘此书的循循善诱、至情至理。

历史革命大潮中，少年儿童的成长惊人。1946年春季，不到12岁的我，已经与中共华北局城工部所属北平学委的地下党员何平同志建立了固定联系。何平同志教给我的第一首歌是《喀秋莎》，“喀秋莎站在峻峭的岸上，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然后是《祖国进行曲》，“我们祖国多么辽阔广大，它有无数田野和森林”，在我的眼前出现了另外一个雄奇而又无限光明的世界。

于是，我读了瓦西列夫斯卡娅反映苏联卫国战争的《虹》、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 是怎样炼成的 》。我立即记住了保尔·柯察金的伟大名言：“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还有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与革拉特珂夫的《士敏土》。为了读它们，我去了文津街上的北京图书馆，那时必须掏出中学学生证，馆方才允许一个小孩进馆借书。

最感动我的是苏联作家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1949年前后，我一页一页地精读了此书的中文版。法捷耶夫把苏联青年的精神世界写得如此深刻细腻、美好迷人：指挥若定的16岁队长奥列格、娴静高雅的邬丽亚、活泼热情且玩弄外敌于手掌之中的刘巴、勇敢拼命的邱列宁……还有对他们被逮捕后精神层面的描写，对莱蒙托夫诗作《恶魔》的引用：天国的谪放者飞越过了 /高加索群山的峰峦上空 / 卡兹贝克宛如金刚石棱面 / 在下面闪耀着永恒的雪峰……

我视法捷耶夫此书为圭臬、为经典、为心灵密码与赞美诗，反复阅读背诵，泪流满面。经他的手，哪怕有教条主义味道的文思，也能被他的博大才华与生活化、艺术化的文学激情以及高超的文学手段、深厚的俄罗斯文学传统所深化和激活。法捷耶夫的笔触能够化呆板为神奇，化条条框框为百分之百的感悟与生动。后来我常想，好书、好文学、好哲学都有一种免疫力，它们的深刻与真诚的抒写，它们的深厚生活与历史积淀，它们的一切应对，无往而不利。

1952年，我着重阅读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生气灌注、刻画精深、全面完整。它的代入感、在场感、钻心感、同情感、悲悯感与焦灼感，使我牵心牵肺、难分难解、人书两忘、人书合一。这样的阅读体验，在我看来，只有《红楼梦》能与之相比。《复活》的庄严，聂赫留朵夫的忏悔，托翁对于旧俄一切上层建筑的全面批判与否定令人震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