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选困境的哲学思考

▲ 2017年1月20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美国第45任总统就职典礼结束后，特朗普（左二）与前任总统奥巴马（左三）交谈。奥巴马夫妇随后乘坐直升机离开国会山。当日，美国当选总统、共和党人特朗普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国会山举行的就职典礼上正式宣誓就任美国第45任总统。（新华社记者 ❘鲍丹丹/图）

那场让一部分人感到兴奋、狂喜，同时又让另一部分人感到沮丧、绝望乃至恐怖 （巴迪欧曾用拉辛的诗句“在这深夜之可怖中”来刻画他在大选结束后那一刻的感受） 的美国大选，已过去两个多月了，新总统特朗普也已经上任。

面对这一让不少观察者大跌眼镜的大选结果，人们已经有太多的分析：有经济上的、阶级上的分析，有宗教上的、文化上的分析，甚至还有种族上的分析，等等。所有这些分析都试图去寻找或揭示出大选之所以出现如此戏剧性结果的背后原因。这些分析多少都有其道理，因为正如施密特所说：“任何宗教、道德、经济、种族 （ethnische） 或其他领域的对立，当其尖锐到足以有效地把人类按照敌友划分成阵营时，便转化成了政治对立” （卡尔·施密特：《政治的概念》，刘宗坤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17页） ，所以反过来，政治对立的根源也就只能到宗教、道德、经济、种族或其他领域中去寻找。

但本文不想也无力在这些分析之外再为大选结果寻找另外一种解释。我们仅想就这次大选背后透露出来的或不如说仍隐藏着的哲学问题及其可能带有的根本困境做一些思考。

但何种哲学问题？当然是政治哲学的根本问题，即政治的本质究竟何在。对此问题当然有很多不同的看法，而且也各有其道理。有一种看法认为，政治就是划分敌友，政治本质上就是一种关于敌对性的政治 （如卡尔·施密特即持此论） 。而与之针锋相对的观点则认为政治尤其是西方的民主政治植根于友爱，政治本质上乃是友爱的政治 （如德里达即持此论） 。但这两种政治理解其实不过是同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因为无论是敌对的政治还是友爱的政治，它们都是对一个更为原初或一般的哲学问题——即自我与他人的关系问题——的回答。

是的，自我与他人。当我们在文章开头说这场大选让一部分人兴奋、狂喜，同时又让另一部分人沮丧、绝望甚至恐怖的时候，我们正是在进行自我与他人或我们与他们的划分。这样一种划分既是民主政治的前提，也是民主政治所追求和强化的结果。这种划分在此次大选中体现得尤其鲜明。

据分析，这次大选的一个显著特色是：特朗普的支持者绝大多数集中在乡村，而希拉里的支持者绝大多数集中在少数大城市。而在进一步分析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时，有人立即注意到这里有一种显著的自我与他人或我们与他们的划分：在乡村绝大多数是白人；而在大城市则绝大多数是少数族裔。所以有人说，导致此次大选城乡之间选情差异的最终答案是“种族”：从选票上来看，投票给特朗普的选民中86.4%是白人，远高于希拉里的54%。当然，也有人在这种城乡选情的鲜明对比中看到的不是种族因素，而是德性的因素；特朗普的胜利也不是民粹主义的胜利，而是德性的胜利：“是守土扎根的秩序源头对于城市流浪的寄生生物的胜利，是多中心性组织对统一大政府的胜利。”这种分析认为，共和党人其实是在用他们的理念维护他们生活中的核心内容，即“切身性的、触手可及的共同体”，如“家庭、学校、教化和小城镇”，而共和党理念的支持者“正是大批支持家庭价值和教会理念的小城镇居民”。

但无论是诉诸种族因素，还是诉诸德性与切身性的小共同体因素，抑或宗教上的因素，最终都是要寻找某种尺度，将自我与他人、我们与他们区分开来。而这样一种划分也恰恰被特朗普作为竞选策略加以自觉地运用。观察者分析，特朗普有一个重要的策略就是在演讲中频繁使用“我们” （we） ，以此显示他和他的支持者构成了一个亲密无间的群体——“我们”。正是“我们”将会“让美国再度伟大”。而当他谈到黑人和拉丁裔时，却总是使用“他们” （they） 一词进行指代。换言之，黑人和拉丁裔并不属于“让美国再度伟大”的“我们”。

就此而言，虽然特朗普参选看起来是个“笑话”，但他之所以能不可思议地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恰恰在于他成功地唤醒了美国大多数白人或者也可以说——如果我们不突出种族因素的话——州郡乡民 （他们绝大多数都是白人） 的“自我”意识或“共同体”意识，以及由此导致的对于他人或“他们”的排斥意识 （先不论排斥的具体原因是哪些） 。在这个意义上，此次共和党的胜利典型地体现了西方民主政治的一种本质特点：划分自我 （我们） 与他人 （他们） ，在此基础上尽可能多地扩大“我们”，压缩并最终排斥乃至驱逐“他们”——而所谓驱逐非法移民、修建美墨隔离墙等竞选口号，只是这种本质的极端表现罢了。特朗普的胜利说到底既不是民粹主义的胜利，也不是所谓德性的胜利，而就是自我/他人这一划分以及排斥他者这一机制本身的胜利。

但推行民主的基础不是友爱——乃至博爱——吗，正如德里达所揭示的？那又怎么会导致对他者的排斥？是的，是友爱，是友爱政治。但问题是：这究竟是谁或对谁的友爱？又是何种意义上的友爱政治？

谁的友爱？是兄弟之间的友爱！共和-民主制之类似于 （奠基于） 兄弟友爱，是早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就已被揭示出来的事实。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明确地说：“兄弟间的关系类似于资产制［即共和制——引者按］。因为，他们是平等的，且年龄也相当。……一个没有主人的家 （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平等的） ，或者一个主人非常软弱、每个人都各行其是的家，则最像是民主制［民主制是资产制的变体——引者按］。”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注，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249页） 他在《优台谟伦理学》中也直言：“一切政体都在家庭关系中一起表现出来，无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父母的权威是君王，夫妻的关系是贵族，兄弟关系是公民，这三种形式的错误形式是僭主政治、寡头政治和民主政治。” （亚里士多德：《优台谟伦理学》1241b 30，徐开来译，载《亚里士多德全集》第八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429页） 所以至少从亚里士多德开始，西方的政治家或哲学家们就已看到兄弟关系或兄弟友爱构成了民主政治的前提。没有这一前提，民主政治就将不可能。

柏拉图早在《理想国》里就借助神话来塑造和强化这一“基础”：“他们 （即城邦公民——引者按） 一定要把他们出生的土地看作母亲……团结一致，有如亲生兄弟一家人似的”，“他们……一土所生，彼此都是兄弟” （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28页） 。所以这一回忆或想象既赋予了公民追求平等权利的政治自由，但同时也构成了他们政治自由的条件：他们只能想象他们共同体成员内部之间的平等、自由与博爱。这是由他们对共同的出生、谱系、土地与母亲的依赖和记忆所决定的。这就是他们的政治真理。也正因此，这种奠基于兄弟友爱之上的民主政治，一如德里达所解构的，总是很“容易流于民族主义、种族中心主义、民粹主义、甚至仇外恐惧症” （德里达：《友爱的政治》，胡继华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42页） 。

而由此造成的另一个政治后果就是：这样的民主政治或友爱政治往往是对内民主而对外暴力：对于他者 （非我族类的外人、作为他者的他者、绝对他者） 而言，它几乎总是“不民主的”“不友爱的”，甚至充满暴力的：要么是努力将之同化，即通过某种仪式、盟誓、誓约，某种象征的方式，使他者归化于我，也成为我的“兄弟”，成为“我们”中的一员，我们“共同体”的一员 （所谓博爱化，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根本上都是这样一种消灭他者之他异性、把他者同化的暴力运作） ；要么——如果他者不接受我的同化——就将他者排斥在外，拒不接纳，甚至驱逐之、消灭之。

总之，作为他者的他者，想保持住其他异性的他者，在友爱的共同体内，是没有权利的——即使有，那也是在他或他们不能威胁到我或我们的优先权的前提下。所以，“我们”对他者的所谓友爱，似乎总是某种恩赐，是可以随时收回的。这种“友爱”，已经以抹消他者之他异性为前提了。因此最终，我们并没有对作为他者的他者表示友爱，我们其实仍只是对我们自己的兄弟友爱。于是，这种所谓民主政治归根到底仍然只是家政学：只是“我们兄弟”之间的事务，与他人无干。

就此来看，此次大选特朗普之所以获胜，或许正是因为是他——而非希拉里——才代表了西方民主政治的这一残酷但却真实的本质：政治首先是“我们”“兄弟”之间的事。特朗普撕破了民主党的那一表面上温情脉脉的多元、博爱的面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