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稿｜许章润：自由主义如何在中国落地

讲者：许章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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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晋之际，中国文明迎应佛学义理，直至隋唐而未几，但历经数百年，终究吸收转化，由此而有宋学，为华夏文明更添一层次，再开一境界。晚近以还，如何实现自由主义与儒家仁学义理的内在沟通，早已随着西学东渐而逐渐展开，迄而至今，同样人在途中。此不惟占据中土学人心思，亦为不少汉学研究者的作业，蔚为一种思想史和比较文化研究。举凡儒学民主、儒家宪政、儒学社群主义、人道主义和儒学义理的衔接等项命题，为此揭示着多元的可能性。如此这般，放眼大中华，自由主义已然局部肉身化，于建政立制中落地生根。最后的结局将会是何种人文格局，未来的历史自有交待，但眼下却需预为言声，既在明示来路，更在寻觅去路。这也是这场“自由主义与中国文明”对话的背景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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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复兴是中国文明和自由主义的双重胜利

今日中国文明随着经济增长，渐现复兴势头，意味着中国文明与自由主义的双重胜利。一方面，中国的复兴是中国文明返本开新、自我发展的自然结果，自不待言；另一方面，它是百多年来吸纳包括自由主义在内的各种西学元素后的综合生发过程，有以然哉。两头结合，截取融通，方始有大中华文明圈的整体崛起。

此话怎讲？请容从头说来。

在下于法学院教书，靠贩售法理吃饭，一晃三十年。听说，曾几何时，一些学生调侃本院教授中也有几位法盲，幸居其列，恍兮煌兮。学生自有学生的眼光，毕竟年岁小。不过，此事真假不论，但它说明我们法学院的学生也好，教师也罢，其心智和心性之不甘也不能仅只囿限于规则和规范这一浅显层面，而另需超越性支撑，则是不言自明的。小而言之，则知识论意义上法学和法学家之需获得“文史哲”知识背景的滋养，更是题中应有之义。故而，有此超出法律层面细加论说的必要与可能。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A·熊彼特说，倘若一个经济学家不同时也是一名数学家，尤其不同时是一名历史学家，则不能胜任自己的专业。话音犹在，滋味深浓，虽指向不同个案，但说的正是这个意思。

刚才纪霖宗兄谈到自由主义所须应对的社会政治伦理层面，以及这一层面之外和之上，尚有“苦难”和“对于生命的畏惧及其困境”等诸般问题。的的确确，其为日常经验，也是学思和理论指向的对象，更是生命对于存在之永恒焦虑的本身。一己生命的困顿和社会大众的苦难，我想，这是促使一切理论一切思想启动思旅、逼迫古往今来一切有心肠的人不免痛定思痛的一个直接原因。文化的承担力就表现为正面直视苦难的勇气和张力，而为现世生活立境界，为当下人心示路向，为踟蹰不前的现实开新局。就拿今晚的话题“自由主义与中国文明”，特别是与中国文明中的核心部分儒家文明的关系而言，虽说例属百年来理论上的老话题，却是中国文明的新课题，而牵扯到我等华夏中人的“困境”和“苦难”，实在无法躲避，必得要去讨个说法。

因为，非有个说法，不然就没个活法，而民族生活无由立法。

其间一线脉络是，自从晚近中西交通以来，东西冲突频密，自由主义及其所表征的政体展现出无与伦比的正当性，因而，如何让它在中国生根，遂成问题，一个躲也躲不掉的大问题。换言之，自由主义及其一套政制设置对于中国文明来说是不是可欲的？如果是可欲的话，那么，如何落地生根成长，渐成中国文明中的有机组织部分？特别是其政治制度如何逐渐于中华大地肉身化，并且融会为中国人日常生活实践中之洒扫应对、言谈举止？凡此种种，早已构成一个百年问题，大家一直在追问，也一直尚未能够获得圆满解决。我个人的感觉是，其实这一问题已有局部的答案，不用凄惶，更不用悲观。因为放眼大中华地区，民主在台湾获得了初步的胜利，相对而言，甚至是较诸泰国式民主更加优越的展现，而法律之治至少作为一种国家理性和社会治理术，在整个大中华地区都有不同程度的呈现。尤其是在香港地区，历经港英当局的培植和全体居民的努力，使得其为“中国先法治起来的地区”，更不待言。晚近三十五年来的中国，一方面轰隆隆“改革开放”，包括“建设法治”，“建设法治国家”，另一方面，有法不依却成为一个普遍、广泛和长时段存在的大众现象，文野不免，朝野不避，实在触目惊心。但是，即便如此，放在一个半世纪的转型历史中，较诸往昔，平心而论，今天的中国，法律之治作为政统的有机组织部分，其正当性，其可欲性，其制度性落实，乃至于其生活实践性之体现，对于朝野两方，均早已不言而喻，也都有一定进展。不管内心怎么想，实际上怎么做，至少，明面上都咸口同声说好，而唯唯诺诺，无法公开违忤了。而这就是进步，来之不易的进步也！

在此，有一个问题，不无讨论的意义，那就是自由主义是否能够直面中国文明的苦难，包括如何回应诸如“落后就要挨打”与“1840情结”等民族主义的命题和隐痛，怎样解释西方列强对于现代中国的成长的复杂心态等国家间政治问题。即便无法面对具体苦难，但也必须对苦难问题在一般意义上多所回应，在人生哲学和生命政治意义上给予理论性阐释，才可能于内在骨血上回应文明关切，而贴应中国文明的忧患心弦，最终融会于中国文明。至少，它必得回答自由主义的一整套政治价值理论背后的德性伦理与文明的内涵问题。此时此刻，中国人无论在整体制度安排上，还是在个案的解决上，仿佛都有不同的看法，使得这一问题不仅存在于理论讨论中，而且，发生在每一实际个案上。就我较为熟悉的法律专业领域而论，近世中国的每一项立法，乃至于每一个关键条文，似乎都牵扯到不同价值理念的冲突，“古今中西”一齐登场，动辄噼里啪啦一场混战，使得中国的立法过程实际上是各种源起于西方的现代价值理念和理论思想的“东方战场”也。清末“妓女是否具有选举权”固为一例，近年反垄断立法中大型国企可堪控诉问题，同为一例。

我个人读史，曾经遇到过一个案例，也有助于反思自由主义的德性伦理问题，当时哑然，复读揪然，事后泫然，再思默然，切切以为大值得探讨。它不是别的，就是“哈耶克的婚事”。各位知道，哈耶克是自由主义思想大师，也是冷战思想家，其“婚事”颇耐人寻味。哈翁早年爱恋的情人，年龄相仿，仿佛青梅竹马。后来他到美国读书留学一年，正好赶上“一战”，两人失联。少女久等无果，无奈之下，另结姻缘。哈翁回国后心灰意冷，也择偶婚配。一晃30来年过去，再度重逢之际，少年恋人白头翁，得知其间阴差阳错，后悔不迭。正好她的原配去世，遂决意圆梦，断然与已经给他生育了三个子女的妻子离异，再与自己的少年恋人喜结良缘。

哈耶克

各位如何看待这件事情？是否听后怦然心动？倘若读史至此，只以“生活琐事”一带而过，“无损于他的伟大光辉”，而不曾沉吟良久，可就没心没肺了。须知，此类“生活琐事”，其于哈翁，以及多数男女，不，不是多数男女，而是几乎所有男女，恐非小事一桩也。——毋宁，胸头撞鹿，心头流血，伤筋动骨呢！否则，岂非婚姻不是事也，岂非哈老不是人也。上引熊彼特，一生梅开三度，亦非等闲之辈，可能也有值得寻思之处多多，而折射其人生理念、社会生态与时代的价值哲学。在下曾作一文，未刊，题目就叫“哈耶克的婚事”，与此前发表的“哈耶克的英文”对应，旨在追索哈老的心路历程。当年哈耶克访问台湾，粉丝殷海光求见，结果哈老不见，反而去见独裁者蒋中正，这让坚定的自由主义者殷先生们失望而困恼，其郁郁乎可想而知。对此在下也想作文，以“自由主义者的苦闷”为题，惜乎资料不足，未能杀青。此为筹谋中的“哈翁三论”，骎骎然，十年将逝，迄今只完成一论矣！

话题收回来，对于哈老的婚事，如果站在一个自由主义者的立场，径言“我的事情我做主”，我作为一个“天生德于予”的德性主体，于生命实践中本着追求真爱的立场，我有权选择我生命中的另一半，云云，这是一回事，自是一种答案。但是，如另开视角，从某种传统儒家伦理而言——但愿不是乡愿——一个女人跟了你将近30年，为你生了三个孩子，朝朝暮暮，没有爱情也有恩情，没有恩情也有人情，哈老，你此时此刻绝然将她舍弃，则德性何在？下得了手吗？这又是一回事，别为一种答案也。实际上，哈老在芝加哥大学退休以后，颇感潦倒，回到自己的祖国，在萨尔茨堡大学找了个教职，在他感受等于是在一所闭塞的乡村学舍混饭等死。恰在此时，天上掉下个诺贝尔奖馅饼，这才柳暗花明，阴霾笼罩的人生天空豁然开朗，晚境荣华矣。——人生际遇，明暗之间，有时不过是一步之差，可就有天地之别，夫复何言。“好女儿，净心，稳步走，爱护这一线微光，决定你来生的归趋”，此时此刻，只能诉诸诗咏呀！

各位想一想，在中国人的价值立场，在我们某种传统的儒家价值观看来，这是一个功成名就者对于糟糠之妻的抛弃呀，了不得哟！但是，从自由主义理路迎应，这样的指责能不能成立？他会不会接受这样的指责？则又当别论。我想，他是不会接受的，所以他才会心怀感激，却问心无愧，安然而坦然，释然又怡然。至于前面伸言“某种传统的儒家价值观”，实在是因为我理不清，剪不断，有待各位新儒方家指教一二者也。

在此，我是这样理解的。抛开哈翁的婚事，但言一个“痛”字。可能，某一生命个体的困顿，必然牵扯到对方的苦痛，因而也就是社会的痛。既是社会之痛，痛痛相关，只能在关系的扭结中求转化，求纾解，或者，竟是无解，而痛到底，痛死为止。不管是“画楼无处，著东风”，还是“中间白鹤，驾东风”，抑或“小梅摇落，不禁风”，朋友，都是一个痛字啊！恰恰在这一点上，我认为立基于个体原子论的自由主义遭遇到了当代危机。盖因将德性屏蔽，于伦理层面便无法招架此番痛痛相关之问，而顿失深厚，面对苦难这一大是大非之时只好无言，径以“个人私事”打发了事。实际上，自由主义的当代危机不仅展现在欧洲文明于晚近几十年间遭遇到的文明劲道的衰颓问题上，而且，它说明自由主义一旦肉身化，已然成为既定政治制度安排之后，便为道统，自我腐蚀的趋势遂明滋暗长，其日趋僵化的心路历程也就启航了，从而，也就是将自家生命力打入冷宫之时。好比当年科学反对宗教，蔚为一种新兴力量，开放而质朴，刚健复诚实，具有感天动地、撼天动地的生命力。倏忽间三四百年过去，经磨历劫，科学将宗教打入了冷宫，自家成了正统。在当今人类的知识世界中，科学早成霸主，惟我独尊。各位，实际上科学在今天成了一个独断论的话语体系，影响所至，使得刚才主持的同学介绍说有的学生傥论，但凡“不用计量和定量研究的理论”，换言之，“没有数字图表”的，均不值一听，岂非笑话，何其悲乎！此与“不用英语教学和写作的大学就不是、也不可能是世界一流大学”的论调，所指有别，而理路如出一辙，盖均不明所以然也！

对于自由主义的当代危机，暂且搁下，我想讲一个在此论域中涉关现代中国的观点。今年8月底到9月初，国际朝圣山学会在香港召开年会，最后一天的主题是“中国的成长与自由主义的未来”，我正在准备讲稿。届时我想说的一个观点是，如果回看海峡两岸四地百多年来的生聚教训，尤其是中国大陆晚近的成长，它恰恰证明了一种“双重胜利”，即中国的成长和东亚文明的复兴是自由主义与中国文明尤其是儒家文明合奏共鸣的双重胜利。

一个典型的明面上的理据是，百多年来，中国的儒家文明展现了一种接纳异域文明的宽阔心胸和消纳能力，而自由主义的价值观经过五代人的吸纳、消化与融会，已然有选择性地在中国文化中间扎根了。各位，今天我们讲人格平等，今天我们讲自由意志，今天我们讲秉持德性伦理而不违背规范伦理去追求“我的”自由和幸福，今天我们讲在自由与平等的社会政治条件下，我享有追求幸福的权利，以及自主选择超越性向度的自由。——凡此种种，都是些什么立场、价值和理路？朋友，这不仅是儒家所讲的“收拾精神，自做主宰”这一德性伦理观，同时也是自由主义的个体价值观。它们于不期然间落地生根，仿佛已然完美地融合于当代中国公民的身心，见诸他们日常的洒扫应对，习焉不察。这难道不是自由主义的胜利，同时也是儒家义理和中国文明的双重胜利吗！？诸如此类，我相信，大家各自去体认和揭示，必定还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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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民需要政治发言权

任锋博士指出，儒家难道仅仅是基于农耕文明，由汉族发展起来的狭义上的意识形态吗？毋宁，儒家提供了一个比较能够适应不同经济社会形态，以及混融、整合和凝聚多族群信仰的公共框架。即便是在此刻的世界，儒家伦理恐亦不止于生命伦理和生活哲学，而有其政治哲学的建构意义。任锋博士并提议在下于现代国家理性，特别是“自由民族主义共和法理”视角，对此作一“深思熟虑”的“深刻”解析。

是的，凡此心事，总是心思，萦回脑际，却难说“深思熟虑”，更谈不上“深刻”。身处这一波转型时代，一个两百年大转型的收尾阶段，所有的看法和认识可能都是临时的、阶段性的，也是局部的和相对个体化的。此为宿命，惟有不世出的超一流思想家，横空出世，挟山超海，庶几乎得能幸免。可惜，今晚，他或者她都不在场。正所谓天涯行客，惆怅如丝，关山望断，一将成名万骨枯也！

我有一个观感，也许有助于分析。什么观感呢？但凡枢纽文明，不论春秋战国和秦汉之际的古典中国文明，还是地中海亚平宁半岛爱琴海养育的古典希腊罗马文化，可以看出，这些大型文明，都建构起自家一系列秉具普遍性的系统学说和整套理论，关乎天人、生死、神俗、灵肉、祸福、义利、知行和动静，徊惶于此岸和彼岸，纠结在上帝之城和世俗之城，诸端纷繁，而理一象殊。而且，的的确确，大开大合，席天幕地，都各具普世性格。放眼望去，近代东西大分流与大汇合之前，实际上是这些秉具普世性格的价值和思想在引领着人类生活，道不同却并行不悖，利有异而各取所需。只是在近代，大分流和大合流之后，各自宣称具有普世性的理论，包括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包括儒家思想和西方基督教，所谓的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乃有碰撞，而遽然冒出个谁才具有普世性价值，或者，谁才更具普世性格这一问题。当然，并非说此前一家亲，和气团团。否则，等于无视耶回两教的千年厮杀，也看不到韩愈排佛式的思想竞争。实际上，一部思想史，多少纷争和嚣嚷，不尽眼泪和鲜血，源此而来，去不知所踪，徒令后人复哀后人，道出的原是围绕着意义打转，人类心灵的万般纠结矣！

正是在此，我倒是觉得，越是孜孜于宣称唯我独尊，拼命嚷嚷着只有洒家才秉具普世价值，就越发显露出其劲道衰颓，性命危浅，而将内里的尖刻与促狭暴露无遗，适足以证伪其普世性。这不，举世滔滔，但凡一种文明处于发展的高峰时段，各位，其哲思，其学理，其价值指向，都会虚怀若谷，以广纳百川来开源分流，于众生普度中登峰造极，恰恰表达了自己的普世性格。它再次提醒当下的中国文明及其心智大脑，当今中国，作为既是此刻迈步的初始条件，又是已有的历史进程的结果，更是一切思想和实践的背景因素，这一波超逾一个半世纪的大转型还没完成，中国文明的此番大转型尚未臻达普天欢庆大功告成的节点。换言之，“中国文明的复兴”还只是人在途中，而行百里者半九十也。因而，今天中国仍然需要全方位接纳优秀异质文明，采撷“古典枢纽时代”和“现代枢纽时代”以来的一切文明成果，尤其是政治文化和政治文明。非他，盖因政治智慧专责建国立政，攸关亿万黎庶的生息痛痒，蔚为人世最高智慧，因而，最为要命。而中国一百多年的现代转型，不外乎就是一个政治建国的艰难历程，体现为一种“立国、立宪、立教和立人”之四位一体也。

细而言之，刻下中国不仅面临着如何在“1911”、“1949”和“1978”的基础上重构“文化中国”与“政治中国”的问题，而且，还面临着在此“文化中国”和“政治中国”的谱系下，亿万中国人，你我这样的具象个体，如何面对生死祸福灵肉等一系列生命困境与生存困难的问题。不宁唯是，我们还面临着经济成长、人口增长如何与环境保护、世界性资源配置两相协调的问题，环境短板与可持续发展所牵扯到的国家间政治难题，以及中国身处东亚这一特定环境，西边有一个强大而深具扩张性的斯拉夫文明恶邻，东边蹲伏着一个百多年来一直与中国为敌的宿敌这一窘境。就东边的邻国而言，其综合国力早已发展到极致，无法再攀新高，难免盛极而衰了。盛及而衰之际，心乔意怯，必有狗急跳墙的可能性，可堪虞矣。就此而言，绵延两三百年的中国西北边陲和东海边防危机并没过去。

如此缕叙细说，是想告诉大家，今天中国面对这样一些问题，是综合性的问题。综合性的问题意味着需要采取综合性的手段，没有哪一种主义可以宣称，或者实际上可以单打独斗就救得了中国。极个别新儒家人物说“只有儒家（学）才能救中国”，不啻痴人说梦。如果只有儒家儒学才能救中国，中国为何需要浩瀚跋涉的170多年的救亡图存运动，至今而未止。自由主义者宣称自由主义是人间的普世大道，但我们同样要问，为何今天像“胡适之的婚事”和“哈耶克的婚事”之两相比观，仍然令人心头涟漪起伏，而为胡先生洒一掬清泪。那边厢，假如民族主义蔚为主旋律，眼睁睁放任其一路向下走到民粹末流，等于是对民族最大的不负责任。好比容忍一种共产清教主义在中国继续肆虐，那是对中国文明最大的伤害。我们需要自由主义，我们需要民族主义，我们同样需要共和主义，我们还需要在中国文明的复兴的脉络中，尤其促进包括儒释道三教在内的一切文明因素的共同复兴。非他，只因为中国的问题是全方位的，因此需要全方位整体性的思想方案和多元资源。

置此情形下，我为什么说中国的成长和中国文明的复兴意味着中国文化与自由主义的双重胜利呢？就在于“中国问题”的解决其实动用了包括儒家文明和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共和主义，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内的所有资源，风从虎，云从龙，共同达成了今天这样一个结果。其间纠结扞格、牵连互动，搅成一锅粥，造成一个鼎沸的近代中国，终于推导出此刻有望最后成型的“现代中国”。现代中国意味着“民族国家－文化立国”与“民主国家－政治立国”的统一，而“政治立国”的极致是“以自由立国”。其所牵动的文明转型及其浩瀚规模，没有任何历史成规可得模仿。就此而言，从迎应“中国问题”，动心忍性，到“现代中国”的诞生，以一持万，朋友，这是漫长的十九世纪、短暂的二十世纪和此刻的二十一世纪里，一两百年间，最为重大的历史事件也。

正是置身这一语境，才需对一些习常不察、似是而非的事情和话语，慎予省思，时加怵惕。比如，刚才秋风教授讲了一句话，可为一例。你说刻下中国人对于祖先的信仰和膜拜，比对自家的自由看得更重。此处不仅关涉启示与理性，而且，涉及到信仰和启蒙。可能，对于我们父兄一辈，此事完全不在话下。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此事也还多少能够成立。但是，对于今天在座的二十来岁的这一拨而言，说他们对于祖先的信仰竟然比自家的自由还重要，予不信也，予不信也。相反，他们对你的说法肯定嗤之以鼻。不说祖先，连我们这一辈人作为父亲，在家庭生活中也早无所谓的权威了，甚至，都抬不起头来，还祖先呢？！丁克家庭，父亲混个“三把手”，就不错了。或许，换一个角度，你的话也没错，那就是说，你以先知和教主的口吻在宣谕某种信仰，抑或，你申说的是任何一个伟大的文明，任何一个特立独行的个体，都无法舍弃身家背景，好比今天一般报刊用语所谓的“文明创新”，不能没有历史资源来支撑。倘若是在这个意义上来立论，则其意自明，人心所向。也就因此，历史主义同样是一种普世主义，正如历史主义本身即意味着一种特殊主义。历史主义之为一种普世主义，与它在价值资源和文化背景上为某种特定文明之提供支撑，恰成互补态势，就看运用之妙了。争夺历史，本质是在争夺时间，而掌握了时间，就意味着掌握了世界，或者，在着意安排一种世界。——“一种”者，“自家”之谓也。比如，此刻是“2014年”，而非孔诞“2566年”，使得一切均在不言之中也！也就因此，古有所谓“罗马治下的和平”，今有所谓“美国霸权秩序下的世界”。

转回世俗层面来。刚才晚餐时说到一位作者，英文名字Eric Li，中文名字李世默。君乃同胞，但在下寡陋，不知他居美经商还是在中国执业。据说，他在美利坚为多家大型国企当买办，富家翁也。网上时常见到他的文章，文笔颇为流畅，一些观点也颇有见识，看得出来，走过不少地方。前不久美国召开“百人会”，李君有一个对谈。在对谈的最后一段，对方嘉宾问他，当今中国，难道中国人就没有政治自由的要求吗？难道中国人不想要自由，不想行使投票权吗？下面这段话，各位请看“观察者网”所载对谈，我要撒一句谎，大家从此“鄙视我”。是的，李世默先生是这样回答的：“认为中国民众正期待政治权利，这是自欺欺人的伪命题……认为民众一旦获得了冰箱、汽车，接着就自然会要求选票，这种想法十分荒唐，在历史和政治中毫无根据”。各位，此时此刻，今天在座的每一位，难道你们和我们，“我们中国人”，不想拥有作为共和国公民的政治权利吗？我们不想作为国民和公民，一人一票，每隔几年，行使一次挑选治理者的权利吗？不是在他们走上大会堂高台时我们只有拍掌的份，而是我们衷心希望他们走出来给“主人”打拱作揖，“兄弟投我一票吧！”，从而，我们决定谁能走上那个高台。——再重申一句，这难道不是刻下中国人的心声吗？！若非如此，为何形势紧绷，不仅“内紧外松”，而且，“内紧外也紧”了呢？李君此言，不知可敢对着自家同胞当面说？

凡此种种，说明了一个问题，即自由主义的价值理念已然在中国生根开花，转化、涵化、泛化为一般大众的心智，蔚为中国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至于如何将它们恰予政制肉身化，结成政治正果，可能还有一段路，也可能比较漫长。一两代人之内，说不定十年、二十年，总有结果。天下事偶然因素多得很，说不定明天在下出门天上来掉下来个邮包，一个亿的银子砸在我头上，也没准呢，万一呢，哈……但是，没准归没准，睁着眼睛说瞎话，指谓中国人从来“不想”，就如同说潘金莲从来就“不要”，可就不靠谱了。这是对于包括他自己在内的亿万同胞政治心性的蔑视和诋毁，实实在在，简直不把我们当人！

3

伦理纲常与家国天下情怀

把话题再往世俗层面拉近一步。有听众提问，今晚活动在此模拟法庭举行，前排座位预留给“众筹嘉宾”，虽说并未坐满，却不让其他人就座，是否违背了公正原则？

对此，新儒家仿佛倏然遇到了难题，自由主义者也不发声，结果只好让我们啃习法律的出头说话，也对。

从何说起呢？这么说吧，比如，晚近以来，大家寻索中国文明的优越性，抉发中国文化的优质品格，就见仁见智，知山乐水。有人说“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有人拈出中华文明的“中庸之道，天人合一”，也有人以“天下为公”作结。我个人省思，不是从文化价值比较或者“本质上”的还原论入手，而是从文明论这一中间层次立论，有一点心得。就是说，在天地大化这一总体背景下，下列五项，或可作为“优点”或者“特质”，而引申到今天关于“专座”的问题上来。这五项是，第一“经史义理”，此为大经大法，形上本体，奠定整个文明的根砥；第二“诗礼文教”，于一般人心和人生，铺展开一个基本的底子；第三“伦理纲常”，已然将前面两项提澌到人伦层面，贯通人心和制度；第四“王道政治”的理想，正式进入政制和政治肉身；第五“家国天下”的情怀、气度与格局，于大开大合中放开去，收拢来，落实于至微，而见诸至大，将人间全体牵连一体，在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同情中伸展上述四项内涵。

综此五端，可得概言中国文明？当然是抉其大端，一隅之见。其间牵扯到此刻论题的就是所谓“伦理纲常”与“家国天下”两端，而它们无一不与自由主义命题暗通款曲。因为自由主义陈言每一个体均具平等人格，我基于自家德性主体之秉懿秉义，依恃自由，追求幸福的最大化，天经地义。同时，自由主义从来不否定个人立定位置，同样秉持德性和实践理性，尽本份，尽义务，尽责任，尽担当，证明了“自由偏是重负”这句老话，也对应了“天助自助”的教义。经此辗转，不仅体现并兑现了“我的”德性，证真了“我的”德性主体位格，同时，将此德性主体具体化、下落至生活层面，而化身为当下存在的具体族民、市民、国民和公民，兑换成一套权利义务话语，真确实现了自德性向法权的过渡。——上文揭示“以自由立国”，就在于完成这一自德性向法权的过渡。

因此，若问为何要尽这样的本份，为何必须担承起这样的担当，为何要于尽本分、肩担当中含咏德性、涵养人格、彰显主体位格、光大个体的实践理性，答案就在于每一个体在价值论上的平等决不排斥其为族民、市民、国民和公民在具体社会事务和生活情境中的特殊位格。比方说，总统作为国家元首，就是享有某些特权，而为履行总统职责之必需；议员在议会辩论期间得享有免于因言论而被追责的豁免权，盖因此为保障议员于开会期间行使代议职责畅所欲言所必需；少数民族在生育、升学等诸多方面，专享宽待，为主体民族汉族所未有，旨在弥补和提升前者的社会经济与文化生存竞争能力，求一个平等。同理，今天设立专座，预留给众筹嘉宾，同样无可非议。为什么？因为众筹嘉宾作为国民、市民和公民，今晚此来，是要尽他们的一份责任，尽他们的一分担当，而蔚为“嘉宾”，而且是淘腰包的“嘉宾”。为了方便他们尽自己的一份责任和担当，预留专座，当其时也，有什么大不了的呢？好比今晚我要讲话，在台上给我一个坐位，情同理同。否则，平均主义的逻辑外表下演绎的其实是某种民粹式思维，要不得。

与此同时，活动组织者筹组这一活动时有无事先精确统计过究竟将有多少“众筹嘉宾”到场？倘若前排共有25个座位，而众筹嘉宾不过五位，“腾讯”网的工作人员5位，总计10位，那么，另外的15个坐位难道不能开放给其他听众？当然可以。阁下，你作为听众，众生平等，你发现有空位想坐过来，发现“众筹嘉宾”并不足以占据所有座位，此时此刻，你应当发挥自家的主体能动性，自己坐过来就是了。有人拦着你吗？干吗非坐地板上呢？学府的风气相对随便，似乎无需如此拘泥。这时你还坐在地上，说明阁下虽为自家之“座位”权利未能充分兑现而耿耿，却未曾诉诸行动去争取，换言之，未能将对于幸福和自由的憧憬落诸实践理性也。与其耿耿，何如嗤嗤？据义履方，无所惧也！个人主义的自我意识和自由主义的德性位格尚不够坚挺，几许畏葸，一丝哀怨，说明你也有责任。——自由总是要自己去争取的，而非事后抱怨所能奏效，更非哀哀怨怨地哭求竞恪其功者也！

今天这位同学的提问，不意间折射出“德位之争”，反映了个体本位与基此而来的积极安排的自由主义与儒家伦理的交汇，可谓能尽取譬，活学活用。如此提问有含量，有眼光，有曲直，有嚼头。

4

西北边防、东海边防与民主和平论

前面说过，一些的事情和话语，习常不察，似是而非，却需慎予省思，时加怵惕。这里还有一个例子。秋风刚才喟言，“中国人的开明程度超过世界上所有的民族”，“中国培养的企业家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朋友，如果你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开明的国家之一”，“中国是培养出了世界上最优秀的企业家的国家之一”——是的，“之一”——，那我觉得这话听起来是不是更顺耳一点？！你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开化的，中国文化是最开明的，超过了一切其他民族，这份自爱独大叫人联想到刻下的美利坚、当年的日尔曼，不免有点那个……。我担心你夜半回家之后，肯定背着我和纪霖兄，自言自语，“今晚就数洒家讲得最好”。

此话到此为止，来看看有位听众提到的中国的西北边陲和东海边防问题。是的，确实黑云压城，迫在眉睫，而需深长思量。此事并非新近才有，如前所述，这是晚近中国的心腹之患，三两百年来一直存在。大家知道，一两百年来，中国人一直处在国家危亡、文明兴衰的焦灼之中，盖因吾国西南以高原为屏，而濒东海，历来是东方的大国，在生息起居的漫长历史中，1840年之前，从来不曾遭遇过如此挫折。——蒙元与满清，在中国的文明谱系中，终究并非外人。16世纪地中海文明兴起，资本主义登场，这一波现代西方文明，丁一卯二，迄至工业时代，将人性的贪婪放开到极限，可谓武装到牙齿。惊涛拍岸，叫这个老大帝国陡然间面临生死存亡。——一时间，不仅是文明的兴衰，也是种族的存亡。

东洋也好，西洋也罢，论中国的危亡，近代以来，一直以西北的白俄和亡我之心不死的日寇为心腹之患。西洋列强打上门来，无论是索开通商口岸，还是设立租界强加不平等条约，其强盗行径，其侵略性格，均表现为对于财富的攫取，贪婪至极，正应合了工商时代的欧人心性。英国人在中国做了40多年的海关总长，署理海关，有章有条，实际效果是控制了中国海关，而且，垄断性控制，为英国的贸易谋利。总体而言，西洋初次打到中国来是1840年，有能力占领中国已然是19世纪末期的事情了。但恰恰是在彼时彼刻，西方这一波民族国家浪潮已经接近尾声，换言之，它的战国时代即将结束。战国时代意味着扩张，对于财富、领土和人口的攫取，而此时此刻，恰恰这种扩张到了尾声，则这些“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对于中国虽有经济利益和政治主权的野心，却似乎并无领土野心了。或者，面对广袤国土和浩瀚人口，特别是他们世世代代积蕴的那个坚韧文明，明知是无法照老方子占领的了，遂知趣退而求其次。但是，与此相反，发端于9世纪前后基辅的罗斯国家，自打问世，一直到现在，其扩张本性了无缩减，终于弄成了一个横跨欧亚的大帝国。斯拉夫文明浑厚，近代以蛮力政治著称于世。换个角度看，斯拉夫文明小处见拙，而大处聪明，同时以背信弃义见长。

晚近百年来的世界交往史上，论背信弃义之频繁和恶劣，实在非俄罗斯莫属。（秋风插话：“之一？！”）不，不是“之一”，就是它。君不见，曾几何时，它一方面与波兰签订和约，也和德国签订条约，另一方面却悍然出兵，欺侮小国，玩弄大国，翻云覆雨，残暴野蛮。讲到俄罗斯这个民族，在我看来，我想未必是偏见，它的领土扩张冲动至今尚未完全消泯，所谓“战国冲动”依然。1991年苏联解体，于帝国扩张而言当属一记致命打击，证实了帝国愈是扩张则控制力边际效应递减这一新道理，老套路。从地缘政治战略来看，可否这样讲，中国的周边多为小国，可能有肘腋之患，却无心腹之忧。印度虽为大国，晚近民族主义亦且高涨，但此东方民族，一般来说，例属食草文化，其侵略性没有食肉动物那般厉害。而且，幸有喜马拉雅之隔，虽为藏南而龃龉，但至少暂时于我危害不大，统筹之下，大体上多半相安无事。那边厢，西方列强早已不再是说一不二的列强，长久和平下的富足生活，事事仰仗老美成性，似乎早已将曾经的拓展斗志消磨殆尽，也似乎无此必要。唯独俄罗斯，新仇旧恨，至少占领吾国140万平方公里土地。外蒙古也是在它的策划下，经由所谓“独立公投”，而幡然立国的。现在的库页岛是它的，原来是谁的？我大清的呀。曾经有一个地方叫海参崴，现在叫什么？居然叫“符拉迪沃斯托克”。我们跟日本人争的时候，从来不说“尖阁群岛”，一直说钓鱼岛。但是，最近两年我们从来不说海参崴，反过来说“符拉迪沃斯托克”。这是什么话？日本人对西方列强也是让步，对东方强硬，我们对白俄让步，对恰恰有文化上血肉相连亲情的日本却强硬以对，实非远交近攻所能解释的，不说起倒也罢了，说起来不免让人齿冷。

当下的日本，以国土、人口和发展程度及其内在的文明功力而言，基本上到80年代末期，已经发挥到极致了。换言之，这个国家现在已经达到了它的文明的最高峰，劲道不再，不可能再攀新高了。——“发展的极限”，于其综合国力而言，正为恰切。如果它能维持现状的话，就算是奇迹。在我观察，它肯定是要衰落的。人口老化，经济结构长期滞后，资源受限，与周边不睦，各种原因，使得这个国家盛极而衰，肯定是要慢慢走向衰落的。但是，这个过程是30年还是50年，抑或80年，我们无法精准算计。置此情形下，日本不仅和中国有旧仇新恨，而且日本是以亚洲最文明开化的国家自居，你也不得不承认在亚洲，虽然中国是第一个共和国，然而日本才是第一个真正登上现代世界历史舞台的亚洲国家。当年日本人明明侵略东南亚和中国，却说是把东南亚和中国从西洋文明白俄文明的武装占领下解放出来。这是侵略说辞，却是它的自豪所在。我们觉得它在胡扯，但它为何会有这种自豪感呢？竟敢睁眼说瞎话呢？就因为日本在亚洲率先蜕身进阶为现代国家，实现了文明转型嘛，实实在在，也有骄傲的资本。

对于中国的崛起，日本不仅不适应，不仅“羡慕嫉妒恨”，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牵扯到谁在地缘政治中扮演龙头老大的角色安排问题。这出戏，已经上演一百来年了，似乎到了尾声，则焦灼日甚，剧情愈是紧张。正是在此，日本不会甘居人下，所以才于焦灼之下阢陧不安，借力打力，隔山打牛，指东打西，一顿乱打。是啊，小小钓鱼岛牵扯着世界格局，千万不要小瞧它了。可也正因为是“小小钓鱼岛”，为其所牵制，说明中日两国都没什么格局。

你说“民主和平论”，我的兄弟，“你太天真了”。当年欧洲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什么国家和什么国家殊死厮杀？民主国家的内战嘛。我们说过去欧洲有什么“七年战争”、“三十年战争”，等等。其实，1914年到1945年，三十年里，是不折不扣的欧洲“三十年战争”。就是说，不是两次世界大战，而是一次世界大战。一次世界大战打了30年，间歇的十多年不过是中场休息，把身体养好了，军需备足了，凶器磨利了，再上场拼杀。如果说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有一个纳粹政体的话，则第一次世界大战纯粹是民主国家的内战。当其时，德意志普鲁士是一种贵族自由民主制，它和法国的资产阶级代议民主和盎格鲁－萨克逊的君主立宪议会民主，同属于民主制国家，是民主制国家在欧洲和世界范围内，谁能够拔得头筹争得欧洲霸权之争。这是结构性矛盾，无法解决，只得亮肌肉，甩盒子炮，说明人性其实距离野蛮并不远，理性与人道的防波堤脆弱得很。由此牵扯到美国的参与，将中国也拉扯进去，把世界搅成一锅粥。当年，十四万中国劳工服役于欧洲战场，受尽苦难。所以，“民主和平论”，多半靠不住。政治的本质在于区分敌我，敌我划线的基准就是国家利益，面对国家利益，民主没辙。

不过，话说回头，因为基本价值理念和政制设置类同，的的确确，较诸民主国家与专制国家，则民主国家之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大概小得多。遍观今日寰球大势，对此视而不见，似亦非智。但是，即便如此，“民主和平论”以自由主义共同价值理念为和平构建屏障，却挡不住国家利益的浩浩洪流，也是明摆着的事。置此国家自助体系时代，国家利益至上，才是真相，才是硬道理。要不然，如何解释中越两国的龃龉，流血而不止。前不久，连欧盟都被美国的助理国务卿纽兰骂为shit，这才叫民族主义，而民族主义才是立国之本。在下倡言“自由民族主义共和法理”，旨在解决政治统治及其理念价值资源问题，总以为将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共和主义通通收纳进来，揉为一体，有机运用，于互相牵制中求得平衡，这个国家才可望达臻成熟健全而刚健博大之境，才会蔚为伟大文明。

至于是“第一”还是“之一”，看天意，看人力，看机运，走一步看一步，一步一步往前迈，不回头。十来年前，伊曼努尔·沃勒斯坦曾经喟言，过去五十年中，美国及其共谋的伪对手苏联掌控着世界体系，但今后的人类将会身处真正的多极世界，可能，一种从既有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这一世界体系，向着某种还不明朗、尚无定义的新型体系过渡之中。在此进程中，“东亚将是这个过程的核心部分，但它不会是单枪匹马。”

中国和日本都是东亚的核心部分，是两个没法搬家走人的邻居，如何相处，怎样过日子，走着瞧吧！如此一来，自由主义还是东亚共同体，其实，核心还是个利益也！

（作者授权刊发，来自作者就“自由主义与中国文明”与许纪霖、秋风的对谈，主持人任锋。据现场记录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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