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丨吴雪杉《长城：一部抗战时期的视觉文化史》

几曾胡戎来侵掠，

堡塞上举过多少的烽火，

经过多少干戈的扰攘。

赖战士猛勇抵抗呀，

得保今日无恙！

得保今日无恙！

文丨吴雪杉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日之间爆发战争，日本迅速占据东三省。到1933年初，战事在长城沿线展开。战事发展及其引发的强烈危机意识使“一无所用”的长城重新进入到公众视线。作为战争防御工事的长城再次遭遇到战争，但这一次与不同以往，它遭遇到的是一场现代战争，这场战争使长城在20世纪的中国获得了全新的意义。

一

面向长城的“哭泣”

1933年初，日军逼近山海关，山海关于1933年1月3日失陷。1933年2月1日的《东方杂志》发表了丰子恺漫画《关山月》。在“天下第一关”的城楼前插上一面日本国旗，悬挂在天空中的月亮面对这一场景潸然泪下。画面简洁明晰，却弥漫着沉郁和悲痛。画中有两个要素赋予作品强烈的当下感。一是日本国旗，二是哭泣的月亮。丰子恺这一漫画可能是第一件在长城插上日本旗的绘画作品，也为面向长城哭泣开了先河。《东方杂志》的读者不会因为它的新奇就无法辨识其中含义，就在同一期《东方杂志》数页之后，便是“榆关失陷”的主题画页，刊登有《被日军占领之天下第一关》、《何柱国司令部现已被改易为铃木司令部》等照片。这些反映战事进程的图像和文字，恰与丰子恺《关山月》漫画里哭泣的月亮前后呼应。

丰子恺《关山月》，1933年

《关山月》能够感染人心，很大程度上源于画作城门上书写的“天下第一关”。《良友》杂志上一幅拼贴照片《日军大炮威胁下的山海关》也以“天下第一关”匾牌为中心，拼贴上浓烟、骷髅和机枪，以极具现代感的形式手法构造出一个带有宣传画性质的图页，以此来说明“威胁，轰炸，死亡！日兵最近在中华国土里的大屠杀！”

《日军大炮威胁下的山海关》，《良友》1933年

当时中国报刊上还盛传，在日军占领山海关后，山海关城门上悬挂的“天下第一关”牌匾作为战利品被运到日本东京，陈列在九段的“游就馆”里。山海关失陷后不到10天，这个传说就已经出现，报刊上有报道宣称这块匾额“已经给日本人取去，而且已经送到东京陈列在博物馆了”。1936年的《中国漫画》用图像来回应这个传说：作者假想，如果中国取得胜利，“第一要将我们山海关上横额搬回来！”。漫画里一艘轮船正从日本开往山海关，上面放置一个巨大的“天下第一关”匾牌。它在未来的“失而复得”既流露出对于过去失败的耻辱感，又表达出对于国富民强的憧憬与渴望。

陈孝祚《中X大战胜败狂想》之（三），1936年

面对山海关哭泣的不仅仅是月亮，还有秦始皇。1933年6月《半角漫画》刊登的一幅漫画让长城名义上的建造者穿越回“现在”。这件署名“允元”的漫画作品名为《秦始皇的懊悔》，在山峦和天空之间画有一段城墙，秦始皇在前方泪流满面。单就画面而言，秦始皇因何“懊悔”并不能很好地体现出来，于是作者在漫画上面做了一点说明：

早知长城是不能保中国，又何必当初的劳民伤财呢？

秦始皇懊悔的眼泪也隐含了对于时局的批评。虽然这一漫画不及丰子恺的作品来得明晰、优雅和感人，《秦始皇的懊悔》与《关山月》的基本逻辑却是一致的。长城上的重要关隘——山海关——指代中国的国土，日本国旗象征着占领，面对这一景象，无论自然（月亮）还是历史（秦始皇），都惟有哭泣。

《秦始皇的懊悔》，1933年

山海关也即“天下第一关”自1933年始，成为中日战争的一个标志性建筑，以各种视觉形象反复出现。它不是第一块被日本占据的土地，但在民国时人看来，它却是日本侵占中国过程中最具有象征意义的重要节点。1933年1月13日的一篇文章《山海关失矣》评价说，山海关一失，“从此门户洞开，堂奥难保，以后国防，实不胜其忧惧懔懔。” 1934出版的《榆关抗日战史》指出了山海关失陷何以具有格外令人警醒的缘由：

榆关的失陷，无疑的，是指示中华民族又走上了一个悲惨的前途。历史不断的昭示我们，榆关的得失，是我们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明朝曾经因此而亡国，满清曾经因此而西狩。因为榆关是控制满蒙的支点，是保障平津的堡垒，是巩固河北的要塞，所以榆关失陷，不但是日本帝国主义稳定满洲统治之成功，而且也是他长驱直入中国内地之开始。

山海关是和“中华民族”、和“我们”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它的失陷，意味着日本即将侵占中国“内地”。以“天下第一关”为起点的长城被日军占领，让中国人站在一个新的角度看待日本的侵略，也使中国人重新审视长城及其象征意义。

二

被“摧毁”的长城

在1933年的大众传媒中，中、日两国在长城沿线爆发的战争以及随后的外交斡旋及合约签订一直是新闻焦点。报刊登载大量表现日本军队对于中国万里长城的侵略图片，以为视觉上的佐证。其中长城往往处于一个被“摧毁”的状态。

《摄影画报》1933年第9卷第8期上刊登有一组照片，名为《河山破碎》。一张是《日人攻榆时被炮火击毁之山海关六角堂》，另一张是《长城之城壁为炮火所击毁》，两张照片中的长城城墙及附属建筑均为日军所毁坏。这两幅现代战争带来的废墟景象充满了象征意味，以视觉上“破碎”的长城隐喻“河山”的破碎。

《河山破碎》，《摄影画报》，1933年

《良友》杂志1933年第74期上登载的照片《我国最壮丽之长城，亦为日寇所毁！》与《摄影画报》上的《河山破碎》是同一个场景。1933年出版的《古北口回忆》里也放了一张表现长城城墙被摧毁的照片。画面上的长城被拦腰截断，古老的防御工事被现代武器所攻破。这些照片上的断壁残垣都在视觉上予人以这样的印象，现实中的长城在抗击日本入侵的战争中已不足以保护我们的国家。

《我国最壮丽之长城，亦为日寇所毁！》，《良友》，1933年

山海关六角堂照片同样广为流传。1933年2月的《良友》杂志选取遭到日军炸毁的山海关六角堂来说明“榆关的失陷”，更有日军与这一残破建筑合影。编者添加了一段图片说明：“山海关东南角魁星阁之被炸创痕，下站敌寇，得意洋洋，令人发指。” 1933年3月的《图画时报》也刊登一幅“山海关附近魁星阁被日炮轰毁”照片，画面十分相似，只是日本士兵从六角堂下爬到上面去了。

六角堂亦名魁星阁，位于山海关城墙的东南角，是山海关上历史最悠久的建筑之一，也是最具有文化意义的建筑。1933年，这座“文庙”遭遇了现代穷凶极恶的死亡机器。日军于1933年1月2日至3日侵袭山海关时，主攻山海关南城。六角堂位于关城东南角，因地势较高，被中国守军构筑为据墙防守的主要火力点，自然也成为两天里日军飞机和火炮轰击的主要目标。1月3日，关城东南角被炮火轰塌，守军大部阵亡，日本军队从六角堂处突入山海关，所以这里也是日本军队最先攻上城墙的地方。就此而言，山海关六角堂对于当时交战双方都具有象征意义。于日本方面而言，这是占领山海关的突破口；于中国来说，则是日本劫掠侵害中国文化的标志。

然而，同样的照片在日本方面，则是显示胜利的道具。类似图像出现在日本制作的明信片里，用以展示“皇军”的功绩。被选取的场景多为毁坏的城楼、日军所突入的六角堂和城市中心的大片民宅，它们都是显示日本占领山海关的标志景象。日本爱知大学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收集了一套山海关系列明信片（8张）。虽然明信片背后有“满洲国邮政明信片”字样，但说明文字全都是日文，可知它的主要使用对象是日本人。这套明信片的名字是“山海关风景”，其中就有日本士兵在“天下第一关”下挥舞日本旗的景象，以及残破崩塌的六角堂及附近城墙。印有“山海关城壁六角堂”照片的明信片说明文字以“风雅”来形容残破城墙上的六角堂。这个画面于中国而言或许意味着耻辱，在日本方面却是一道“风雅”景致。

日本制作的占领山海关明信片

由于1933年初山海关的失守，长城在抗日中不足为凭成为共识。1933年，一篇名为《北上抗日一瞥》的文章感概“天险之长城不险”：

不图降至今日，随辽吉黑热之沦亡而沦于敌手，向之用以自卫者，今竟为敌用以制我，是险与不险，不在地而在运用之人；尤在有无为国牺牲与城存亡之决心耳。

“险与不险”，不在地而在乎人。长城本身不足依赖，只有能够为国牺牲、与城存亡的“人”才能保护我们的国家。

三

从“砖石”长城到“血肉”长城

1933年4月号《时事月报》上刊登了一幅插画，描绘了一个巨人般的战士紧握步枪，正要迈出脚步，跨过低矮的城墙，冲向前方。作品标题揭示出画面含义：“只有血和肉做成的万里长城才能使敌人不能摧毁！”。这幅带有漫画性质的插画占据了1933年4月号《时事月报》的整个扉页，十分醒目。画面与标题之间署有“中铭”二字，表明作者为当时著名时政漫画家梁中铭（1906-1994）。梁中铭1906年出生于上海，1927年到广州进入黄埔军校入伍生政战部，在航空救国协会任画刊主编，同年又成为广东地方武装团体训练员养成所画师。1929年8月，梁中铭到南京《时事月报》任图画编辑，在这个位置上工作了12年。1932年，梁中铭又兼任军委会政训处第二科中校艺术股长。这是在梁中铭1933年4月完成《只有血和肉做成的万里长城才能使敌人不能摧毁！》前的主要经历，也是画家个人的基本政治背景。

梁中铭《只有血和肉做成的万里长城才能使敌人不能摧毁！》，1933年

梁中铭在《时事月报》承担的图画编辑工作主要有两方面，一是为《时事月报》不定期地创作报刊插图或时事漫画，二是为每期《时事月报》编选新闻照片。1933年4月号《时事月报》除梁中铭亲笔绘制的漫画外，还有他编选的照片《在古北口加紧训练之义勇军》、《在喜峰口前线之我军大刀队越壕杀敌》、《石河前线之抗日军队》、《九门口前线之防守兵》。这几幅照片和扉页漫画一样，都呈现了长城沿线面对入侵者的忠勇战士。其中《在喜峰口前线之我军大刀队越壕杀敌》更是指涉当时轰动全国的二十九军“大刀队”。

1933年2月17日，日军进攻热河，3月4日占领承德后，兵锋直指热河、河北之交的长城沿线古北口、喜峰口、罗文峪等关隘，随后爆发了著名了喜峰口、罗文峪战斗。由宋哲元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一度击退日军，取得长城抗战早期阶段的重大胜利。喜峰口一战是长城抗战中的亮点，中日两军几经争夺。据宋哲元致国民政府电报，3月11日在喜峰口西侧高地“肉搏十余次，互得互失，敌人伤亡尸横满地，我亦有伤亡”；13日，“喜峰口外正面之敌，真晚经我夜袭，受创甚剧。本日急图反攻，战斗仍激烈。我官兵沉着应战，远则枪击，近则刀砍，敌终未得逞”；18日，“至夜十二时，我祁团长先远由左翼率所部，向敌背后出击，绕至水泉峪附近，攻我山查峪口之敌始不能支，向北溃退。我官兵将敌砍杀无算，我王营长合春阵亡，该团官兵伤亡甚众，仍严阵以待”。这些“肉搏”、“刀砍”的壮举，造就了二十九军大刀队的赫赫声威。

喜峰口一战对于当时的中国有很重要的象征意义。1933年3月19日的《益世报》发表社论《喜峰口的英雄》评价说：

日本兵七日之内，占据了二十万方公里的土地，由开鲁而赤峰，由北票而凌源，最后以一百二十余人占据承德。中国人不仅武力上打了个败仗，全国四万万人精神上亦打了个败仗；中国人不止失了领土，中国人实在抛了脸面，失了人格。喜峰口这次胜仗，我们叨这班英雄的光，又抬起头来了。十九路军淞沪一战，使世界认识了中国人；喜峰口的几仗，使我们中国人还可做人。

1933年3、4月间，大量二十九军将士的照片刊登在报刊杂志上，“大刀”是这些新闻图片钟爱的主题。在1933年，梁中铭同样青睐二十九军大刀队的照片，在1933年5月号《时事月报》里选登了一幅照片“曾经我军坚守与日寇猛烈激战屡得屡失之罗文峪山岭”。战士胸前悬挂手榴弹，右手扶枪，肩后露出一把环首刀柄，笔直地站立在巍峨的长城前。照片的构成和梁中铭前一个月发表的《只有血和肉做成的万里长城才能使敌人不能摧毁！》（1933年4月）十分相似，战士立于长城之上，人与城合为一体。

《时事月报》1933年5月照片

“血肉”与长城的关系在长城抗战时的新闻报道中得到确立。1933年3月底，华北战事新闻社就出版了《二十九军宋哲元血战杀敌记》，4月1日又由中国艺术公司出版《宋哲元二十九军长城血战记》，两书收罗大量报纸通讯及各界电文，用文字文本反复强调前线将士“敌有枪炮，我有血肉”的“牺牲精神”。这些新闻报道将长城、血肉宽泛地联系在一起，为后来两者进一步的结合奠定了基础。

有一首写在1933年3月19日的小诗，很能说明血肉和长城怎样结合在一起，诗名《喜峰口》：

隆隆，轧轧，巨炮，飞机的轰炸；

满山的烟雾，岩片，尸块，火花。

山头太阳黯淡，白云更悽惨，

遍谷的阴风，都蒙上了肃杀。

这片的河山，都是万里古国；

这带城阙，最令人流连难舍；

这班班点点，都是灿烂鲜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