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普林前院长Stan Allen聊一聊个体与场域

译者：孙志健

我希望不论城市尺度还是小尺度的设计都能构建一个空的框架，然后随着时间推移，场地上的栖居与活动自然会将它填满。

如今景观建筑已经沦为商业艺术或学院派建筑的装饰性的附庸了。 基础设施都市主义（Infrastructural Urbanism）标志着建筑作为工具性的回归，以及与将建筑视为肤浅表现技法的割离。

我试图接近并探究一座城市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糅合了不同创作者的思考，总会在城市不同要素之间产生明显出乎意料的和偶发的关系，这就是我们想在项目中实现的抱负。

本文为全球知识雷锋第 145 篇讲座。

本文整理自2017年11月06日普林斯顿大学建筑学院前院长Stan Allen于弗吉尼亚大学举行的题为Bodies of Architecture（建筑的躯体）的演讲。讲座由孙志健记录整理，普林斯顿大学建筑学硕士祝沈含推荐，感谢Stan Allen教授对本文的授权和帮助。

正文共14055字216图，阅读完需要12分钟

本篇讲座由普林斯顿大学建筑学硕士祝沈含推荐

Stan Allen教授在普林斯顿建筑研究生院开设的一门理论seminar，以Influence作为贯穿始终的课题，在一定程度上几乎重塑了我的建筑观。Stan Allen以Harold Bloom写于1973年的巨著 The Anxiety of Influence开篇，谈及抱持理想的年轻人进入大师云集的领域，感到焦虑，因为在历史的长河中值得尝试的想法，值得挖掘的内核，已被千千万万的先行者构建起了完整的框架，而自己“arrives too late to the party”。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只觉得无路可走。然而一转身，Stan又幽默地拿出美国流行小说家Jonathan Lethem写于2011年的The ecstasy of influence，仿佛创作的过程就是从一缸盛满见识、记忆、经验的水中萃取精华，于适当的场合中混合发酵，形成新的作品。

维持创造力的养分中，先行者的足迹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文化的更迭，环境的变化，技术的革新，和创作者自身对周遭事物持续不断的意识交流，才使得建筑的学科性有了可以被大家讨论和研究的必要。换句话说，只要世界不停地发展，建筑师从中不停地接收influence，那我们整套的理论和实践就是鲜活的。没有人生来就注定在party中迟到，因为永远有新的party正在发生。

回到Stan自己的建筑生涯，我总是惊讶于他的作品尺度的变化以及在这些跨尺度作品中手法的统一：小到纽约上州小树林里的别墅，大到和James Corner合作的一系列以生态和景观为中心的规划项目。这些作品都是将建筑和infrastructure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完成某种空间或城市意义上的playfulness。Stan经常会说，如何衡量一个好的作品？好的作品是在解决一个社会问题的同时，对建筑的学科性提出一些新的思考。这样下来，我们这些人所做的事就不只是用建筑作为一种工具，去服务于人类社会的需求，去举杯同庆科技发展的现实，而是保有建筑学科诞生之源的崇高涵义：如何通过建筑改善人类的生活环境。

本场讲座由弗吉尼亚建筑学院院长Ila Berman主持

各位晚上好，今晚我们很荣幸请到斯坦·艾伦来到弗吉尼亚大学进行演讲，斯坦是一位建筑师、学者和教育家，也是纽约Stan Allen Architects事务所的创始人，普林斯顿大学教授，2002到2012年担任该校建筑学院院长，目前他领导着建筑、城市和基础设施研究中心。斯坦的研究和设计不断挑战和拓展建筑实践的边界，1999年他因出版物《点+线：关于城市的图解与设计》 * 而声名鹊起，书中有一章叫做《场域条件》（Field Conditions）。在座有多少人读过这本书？如果没有可以记下书名，这或许是建筑教育界最具影响力的书之一了，还有他2000年出版的《实践：建筑，技巧及再现》以及最近的两本书——《地景建筑：建筑的新领域》和《斯坦·艾伦：四个项目》， 斯坦在建筑与城市、基础设施、景观和生态的关系中将建筑重新定义，通过重构图解式的实践，转译设计过程中的信息以反思建筑实体与现代城市，促进了这些学科的重大演进。

注：尽管《点+线》副标题为“城市”，但艾伦似乎没有直面城市问题并提出解决策略，相反从 图解 出发寻找缝合城市和建筑学的方法，在 文脉策略、基建城市主义和场域条件 三个标题下都配了若干设计项目，他通过贴标签的方式指出 项目在具体条件变化时的恰当性 。

从左向右：《点+线》（Points and Lines: Diagrams and Projects for the City），《实践：建筑，技巧及再现》（Practice: Architecture, Technique and Representation），《地景建筑》（Landform Building: Architecture’s New Terrain），《斯坦·艾伦：四个项目》（Stan Allen: Four Projects）

他从1999到2003年作为Field Operations的首席设计师，与詹姆斯·科纳（James Corner）合作的重要竞赛项目例如多伦多Downsview公园和获奖作品纽约Freshkills公园， 通过实例在实践和理论层面推进了景观都市主义，通过功能、物质和空间的全新有效概念，极大地重塑并振兴了建筑、城市和景观策略的传统分类。 斯坦·艾伦的不少重要设计作品包括大尺度的城市景观设计，例如台北延平水岸基础设施城市设计、台中市机场总体规划和“台中之门”航站公园规划，也有侧重细部的建筑项目例如斯洛文尼亚的新马里博尔艺术画廊、韩国坡州的出版社、首尔的图书城和台中信息馆，他也因此获得了国家建筑金奖、台湾精品奖和三次美国建筑师协会奖。斯坦获得过无数殊荣和大奖，包括从美国艺术文学院获得的“建筑学院奖”，库珀联盟颁发给他的总统学术卓越奖（为建筑学作出突出贡献）和约翰·海杜克奖，他堪称那一代建筑教育界最有影响力的杰出人物之一，斯坦也在国家设计学院和美国建筑师协会任职。他同时拥有布朗大学、库珀联盟和普林斯顿大学的学位，担任普林斯顿院长前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担任教职，也在印度比尔拉大学和德国、丹麦、西班牙等其它建筑机构任教，请大家和我一起欢迎斯坦·艾伦！

Stan Allen，普林斯顿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前院长

感谢介绍，很荣幸来此，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夏洛茨维尔，多年来弗吉尼亚大学和普林斯顿关系很亲近，因为我们有很多本科毕业于弗吉尼亚大学的研究生，我相信这段关系会继续下去。今天讲座的标题是“作品的躯体”，我常思考更宏观的职业轨迹，建筑师长期设计的一系列项目彼此之间有何关联？它们构成一个整体吗？ 不同尺度和功能的设计之间一定会存在差异和冲突吗？

这些想法大多来自我和同事兼挚友Michael Meredith * 的交谈，他是这个表达的创造者，也是他提出将“作品的躯体”作为观察建筑师创作的方式， 我认为对建筑师来说多尝试不同尺度的设计是很重要的，不止是不同尺度，还有其中涉及到的不同时间范围。 项目会以不同的 节奏和速率 发生，我觉得 时间范围的变化 对建筑师来说大有裨益，所以今天的讲座分为三大块，每部分我会将一个最近的项目与一些旧项目（思辨设计 * 或理论作品）进行对比，我习惯分三步去思考问题，所以今天的讲座会有三部分，其中会展示一些图片。

注：Michael Meredith可参考雷锋第142篇讲座 《分辨率之争？——耶鲁、普林教授约战库珀联盟》

思辨设计（speculative design）即不以解决问题为目的而是为了发现问题的设计，用一个精巧和充满惊喜的设计产物去激发人们对设计和特定议题的后续讨论，它本质是一种刺激而非最终的设计。

这是我意识到自己作为建筑师的第一个项目——位于纽约的美术馆，你会看到唐纳德·贾德 * （Donald judd）和理查德·朗 * （Richard Long）的作品，墙上有形状和尺寸完全相同的扁方形箱体，从上到下保持着同等间距，垂直固定在墙壁上，展览以固体装置在墙壁上的矩形盒子的形式呈现。雕塑家卡尔·安德烈 * （Carl Andre）认为美术馆是一个空荡荡的框架，只有当它被艺术家占据时才得以完成。

我正是从这个小尺度的早期项目逐渐发展到今天，尽管看起来尺度上发生了巨大跨越，但我认为 在大尺度的城市设计方案中，建筑师的职责就是如此——构建一个宏观框架，后续由其他创作者或代理人来逐步完善。 最后我会讲到持续关注的绘图与表达的问题，当然这是所有作品的另一条主线，这本1990年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展览的目录是我的首批出版物之一。

我想先讲讲我发表的第一篇思辨设计作品，大约1989年刊登在Assemblage杂志上，你会发现它很陈旧，因为上面写的是我的全名而非“Stan Allen”，它是思辨设计和理论性文本。

这篇文章观察了乔凡尼·巴蒂斯塔·皮拉内西*（Giovanni Battista Piranesi）雕刻的马尔兹广场（Campo Marzio）平面图，重新解读了图中那些平面标记，我觉得联系20世纪80年代晚期的时代背景进行思考是很重要的，纽约MOMA的解构主义展览正是在1986年，我探索的就是融合解构主义思想中较为显著的分裂和碎片的方法，通过这个18世纪的富有想象力的项目来回溯更深刻的学科历史。

我不得不承认我确实被马尔兹广场平面图中一些古怪的意象所吸引了，包括这个用于水上游戏的圆形露天剧场，它像一条巨蛇般盘旋排布，皮拉内西的平面图总是充满这些古灵精怪的事物。

这是去除一些标记的首张全景地图，皮拉内西正是诺利地图 * （Noli Plan）的雕刻师之一，所以我们把皮拉内西的马尔兹广场平面图叠合在诺利地图*上，你会发现极其有趣的重叠与巧合，但然后你会找到一些纯粹是幻想的部分。

说回出版物，我当时很受曼弗雷多·塔夫里（Manfredo Tafuri）对马尔兹广场的解读的影响， 启蒙运动时期理性思考已经抵达不理性的顶峰，所以古典建筑的理性语言可以产生所有这些奇怪的意象，而做这个项目时这种思考占据了我的大脑。

今天我出于两个原因展示这个项目，首先是我最近有机会拿出这些图纸，它们会在南加州建筑学院进行展览，策展人是Jeff Kinnison和Andrew Zago，所以我把这些近30年前的旧物重新取出。

Roma 20-25:New Life Cycles for the Metropolis, Rome

其次是因为两年前（2015年12月）我们受罗马二十一世纪美术馆（MAXXI）的邀请作为策展人在詹费拉里厅（Gian Ferrari Hall）举办了一场 “罗马20-25：新的城市生命周期”（Roma 20-25: New Life Cycles for the Metropolis）展览。这场展览受到了先例的启发——1978年举行的“被打断的罗马”（Roma interrotta）*设计展，当时邀请了12位著名的欧美建筑师共同参与，这是受邀建筑师的名单。

注：1978年“被打断的罗马”设计展邀请12位欧美著名设计师以1748年诺利绘制的诺利地图为设计底图做一次假想的城市设计。诺利地图由12幅小图组成，总尺寸为208乘176厘米，按照1:2875比例绘制，对应的范围大约是30千米。每位建筑师以其中一幅小图为操作对象，最终的总图拼合成一幅马赛克式的新地图，建筑师之间互不沟通，保证工作和思想上的独立性，这场展览发掘了传统城市知识体系的价值，尤其对地形、城市公共空间体系和形态肌理的认识，从建筑师角度探讨了延续城市精神的可能性。

引自《罗马麻将——来自中国的2025罗马城郊构想》，冯江，方馥兰，徐好好，李梦然

1978年的展览 前提就是每位建筑师都要选取诺利地图上的一个象限作为基地，通过设计对它进行重新想象。主要论点就是我们如今站在后现代主义的高度，在柯林·罗和迈克尔·格雷夫斯的影响下，发现罗马从18世纪以来一直走在完全错误的发展道路上*，你需要穿越到18世纪晚期去发掘古罗马的核心，这就是产生新设计的基础。如今策展人显然明白了研究21世纪的城市并不可行，而 罗马和其它城市一样都在不断发展，边缘空间变得比以往更重要 ，很适合成为调研的对象。

想要研究罗马的边缘空间，不了解它的历史是行不通的，例如战后时期的意大利导演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Pier Paolo Pasolini）*的电影，其中描绘的“边缘空间”和“中间地带”中的社会与建筑层面的不确定性对意大利战后时期的导演来说尤为重要。

这场2015年的展览邀请了来自美国不同学校的25个学生团队（我猜弗吉尼亚大学也参赛了）来一起探讨城市未来10年发展中将面对的问题，提出新的分析方法和设计工具。工作范围是罗马都市圈内边长50千米，面积2500平方千米的正方形区域，以帕拉丁山为中心、罗马市区周边四座主要山丘为边界，覆盖城市中心区和郊区，正方形呈南北45度偏转，与海岸线平行，区域被划分成5乘5的网格，共形成25块边长10千米面积均等的大格子“macro”，每组学校选取一块方形场地进行研究，这些成果最终会被汇总拼贴到一起，构建21世纪的新罗马城。

普林斯顿大学参赛组来得迟一些，所以我们被分到了中心的方形，看起来并不在正中心而是在中心的边缘，其实罗马是排布很紧凑的城市，仅方圆10千米你就已经能看到相当开阔的景观和城市外围环境，所以我们第一步操作就是标出选定场地的中心，这也就相当于承认它未必是个可行的城市设计方案，只是作为展览使用的。这次展览涉及范围尺度上大得多，议题更加广泛，关注的重心从罗马的历史城区中心转移到了城郊，探讨城市边缘的未来。

我们的方案是创造一条新的环道，几乎等距地分布在古罗马城墙与环城高速路（GRA）之间，所以它既不是墙也不是路，它是一条保障当地通行的景观环道，同时它也为最终大家的图纸拼贴在一起提供了一个中心。

我们希望叠合其它系统，例如贯穿城中心的生态系统，其实罗马确是座绿色城市，有大量的公共空间，我们设计了一些通廊与历史上的古城中心产生联系，然后还想融入一些建筑尺度——我们创造了大量受肯尼斯·弗兰姆普敦*（Kenneth Frampton）的巨构形式概念启发的设计，以及现存于罗马外围空间的巨大尺度的建筑物。

这是构成平面的三个层级系统，这是我们设计的环道与罗马的亚壁古道交汇的透视图。

这是环道在场地中演变的几种范例，正如我所说它是为自行车和行人设计的，不是机动车道。

这是我们接下来要处理的一系列城市条件分析图，你会看到连绵不绝的城市绿化，我们需要做的只是添加一些元素。

这是最终将被拼合到展览中的总图，从城市的建筑肌理中你可以看到我们设计的新环道、贯穿城市的连接组织以及大尺度巨构建筑操作构成的网络。

正如我刚才所说，我们的设计灵感来自罗马城市外围六七十年代已经存在的事物，这是有一定问题的，我们想看看如果将这些巨构重新置入环境中进行研究，是否可以使它恢复成为一种建筑类型。

不得不承认在罗马1978年展览中我最喜欢的项目是詹姆斯·斯特林（James Stirling）的作品，他们把以前做过的每个项目都拼贴进方案里，产生极具说服力的主张，所以我们想异曲同工地作出有趣的回应，午餐时我和学生们坐着探讨下一个议题，斯特林的部分好像有点建筑恶作剧的意味。我们想采取一种更轻便的途径，所以我们将罗马城市外围现存的所有巨构形式进行收录编纂，然后得出一系列值得借鉴的建筑类型。

我们将它们嵌入平面，产生了一系列全新的度量衡，你可以看到这些巨大尺度的元素逐渐被嵌入罗马外围城市肌理的空隙间。最后让我们再次回到帕索里尼的电影，由于这种度量衡和平面图并未让我们感受到场地的生活气息，所以 我们最终任务就是通过电影蒙太奇的叙事手段将巨构建筑的场景进行拼贴融入城市外围空间。

我以帕索里尼电影里的一些镜头结尾，这是个很有趣的项目因为它恰好刻画了从我职业生涯早期直至最近的历程，如果你们愿意听的话稍后我会讲一个自己参与的更长期的关于景观都市主义问题的设计。

正如我之前提过，从1999到2003年我一直与 詹姆斯·科纳 合作，而我们的第一个项目加拿大Downsview公园竞赛仅发生在詹姆斯·科纳和 查尔斯·瓦尔德海姆 在1978年提出“景观都市主义”不久后，彼时景观都市主义的理论原则还有些不固定。我的意思是景观都市主义是很有趣的现象，因为它开始于一种思辨设计的过程，通过竞赛、展览和学术会议不断发展，在写作和座谈中广泛理论化。 尽管一开始景观都市主义是作为实践中一个可行的关注点被提出的，但我要说它是倾向于实践的策略，永远不会只是纯粹的理论观点。

我很清楚弗吉尼亚大学拥有非常尖端的景观项目，但在我看来景观都市主义是一种回应 奥姆斯特德 * （Frederick Law Olmsted）的困境的方法，他的设计手法主要基于他所在的城市的特征，所以景观深刻地改变了1980年代晚期奥姆斯特德所设计的城市的结构，而玛莎·施瓦茨 * （Martha Schwartz）成了替罪羊，但这当然不是她的错， 如今景观建筑已经沦为商业艺术或学院派建筑的装饰性的附庸（adjunct）了，基础设施都市主义（infrastructural urbanism）标志着建筑作为工具性的回归，和与将建筑视为肤浅表现技法的割离。

我觉得早期的人们认为景观都市主义是用来恢复城市的宏观意识，将景观作为一种实践手段，所谓的自然景观和城市景观在很多层面上是依据相同规则运行的，在这两种意象中存在某种几何学框架，它会操控和引导场地随着时间的发展，不论是植物物种的演变还是基于基础设施网络的城市的发展。我觉得在查尔斯·瓦尔德海姆脑海里有一些特定的分散领域，例如美国的城市环境，易受自然影响的城市景观的想法，包括像洛杉矶这样的城市案例，我认为在他的早期思考中都尤为重要。如果要我总结至少四个我认为重要的景观都市主义的变量的话， 首先就是想在大尺度场地上进行设计的雄心，将景观建筑视为对城市结构有根本影响的因素，而不只是简单地织补间隙。 景观都市主义出现在1980年代晚期，与此同时建筑师们对“表面与连接性”的问题产生浓厚兴趣，这并不是巧合。

所以景观给建筑和城市提供了一个无缝衔接的模型，同时也给建筑提供了丰富的关于形式与功能间关系的模型 ，一个更具开放性的模型类似于1990年代哥伦比亚大学像杰西·雷泽（Jessie Reiser）这些人提出的“松配合”*（loose fit），最后或许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景观为建筑与城市提供了一个不断随时间改变的模型，景观和城市不是固定在时间中一成不变的实体存在，它们永远都在变化和演进。

注：松配合又称馀隙配合，指两配合零件中孔的最小极限尺寸大于轴的最大极限尺寸，故其间存有馀隙，两零件可以相对运动或旋转。

Taichung Gate Terminal Park

接下来我要分享一个在我退出与詹姆斯·科纳的合作开始独自进行实践的时期做的项目，这就是我之前提过赢得台中市机场的再利用的竞赛方案——“台中之门”航站公园。

台中是台湾的第二大城市，正如许多城市发生的一样——战后时期兴建的机场已经被城市吞没，远处建造了新机场，开发出的240公顷约600英亩的空置平地被杂乱无章的城市肌理包围，而城市肌理完全与场地隔绝了，所以这是千载难逢的良机， 我们可以在一张白纸上尽情设计，创造城市的新成分，但更重要的是将城市成分整合到城市周边更大尺度的复杂性中。

方案分为两部分框架，首先创造统筹全局的空间，然后填入城市肌理，所以我们的初始设计是通过一条道路穿过场地连接新机场，而这条公园道路斗折蛇行产生了大量绿色公共空间，它作为方案中固定的部分，城市会逐渐发展来弥合这些空白。我们向市长展示了方案，他说：“我承诺台中市民建一座公园，但你们给了我一条道路”，所以我们不得不把道路从公园抽离出来再重做，但基本思路还是一样。

公园空置的部分便是方案的组织策略， 这种思路给了我们项目潜在的长远范围的实施提供灵活的设计框架，因为你无法逆料台中市在未来20年会发生什么 ，所以采用这种布局可以使城市变得更绿色，整体作为公园来发展，如果必要的话甚至可以植入大量文化机构，也可以更商业化，灵活性的概念以及随着时间的变化在这个方案中尤为重要。

这是公园的最终布局，有趣的是城市的建设部分正是以更传统的城市设计术语进行操作的，例如事故分析系统、区域法规， 因为我们知道作为规划建筑师，我们并不是设计那座城市，只是为城市创造指导方针，如果那座城市想要成为城市肌理中一块真实的部分，就一定需要大量其它创作者的参与。

这是我们设计出的绿色公共空间，但就城市现存模式的分析和未来发展的编制而言，这个层面还有不少设计工作，如今两段式方案的一个特例就是更精心制作且详细阐释的建筑部分的功能，它包括一座会议中心、酒店、交通枢纽和小体育馆。对我们而言，项目最重要的部分就是 建筑作为主角（protagonist）深刻地介入设计，而不仅是城市的孔隙空间或城市设计规范的编纂，所以大尺度的建筑设计的潜能是可以在特殊时期明确城市的逻辑。

这是场地的航拍照片，项目大概在2011年进入城市，五年后它正在施工，从卫星照片中看到我们设计的实施轨迹是相当震撼的。另一方面，这座城市五年间变化不大，这对我们之前构想的参与长远范围的实施来说是某种挫折，其实此后我们也不再参与到施工中去了。

Taichung InfoBox

但我们有机会在场地上做一些又小又快的设计，因为我们说服了市长：“既然方案的实施旷日持久又有阻碍，不如我们做一些又小又快的东西吧”。

所以我们受委托设计一间信息亭来展示所有记录项目的文件材料，还可以供人们攀登其上有机会观看场地上施工建造的全过程，这是我们构想的独立式建筑的第一版草图，但它造价太过昂贵，而预算限制往往会迫使你想出更有趣的方案。

这是一座废弃的机场，而现场我们可以占用的是一座停机棚，它的楼板是用来停放喷气式飞机的，所以非常坚固耐用，而封闭的空间围合创造了气候边界，给我们的设计提供了一定的自由度。

我们提议使用亚洲地区随处可见的传统竹构框架建造一座临时展亭，也希望通过材料本身表达出建筑的临时性，同时它也是完全可回收和循环利用的，所以概念就是创造一片茂密的“竹林”然后从中切挖出公共空间部分。

现在不得不承认当地的建筑规范不允许我们只用竹结构做公共空间，即使事实上竹构是无比坚固且有韧性，所以我们置入了钢结构，你会看到就是亚洲地区常用于摩天楼的传统的50厘米长宽的框架工艺，包裹着钢结构骨架。

大家看到茂密的竹材和我们在外围运用的表皮，利用了停机棚的结构作为建造的一部分，我们还嘱咐施工人员修建竹材的边缘。

当它与停机棚合二为一时呈现出更美妙的状态，你会看到首层的大空间和巨大的观众席，所有的细节都在强调结构的临时性，无比轻盈，创造了现存停机棚和轻质构造之间的并置，同时与屋顶完美地融合。

这是我最喜欢的展亭照片之一，充满了平易近人的亲切感，即使它有相当巨大的尺度，孩子们回到大巴车的这张照片可以看出竹构的尺度。

此后不久我们受邀参加成都双年展建造了另一座小型竹构展亭，其中困扰我的一件事是双年展的这些展亭往往门可罗雀，我们希望这些空间能被使用，所以做了一个大型鸟舍（aviary）的方案，至少整个双年展期间都会有一群鸟住在这座展亭。

与此同时我们也在做台中的项目，我不一定要把它描述得像景观都市主义那样有批判性，只是扪心自问： 作为一个建筑师，景观都市主义之后下一个理性步骤是什么？ 这是2009年在普林斯顿举办的学术会议，两年后我的《地景建筑》出版了，所以这本书试图解决很多问题。

一方面，我想问 景观都市主义的课程在更具体的建筑语境中究竟有何作用？ 这本书标题中两个词分别是“地景”和“建筑”，对建筑问题有参考意义。我们想思考在行业中司空见惯的现象—— 大量建筑师用地景来做设计，同时对它抱有批判性，是否有不同的方法来思考这种现象和建筑与景观间的相互作用？

这是我10天前拍摄的秘鲁马丘比丘的照片，马丘比丘是我们老生常谈的历史旅游景点，智利诗人聂鲁达在长诗中写道：“我看见石砌的古老建筑物镶嵌在青翠的安第斯高峰之间，激流自风雨侵蚀了几百年的城堡奔腾下泄”，马丘比丘所有建筑都是印加传统风格——磨光的规则形状的墙，美妙的接缝技巧，精准的切割砌筑，墙壁石块之间的缝隙连最锋利的匕首都无法插进。

我认为建筑像景观一样呈现出来，未必是模仿了景观的形式 ，就像哥特佛莱德·波姆 * （Gottfried Böhm）的作品一样。它反映了建筑的矿物或地质学的基本特征，地质也是由不同时期的变化形成的，建筑中的生物学和地质学的特征都是变化与演进的产物，它们在不同时间范围内进行。所以《地景建筑》这本书提出四种不同分类来拓宽地景建筑的类型，而这个略带策展和编辑性质的项目反过来推进了我的实践。

我想在那种语境下展示这个项目，因为这是一个通过景观概念设计的城市项目，既没有模仿自然的形式，也没有引入特定的绿色元素，而是把景观当作一种空间和组织概念去思考，它背后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

New York Block/Tower, Housing Prototype

我们受邀与麻省理工建筑学院教授Rafi Segal合作完成此项目，纽约建筑协会的建筑部门邀请我们来研究纽约市的建筑规范，不同寻常的是这次邀请了六个建筑师团队，我们被要求去打破这些规范，换句话说就是要找出区域与住宅规范中与21世纪市民们生活方式格格不入的部分，对这些建筑规范作出建设性的整合与改变，使城市中的住宅设计变得更灵活。我们研究了大量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办公建筑，尽管它们的结构依然坚固安全，但建筑立面已无比陈旧过时了，不再符合当今的能源标准，楼板的平面布局太过狭小以至于不能满足如今的办公使用需求，所以我们想到这些六七十年代的大量办公建筑可以作为一种原型被重新利用，改造成混合住宅、商业和办公空间的新形式，例如这座SOM设计的位于第三大道的五十年代的建筑，它被选中更多是因为典型的特征，而不是其它专业因素，这就是我们项目的观点。

这个项目的雄心就是要提取出水平状态下的曼哈顿街区司空见惯的复杂性，将它进行旋转，使其在垂直项目中具有相似程度的变化性。

其中一种方法就是在建筑中切挖出垂直景观，我们无法想象一个人真的会徒步爬四五十层楼，而建筑中攀爬的过程会创造不同的社交体验，所以我们使建筑立面成为结构，切出空间，这就是空间的模式。

我们想把建筑浓缩为一系列地质层次（geological strata）然后对它进行切割和重新占据，这是模型照片，展现了所有不同活动发生的规律，模型中的细节表达了建筑中被切除的部分空间。

因为办公建筑往往会在各层之间有十二三英尺的距离，而每两层办公空间就能创造三层的居住空间，所以我们在办公建筑的体量中嵌入居住空间的新形式，剩余的各层空间仍用作办公。

你能看到我们切挖的大空间以及空间模式随着建筑高度上升表现出重复的韵律和产生的变化。这是它融入城市肌理的方式，我们很希望人们可以感觉这座建筑本来就是城市肌理的一部分，但它内部被划分为截然不同的住宅区和办公建筑。

这个项目直到上个月还在洛杉矶被展出，其实我们是参与去年威尼斯双年展美国馆设计的12位建筑师之一，策展人Monica Postiglione和Cynthia Davidson希望设计过程可以与成果有相同的展览量，标题“建筑的想象力”正是在关注建筑师们对项目本身进行设计和思考的方式。

在底特律有四个场地，每个场地有三位建筑师，我很高兴能在弗吉尼亚大学的走廊上看到底特律工业时代的高产建筑师阿尔伯特·卡恩*（Albert Kahn）的展览，因为当时我们很幸运地被指派到阿尔伯特·卡恩做的底特律帕卡德汽车工厂（Packard Plant）的场地上进行设计，我认为在底特律做设计首先要从城市现实条件出发，分析1960年代底特律缺乏城市活力的原因——它曾是重要的经济发展引擎。

这是本世纪初期的照片，它不仅有相对连贯的城市肌理，还有有轨电车和四轮马车，汽车是最不普及的，但我们都知道底特律完全是围绕汽车来组织城市空间的，与郊区的联系、城市的建设以及分布扩张都完全基于汽车。我们发现底特律的衰落一定程度缘于扩张，这着实很讽刺，“世界汽车之都”的衰落部分原因是汽车本身。

而底特律这种城市发展模式的后果，我想就是大家都熟悉的城市空心化，城市人口大幅骤降，规划建设难以为继，城区逐渐破败荒芜，城市陷入管理日益混乱的恶性循环，帕卡德工厂的第一座建筑建造于1919年，它是世界汽车工业中第一个使用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建筑，阿尔伯特·卡恩与他的兄弟朱利叶斯·卡恩共同开发了“卡恩加固系统” * （Kahn System of Reinforcement）并申请专利。

帕卡德工厂1954年关闭了最后一条生产线，就像底特律一样开始了漫长的衰落倾颓，它是底特律长期衰退和具有缓慢复苏潜力的庞大象征。而帕卡德工厂如今依然矗立的原因之一就是它固若金汤，想拆除它需要耗费大量资金，而我们的项目很大程度上基于强调这座建筑的基本特征，就像位于城市土地上的基础设施。

注：卡恩加固系统使用弯曲且端部磨损的钢筋增加与混凝土的相互作用从而提高抗剪能力，该系统被用于设计国际第一座摩天楼。

如今把政治掺杂到经济形势中来讨论是不可行的，底特律的市中心正在缓慢复苏，但 如果说底特律还有一线生机的话，那就是基于群岛模式（archipelago）的城市主义概念来促进人口复兴 ，其实底特律的主要城市规划师、城市规划委员会总监Maurice Cox也在提出这个策略作为底特律人口复兴的方案。

我们认为帕卡德工厂是固定城市的绝佳对象，鉴于它周边的荒芜空旷，我们不能否认通过步行或骑车等方式增强当地联系性的传统城市设计策略在帕卡德工厂的尺度下已经显得毫无意义了。

我们真正要做的就是将目光投向场地边界之外，思考可以将哪些聚集的人口引入城市。有趣的是我们调研发现底特律的种族矛盾和贫困人口等问题非常突出，但它的大都市区是全国第五的富裕地带，我们希望研究如何将郊区的财富重新引回城市。

所以我们也着迷于这些大尺度的自给自足的内向型城市，帕卡德工厂可以作为一种在城市中创造新城的城市基础设施平台。建筑本身是超凡脱俗的，因为它是五六十年工业发展的产物，我们可以看到非常熟悉的细指状的空间模式。

这是如今的场地现状，这座建筑是一种自身的坚固性与衰败的废墟的并置，但它历经岁月风刀霜剑的摧折磨洗依然坚持留存下来，所以我们想把它置于项目的核心地位。

在一个已有太多空间的城市和两千万平方英尺空间的场地，我们第一步就是创造更多空间，我们想建造具有较大进深的大尺度平台来实现灵活的功能布局，而不仅是拇指状平面的厂房。

从街道和走廊通往连续不断的基础设施平台，从拇指状的建筑到毯式建筑 * （mat building）的组织，然后是内部有渗透性的毯式建筑，与隔墙分隔的空间截然相反，它具有渗透性（porosity）。

Venice Biennale 2016: A Vertical Botanic Garden

这是设计场地的屋顶平面图，我们从未把它想成一座建筑，而是城市的一块片段，我们设计的很大一部分工作就是创造一系列新平台并通过大量区域流线和分配网络服务于这些平台。

我们对这张照片印象极深，它也是底特律的辛酸往事，批量流水线生产汽车的工厂分布在厂房建筑的前面。

我们想将它倒置，所以做了一套不同尺度的建筑元素的广泛分类，在模型中进行陈列，这些元素都灵活地排布在基础设施平台上，从不遵循固定不变的方案。

这是建筑元素排列的平面图。

我们安排了三四个人制作这个模型，不断置入建筑元素直到它们达到一定的密度。

正如我所言，模型表达的空间布局并不是绝对的，它只是项目可行的排布方案之一。 但我们意识到项目想要成功必须有自己的特色，换句话说，它不是绝对的自治组织，也不会不断渐进增殖地被建造。

这些平台可以满足各种功能取向，我们提议做一个底特律新的植物园，使它与城市原有绿化发生联系，但通过更正式的方法来设计它。植物园对我们来说是极有趣的功能，因为它是休闲娱乐的场所，同时寓教于乐、承载着科研功能，颇有教育性，所以假设成立的前提是需要给场地投资建立一些文教机构。

所以在场地中所有绿色功能不会再被隔绝，它会贯穿并与场地交织，赋予场地特色，推动周边更小尺度的建筑元素的发展。这张图描绘了我们设计的所有动作——场地现存建筑、毯式建筑、基础设施平台、土地排布、分配系统、耕地、果园和花园，最后是一系列大尺度的配套附属建筑，它们共同构成了此项目。

我试图接近并探究一座城市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糅合了不同创作者的思考，总会在城市不同要素之间产生明显出乎意料的和偶发的关系，这就是我们想在项目中实现的抱负。

这是植物园的大型鸟舍，靠近一座花园、研究中心和果园，我认为在一座城市里，所有事物都以一种你永远无法预料的方式与其它事物并置。

这张剖面图展示了在现存结构中大尺度新建筑之间的相对关系。

最后是一张不同角度的模型照片。

最后部分我会很快过一遍事务所的其它作品——除了这些较大尺度的思辨性城市作品，更多侧重实体的层面而非场域。这是“从个体到场域”（From Object to Field）的瑞典语翻译，它最初发表在《点+线：关于城市的图解与设计》一书中。

自然中有很多这种通过小元素进行重复的排布而创造大尺度形式的案例，建筑也概莫能外。

这是梅尔尼科夫超级市场（Melnikov Supermarket），你能看到重复的集市单元创造了大尺度的城市群落空间，卢克莱修医院（Lucretius Hospital）是至关重要的案例，两者几乎是同时期问世的项目。

它们直到1990年代后期才初步完成，我有点反对毯式建筑带来的困境——实体与空间错综复杂的交织，当彼得·史密森夫妇探讨毯式建筑的特征时说它给住户留出一定余地使他们可以自由创造自己的空间，他们1962年在《“小组十”启蒙书》中提出毯式建筑思想：“ 在充斥高层建筑的大城市中，为了保证移动的便利性，建议一种拥有可居住的空中街道的多层次城市，它们形成多层次的连续复合体，代表着人类联系的真实复杂性 ”。这确实是振奋人心的论点，但很难做到，即便是柏林自由大学最终也没能实现。 如果说我在毯式建筑和场域条件的想法中遗漏了什么，那可能就是建筑的符号化形式与景观环境的融合，垂直性的平面也有成为建筑元素的力量。 这种想法一以贯之地出现在我们所做的小尺度项目如住宅和大尺度的思辨性城市设计项目中。

Sagaponac House

这是我们在萨加波那克做的住宅，可以看出对传统屋顶形式和烟囱的某种借鉴，这些元素其实是设计中的巨大机遇，这是我们综合了“从局部到整体”、“场域条件”和“建筑的符号化形式”这三个想法进行设计的首个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