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名称: 古典学研究
《古典学研究》专致于研究、解读古典文明传世经典,旨在促进我国学界对中西方历代经典的再认识,臻进中西方的古典文明互鉴,力求贯通文史哲和古典语文学,研究并诠释古代中国、古希腊罗马、欧洲近代的经典文本,乃至古希伯来和阿拉伯文明的传世经典。
目录
相关文章推荐
为你读诗  ·  四大名著特装版,绝美收藏 ·  2 天前  
老子道德经  ·  人厚道,天不欺 ·  2 天前  
王开东  ·  虽有九命,难敌一死 ·  6 天前  
51好读  ›  专栏  ›  古典学研究

回顾|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古典学研究分会第二届年会暨“古今对话中的中西古典学”学术研讨会纪要

古典学研究  · 公众号  · 传统文化 文学  · 2024-09-02 08:30

正文


2024年8月10日至11日,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古典学研究分会第二届年会暨“古今对话中的中西古典学”学术研讨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密云科研基地成功举办。本次会议由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古典学研究分会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古典学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学科建设“登峰战略”重点学科“世界文学与文明互鉴”承办,中国人民大学古典文明研究中心、重庆大学古典文明与政治哲学研究中心、海南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希腊研究中心协办,来自国内外多所高校、科研机构的近40名专家学者与会。



幕式


▲ 大会开幕式现场

8月10日上午9点,会议开幕式隆重举行,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古典学研究分会秘书长贺方婴研究员主持。会长刘小枫教授、副会长张文江教授分别在开幕式上致辞。




刘小枫会长首先对与会的各位来宾表示热烈欢迎,希望各位来宾能在宜人的氛围中感受古典学问,享受深度对话。刘小枫会长介绍了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古典学研究分会的缘起及其思想特质。从源头上说,分会依托古典学研究室而建立,从特点上说,分会召开年会旨在共同阅读和深入探讨经典文本;同时,分会采用邀请制,将重点关注有翻译或研究贡献的勤奋新人,为发掘新作者提供平台。刘小枫会长接着介绍了古典学科当今的境遇,即古典学蓬勃发展的同时面临诸多争议。对此,最重要的是要打通中西、打通文史哲区隔,要加强外国文学、尤其古希腊罗马文学研究的建设。



张文江副会长在致辞中首先提出如下关键问题:古典学在本质上如何与国家发展、文明进步相融洽,以至于在其中可以安顿个人的志愿。张文江副会长随后指出,与此相关的两个问题分别是“古典学是什么、从哪来到哪去”以及“古典学为什么”。对此,他表示,自从人类进入文明阶段,就已经存在好坏的选择,由此不得不产生政治和层级。因此,从人类文明的角度探讨古典学、古典语文学的起源确有其必要性和首要性。最终,古典学应以现实为基础,面对过去和未来,整理文明成果,促进个人追求。

主旨发言

紧随开幕式之后的是以“古今对话中的中西古典学”为主题的主旨发言,由海南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程志敏教授主持。中国人民大学古典文明研究中心刘小枫教授、同济大学哲学系张文江教授分别发言。




刘小枫教授首先以“古典史学与世界史”为主题发言。他首先指出世界史研究自身的特征和重要性:世界史上大国更迭,而世界史叙事是对自身文明和发展进行自我定位、属于大国的基本要素。其次,世界史的发展经历了两个关键阶段,一是希腊化时期的亚历山大扩张,二是地理大发现。从中国古典的角度说,《史记》《汉书》等经典作品同样体现了关注外围的世界史视域。中国是世界上仅剩的传统文明体,而对中国的世界史研究来说,核心问题在于如何建构中国自己对世界史的研究。最终,世界史研究的意义在于认识不同政治体的品格,从而认识中国文明的优势。




张文江教授的发言主题为“《恒先》大意”。他首先详细梳理了《恒先》的文脉,指出《恒先》可划分为三个层次:首先,从“恒先无有”至“因生其所欲”意指宇宙起源;其次,从“业业天地”至“事非事,无谓事”意指社会结构;最后,从“恙宜利”至“甬有求而不虑”意指政治哲学。张文江教授认为,《恒先》的作者应为孔子级别的大哲人。文明社会的成立,有不同层次的担纲者,作者的教育对象也包括明王(天子)、明君(诸侯)、明士(士大夫)三个层级。在《恒先》对文明兴衰起落及文明起源问题的探索之间,这一文本又用向上、向大的极短篇幅表达了关于竞争的哲学思考,体现了其自身作为一种“不是兵法的兵法”的特质。


8月10日分论坛讨论



开幕式和主旨发言结束后,大会进入8月10日上午的分论坛讨论阶段。本次大会在8月10日上午共设两场分论坛。分论坛一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林鹄研究员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陈明副研究员、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雷欣翰副教授评议。






分论坛一





首先发言的是海南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的程志敏教授。程志敏教授的发言题目为“内圣外王的原初失衡”。他指出,内圣外王是儒家乃至整个中华文明的至高理想,“内圣”和“外王”本不分轩轾而相互成就。颜回重德而为内圣,子贡长于事功而为外王,但前者的地位远远高于后者。荀子最早意识到内圣外王的失衡,司马迁亦力图为子贡平反:子贡文质兼具,博施济众,本是孔门首徒,却未得到《论语》以及后世儒生足够的尊崇,导致儒家内外失衡,后儒由此更加重内轻外,以修身代为政,以致内圣外王彻底断裂。




中国人民大学古典文明研究中心的娄林副教授第二位发言。他的发言题目为“略论《春秋》之议:述《公羊传》之‘实与而文不与’”。他意在通过《论语》中四次对管仲的评价来探讨孔子的褒贬之法,进而探知儒家在大是大非上的善恶褒贬准则。这一根本准则最强烈地蕴含在《春秋公羊传》中。同时,孔子评管仲与《公羊传》的“实与而文不与”相通,因为《宪问》三处赞许管仲可理解为实与,《八佾》不一样的态度则可理解为文不与。他指出,《公羊传》谈论“实与而文不与”有春秋变局的现实政治图景,这其中需要细致考察“实与”自身的结构秩序,并关注现实政治与“文”之间的脆弱关联。




第三位发言的是广东药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李福建老师,题目为“保守礼义与变革法度:荀子既‘法先王法后王的政治哲学意蕴”。他认为,对荀子而言,法先王与法后王代表保守继承与变革创新的复杂辩证关系。荀子强调雅儒或士君子“法后王”,大儒或圣人“法先王”,跟他对人德性差异的认识和判断有关:不仅人有君子小人、智愚、贤不肖之别,而且儒者本身也有俗儒、雅儒和大儒之分。人的德性追求不同,其应遵循的修养路径和功夫、成就的现实功业和境界也就有相应的差别。




最后发言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的刘禹彤助理研究员,题目为“汉代《中庸》学刍议”。她指出,自朱熹以降,《中庸》正式脱离《礼记》,成为四书体系中的传心要典,汉代《中庸》学渐无人问津。而实际上,东汉郑玄《中庸注》和西汉董仲舒《春秋繁露》诸篇,共同勾勒了汉代《中庸》学的基本理路。汉人将《中庸》隶属《礼记》,乃缘于《中庸》讨论的是王者立教与制礼的原则,王者制礼取法人性三品的中庸之才,以及四时代序的中和之道。汉代《中庸》学是纵贯天道与人情的礼学通论,也是沟通礼学与春秋学的重要文本。




分论坛最后,陈明副研究员和雷欣翰副教授分别评议,现场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分论坛二






8月10日上午的分论坛二由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朱振宇教授主持,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希腊研究中心黄薇薇教授、上海大学文学院肖有志副教授评议。




首先发言的是重庆大学古典文明与政治哲学研究中心的张文涛教授,题目为“柏拉图与帝国问题”。他基于对柏拉图《法义》第三卷的文本解读得出观察,即柏拉图的古典政治哲学思想主要建基于古希腊的城邦政治经验,其理想政治体的大小也不出城邦规模,不过,这并非意味着柏拉图没有关于大国、帝国或普世社会问题的思考。实际上,从传说中荷马笔下的战争,到柏拉图之前的希波战争,到柏拉图时代的伯罗奔半岛战争,都在促使柏拉图思考大国或帝国,反思德性、自由与帝国和普世社会的关系等重大问题。在这一意义上,《法义》卷三对普世政体的思考实际上是柏拉图在与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半岛战争志》对话。




来自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王玉峰研究员第二位发言,题目为“柏拉图哲学‘第二次起航’视野中的‘灵魂不朽’”。他提到,在苏格拉底与柏拉图之间作出的区分,首先来自色诺芬、亚里士多德、西塞罗,另一方面则体现在《斐多》从政治哲学向形而上学的转向。在《斐多》中,苏格拉底认为早期的自然哲人仅仅从“感觉”出发寻找事物的原因,他自身则诉诸“逻各斯”,用“理念”来解释事物存在和变化的原因,开启了哲学的“第二次起航”。“理念”虽然低于作为“动力因”的“努斯”和作为“目的因”的“善”,却为哲学提供了一条更安全的思想道路。只有在哲学第二次起航所开启的这种理念论视野中,灵魂不朽才能得到正确理解。




中国人民大学古典文明研究中心的彭磊教授接下来发言,题目为“色诺芬论苏格拉底的辩证法”。他指出,色诺芬一向被认为不如柏拉图“哲学”,在这一点上我们需要为色诺芬正名。他从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是否考察什么是、是否用反诘法和苏格拉底辩证法的起源这三个角度发现了色诺芬辩证法的矛盾,即色诺芬将苏格拉底的哲学面相深藏其后,但他在日常对话中只展现自己最有益的教导,苏格拉底由此与自然哲人区分开来,成为公民哲人。对苏格拉底来说,首要的区分就是“属人事物”与“属天事物”,而辩证法贯通这两类事物。因此,色诺芬的写作本身就模仿了苏格拉底的辩证法。




扬州大学哲学系的刘振副教授最后发言,题目为“施特劳斯论启示宗教与现代启蒙:如何理解《霍布斯的宗教批判》”。他认为,施特劳斯的文章《霍布斯的宗教批判:论理解启蒙》与他著名的作品《霍布斯的政治哲学》同样值得关注,因为这是讨论霍布斯哲学转变的基础以及考察现代启蒙与启示之争的根据,也是考察古典哲学与现代哲学争论的重要根据。霍布斯的基本逻辑乃是批判启示宗教,用人造的世界取代启示世界和自然世界,正是经过启示宗教的打击,霍布斯才转向观念论。施特劳斯由此揭示了现代哲学的不彻底性,而对现代哲学的这一判断正是施特劳斯回归前现代思想的原因。




最后,肖有志副教授和黄薇薇教授分别评议,各位发言人作了相应回复。


专题读书会



8月10日下午为两场专题读书会,由张文江教授主持。





读书会一



第一场读书会讨论的文本是林鹄研究员的文章《走出法家陷阱:王船山论君主与大臣》,由林鹄研究员本人领读,主要与谈人为陈明、雷欣翰、娄林、李福建、刘禹彤、刘小枫。




林鹄研究员首先介绍了王夫之学说的重要性及其学说传播脉络。王夫之虽对中国政治得失作了总结,但他的学说真正为人所关注,恰逢中国面对西方冲击之时。他希望从《读通鉴论》和《宋论》这两部史学作品入手,关注其内在的哲学价值。他介绍了自己从《读通鉴论》到《宋论》的研读感悟和心路历程,认为王夫之不仅是高明的史学家,也是伟大的思想家。他认为,王夫之的这两部作品并不关注政治制度本身,而意图一方面在思想层面清扫法家的毒害;另一方面,王夫之这两部作品希望回到被法家腐蚀前的周孔的政治理想:三代精髓不在于具体制度,关键是制度背后的精神坚持和自身的政治哲学逻辑。因此,从这一角度来看,王夫之是复古的。


领读之后是各位与谈人的评议。




首先发言的是陈明副研究员。他肯定了王夫之重新对儒家的义理之学赋予内涵、进行界定的成就。他认为,首先需要在动态的历史中思考历史时刻与人心的关键变化之“几”。其次,如何定义人性的基础、如何通过教化彰显人性之善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如何区别荀子与法家也是一个需要深思的议题。




接下来发言的是雷欣翰副教授。从法家的处境出发,存亡救世的关键时刻具有独特的重要性。对此,他提出一个问题:法家如韩非子的政治关怀以及王夫之的政治关怀,乃至整个古代的政治关怀,都是不变的,即爱民救民。那么,面对从先秦时期到明清时期君主之重要性的下降,君主在王夫之的政治建构中又处于什么位置?




娄林副教授继续发言。他指出,君臣关系是永恒的政治考察,但本文在介入君臣民三者的关系时,民的位置如何处理则需要进一步明确。虽然王夫之谈到君主、大臣要“尽己”,但本文在这一问题上的论证仍然可以进一步加强。与此同时,本文对“走出法家陷阱”的理解有待商榷,因为法家本身就是中国古典的一部分,且法家的君主有可能并不会脱离制度而自行其是。因此,用王夫之驳法家是否可行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李福建老师在他的评议中也同意娄林副教授的看法,他表示,法家与王夫之并非完全对立的关系,君主也并非独揽一切,君逸臣劳的观念本就是儒法共有的。



刘禹彤老师接下来发言。她认为,君主猜忌、大臣党争并非法家的余毒,而是一种政治现实。另外,虽然君子避免与小人斗争,但儒家并非完全拒绝斗争。她以地方监察制度等具体制度为例,从用儒家思想改造法家的角度提出王夫之有其他考虑的可能。古往今来有许多外儒内法的思想家,因此不能简单理解王夫之的法家改造。


最后,刘小枫教授发言。他认为,王夫之对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总结是否达到“天花板”,是一个可以继续讨论的问题。同时,对法家的看法仍可进一步深化,因为文中所说的法家对君主的看法实际上是片面的,这是由于“君王对臣的猜忌”并不一定能概括对法家的全部理解。另一方面,“不参与斗争”并不一定能概括对儒家的全部理解。刘小枫教授同时指出,君主对大臣的猜忌是古往今来的重要政治哲学问题。另外,本文可以延伸出对中国的长治久安这一问题的思考,比如,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历来是中国历史上的复杂问题。而有深度的对政治的理解背后,都有形而上学的支撑。


在自由提问环节,许多与会学者踊跃发言提问。最后,林鹄对与谈人的评议和现场的自由提问作了简明扼要的回应。他指出,本文的关注重点是,法家是否给君主提供了终极价值,而这并不代表只有法家讲制度建设而儒家不讲。






读书会二






第二场读书会讨论的文本是列奥·施特劳斯的讲稿《智术、修辞术与哲学生活:重审柏拉图的〈高尔吉亚〉》节选,由刘小枫教授领读,主要与谈人为马健程、钟碧莉、裴延宇、岳圣豪、于雪、李天昀。


刘小枫教授首先提示,如何习读古典文本是一个大问题。在对政治哲学的学习当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学问和政治的关系,而《高尔吉亚》的主题是即是哲学生活与政治生活之间的对立。一方面,要看施特劳斯如何读《高尔吉亚》。施特劳斯注重柏拉图作品的文学性,其目的在于应对各种心性类型的作者,许多重要问题也隐藏在超文本层面。另一方面,要学习施特劳斯如何表述。施特劳斯将《高尔吉亚》分为三个部分。刘小枫教授带领现场全体读者梳理了文本脉络,并特别强调施特劳斯的“在叙述中论证”而非“在论证中叙述”的写法。最后,刘小枫教授强调在当今时代为何还要读柏拉图:自法国大革命以来,哲学家的理想就成了“再造新人”。而再造新人与《高尔吉亚》的联系在于,强迫的教育并不能让人变得智慧。启蒙的问题就在于此:并非每个人都能践行苏格拉底式的热爱智慧的生活方式,这意味着,少数人的爱欲与现实生活的舒适没有关系。因此,《高尔吉亚》是对现代立场的一种反驳。


各位与谈人在领读后发言。



首先发言的是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的马健程。他表示自己从这篇作品当中获得了很大启发,同时提出了阅读过程中的问题,即为什么柏拉图在《高尔吉亚》中把修辞家限定为演说家。与此同时,柏拉图贬低修辞术、褒扬辩证术是否意味着他贬低演说家、褒扬政治家。




接下来发言的是中山大学博雅学院的钟碧莉副教授。她重点关注诗与哲学的辩证关系问题,她认为,柏拉图虽然在自己的对话作品中要把诗人赶出城邦,但又在其他文本中强调诗人的重要性。彼特拉克、薄伽丘等人在文艺复兴时期也继承了对诗的辩护。另外,施特劳斯说修辞学的复兴伴随着宇宙论、数学的复兴,这是一个从尘世转向天上的自然而然的过程。因此,她认为,施特劳斯这部讲课稿也可看成文艺复兴学派的梳理。




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裴延宇助理研究员指出在自己对柏拉图的阅读中感到的可对观之处。在《王制》与《高尔吉亚》两个文本中,忒拉叙马霍斯与卡利克勒斯这两个人物存在对应关系。另外,这两部对话都考虑到了正义的存在本身:苏格拉底考虑到了正义的结果,而高尔吉亚似乎并未对他言辞造成的不正义行为或后果负责,这代表技艺本身的失败。《王制》与《高尔吉亚》一同点明正义本身的存在,与此同时,若缺乏正义,人最终会被技艺反噬。




莱顿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岳圣豪继续发言。他提出隐微和显白的基本范畴以及苏格拉底之死的意义。施特劳斯指出,《高尔吉亚》提出修辞家的转向这一问题,而施特劳斯本人在对卡利克勒斯的处理中隐含了《王制》中的灵魂三分法。他的困惑之处在于,柏拉图此处的表述与晚期对话如《泰阿泰德》相矛盾,其晚期对话抹消了修辞家灵魂转向的可能。那么这进一步意味着,《高尔吉亚》里的修辞家与哲人的联盟也不可能。




大连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的于雪老师从词源学角度对文本作了评议。她发现,施特劳斯在文本细节方面很重视辨析柏拉图用词的斟酌。《高尔吉亚》中对品达、欧里庇得斯等古典作家的引用又存在文本上的自相矛盾,这代表柏拉图在文本中呈现出来的对诗人的矛盾态度。




河北北方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李天昀老师接续了前述显白与隐微的问题,他认为关键在于苏格拉底追求的语言形式背后有没有实质内容。修辞术正是因为其价值中立才被滥用。更进一步,二十世纪的英美哲学重视语言分析,实际上是为外在权利辩护,因为否定最高价值后只能走向表面的自由。因此,《高尔吉亚》表面讲的是修辞术,实际讲的则是政治生活里的价值中立现象。


随后,有许多与会学者在自由提问环节提出自己的见解或问题。下午的两场专题读书会在热烈的讨论中圆满结束。


8月10日晚上举行了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古典学研究分会第一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学会理事就第三届年会、学会发展、古典学学科建设等事宜作了讨论。

8月11日分论坛讨论

  8月11日上午是以“西方古典学与政治哲学”为主题的专题讨论会,下设两场分论坛。







分论坛一



分论坛一由张文涛教授主持,娄林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张培均助理研究员评议。




首先发言的是西安交通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的曹聪副教授,题目为“《巴门尼德》与政治哲学问题”。她指出,政治哲学的路向认为,《巴门尼德》中的少年苏格拉底形象代表一种新哲学开端时的形态,是“苏格拉底转向”的关键阶段。然而,由于对政治哲学的不同理解,这一路向内部的《巴门尼德》解读产生了分歧,这一分歧反映了苏格拉底的双重面相。实际上,柏拉图在《巴门尼德》里表明,道德学家苏格拉底身后有深刻的哲学根据:由于现象世界与理念世界的鸿沟,新哲学成了通往关于整全之永恒问题的新道路。




接下来发言的是莱顿大学哲学系的博士研究生岳圣豪,题目为“生成与必然性:重访《蒂迈欧》创世论的开端”。在《蒂迈欧》中,灵魂作为一切生成的原因不再与接受者和原初元素的无规则运动冲突,与此同时,在《蒂迈欧》中,灵魂被认可为一切生成的原因,与晚期对话的整体论述相融贯。他认为,尽管《蒂迈欧》的宇宙生成论讲辞以存在与生成的对立开始,看似与《斐多》等中期对话的两世界理论相似,实则有着根本的差别。因为在《蒂迈欧》中,存在与生成并不能涵盖全部的存在者,这一对立的实质是强调有序世界与无序世界的对立,从而突显匠神将秩序赋予无序宇宙的活动。这一意涵并不存在于中期对话,同时也不违背晚期对话中柏拉图试图消除存在与运动两个范畴决然对立的努力。




随后发言的是延安大学外国语学院的叶友珍副教授,发言题目为“从瘟疫到科西拉内乱——修昔底德的灵魂病理学探析”。她发现,柏拉图对政制的描绘展现出心理洞察的杰作技艺,他将纯粹的政治现象还原为人类灵魂的内在病理学过程。灵魂三个部分的和谐平衡遭到破坏,灵魂就会呈现出病态,进而投射出城邦统治的病理学过程。与柏拉图相比,修昔底德并未致力于探讨最佳政制的样态,而是致力于呈现政治的现实和人性的永恒不变。在瘟疫和科西拉内乱这两场灾难的叙事中,修昔底德从政治的现实出发,将灵魂的健康状态和病理学发生过程投射到历史场景,清晰地呈现出灵魂病变的发生过程以及对城邦统治来说至关重要的灵魂样态。




裴延宇老师继续发言,题目为“亚里士多德论高贵及其与德性的关系”。在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中,高贵(καλόν)是重要主题之一。围绕καλόν的含义、译名、在伦理学中的地位以及与其他伦理学问题的关系等,现代学者有许多争论。实际上,“高贵”一词具有丰富的内涵,有三种基本形式——秩序、匀称与限定性。与此同时,作为一个基本的伦理学概念,“高贵”的根本意义是因其自身值得选择和称赞的善,是善的必然显现,标志着美与善的合一。




随后发言的是朱振宇教授,题目为“《埃涅阿斯纪》中的诸神、英雄与帝国之梦”。她认为,《埃涅阿斯纪》不仅是一部奥古斯都的颂歌,也包含神灵与命运、埃涅阿斯的爱情传说、流亡途中的种种经历等内容。她从诸神、英雄与“冥府之行”三个角度,梳理了隐藏在《埃涅阿斯纪》背后的多重内涵。在史诗中,无论诸神的力量、人的心灵世界,还是地下的冥府,都蕴含着驳杂的力量。帝国的历史也是人类历史的缩影,文明无法脱离自然,自然也将驳杂的力量赋予了历史;也正是这样的驳杂成就了《埃涅阿斯纪》这样一部充满人性的史诗。




最后发言的是黄薇薇教授,题目为“崇高的概念及其语文学释义”。“崇高”从荷马时代就开始用于诗歌和修辞领域,暗指“优秀和卓越”。朗吉努斯的《论崇高》认为崇高是一种最高的品质,并可据此定义所有最伟大作家的卓越,但这篇论文却因各种因素而一度被学界忽视。斯蒂芬·哈利韦尔(Stephen Halliwell)的新作《托名朗吉努斯的〈论崇高〉》从古典语文学角度对这一文本作出了很大贡献,这部作品分为翻译和笺注两个部分,其长达62页的序言对《论崇高》作了全面细致的考察。她借助哈利韦尔的思路,考察了《论崇高》的核心理论,即崇高的五个来源:宏伟的思想、强烈的情感、修辞手法、高贵的措辞、词语的排列。




在发言与自由提问环节结束后,娄林副教授和张培均老师对各位发言人的作品作了点评。各位报告人对评议意见作了简短回应。






分论坛二






与分论坛一同时进行的分论坛二由由王玉峰研究员主持,刘振副教授、钟碧莉副教授评议。




首先发言的是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王双洪副研究员,题目为“哪种古典,何种学问:关于一场古典学论争的启示”。古典学何为以及建设怎样的古典学是当今学界的热点,她从德国古典学家维拉莫维茨与尼采之间的争论出发,从历史主义、科学实证主义的古典学研究与侧重理解古代思想及其现代境遇、重视人的教育的古典学研究之间的矛盾出发,尝试为中国古典学的发展提供镜鉴,即要用古典学的教养教育来补足技术科学教育中人文素养、德性教养的欠缺,用古典教育平衡教育品质中出现的偏差。




接下来发言的是李天昀老师,题目为“当代俄罗斯古典学研究现状”。他结合自身学术经历指出,俄罗斯古典学研究历来偏重于历史研究,而俄罗斯科学院、莫斯科国立大学以及圣彼得堡国立大学也是哲学研究方向的重镇。与此同时,俄罗斯的古典语文学研究更加偏重语言学研究,文学研究相对不足。总体而言,俄罗斯古典学研究在全世界古典学研究中作出的贡献实际上被忽略,更多地译介近现代俄罗斯学者关于古希腊罗马的研究成果,对我们丰富和发展中国古典学研究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随后发言的是来自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的程茜雯老师,题目为“‘直至你到达大地之极’:金嘴狄翁的自我教育和希腊教化理想”。她聚焦于《在雅典,或论流放》这一文本,指出金嘴狄翁自述在流亡之时通过自我教育转变为哲人的过程。他由此获得教诲罗马人的资格,为自己建构从智术师转向哲人的文化身份。在此基础上,狄翁暗示成为哲人的自己受到神的启示,要担负起以古典希腊教化教诲罗马皇帝图拉真的使命,希望借皇帝学生之手实现他的古典文化理想,建立与天界以宙斯为君主的神圣秩序对应的尘世秩序,实现尘世君主延续至“大地之极”的和谐统治。尽管狄翁对图拉真的教育失败了,他仍未放弃理想,而是意欲“僭越”君主的身份,自行“统治”希腊世界。




继续发言的是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的博士研究生徐旖,题目为“德国巴洛克戏剧《帕皮尼亚努斯》中的神性法律与国家政治”。《帕皮尼亚努斯》是格吕菲乌斯最重要的戏剧作品。剧中,法学家帕皮尼亚努斯因坚守良心底线、拒为皇帝的弑亲行为辩护而获斩首之刑。最终,他为正义美德和神性法律慷慨“殉道”,由此获得永恒的荣耀与救赎。反之,一味追逐尘世权势、亵渎神法的不义“暴君”巴西亚努斯则饱受良心啃噬,落得报应。借助“殉道剧”,格吕菲乌斯上演了欧洲近代早期有关政治与道德关系的讨论。她结合博丹、格劳秀斯等思想家的经典评述,认为格吕菲乌斯从帝国乃至欧洲格局出发,表达了他对马基雅维利主义传播以来政治与道德脱钩所带来的权力滥用、道德沦丧等负面影响的批判。




大连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的于雪老师作了主题为“论王尔德牛津笔记《札记书》中的古希腊认同与古罗马他者”的发言。她认为,以《札记书》中涉及古希腊与古罗马的笔记为考察对象,王尔德在《札记书》中不仅欣赏崇尚美、个人主义精神与诗性想象的古希腊,而且通过摘评蒙森的《罗马史》,将古罗马构建为教育制约个人主义精神、宗教制约诗性想象的文化“他者”。王尔德对两大文明判若两极的态度有家庭与社会双方面原因。




贵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徐健副教授最后发言,主题为“廊下派的财产观”。他表示,现代财产权理论的鼻祖洛克非常推崇西塞罗的《论义务》,而该书又深受廊下派影响,因此有必要经由西塞罗来追溯并发掘廊下派的财产观。对廊下派而言,财产私有权,尤其财产共有权,能从作为正义之开端的属己论中寻得伦理基础。在黑格尔的资本主义占有模式中,廊下派留下了一些重要的痕迹,但通过追踪文本语境能够发现其间的关键差别,差别根源于德性的地位问题。可以说,廊下派在财产观上既不全然为“古”亦非全然为“今”,而是微妙地介乎“古”“今”之间。


最后,刘振副教授和钟碧莉副教授对各位发言人的报告作了精炼的总结并提出进一步的问题,各位报告人对评议意见作了回应。


▲ 分论坛现场

闭幕式


▲ 大会闭幕式现场

在精彩纷呈的研讨会之后,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古典学研究分会第二届年会迎来闭幕式。


闭幕式于8月11日午间举行,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古典学研究分会秘书长贺方婴主持,会长刘小枫致辞。刘小枫会长表示,本次年会对研究习作的讨论比较充分、热烈。从经验上讲,希望研究中学的作者能更多参加年会;同时,读书会的环节时间比较短,他期望之后的年会可以加强这一方面的投入,在时间与阅读材料方面做好更充分的共读准备,一起研习更多精彩作品。与此同时,刘小枫会长指出,虽然学科差异可能会引起不同意见,各种哲学进路也会存在分歧,但最困难的分歧其实在于古今不同的信念。



最后,贺方婴秘书长分享了接下来年会的安排,她也表示期待将来更多作品和讨论能出现在年会上供各界同仁共同学习。最后,贺方婴秘书长正式宣布,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古典学研究分会第二届年会暨“古今对话中的中西古典学”学术研讨会圆满结束。





撰稿、海报设计:隋昕

编辑:胡佳睿





 ● 第二届古典学年会丨古今对话中的中西古典学·北京·密云

 ● 快讯 | 热烈祝贺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古典学研究分会正式成立!

 ● 重磅·现场 | 古典学研究分会成立大会暨“ 文明互鉴与中国古典学建设 ”学术研讨会回顾

 ● 回顾|柏拉图与古典学:第十一届全国古典学年会纪要

 ● 会议纪要 | 古典学与中希文明互鉴:《古典学研究》期刊建设座谈会

 ● 快讯|纪念罗念生先生诞辰百廿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



关注我们





推荐文章
为你读诗  ·  四大名著特装版,绝美收藏
2 天前
老子道德经  ·  人厚道,天不欺
2 天前
王开东  ·  虽有九命,难敌一死
6 天前
午夜漫画站  ·  内涵漫画:消除证据
7 年前
张佳玮写字的地方  ·  马刺vs鹈鹕双塔:莱纳德的金手指
7 年前
装个好房子  ·  24小时盖一座房,这事是真的
7 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