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宏义：宋人碑传中关于继父嫁母之书写｜202407-109（总第2790期）

感谢顾宏义老师赐稿

原文载《汉籍与汉典》202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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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人碑传中关于继父嫁母之书写

文 / 顾宏义

所谓“若母嫁而子不随，则……无继父之名”，乃是因为女子改嫁时，其幼子大都随母，而得到母亲后夫的抚养，故称之为“继父”。因此，对于继父的礼法地位与权益，国家亦有着颇为明确的规定。如《唐律疏义·斗讼三》中如此规定：“殴伤继父者，谓曾经同居，今异者与缌麻尊同，同居者加一等。余条继父准此。” 同样，对于继父的丧礼亦有相应的规定。《大唐开元礼》卷一三二于“齐衰不杖周”之“义服”下“为继父同居者”条注曰：“子无大功之亲与之适人，所适者亦无大功之亲，是谓继父同居。”又“齐衰三月”之“义服”下“为继父不同居”条注曰：“先同今异。继父有子及有大功之亲，虽同居亦为异居，元不同者不服。” 宋人包括理学大师朱熹亦认可继子应当为继父服丧之礼。《朱子语类》卷八五载朱熹答人问，有云：“问：‘某人不肯丁所生母忧。’曰：‘礼为所生父母齐衰杖期，律文许申心丧。若所生父再娶，亦当从律。某人是也。’又问：‘若所生父与所继父俱再娶，当持六丧乎？’曰：‘固是。’”

与继父情况稍有不同，宋人文献中对嫁母的记载相对较为多见，相关礼仪的规定亦较详备。如《旧唐书·礼仪志七》载天宝六年正月规定，“出嫁母宜终服三年”。至宋时，其丧期有所缩短，司马光《书仪》卷六云“子为嫁母出母报”，服“齐衰杖期”，注曰：“报为母服，其子亦同，若为父后则无服。”其所谓嫁母“即亲生母因父卒改嫁”者，出母乃“及父在被出者”。《宋史·礼志二十八·凶礼四》记载有宋廷就祠部员外郎郭稹为其嫁母“解官行服”之事，详述有关“子为嫁母”行礼之变化：

景祐二年，礼官宋祁言：“前祠部员外郎、集贤校理郭稹幼孤，母边更嫁有子。稹无伯叔兄弟，独承郭氏之祭。今边不幸，而稹解官行服。按《五服制度敕》齐衰杖期降服之条曰：‘父卒母嫁及出妻之子为母。’其左方注：‘谓不为父后者。若为父后者，则为嫁母无服。’”诏议之。

侍御史刘夔曰：“按天圣六年勅，《开元五服制度》、《开宝正礼》并载齐衰降服条例，虽与祁言不异，然《假宁令》：‘诸丧，斩、衰三年，并解官；齐衰杖期及为人后者为其父母，若庶子为后为其母，亦解官，申心丧；母出及嫁，为父后者虽不服，亦申心丧。’注云：‘皆为生己者。’《律疏》云：‘心丧者，为妾子及出妻之子合降其服，二十五月内为心丧。’宰详格令：‘子为嫁母，虽为父后者不服，亦当申心丧。’又称：‘居心丧者，释服从吉及忘哀作乐、冒哀求仕者，并同父母正服。’今龙图阁学士王博文、御史中丞杜衍尝为出嫁母解官行丧，若使生为母子，没同路人，则必亏损名教，上玷孝治。……昔孔鲤之妻为子思之母，鲤卒而嫁于卫，故《檀弓》曰：‘子思之母死，柳若谓子思曰：“子圣人之后也，四方于子乎观礼，子盍慎诸！”子思曰：“吾何慎哉！”’丧之礼，如子。云‘子圣人之后’，即父后也。石苞问淳于睿：‘为父后者不为出母服，嫁母犹出母也。或者以为嫁与出不异，不达礼意。虽执从重之义，而以废祭见讥。君为详正。’睿引子思之义为答，且言：‘圣人之后服嫁母，明矣。’稹之行服，是不为过。”

上述文字亦载于《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七景祐二年八月辛酉条，述郭稹情况稍详：“前祠部员外郎、集贤校理郭稹幼，母边更适士人王涣，生四子。稹无伯叔兄弟，独承郭氏之祭。今边不幸，而稹解官行服”云云。王明清《挥麈录》亦云郭稹因嫁母亡，解官服丧，而朝廷许百官为嫁母“听解官申心丧始此”。

当时其他士大夫亦颇有议论及此者。如刘攽《论出母继母嫁服与王介甫》中有云：

《仪礼》齐衰章：“出妻之子为母。”又曰：“父卒，继母嫁，从，为之服报。”据文继母不言出，因母亦言嫁。或曰：上文继母如母，则继母之出，犹因母也。因母之嫁，犹继母也。或曰：不然。古人妇人有子，则父卒不得更嫁。故继父章，妻穉子幼，子无大功之亲，乃可与之适人。使子能自立，而有大功之亲，则不得嫁矣。昔秦之为俗薄矣，犹云“有子而嫁，倍死不正”，况三代之厚乎？故不言因母之嫁，非以其无服也，有子不复嫁也。继母则不然。夫死，妻穉而无子，则可以更嫁。虽更嫁而从，为之服，以贵终，故著言之。然则继母之出，殆将无服乎？夫母子以天属者也，故虽出无绝道。今继母以义合者，非有天属之爱，而又以罪见出，则恩也义也，为所无施，是以虽不服焉可也。故于上言出妻之子，谓所生也，而下特举继母之可嫁，则明其出与因母不同矣。故因母之适人为不得已，则服可。以继母之嫁，而见之继母之出，为义已离，则服不可。以因母之出同之，礼固有文约而义不相害者如此之类矣。或曰：出何以异于嫁？曰：出者，得罪于父者也。嫁者，不得罪于父，而又尝服三年之丧，终始之义备矣。故子不可不终也。此二说者何如？幸一裁择之。

《礼》不著嫁母之服，而律令有之。或者疑其不同。以予考之，《礼》于嫁母虽不言亲，而独言继，又著出母之服焉，皆举轻以明重，而见亲母之嫁者，尤不可以无服，与律令之意初不殊也。又于为父后者，但言出母之无服，而不及嫁母，是亦举轻以别重，而见嫁母之犹应有服也。余观余正父之所辨贡士之妾母，虽非父卒子幼而更嫁，然无七出之罪，而其去也有故，则其实乃嫁母，而非出也。乐平令尹所论之失，正坐以嫁母为出母，谓有服为无服，而正父之辨之也，亦唯此二者之为急耳。今乃独有“是嫁母也”之一言，而不论其所以不为出而犹有服者，顾反题其篇端曰“不养出母”，又但论其与古之出母者不同，而不可从于不丧之文，则亦自相矛盾，而反以证成令尹之误说矣。予惧夫览者之不能无疑，故书此以质焉。（原注：正父虽不能深明其不为出母，然亦不敢正以出母目之，但篇末一处有“不养出母”字，而自改“出”字为“生”字，亦可见其大指之所在矣。但少著力，分明说破耳。）抑正父之欲使夫人养是母也，将使如何而养之耶？予闻之母嫁而子从者，继父为之筑庙于家门之外，使其子祀之，而妻不敢与焉。说者以为，恩虽至亲，族已绝矣，夫不可二故也。此则是嫁母者生不可以入于庙，死不可以祔于庙，而亦不可以养于家矣。为之子者，率其妇子就母之家，或舍其侧而养之，则于礼也其节矣乎！或曰：“此为母之有家者言之，则可矣。不幸而无以为家，则如之何？”筑室于外可也。

朱熹弟子黄榦尝批评“国博令孙有嫁母之丧闻，不为持服，亦不往哭”一事云：“呜呼！天下固有无母之子哉！贤者之后，礼法之家，一至此耶？想其令孙年少未更事事，必取决于族人之长者，则德渊诸贤皆不得辞其责矣。又闻亦尝谋诸城中长上，以为法不当为服，此大非衰晚所能晓。年来风俗大坏，人纪不立，虽贤士大夫亦未免有可议者。流风滋炽，遂有今夏之事，令人有不忍闻者。然推此不为服之一念，亦何所不至耶？……又闻其令孙来岁便欲赴铨，如此则行将仕矣。君臣父子，人之大伦也。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未有不孝其母，而能忠其君者也。其亟于赴铨，岂非欲急为仕进计耶？方入仕之始，而先犯大不孝之罪，公议凛然，亦何所逃于天地之间哉！求一二年之速仕，而犯终身之大戮，亦非计之得也”。故而“冀德渊诸贤痛为解说，早自悔艾，亟为制服，往奔其丧，服以朞，而心丧以三年，哀痛擗踊，但知有母之恩，而不知有母之故，庶几无愧于为杨国博之孙矣”。

可见，宋代士大夫一般以为子为嫁母持服实属符合礼法之举，反之，不服嫁母之丧则属“不孝其母”之罪过，如此行为，将会造成社会之“风俗大坏，人纪不立”。

由宋廷特为立法条许可百官为嫁母“解官行服”，可知嫁母现象在当时官民间颇为普遍。故王栐《燕翼诒谋录》卷二有云：“士大夫之家不幸出妻，为之子者，非其亲生，犹可不服，苟其所亲生，而视之恝然，则非人类矣。”其并举两事以佐其说：“张永德父颖，先娶马氏，生永德，为颖所出。永德知邓州，于州廨作二堂，左继母刘氏居之，右马氏居之，不敢以出母加于继母。永德事二母如一人，无间言。时大臣母、妻皆得入谒，刘氏存日，马不敢同入禁中。刘氏卒，马始得入谒。太宗劳问嘉叹，封莒国太夫人。此可为人子事出母之法。仁宗景祐三年九月，集贤校理郭稹乞为嫁母服，诏两制、御史、太常寺、礼院议。诏自今并许解官申心丧。” 郭稹之事已见上文。而张永德事，《宋史·张永德传》所载有异：“永德生四岁，母马氏被出，育于祖母，事继母刘氏，以孝闻。……永德出母，后适安邑刘祚。及永德镇南阳，祚已卒，迎母归州廨，起二堂，与继母刘并居。刘卒，马预中参，时年八十一。太宗劳之，赐冠帔，封莒国太夫人。同母弟刘再思，署子城使，于市西里起大第，聚刘族。” 即张永德母马氏不但为“出母”而已，实已改嫁刘氏而为“嫁母”。

因此，不仅宋人笔记野史，即与官修国史关系密切的宋人史籍传记中，有关继父嫁母的情况亦不全然回避不言。如《东都事略》卷十四载神宗“钦成皇后朱氏，本姓崔，父杰，母李氏。后少依任廷和家，冒继父朱士安姓”。《宋史·后妃传》亦云“钦成朱皇后，开封人。父崔杰，早世；母李，更嫁朱士安。后鞠于所亲任氏”。朱氏后贵显，“赠崔、任、朱三父皆至师保”。据史载哲宗继位，朱氏尊为皇太妃，“赠皇太妃曾祖任百祥、祖士清、父廷和太子太保、太傅、太师；继父故供备副使朱士安开州刺史”。如此则朱氏幼年时父死，其母李氏改嫁任廷和，朱氏于任家长大；此后李氏又再嫁朱士安，朱氏便“冒继父朱士安姓”，且成年以后亦未复姓崔，而又视任廷和为父。又《宋史·张蕴传》称其官“通州防御使、开徳河阳马步军副总管。显肃皇后母自郑氏再适蕴，徽宗屡欲以恩进其官，辄力辞不敢受，人以为贤”。按，显肃皇后即徽宗皇后郑氏，其父郑绅，卒于两宋之交。显然郑皇后之母也属改嫁，自郑氏再嫁张氏。又《宋史·贾逵传》称西染院使、嘉州刺史、秦凤路钤辖贾逵“少孤，厚赂继父，得其母奉以归”。则贾逵幼年丧父，其母改嫁。待贾逵仕宦后，以“厚赂”说服继父同意其嫁母回归贾家。

此上所述张永德、贾逵身为大将，朱氏、显肃皇后贵为皇太妃、皇后，其继父嫁母之事皆得书写入“国史”，由此可见宋人对此类事件的一般态度。然则士大夫的情况又如何？上引《宋史·礼志》所述及诸官人，于《宋史》本传大多云及其嫁母情况，如《郭稹传》云：“初，稹幼孤，母边更嫁王氏。既而母亡，稹解官服丧。知礼院宋祁言稹服丧为过礼，诏下有司博议，用冯元等奏，听解官申心丧。” 又《王博文传》云其“为开封府判官，丁母忧。始博文幼丧父，其母张氏改适韩氏。及博文在朝，谓子无絶母礼，请得以恩封之。母死，又谓古之为父后者不为出母服，以废宗庙之祭也。今丧者皆祭，无害于行服，乃请解官持服”。

两宋官员如王博文上请朝廷封赐其嫁母之事并不少见，如《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八六载绍兴五年闰二月壬子，“直徽猷阁、提点淮南两路公事张澄乞以特恩当迁一官，回授出嫁母李氏加封，从之”。

北宋中期，有知广德军朱寿昌“弃官寻母”之事更是耸动一时，据《宋史》本传言其父朱巽，“母刘氏，巽妾也，巽守京兆，刘氏方娠而出。寿昌生数岁，始归父家，母子不相闻五十年。行四方求之，不置饮食，罕御酒肉，言辄流涕，用浮屠法灼背烧顶，刺血书佛经，力所可致，无不为者。熙宁初，与家人辞诀，弃官入秦，曰：‘不见母，吾不反矣。’遂得之于同州。刘时年七十余矣，嫁党氏，有数子，悉迎以归。京兆钱明逸以其事闻，诏还就官，由是以孝闻天下。自王安石、苏颂、苏轼以下士大夫争为诗美之。寿昌以养母故，求通判河中府。数岁母卒，寿昌居丧几丧明。既葬，有白乌集墓上。拊同母弟妹益笃”。

当然，宋时社会虽然对嫁母现象较为宽容，并在制度、礼法层面对嫁母的权益予以一定保障，然而对于个人、家族尤其是对于士大夫而言，究竟并非一件家族荣誉之事，故“国史”列传中所记载者，其主旨在于表彰传主的孝言孝行；不然，即尽量予以回避。如上文所引侍御史刘夔论郭稹为嫁母“解官服丧”时，云及“今龙图阁学士王博文、御史中丞杜衍尝为出嫁母解官行丧”。杜衍乃仁宗朝官拜宰相。据司马光《涑水记闻》云：“杜祁公衍，越州人，父早卒，遗腹生公，其祖爱之。……前母有二子，不孝悌，其母改适河阳钱氏。祖父卒，公年十五六，其二兄以为母私财以适人，就公索之，不得，引剑斫之，伤脑。走投其姑，姑匿之重橑上，出血数升，仅而得免。乃诣河阳，归其母。继父不之容，往来孟、洛间，贫甚，佣书以自资。尝至济源，富民相里氏奇之，妻以女，由是资用稍给。举进士，殿试第四。及贵，其长兄犹存，待遇甚有恩礼。二兄及钱氏、姑子孙受公荫补官者数人，仍皆为婚嫁。” 然检《宋史·杜衍传》，仅云“父遂良，仕至尚书度支员外郎”， 而不及其他。可证。

与传记稍有不同，碑志一大功用在于表彰墓主的平生勋劳，以为光大家族荣誉，因此，在礼法社会里，碑志文内不言及墓主的继父嫁母情况也颇自然。但据现见文献，仍可见部分碑志述及其继父嫁母情况。其中当以仁宗时参知政事范仲淹之事最为著名。

范仲淹，《隆平集》卷八云其“二岁丧父，而母改适长山朱氏，故从继父姓。大中祥符八年登进士第，曰朱说。后丧母服除，始复其姓而改今名”。《宋史·范仲淹传》云：“仲淹二岁而孤，母更适长山朱氏，从其姓，名说。少有志操，既长，知其世家，乃感泣辞母，去之应天府，依戚同文学。……举进士第，为广德军司理参军，迎其母归养。改集庆军节度推官，始还姓，更其名。监泰州西溪盐税，迁大理寺丞，徙监楚州粮料院。母丧去官。” 可知《隆平集》云范仲淹直至“丧母服除”，始复姓改名者不确。又据《中吴纪闻》卷二《范文正公复姓》云：“范文正公幼孤，随其母适朱氏，因从其姓，登第时，姓名乃朱说也。后请于朝，始复旧姓。” 此乃因为范仲淹尝改从继父之姓，并以朱说之名应举，待进士及第、入仕任官以后方归宗复本姓，其情况与上文所述的杜衍颇有不同，故其本传内必需对其母改嫁、其改姓名应举入仕之事有所交待而致然。故亦正因为此，富弼《范文正公仲淹墓志铭》、欧阳修《资政殿学士户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铭》皆载录范仲淹之母改嫁、其从姓继父以及中举入仕后复姓改名之事，如《宋史》本传所言。但《神道碑》、《墓志》云云依然颇有讳饰之处。

富弼《范文正公仲淹墓志铭》云仲淹“不幸二歳而孤”，其母“吴国太夫人以北归之初，亡亲戚故旧，贫而无依，遂再适朱氏。公既长，未欲与朱氏子异姓，惧伤吴国之心，姑姓朱。后从事于亳，吴国命始奏而复焉”。又云“朝廷以公贵，用太保、太傅、太师追赠三代，……妣陈氏、谢氏为太夫人”。按，范仲淹卒于皇祐四年（1052），年六十四，则当生于端拱二年（989），二岁乃淳化元年（990）。又据范仲淹《太子中舍致仕范府君墓志铭》称其兄范仲温卒于皇祐二年，享年六十六，则淳化元年时六岁。又《范府君墓志铭》云其“生于京师，幼孤，还苏台，与诸从兄弟居”。而《姑苏志》卷三四《冢墓》载“范文正公仲淹祖墓在天平山三让原”，其父范墉墓在焉。据此则可推知范墉归葬姑苏之时，范仲温当随柩南还，“与诸从兄弟居”。故范仲淹母“再适朱氏”，似非仅因为其于“北归之初，亡亲戚故旧，贫而无依”而已。而范仲淹“既长，未欲与朱氏子异姓，惧伤吴国之心，姑姓朱”，显属饰讳之词。至欧阳修撰《范公神道碑铭》，则改曰：“公生二岁而孤，母夫人贫无依，再适长山朱氏。既长，知其世家，感泣去之南都。……祥符八年举进士，礼部选第一，遂中乙科，为广德军司理参军，始归迎其母以养。” 对范仲淹尝从继父姓朱氏之事避而不言。

南宋理学大师朱熹虽在不同场合引用程颐之言，强调女子“失节事大”，但在《安人王氏墓表》中，亦尝记录华阳范氏之嫁母事：知雅州卢山县范漼，以其“仲兄洪雅君蚤卒无子，范君将以少子仲芸后之，未及而终。后六年，仲芸奏名南省”，范漼夫人王氏“大合族党，申范君之命，以告于祖祢，而卒使奉其祀焉，闻者皆以为难。洪雅之妻前已更嫁，至是乃卒，人以其服为疑，夫人曰：‘《礼》不为嫁毋服，而律有心丧三年之文，且是尝为洪雅配，得不为芸母乎？’即日命仲芸服丧如律，闻者益以为难”。并指出王氏“至其出少子以后仲父，既又使之服其所后嫁母之丧，则处变事而不失其权，有当世士大夫之所甚难而深愧焉者”。又，宋末黄仲元《故进士谢春塘墓铭》载录南剑州将乐人谢汉章号春塘，举进士，有云“孝为百行之先。春塘六岁失怙，八岁而母赵嫁十四，而大父母继殁，嫁母与后夫突如来如，阳曰恤孤，阴则剥庐鬻产而去，家事落矣。他人不堪其忧，春塘一身百难，自童儿至没齿无怨言”。按，其上一例云范仲芸之继母已改嫁他氏，然仲芸仍为其改嫁之继母服“心丧三年”如律令；而下一例乃云谢汉章之嫁母伙同后夫盗夺前夫家财，并弃亲子不顾，皆非常情，而墓志特予载录，乃其目的一则为表彰王氏“处变事而不失其权”，一则为彰显墓主谢汉章的大孝。

因为宋人对于嫁母之态度宽容如此，故亦有不回避而特为嫁母撰作墓志者。如韩元吉《安人卢氏墓志铭》称徐文卿请韩元吉为其母卢氏撰墓志铭，云其父徐人杰字汉英，官考功郎官，娶夫人卢氏。卢氏“年十七以嫁复州教授周君之才，有子与女三人矣。周君不幸即世，夫人提其孤，奉其柩，由数千里归。居且十年，不忍去其姑之左右。逮终姑丧，乃若有所不容者。夫人之母徐叹曰：‘吾女无所托矣，必托于士之贤者，庶几其肯从焉。’而考功久失其配，遂以夫人归徐氏。……抚其前氏二子如己出，已乃自生子，文卿也”。可知卢氏是再嫁徐人杰而生育徐文卿。

此外，南宋罗点笔记《闻见录》尝载，有一女子先后为两夫家生养隽子：“陈瓘之父与潘良贵父情好甚笃，潘一日谓陈曰：‘吾二人官职年齿相似，独一事不如公。’陈问之，潘曰：‘公有三子，我乃无之。’陈曰：‘吾一婢已生子矣，当以奉借。它日生子，即见还。’既而遣至，乃了翁母也。未几，生良贵。后其母遂往来两家焉。” 其事或出传闻失真，但宋时确有如此事例，并记载于墓志者，陈傅良《新归墓表》有载林乔年“少孤，母曹氏改适城南张公子充，尝举八行，为国子学录，所谓草堂先生也。生张孝恺，字思豫。二子长，甚相欢，其尚气节，襟度易直，与人倾尽，仪容修整，又甚相佀，然皆事母孝”。甚至还有嫁母死后为两家子孙争葬者，如南宋“乾道间，单尚书夔生母本媵也，又往耿氏生侍郎延年。及死，尚书、侍郎争葬其母，事达朝廷。孝宗曰：‘二子毋争，朕为葬之。’衣冠之家以为美谈”。

宋廷既规定官僚需为嫁母解官服丧如前所述，为嫁母断两家争葬事又复如此，以申扬孝道，则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民间就容易随之出现出格走极端的现象。如韩琦《故将作监丞通判陜府张君墓志铭》载张唐卿通判陜府事时，“民有孀母再适人而死，及葬父，而痛母之不得祔于其尊也，乃从继父圹中盗母之丧而归，与父同瘗焉。事败，时君权府事，有司请论如法，君曰：‘是特知有孝耳，乃可以常法断之邪？’遂杖而释之，然后具其事以闻，朝廷是之”。甚至有如刘攽《刘公行状》所记载者：“大姓范伟积产数巨万，冒武功县令范祚为其祖。伟所取信者，持祚为令时黄敕耳。伟家不徭役者五十年，更西事调发，下户困敝，而伟自若。盗相祚墓，以己祖母合葬之，谩云祚继室也。雷简夫以处士登用，能为文辞。伟赂简夫使为墓碑，以信其伪。伟因此出入公卿间，持府县短长，数犯法，至徒流，辄以赎去。长安人皆知伟罔冒，畏伟不敢言；吏受赇者辄为伟蔽匿。公（知永兴军刘敞）因事发之，穷治伟伏罪，长安中讙呼称神明。会大赦未断，而公去雍。伟因谋反变前状，自后连五狱，证逮四五百人，展转二年。朝廷以委御史，乃不得变。而伟亦以更大赦，杖之而已。长安人恨之。” 按，范伟犯下以“继室”为名冒领祖宗的不道行为，官府仅“以更大赦，杖之而已”，似也可证明宋廷亦不以为此举属“十恶不赦”之事。故前述张唐卿于断案时，针对有人“从继父圹中盗母之丧而归，与父同瘗焉”之事，仅“杖而释之”，而“朝廷是之”。又约同时，“苏寀给事为大理寺详断官，时民有父卒，母嫁者，闻母死已葬，乃盗其柩而祔之。法当死，寀独曰：‘子盗母柩，纳于父墓，岂与发冢取财者比？’请之，得减死”。又有“侯瑾少卿提点陕西刑狱，时河中有民父死，母改嫁十余年，亦死，辄盗发冢取其棺，与父合葬。法当大辟，有司例例轻，瑾请著于令。此乃用寀所请为例者，盖母与后夫同穴而葬，于是发其冢取其柩，故论以劫墓见尸之法而请之，仅得减死也”。颇可见一时风气所尚。

至南宋中期，此类盗墓改葬嫁母之事更为多见，时有告上官府予以案断者。如黄榦有《京宣义诉曾嵓叟取妻归葬》判词，称女子“周氏初嫁曾氏，再嫁赵副将，又再嫁京宣义。则周氏于曾家之义绝矣，既为京宣义之妻，则其死也，当归葬于京氏”。然京宣义以开禧二年十一月娶周氏为妻，次年八月归隆兴府，“经及两月，周氏以京宣义溺于嬖妾，遂逃归曾家。自后京宣义赴池阳丞，周氏不复随往。至去年八月间，周氏身死。京宣义与周氏为夫妇仅及一年，而已反目，不相顾矣。既溺于嬖妾，无复伉俪之情；又㩦其妾之官，而弃周氏于曾嵓叟之家者凡四年，又岂复有夫妇之义乎！周氏于曾家固为义绝，而京宣义之于周氏，亦不复有夫妇之义矣”。至此“京宣义经使军陈词，取妻周氏归葬”，于是与“周氏之兄周司户及周氏前夫之子曾嵓叟”发生争执，京宣义称“始乃娶赵副将之妻，不应曾嵓叟占留以葬”，然而黄榦判案，以为京宣义如此行为，乃“特欲搔扰曾嵓叟之家，以装奁诬赖，因以为利耳”，指出“周氏之嫁京宣义，乃自曾家出嫁，其避京宣义之妾而归也，亦归于曾家，岂得以为与曾家无干涉乎？周氏于曾，固为义绝。在法‘夫出外三年不归者，其妻听改嫁’。今京宣义弃周氏而去，亦绝矣。以义断之，则两家皆为义绝。以恩处之，则京宣义于周氏絶无夫妇之恩，而曾氏母子之恩则未尝替也”。并云“京宣义公相之子孙，名在仕版，不应为此闾巷之态，妄生词欣周氏之丧”，此“岂士大夫之所当为哉”，故断云：“乞行下听从曾嵓叟葬，仍乞告示京宣义不得更有词诉。” 可见黄榦断此案以情，即所谓“以恩处之，则京宣义于周氏绝无夫妇之恩，而曾氏母子之恩则未尝替也”，令归葬于曾氏。

此类嫁母遗体究竟当随前夫抑或后夫合葬的问题，作为朱熹高足黄榦，乃从“母子之恩”角度，并因周氏与后夫京宣义似无生育子嗣，且与之夫妻“义”“恩”已双绝，故判决周氏当与前夫曾氏合葬。当然，此情况乃与嫁母与后夫又生育子嗣者不同，如上述南宋乾道年间，尚书单夔、侍郎耿延年“争葬其母”之事。但范仲淹对其嫁母葬地的选择，是既未与后夫朱氏合葬，亦未归葬于前夫吴县范氏墓园，而是别葬于河南府河南县万安山麓。就礼、情而言，相较于子嗣为显示其“孝道”而“争葬”嫁母之举，范仲淹的选择显然较为合适。

世人一般认为，宋代礼法社会颇强调妇人“失节事大”，强调“烈女不更二夫”，即反对女子再嫁，但其实在宋代，妇女（上至皇族、显宦，下至平民走卒）再嫁、改嫁仍是一颇为普遍的现象。虽然理学家们竭力劝诱孀妇守节，却效用不显。如淳熙年间，前宰相陈俊卿之女婿郑鉴（字自明）卒，陈老夫人欲让其女再嫁，朱熹闻知，即写信给陈俊卿之陈守（字师中），有云：“自明之亡，行且期矣。……朋友传说令女弟甚贤，必能养老抚孤，以全《柏舟》之节。此事更在丞相夫人奖劝扶植以成就之，使自明没为忠臣，而其室家生为节妇，斯亦人伦之美事。计老兄昆仲必不惮赞成之也。昔伊川先生尝论此事，以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自世俗观之，诚为迂阔。然自知经识理之君子观之，当有以知其不可易也。伏况丞相一代元老，名教所宗，举错之间不可不审。熹既辱知之厚，于义不可不言。未敢直前，愿因老兄而密白之，不自知其为僭率也。” 而陈守女弟，最终也是“适故著作佐郎郑鉴，再适太常少卿罗点”。于朱熹自言“自世俗观之，诚为迂阔”上看，可见“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说并不太受世人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