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万块钱意味着什么？放到现在，只能买下一辆奇瑞QQ轿车、北京一平方的房子。放在1993年，5万块钱却是一笔巨款。
在当时，5万块钱就能买下北京一室一厅40平方的房子。北京职工的平均工资是4510元，折合每月375元。一名普通职工需要工作11年，才能挣到5万块。
图注：1993年自行车和2017年5万的轿车
图注：1993年粮票和2017年米价
图注：1993年上海房价和2017年上海房价
图注：1993年，北京西单路口，店铺甩卖，标榜“真皮真货”，但人们开始知道“假货”。
从1993年到2017年，时间过去了24年，工资翻番，物价上涨，这笔钱却一直没有变。
1993年，《产品质量法》规定“产品质量检验机构、认证机构伪造检验结果或者出具虚假证明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如今，这个对假货的罚款标准仍然停留在5万元的标准。
如果你在1993年制售假货，那么根据《产品质量法》，24年前的5万块足以让你倾家荡产。那时候的人们手里钱不多，而现在的5万块，不过是一趟欧洲游，一辆最低配的车，相比制假售假收获的暴利，简直微乎其微。
图注：爱马仕超A货售价在2000元以上，批发价1200元
随着全社会打假的呼声越来越响，社会也在痛苦的代价中一步步前行，而对制假售假条款的规定却被停留在24年前。
那24年没涨的制售假货罚金是时候该涨了吗？涨多少才合适？
如果只是简单地提高罚金，从现在的5万元涨到10万、100万、1000万……与其说这是在打假，不如说这是以罚代管。制假售假者以交罚款的形式，换取制假售假“许可证”。
罚款一度在我国是最有效的制裁方式，因为那时普遍穷，一笔罚款都可能倾家荡产，但现在人们的生活水平不一样了，简单的处罚是不够的。处罚只是手段而非目的，执法的目的从来不在于处罚，而在于彻底终结制假售假违法行为。如果只是处罚而不解决问题，就会陷入一种“越罚越假”的困局。
一方面，有些执法部门可能会产生利益冲动，执法成“执罚”，违法越多收益越多，不断从自己的不履职行为中获利，放任和纵容违法行为。另一方面，制假售假者都是理性经济人，会从利益意识来考虑问题。倘若制假售假的收益远远高于行政处罚，企业就会很乐意接受处罚。如此一来，假货问题便会更加严重，执法则成了制假售假的“帮凶”。
阿里巴巴打假特战队总监叶智飞提到一个案例，就很能说明问题：2015年，阿里输出线索联合公安打掉一个制售假LV案，并抓捕了制假者；一年后，在和公安配合打掉又一个制假窝点时发现，这次与之前的案子居然是同一批制假者。
“犯了再改，改了再犯”这样的恶性循环，光靠提高罚金是不能终结的，还需要刑罚。对此，阿里巴巴首次公开呼吁，动用严刑峻法加大处罚，以当场查获假货案值定罪，改为以出现制售假货行为来定罪，像查处酒驾违法行为一样，来斩断假货产业链。
查处酒驾违法曾向全社会传达明确信息：“酒驾”者必承担严重后果。醉酒驾驶被正式列入刑式犯罪范畴。“酒驾入刑”三年来，震慑作用相当明显，全国查处醉驾同比下降四成。
是时候，像治理酒驾一样治理假货，让假货从中国消失了！
转自：财经国家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