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个20年,
我们对香港电影期待什么?
文 | 孙佳山(中国艺术研究院)
时光荏苒,再次听到刘德华、那英翻唱的《东方之珠》的旋律和歌声,那种并不违和的质感,瞬间就可以让我们再次触碰到那个年代的情感和记忆;但我们可能也从未意识到,或许也真的是不愿意面对,今天与那段记忆的标识——是20年。
是啊,20年,足以轻松装得下两三代人的青春。20年前香港电影的那些光影声象,也以我们当初绝未曾料想的方式,如此的深置在我们的情感结构和文化记忆之中,以至于这个年代里的中国电影,无论类型片、艺术片,地上的、地下的,都还在以各自的方式,不断地向其致敬。
那个年代也以它自身的方式,悄无声息地构成了我们当下生活的起源,我们今天的日常生活之所以能够呈现出这样的样貌,都能在那个年代当中找到来龙去脉。
那么显然,20年前的香港电影,为何在“香港电影新浪潮”之后的20年时间里,“不知不觉”地获得了那样的文化位置?它们在随后的回归20年当中到底又经历了什么?这些都是我们展望香港电影的下一个20年的基本前提。
1974年,许冠杰、许冠文兄弟的港式草根喜剧片《鬼马双星》一炮走红,使得香港电影终于摆脱了粤剧电影和古装武侠片的束缚,进入到了专门为作为“亚洲四小龙”时代文化消费主体的新兴中产阶级,制作商业类型片的“香港电影新浪潮”。
尤其经过1976年的《跳灰》《临村凶杀案》、1978年的《咖哩啡》《捞过界》,到了1979年及之后,《点指兵兵》《蝶变》《疯劫》《父子情》《半边人》《最爱》《阿郎的故事》等一系列“香港电影新浪潮”的代表作开始以井喷的方式持续涌现在银幕上。
包括港式警匪片、港式武侠片、港式爱情片等在内的多个类型,在那个年代的辐射范围也非常广泛,不仅仅在内地和华语地区产生了深远影响,对于东南亚、韩国,乃至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同样具有相当的“启蒙”示范意义,也是迄今为止华语电影能够和好莱坞“掰手腕”的屈指可数的几个类型。
而且,在“香港电影新浪潮”如日中天之际,恰好也正是改革开放大幕开启的时刻,其对于当前内地的很多主流导演都有着烙印性的影响,甚至已经成为了那一代人的一部分集体无意识。
随着1997年香港回归,由于地缘格局和话语空间的历史性变迁,尤其是2003年《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在内的一系列协议、协定的制度性框架,“新浪潮”之后的香港电影的表意策略和文化功能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和调整。从那时起,香港电影拉开了大规模的“北上赚钱”的帷幕。
当然,“北上赚钱”还有着更深层次的历史背景,由于1990年代中期以来,数字化革命浪潮席卷了美国电影产业,好莱坞大片经过《侏罗纪公园》《玩具总动员》《泰坦尼克号》的跳跃和累积,在《星球大战》系列之后再次大范围收割全球电影票房,美国电影年度票房冠军的全球票房总额也拉升到了10亿美元的门槛。
以港式警匪片、港式武侠片、港式爱情片等为代表的香港电影,自然失去了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这十几年间在内地、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所开拓的票房疆域,6000万港币,迄今为止都是香港本地电影票房的天花板。
因此,与其说香港电影在新世纪的长时间低迷,是所谓香港电影在回归后受华语电影格局的冲击所致,不如说是香港电影自始至终都没有找到应对完成数字化革命后的新时代好莱坞大片的策略和节奏。
所以,不管主观上是否愿意面对,“北上赚钱”事实上是其唯一的现实选择。
只是从那之后至今10年左右,香港电影的“北上赚钱”之路,并不顺畅。
由于内地电影市场在2002年开始实行彻底的院线制改革,内地电影市场的规模、体量开始爆炸式增长,在票房平地惊雷式的迅速跃升至世界第二的同时,内地的电影观众也由传统的北京、上海、广州等一、二线城市开始向三、四线城市和主流媒介基本不了解的更为辽阔的众多县级市扩散,这一切都远远超出了香港电影在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的原有认知结构。
所以,香港电影等曾经屡试不爽的各式商业电影类型反而不断碰壁,那些无比自豪的优越感的过快丧失,一度导致内地的电影审查制度成了香港电影在内地举步维艰的替罪羊,“北上赚钱”并不是想象中的手到擒来、一马平川。
直到2013年《毒战》的出现,这一尴尬的颓势才得以扭转。一直号称要“北上赚钱”的香港电影,还是通过其最为擅长的港式警匪片类型找到了突破口。
尽管还是有一部分香港电影人将《毒战》的成功,归因于是所谓的突破了内地影片的审查限制;但只要对华语电影稍有基本认识,就能充分意识到该片真正的示范意义:
即香港电影的成功商业类型元素,在香港回归近20年之后,终于和内地的主流商业影片找到了和谐的共振节奏——
《湄公河行动》《非凡任务》在吸收了香港电影的成功商业类型元素之后,一样可以讲好这个年代的中国故事,5亿、10亿的票房蛋糕自然也就水到渠成。
从目前看,香港电影已经完成了持续10年左右的阶段性调整,依托内地“坐二望一”的巨大市场空间,以港式警匪片、港式武侠片、港式爱情片等为代表的几种成熟的类型影片,开始逐渐摸索出了适合自己的发展模式和路径。不知不觉间,在中国电影票房的前300名当中,香港电影也已占据了20%。
随着香港社会在回归后20年光阴里的波诡云谲、错综复杂的形势变化,丰富的社会现实使得近年来的香港电影呈现出了回暖的趋势,出现了《踏血寻梅》《树大招风》《十年》《老笠》《选老顶》《Good Take!》等一系列不同类型和风格,也极具争议的影片。
我们应该看到,在这些电影的背后,一批1980年前后出生的年轻导演和编剧开始登上了香港电影的舞台,他们与前辈相比显然有着不一样的知识储备、情感结构和艺术感受、表达的方式、方法,他们正在创造出一批在精神气质上溢出传统范畴的新的香港电影。
这一周期的香港电影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多义性,也正在开辟出一个传统香港电影所不具备的全新的公共文化空间,在这个全新的场域内,各种话语将有着更为激烈的交锋。在可预见的未来,也就是下一个20年,鲜明的意识形态性将是这一波“回暖”的香港电影的集体标签。
也就是说,在这一阶段,差不多所有的题材和类型,都将会出现政治电影的影子,不管香港电影人愿不愿承认和面对,这恐怕都将是一个无法摆脱的轮回。
因为自1970年代末开始的全球冷战格局的全面转型,使包括香港在内的所谓“亚洲四小龙”被选定为资本主义阵营的示范“橱窗”,担负起独特的文化冷战角色;而从“新浪潮”时代开始,香港电影就多多少少地参与到,这种事实上就是基于冷战文化结构所衍生出的,香港“本土意识”的人为建构的历史过程。
从1970年代末一直到今天,这种寄生在冷战年代的“本土意识”,在今天经过新自由主义的“易容术”之后的蝴蝶效应,已经内化到香港当下的文化政治和身份认同的斗争当中,而且还将继续遗祸四方。
这种脱胎于冷战年代的“本土意识”对香港电影的想象力的绑架,也远大于任何臆想中的意识形态管制。
《踏血寻梅》《树大招风》这一系列不同类型和风格也极具争议的影片,都是这一脉络的产物,纵然在艺术表现上它们互有高下;但无疑这些影片全部深陷在主题先行的泥淖中,既没有开拓出新的商业类型,也谈不上创造出真正新的、有开拓性的艺术经验。
然而,这并不见得就是这个年代的香港电影的缺陷和污点,更为绝望的香港电影未尝不是正在寻找一个全新的起点。
众所周知,并不是只有在政治经济周期的高点才能诞生伟大的影视作品,如果能够在时代浪潮的沉浮中对于自身命运有了更新的感受和认知,这又何尝不是这一历史周期内香港电影的最大收获?
我们需要做的并不是要迅速辨识出其中哪些话语更为合理,真正有价值的尝试是让各种话语充分展开和显影。
这既是探索香港电影的全新的表意空间,进而实现包括港式警匪片、港式武侠片、港式爱情片等在内的各种影片类型的真正翻新的有效途径;也是使香港电影在当下这个过于烦躁和喧嚣的现实话语场域下,能够沉淀下来的唯一可能。
惟其如此,香港电影才能对加深华语电影文化工业的根基做出自身的历史贡献,是大投入、大制作的大片和有探索、有深度的艺术电影得以不断生长的土壤,而不是华语电影在今天的本末倒置和好高骛远。
在此基础之上,成熟起来的将不仅仅是新的香港电影,还有可能是对于当下香港来说最为重要的,真正成熟的、开阔的、理性的政治意识。
这或许就是下一个20年,我们对香港电影的最大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