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美国凯撒医疗集团（KaiserPermanente）一家肥胖诊所的医生Vincent Felitti发现，即使项目为患者带来了显著的效果，很多人从300多斤减到了正常体重，竟仍有50%的患者中途脱诊。
眼看着自己本可以成功的医疗项目屡屡前功尽弃，典型A型人格的Felitti医生气恼又不解。他决定要对患者进行访谈，探究问题的根源。
“我本来是要问，第一次性行为时你多大，结果说成了
第一次性行为时你多重。
”虽然医生在检查身体时极其专业、训练有素，但和患者聊到性话题，他难免还是有些紧张。
女患者听罢回答：“30斤。”医生没听明白，又问了一遍。眼前的女患者再也抑制不住，大哭起来：
“30斤。因为我当时只有4岁。对方是我的父亲。”
Felitti突然全都明白了。
于是，
童年负面经历研究
（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ACEs
）——这个历时26年，公共健康领域意义重大却鲜为人知的大规模研究之一，
就这样从圣地亚哥的一间肥胖诊所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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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美国疾控与预防中心和凯撒医疗集团联合发布了对
童年负面经历（ACEs）
的研究结果。研究显示，
儿童创伤经历是非常常见的——受访成年人中，三分之二都经历过至少一种类型的创伤。
研究还证明了这些看上去已经消散在岁月中的阴影，正是导致成年后慢性疾病、精神问题和暴力行为的元凶。
童年时经历的创伤种类越多，成年后酗酒、心脏疾病、癌症和自杀的风险就越高。
也许你听说过战斗或逃跑反应(Fight-or-flightresponse)。我们大脑中的杏仁核，会在我们处于危险时引发应激反应。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逃。这就像此时街角突然蹿出一头恶狼，你会体验到的那种心跳加快血压上升。
那么，
如果你每天都会遇到恶狼呢？如果这头恶狼每天都出现在你的家里，你的幼儿园，你的学校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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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娜·杰克逊·中泽（Donna Jackson Nakazawa）是一名资深科学记者。在过去的20年里，
她一直致力于写作关于心脏疾病、免疫系统和人类大脑机制的科普文章。
她常将人类的免疫系统比喻为一个吊桶，承载着我们遇到的形形色色的压力。压力高到了一定的程度，即使一滴水也能让把吊桶压垮。
直到她看到了这份关于ACEs的研究后，她才如晴天霹雳般意识到，自己20年来一直忽略了这个藏在健康吊桶里的巨大石块。在赫芬顿邮报的访谈中，唐娜这样说道：
“对我个人而言，这个研究结果非常合理。我记得我自己12岁时，我的爸爸——这个身为作家、出版商，教我驾船出海、教我放声大笑、教我读莎士比亚的男人——进医院做了个小手术，之后就再也没能回家。
他去世后，我的童年就宣告结束了。
在那之后，我的童年里没有一天是快乐的，但我也怨不得谁。现在我明白了，我的经历悄悄改变了我身体里每个系统里的每个细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