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人之周
2008年，为应对金融危机而出台的4万亿经济刺激政策，一直以来都是颇受争议的话题。作为央行行长，周小川也被认为是4万亿政策的决策者和执行者。甚至有人认为他此后任期的十年中，完全是在消化、处理4万亿的后遗症。这一问题，是在评价周小川时很多人的“扣分项”。
市场对4万亿的质疑，周小川曾经做过回应。2013年，他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曾坦陈，在决策的过程中对于刺激政策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是“充分讨论”的。“认识到经济刺激计划在短期内有利于促进经济尽快企稳回升，但随后会给物价、债务可持续性、结构调整、节能减排等方面产生代价、造成压力。”决策的核心是：“不能既要好效果，又要零代价。”
此前，他在2012年11月的一个公开会议上也坦言：“大力度地防范危机的这种调控，相当于吃药。是药三分毒，肯定有一点副作用。为了防止后面副作用的展现，要强调适时退出。”
他认为总体来讲，中国适时将货币政策回调为中性或者正常的，总的来讲行动还是比较快。不过，他也承认，适时退出还可以做得略早一些、略鲜明一些。
“做得对的东西肯定会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同时坦白地说，我也经常有做错的地方，也有做得不准的地方，这些地方该修正的要修正。”周小川从不刻意回避大家的质疑，而且非常勇于坚持自己的观点。这种直率和执着中又透着大智慧。
周小川的这种坚持，还体现在很多方面。比如主导汇金设立，确立全新的大型金融机构财务重组、化解风险的方法。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的金融市场面临着进一步开放的压力。据当时有关部门测算，欲令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达到巴塞尔协议8%的标准要求，需动用大约9700亿元财政资金。在很多人看来，这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周小川的推动下，时任外汇局局长郭树清、研究局局长谢平、货政司司长易纲等，一起设计了“成立汇金公司、动用450亿美元外汇储备注资、对国有银行体制进行改革”的方案。这份方案是顶着很大的压力设计出来的。易纲后来在《中国银行业改革的内在逻辑》一文中回忆说，“从国家支持的角度看，是希望此次财务重组是转轨过程中的‘最后晚餐’。”
再比如，周小川一直都在关注、研究、适时推动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在他担任央行副行长的90年代，很多人认为中国没有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是因为资本项目没有放开。他曾经立场鲜明的反对过这一观点。认为恰恰是因为改革开放，使得中国避免了亚洲金融危机。后来，
他在担任证监会主席期间，推动和引入了QFII机制。在亚洲金融危机的余威尚未消散的当年，这被一些人认为是在变相地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反对的报告送到了时任总理朱镕基的办公室。尽管朱镕基是支持QFII的，也非常清楚这只是向资本项目可兑换方向走的一小步，但周小川仍然被要求为此专门做了一份说明报告。
在此后推动人民币汇率改革过程中，他也受到过诸多质疑和压力，但他每次都据理力争，一直努力推进人民币汇率改革。
经过多次汇率改革，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取得了重要进展。
汇率改革与人民币国际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犹如人的两条腿，哪一条迈得太快或太慢都不行。周小川对于两者节奏的把握是非常准确的。2015年，“8·11”汇改优化了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报价机制，使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又迈出了关键一步。此后的
2016年10月份，人民币获准进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这也标志着周小川在任期内实现了推动人民币成为全球货币。也因此，他被媒体亲切地称为“人民币先生”。
与汇率改革一样，人民币国际化的工作并没有结束。今年的两会上，周小川也开始使用人民币国际化的说法，而此前，他
对于“人民币国际化”的提法一直是非常慎重的。2010年他曾在一次内部讲话时表示，要慎用“人民币国际化”。一是因为目标尚远，二是要考虑国际反响，避免误解。他更愿意用：“在贸易、投资的跨境交易中允许使用人民币”来代替“人民币国际化”。
他曾坦言，“我们没有硬性推动所谓人民币国际化，而主要是解除歧视，清理不合理的政策，强调市场参与者有权自主选择。”但他也
始终坚信人民币会成为国际货币，因为“市场参与者会感到使用人民币比使用其他货币具有优越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