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已进入十八大提出的
“两个一百年”中的第二个一百年，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的战略机遇期，中国应当在哪些方面发力？
中国如何继续后发优势？新工业革命，中国又应当如何参与并引领？如何理解双循环和新发展格局？如何通过经济结构的转型，促进
“十四五”期间各地的高质量发展？
面对世界经济不确定因素增多等一系列新形势下的新变化，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老师在最新力作《论中国经济：挑战、底气与后劲》中，深度解读中国经济的发展格局、金融如何推动增长、十四五时期的发展方向、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合作前景，分析了中国的发展经验及其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启发。
内容来源：林毅夫新作《论中国经济》
作者：林毅夫
一、谈国民经济循环
1.百年变局与国民经济循环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经济、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发生深刻调整，国内发展环境也经历着深刻变化。
从短期看，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当今世界经历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变化——世界经济低迷，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受到冲击。
国际市场的不确定性增强，我国出口也受到外部需求下降的影响，需要加快释放内需潜力，激发国内大循环活力。
更重要的原因在于，
从长远来看，出口对我国经济的拉动作用逐渐减弱。
2006年，我国出口占
GDP
的比重为
35.4%
，
2019
年降至
17.4%
，与
2006
年相比减少一半，这一年我国
82.6%
的国民经济是在国内实现循环的。
出现这种变化有两方面原因：
一方面，
从发展规律和国际经验看，现代制造业规模经济大，越大的经济体，国内市场规模越大，国内消化产出产品的能力越强，
GDP越多地依靠国内循环。
2019年，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
GDP
提升到
10098
美元，
GDP
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达
16.4%
。
随着我国成为越来越大的经济体，出口占GDP的比重越来越低。另一方面，随着我国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产业结构发生变化，服务业占
GDP
的比重越来越高，由
2006
年的
41.8%
提高到
2019
年的
53.9%
。受这两方面因素影响，出口对我国经济的拉动作用逐渐减弱。
此前，国际国内都有不少人宣称中国是出口导向型经济。2008年发生国际金融危机，国外很多人归因于全球贸易不均衡，进而又归因于中国推行了出口导向型经济，国内也有类似说法。这都是因为没有看到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
同时，如果再错误地把中国看成出口导向型经济，当中美贸易摩擦或新冠疫情影响出口时，各界就容易判定中国经济要出问题。
只要我们能够把国内经济稳定好，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都基本上不会改变我们整体发展的格局。
2.国民经济循环存在的堵点和淤点
国内市场目前有两方面的流动阻碍。
一方面是户口制度，你要到北京、上海或其他一线城市落户，会受到户口制度的阻碍。
我们要发展，那么就要对户籍制度进行适时改进。
另一个方面是房价的阻碍。
一个大学刚毕业的学生，要到一线城市工作，房价高则不利于人才的跨地区流动，基本上年轻人对房价很难适应，所以我们也必须解决这个问题。
房住不炒，让房价回归它应该有的属性，才会有利于人口的流动。
土地市场，这几年在农村集体土地入市政策上面有些放开，也在探索，但实际上这个市场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
所以土地功能的发挥，随着我们结构的调整，要怎样来支持我们的经济发展，还要继续完善。
构建新的发展格局，最终是通过改革的手段，抓住痛点难点。
3.深化改革是根本
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最重要、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深化改革，以深化改革激发新发展活力。
目前，我国商品和服务市场发展迅速，但要素市场发展仍存在堵点，应加快要素市场化改革。
具体而言，在资本要素的金融市场，要通过结构改革补中小金融短板，让农户、中小微企业等市场主体得到更多金融支持；在人才市场，要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和让房子回归用来住的功能等举措疏通人才跨区域流动的障碍；在土地市场，要深化农村集体土地入市制度改革。
深化改革的过程中，一定要用好政府和市场
“两只手”。
有效市场能提高企业家的创业热情和积极性，但在这一过程中，必然有些只靠企业家自身难以解决的市场失灵问题。
因此，政府不能缺位，要理顺“两只手”的关系——市场有效要以政府有为为前提，政府有为应以市场有效为依归，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营造长期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使经济发展的动力充分涌流，不断提高发展质量，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
二、谈中国优势
1.中国的产业优势
对中国来讲，有些产业已经在世界最前沿，像家电产业、5G通信，如果要继续发展，就必须自己不断地进行技术创新，开发新产品、新技术，引领世界市场，这是一部分机会。
另外一部分新的机会，是新的产业革命带来的新机遇。因为我们是人口大国，人力资本高的人多，受过训练的工程师多，企业家多。
而且我们有很大的国内市场，开发出一个新的软件或新的平台，在中国很快就铺开了，那就会在全世界有竞争力，比如淘宝、微信、抖音的发展就是这个道理。
如果是硬件，
中国有全世界唯一完整的产业体系，有全世界最好的各种部件的供应
，所以这种硬件从想法到产品，可能几天就能成形。
所以在新产业革命方面，我们有弯道超车的优势。只要抓住这两个优势，我相信我们就能够实现对发达国家的追赶。
2.“因势利导”和“反弹琵琶”
新结构经济学把各个地方的产业，不管在哪个发展阶段，根据三个维度来划分。
第一，现有的产业跟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技术差距有多大？
第二，这个产业到底是符合当地的比较优势，还是违背比较优势？是否过去有比较优势，现在已丧失比较优势？
第三，这个产业的产品和技术的研发周期，到底是短周期，还是长周期？
根据这三个维度，我把各个地方的产业分成五种不同类型：
追赶型、领先型、转进型、弯道超车型、国防安全和战略型。
对于这五类产业，
新结构经济学提出了两种不同的方法：一是
“因势利导”，二是“反弹琵琶”。
因势利导主要针对的是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包括追赶型、领先型和弯道超车型。
追赶型产业一是要培养这方面的人才，二是要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
在引进技术的时候，有的是买更好、更新的设备，有的是购买专利，有的是到国外去设立研发中心，雇用当地高水平的人才，或在国内设立研发中心来掌握这个技术。
领先型的产业必须不断研发新产品、新技术以在国内、国际市场维持领先地位。
转进型产业过去有比较优势，对地方经济发展的贡献很大，但是一般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现在已经逐渐失掉比较优势了。
各个地方的
“一县一品”“一市一品”大多是这样的产业。
这类产业有一部分可以通过“机器换人”来提高生产力水平，但由于附加价值的瓶颈限制，这方面的空间有一定的限度，有些有能力的企业可以通过品牌建设，产品设计、市场销售渠道进入附加价值比较高的生产活动。
弯道超车型产业，新工业革命的智能制造、智能联通的软件和硬件产业以人力资本为最主要的投入。
对于关系到国防和经济安全的战略型产业，因为违反比较优势，在市场中没有办法实现盈利要求，总的来说需要有中央政府的财政补贴。
通常战略型产业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非常密集，超过一个地方的要素禀赋决定的比较优势，地方政府很难以自己的力量来支持这种产业的进一步升级和发展，不过地方政府可以利用这种产业带来的技术力量和相关产业链“反弹琵琶”，结合当地的劳动力或自然资源的禀赋条件，发展符合当地比较优势的产业。
改革开放以后，这样的成功例子不少。
例如四川绵阳是三线建设的重要城市，能够生产资本、技术非常密集的飞机发动机、雷达等国防军工最前沿的产品。绵阳的长虹电气就是利用原来生产雷达的工程技术力量，结合当地劳动力，生产资本和技术较雷达低的家用彩色电视机，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成为国内最有名的彩电品牌。
3.改革红利与人口红利会永远存在
改革红利和人口红利已经没有了，这是学界和媒体上流行的说法，但我不同意这种说法。
什么叫改革的红利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