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忠发被捕杀后，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领军人物王明（陈绍禹）成为中共总书记。王明生于1904年，成为组织一把手时还未满二十八岁。
王明
当初五卅运动爆发之时，王明相当积极活跃，表现出色，因此加入共产党，时间是一九二六年。以王明的资历，在党内只是小字辈。之所以最后能混到共产党一把手的位置上，成为错误路线代表，被批判几十年，只能说命运那玩意儿让人琢磨不透。
因为才华过人，加入共产党之后就成为重点培养对象：被送往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那所学校是中共大人物的摇篮，刘少奇等人就是前辈师兄。
王明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很快精通了俄语，对各种理论那是如饥似渴。王明的聪明和积极打动了同学们。当时中山大学学生公社（学生会）改选，王明顺利当选主席。要知道，那些同学很多都是日后鼎鼎大名的人物，当时支持王明的有二十八个，日后被尊为王明的“二十八星宿”。他们也就是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的来源。其成员：王明、博古(秦邦宪)、张闻天(洛甫)、王稼祥、盛忠亮、沈泽民、陈昌浩、张琴秋、何子述、何克全(凯丰)、杨尚昆、夏曦、孟庆树、王保礼、王盛荣、王云程、朱阿根、朱自舜、孙济民、杜作祥、宋潘民、陈原道、李竹声、李元杰、汪盛荻、肖特甫、殷鉴、袁家镛、徐以新。
中共早期，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影响极大，他们源于1929年夏召开的中山大学“十天大会”。正是在那次会议上，有28个人投票赞成党支部局的意见，还有一个摇摆不定，“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便由此而来。这个说法基本靠谱，但并不完善。王明此前已经被共产国际派回了中国，当时并没有出席“十天大会”。“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一专用名词是在“十天大会”产生，但其具体人物则不是。实际上后来“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专门讥讽和嘲笑当时以“百分之百正确的布尔什维克”自居的王明和他的追随者。
中山大学与“
十天大会
”
所谓中山大学，并不是在中国，而是在莫斯科。当时孙中山和苏联合作，中国搞了黄埔军校，苏联搞了中山大学。尽管这所学校以孙中山的名字命名，但其招生的对象并不仅限于国民党人，而是包括更多的共产党人在内的中国学生。可以说，中山大学是为当时国共合作的中国大革命培养政治理论骨干的特殊学校。其第一期和第二期的学生名单中，包括蒋介石儿子蒋经国，冯玉祥儿子冯洪国、女儿冯弗能、冯弗伐，于右任之女于秀芝，这些都是国民党高干家的孩子，保送的。
其他人则只能通过另外两种方式实现去中大的愿望：报名考试，接受选拔；或由组织上秘密推荐选派。从1925年开始，到1929年，每年都有一批人由中国远涉重洋，辗转赶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那几年里，莫斯科成为当时中国的革命精英荟萃的地方。1927年7月26日，国民党发声明：与中山大学断绝一切关系，同时命令各级组织严禁再向莫斯科派遣学生。1930年夏，中山大学宣布解散。中山大学虽然前后只有五年，但影响很大。中共很多高层，邓小平、叶剑英等人，都曾在中山大学学习。但真正名头很响的则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
王明1925年进入中山大学学习，即攀附共产国际内分管东方的东方部长米夫。话说王明在中山大学表现很耀眼，赢得了时任中山大学副校长兼马列主义教员米夫的认可。当时的米夫二十四岁，兴趣爱好广泛，尤其喜欢夸夸其谈。王明比米夫年轻两岁，同样喜欢夸夸其谈。要说两人只会喷口水，那也不客观，人家搞斗争也是有一手的。随后斯大林上台整人，中山大学分裂为“党务派”和“教务派”。王明给米夫老师献上锦囊妙计，让米夫联合“党务派”斗垮“教务派”，赢得中山大学校长的位置，并且控制了共产国际东方部。
1929年王明回国，米夫特意以共产国际东方部的名义致电中共中央，要求对王明的工作给予妥善安排。中共中央专门召开会议研究，让王明到基层实习了几个月之后，立马调到宣传部，担任《红旗》编辑。王明本就是理论高手，当即发挥平生所学，写出一大堆水平很高，但实际作用不大的文章，赢得名声。、
当李立三搞富有中国特色的革命暴动时，王明不同意。当然王明也不是故意和李立三过不去，而是他认为李立三搞的那一套不合革命规矩。
李立三
王明脑子里的革命规矩，就是书本上写的那些。王明索性把马列主义全部搬出来，引经据典，一条两条三条，把李立三搞得很狼狈。没办法，王明就是吃这碗饭的，号称活马列。搞辩论的话，连毛泽东都不是对手。
李立三虽然学问也不错，也算能言善辩，会场吵架也算好手，和周恩来能吵几天几夜的主，但多数时间在搞工人运动，当然不是活在书本世界的王明的对手。看见王明唧唧歪歪，耽误自己“饮马长江，会师武汉”的伟大战略，李立三烦了，直接送他一顶右倾大帽子，让他一边呆着去。留党察看六个月。
王明很郁闷，自己脑子里那些条条框框还没有讲完呢，怎么就不玩了。李立三，不带这么玩的，不能这么欺负人嘛。当然咯，要让王明把理论讲完，估计六个月都不够用。
然而王明很走运，李立三的那一套半年没玩到头就破产了，于是王明成了反“立三路线”的英雄。要说反李立三，周恩来跑到莫斯科告状，力度可比李立三大多了。但是周恩来注定没法上位，因为周恩来之前和布哈林有关系，没遭到清算就不错了。看看瞿秋白同志，多么凄惨，不允许跟着队伍长征，被丢在井冈山，最后被国军捡去，杀掉。
共产国际特意委派米夫来华处理问题。米夫是理论家，对中共的事只是理论上知道。实际问题上，米夫只知道王明是他的好学生，理论功底深厚，可以代替他管理中共。
米夫与王明狼狈为奸，最终把王明捧上中共领导地位。王明其人说理论头头是道，滔滔不绝往外倒，但缺乏实际历练，和向忠发一样，对中共和中国实际情况都不了解。随着不断有人被捕杀，王明很担心，不久便辞去总书记职务，于1931年10月跑到苏联，试图遥控指挥中国革命。
王明辞职后，中央政治局委员卢福坦短暂地代理过总书记。1931年9月，也是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的博古被推到中共最高领袖的位置上，干了三年零三个月。
博古
博古生于1907年，比王明还年轻，当总书记时才24岁。这个记录以后估计也不会被打破了。他在1926年冬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王明的得力干将。1930年5月回国。1931年1月，在由米夫操纵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博古一跃成为中央委员。周恩来去江西“苏区”，留下24岁、实际工作经验少得可怜的博古在上海支撑危局。
当然博古支撑不了多久。1932年，中央决定迁往江西，这是因为在上海无法立足，中共在城市的工作实在难以开展。1933年1月，周恩来去苏区大约一年后，博古与陈云一起到江西中央苏区，意味着中国共产党的心脏转移到乡村，从此把工作重心放到了农村。这在中共党史上是一件大事。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在组织上，中共则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立足于城市、致力于工人运动，才是中共的“正途”。
更宏观的角度看，中央进入苏区，意味着1949年以前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的正确性，同时更导致1949年后以农村改造城市的政策。可以说中共中央从上海迁往江西，是中共党史上一次天翻地覆的变化。对于毛泽东和周恩来而言，也是巨大挑战。
中共党内，毛泽东是第一位专注于农民运动的人，为此作为中共创始人之一的毛泽东就与中央不大和谐。以王明为首的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执掌中央大权后，毛泽东与中央的关系就更紧张了。以王明为首的“莫斯科派”，与以毛泽东为首的“井冈山派”彼此看不顺眼。王明他们认为毛泽东根本不懂马列，毛泽东认为王明他们不过是乳臭未干的“教条主义者”，根本不懂中国的实际，也毫无实际经验。
博古以中共最高领导身份到达中央苏区时，才26岁，全部资本是在莫斯科吃过几年面包。毛泽东已40岁，不惑之年，在中国的城市与乡村摸爬滚打了十几年。博古到来之后就把毛泽东边缘化，直到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毛泽东走向掌握最高权力的位置上。
可以说顾顺章叛变，极大影响了中央特科的命运。
中央特科的沉浮，又直接影响了中共的决策。
中共的决策又直接影响了中国时局走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