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来谈谈历史上的苏轼。我不是苏轼研究的专家，只能从北宋历史的角度提供一点个人的观察。
我们与苏轼之间，相隔近千年，但好像有一座“精神之桥”，让我们能够心灵互通。他的精神世界，他的诸多造诣，以及他对待人生遭际的态度，都让他的形象“活”在今天。
苏轼是一个时代塑造的杰出人物
苏轼生活在1037-1101年，也就是北宋仁宗景祐到徽宗建中靖国年间，这段时间是北宋从沉厚安宁历经波折，走向跌宕严苛的时期。苏轼和他的友人、同道，正是活动在这一期间。
北京故宫博物院今年的纪念大展，内容围绕苏轼，却以“数风流人物”命名，我觉得是有道理的。苏轼在北宋中期历史上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他是特定时代造就的，也是一个群体的杰出代表。
学术界普遍认为，宋代朝政“称得上是中国历代王朝中最开明的”。陳寅恪先生早年在《论再生缘》中也说，“六朝及天水一代，思想最为自由,故文章亦臻于上乘。” 两宋三百年间，最为“开明”的时期，实际上是以宋仁宗在位的四十余年为代表的。那是一个群星璀璨的时代。
苏东坡热，某种程度上也与近些年来的宋代文化热相关。对于宋代历史，可以说评价迥异，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是由于宋代本身存在多重复杂的内在矛盾，这在中古历代王朝中是相当特别的，当然也为我们开启了十分广阔的研究空间。
大体上讲，北宋从唐代、五代走来，社会上出现了走向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的趋势。在这种大背景下，社会上的“寒俊”--也就是出自平民或是清贫家庭的读书人--有了更多的发展机会。一些科举出身的优秀士人，怀抱着对国家对时代强烈的责任感，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士以天下为己任”。当时尽管也有各种问题和周折，但北宋立国以来养育的士人已经成长起来，可以说是意气风发。在政治生活之外，士人也有相对独立的文化活动空间。苏轼、苏辙兄弟在嘉祐年间受到欧阳修等人赏识推举，得以崭露头角，正是在这一时期。
北宋中期以来，有承平开放的氛围，也有边境持续的压力，繁荣安宁与艰困忧患并存，社会环境的多元，使得士人群体既有清新从容的情思，又有激昂慷慨的格调。苏轼、黄庭坚等人的作品，都能“以故为新，以俗为雅”，以平淡自然的语言追求哲理深邃的意趣。
苏轼生活的北宋中后期，政治上波澜起伏，在给他带来无尽困扰与委屈的同时，也造就了他不凡的品格与风格。
士人的交游圈
士人的文化修养，都是在群体切磋中养育而成的。这种涵养与切磋，需要充分的空间和互动的网络。
魏晋南北朝乃至隋唐，通常是以门第、婚宦来评量人品高下，结为社会网络。而宋代社会流动相对频繁，士人通常缺乏稳定可倚靠的家世背景，前途要靠个人努力与彼此间的相互扶持，因此“举世重交游”。友人、同僚之间的切磋琢磨、诗文唱和，“同声相应，发言成章”，在宋代蔚为风气。这些群体性的交际往来，逐渐形成了当时多重的士人交游圈。
被传为佳话的“西园雅集”，是指苏轼、苏辙兄弟和黄庭坚、李公麟等菁英人物汇聚于驸马王诜园邸，泼墨挥毫、赋诗题词的盛事。相传李公麟为此创作了《西园雅集图》，南宋以来也有摹本流传。米芾在《西园雅集图记》中称，画图中“人物秀发，各肖其形，自有林下风味，无一点尘埃之气”。
西园雅集一事是否存在，学界有不少争议。画图中的具体细节不一定真实，但这类情境确实是经常出现。画卷毕竟并非照片，创作者完全可以荟萃不同的场景，“汇聚”式地予以呈现。当时的同年会、真率会、耆英会等等，比比皆是，
当时的文士圈，具有不可忽视的辐射面与影响力。活跃于文士圈中的苏轼，以他的卓绝才情和人格魅力，吸引了无数优秀的追随者，成为继欧阳修之后当之无愧的文坛领袖。
苏轼与王安石
活跃在北宋中期政坛文坛上的苏轼，和王安石、司马光等人一样，都是当时一流的人物，都对后世留下了深远的影响。他们之间的关系，也一直为后人所关注。
宋神宗年间熙宁新法的推行，是北宋中期政治史上的一件大事，影响到宋代的整个政治走势，数十年间朝政风云变幻翻覆，也影响到官僚队伍中许多人的政治选择及其命运。在这段时期中，有苏轼对新法的激烈批评，有司马光、苏轼等人与王安石等人因基本思路不同而进行的尖锐交锋。但我们也看到，苏轼对于以政治立场划限定界、取代理性判断的做法，是有所警觉的。新旧之间，他有基于从政经验的个人判断，而非一概排斥。
苏轼与王安石，不是政治上的同道，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天下情怀方面有相近的追求，在文化方面有相近的趣味；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体现出他们人格的磊落。苏轼遭遇乌台诗案时，已经退休的王安石据说曾经进言相救。苏轼离开黄州后，也曾专程到江宁府去看望王安石。两人像多年老友一样“诵诗说佛”，相谈甚欢。不汲汲于政坛事务的二人，相当程度上可以彼此谅解。
元祐元年王安石去世后，担任宰相的司马光也由衷称赞王安石“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建议朝廷“优加厚礼”。这些评价并不意味着他们彼此放弃了不同的治国理念；而面对以往的政治对手时，这种坦荡的心境，让我们看到政治人物应有的胸怀。
苏轼给予我们印象最深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