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视野下的共和国建国史”专题回顾

完整文献清单

收到这份诚意十足的策划案对编辑部亦是巨大的惊喜。策划人用数十篇文献从城市到农村，从政治到经济再到社会，多角度描绘出共和国建国初期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展现了历史研究与社会科学的精彩对话。限于编辑部的能力，会社陆续推送专题策划案里部分中文代表性文献。完整文献清单详见专题预告推文。

零、导论：国家与社会革命：党治国家的形成

半个多世纪前，毛泽东说过，“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这个条件语式其实表述的几乎是所有后发展国家走向现代化的普遍特征，即现代化是对传统权力体制和社会结构的改造，这种改造需要由一个强大的政治权威来推动和完成，借此为新的社会因素的成长开辟道路。中国的不同只在于除了一个由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政党外，任何力量都不能充当这样的政治权威。这不是理论演绎，而是经验事实。革命的帷幕已经落下，但革命的遗产仍然有待整理和消化，而与革命联袂而至的现代化作为一个更深刻的历史过程直至今天还远远没有结束。把党的历史活动及其面临的改革挑战置入革命与现代化的分析框架中予以讨论，至今依然是令人兴味盎然的课题。

由于普遍忽视研究毛泽东时代中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成果，在美国学界营造出一个很不完善的当代中国研究的学术氛围，年轻一代的学者实际上在不断进行“重复论证”的工作。尽管（或者说由于）可以利用政府档案，也可以随时来中国进行相关口述访谈，但是这些新近研究的视野都无一例外显得狭窄，对于熟悉早前社会科学研究者的研究著作的人而言，他们几乎没有提供任何令人惊喜的新经验或分析。因此，对于如何在美国更好地推进当代中国史研究，我的建议很简单：回顾而以前行。我们需要认真研习前辈美国社会科学研究者已获得的基础性的学术成果，以期拓展、阐释，必要时推翻他们颇具挑战性的结论和观点。

一、共产主义中国的政权、组织与体制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对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社会制度的研究一直是西方学术界一个引人注目的领域。在最近一二十年的时间里，这些国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在改革中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有相当一些国家已经明确宣布放弃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制度，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兴趣不但没有减弱，反而有所增强；加入这一研究领域的学者不但没有减少，反而还在不断增加，就连一些在学术界已经有所成就而自身的研究与苏东和中国也没有太直接关系的学者，也在对这一研究领域中新的进展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这种趋势的出现，既有现实的社会需求的因素，也体现了一种学术界在寻找新的灵感源泉的努力。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整个社会科学在过去两三百年里的发展，一个最基本的灵感来源是资本主义文明的产生与发展。而对于社会主义及其转型的认识，成为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个新的灵感来源，并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

二、城市接管与政权建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城市进行国家政权建设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将庞杂混乱而异质的城市社会改造成为高度实现国家意志的组织化革命化的社会。而得心应手的阶级斗争为核心的政权运动是达成这一目标的主要手段，这也是直到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的主要方式，也是它整合社会的主要手段。可以说，正是以阶级为核心的持续净化运动才重构了城市基层社会组织，并为新生国家政权构建了自己的社会基础。当时居委会的构建与整顿过程清楚地展现了这一机制的实际运作过程。

上海的“清理整顿”对下面这个问题来说正中要害：自由与平等之间的张力，或者如艾森斯塔特（S.N.Eisenstadt）所说的“对良好社会秩序前景的强调与社会不同部分各自利益之间”的张力，个人作为自由权利主体与强调集体之间的张力，乌托邦与实现乌托邦的具体过程部分之间的张力、以及与上述这些都紧密相关的革命与正常政治之间的张力。

刚解放不久，共产党接手了以前国民党或外国人所拥有的大型学校和企业的管理。虽然共产党乐观、自信，但他们在最初几年并不曾试图接手大量的私有学校和企业的管理。他们渴望完成对教育、文化和经济事务的控制，他们有智慧发挥临时性的约束作用。当时政府政策的核心体现在经常重复提到的口号中：“暂时维持现状，逐步引进必要、可行的改革。”

共产党的领袖及一般的士兵、政治工作者都意识到镇反和政治控制的问题，但他们关于轻重主次的概念反映了儒家的传统。像他们以前的儒家学者官员一样，共产党的领袖认为，成功统治的关键在于他们的官员和干部的道德品质。可以肯定，他们拥护支持的道德品质比传统的理想更为艰苦朴素，更谦虚谨慎，更有生气与活力。首先，共产党的道德品质意味着把公众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和群众结成良好的关系。共产党的领袖认为，决定他们最后胜利的最根本因素是他们的普通上兵抵制城市舒适生活的能力，真正保持了禁欲主义、爱国主义和无私服务的理想。

三、官僚监督与国家能力构建

国家汲取能力是指政府从社会获取财政资源的渗透能力，它是国家制度建设（state building）的首要任务。在1949-1953年短短四年间，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大幅度提高了国家的汲取能力。其根本原因在于：新政权具有高度自主性，从而能够在没有进行大规模国有化的条件下，克服重重困难，通过一系列制度创新确保税收人员和纳税人遵从国家统一的意志。回顾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历史经验，本文认为中国有可能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将国家汲取能力提高到世界平均水平之上。

深入到历史分析中，通过具体考察在政权类型之外影响国家基础权力演变的因素，追溯这些因素在1949年以后的演变，从而以不同于政权类型变化的衡量标尺来展现中国政治变迁的不同侧面，勾勒出中国政治变迁的不同图景，以求使得我们更好地把握中国政治变迁的脉搏。同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国家是否能够实现其在市场领域的社会控制目标在一定程度上是国家基础权力的重要反映。不论是在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中，国家在市场领域始终都有广泛的管理目标。因此，本书以工商所为案例研究，从欧洲国家形成的研究中汲取理论资源，从国家政权建设的角度考察影响工商所实现国家市场管理目标的因素，进而从一个侧面一窥1949年以后中国国家基础权力的演变历程和影响因素。

四、群众动员、政治运动与革命教化政体

群众运动是中共在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一种非常规政治手段，由于它具有常规行政手段所难以比拟的优越性，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仍然作为一种便捷有效的动员和治理工具被广泛使用。中共群众运动的基本特征，主要体现在广大乡村民众的动员型政治参与、国家力量对乡村社会的直接介入、以及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接连不断的群众运动可以帮助党和国家在短时间内有效地动员乡村民众、实现乡村治理，但这种动员和治理的成果却难以制度化、常规化，而只能以接连不断的新运动来维系，从而在社会变革的动力与社会运行的常态之间，形成了难以消解的矛盾。

五、新中国成立后的乡村改造与变迁

1951年下半年，上层领导一次又一次地开会，讨论推动中国农民走向苏联式的集体化的最佳方案。他们研究了县领导递交的有关合作社构成和成绩的报告，而大部分成功的合作社都来自华北和东北的老解放区。县领导们都试图发展他们认为国家领导人想要的合作社模式。饶阳和河北省的领导上报了五公耿长锁合作社的材料，五公村的命运与推动它发展的干部们的命运息息相关。干部们派作家宣传这个模式的经验，使国家权力结构中有数百人持赞许态度，且影响不断扩大。有关耿长锁合作社的材料表明，在以大农业生产单位的优势来说服农民方面好领导起到了核心作用，是他们把家庭的力量转变为合作社的力量。

当中国绝大部分农民还沉浸在蜜月中时，模范合作社已卷入如何转向社会主义农业的政治运动中去了。耿长锁合作社就是保定—定县地区中的几个这类合作社之一。由于毛发布了迅速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题词，上级试图把耿长锁合作社树为领头羊的角色。为了遵循毛的号召，快速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河北省委书记林铁于1951~1952年冬把五公选为带头的标兵。1952年春，已晋升为省农林厅合作社处副处长的耿秀峰被派回五公，指导生产。他推动已扩大了的耿合作社的发展，鼓励组织新合作社，然后号召合并成全村范围的合作社。

本文所指的调查研究权力仅限于一种很狭窄的，但相当典型的调查研究实践方式，即工作组到一个封闭的农村社区，发动各种政治运动，如土改、整风、四清。同时各种到农村社区的学习人员，虽然其实践活动不直接构成调查研究权力，但是由于下面两种原因，我们也将其收容在列：（1）这类“学习者”的活动滋养了调查研究权力的一个重要权力支点——“诉苦”；（2）“学习者”很容易转成调查者，因此社区成员对待“学习者”的心态同对待“调查者”的心态并不是隔绝的。

六、财经秩序、生产与经济秩序的重建

国营公司是国家由上而下的统治机制，供销社名义上则是群众组织，其任务是要由下而上的把农村零散的市场与副业等生产活动组织起来，所以后者性质上是前者的补充。中共建国初期在四川地区首先是建立国营公司系统，在1950年年底以后才开始建立与发展供销社。这就引起了许多疑问，即国营公司由上而下的统治机制是否有所不足，所以中共才需要建立供销社作为补充？再者，供销社又是如何从下而上的将农村市场与副业等生产活动组织起来，其成效如何？在中共建国初期国家、国营公司与供销社，以及农村的副业与市场，彼此间又存在着如何的关系？本章即是欲以施坚雅所探讨的四川地区为例，回答上述问题。

供销社所以与底层农村和群众脱节，乃至变得更加官僚化起来，也与中共最初设立供销社的主要目的有关，那就是要透过供销社由下而上的组织农村市场和副业生产活动，以弥补政府特别是国营公司系统由上而下深入农村市场的不足。也就是说，供销社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是作为一个群众团体，毋宁是被当成国营公司系统的下游而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