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是一个学科，更是一个命题。什么命题？不同视角、不同研究方向，给出不同的命题。但总的来说，考古学是一个反映人类社会发展历程、逐步走向文明进步的命题；是一个用语言文字形式阐释“物质存在”，阐释人类发展规律及其社会关系的命题。传统观点认为考古学属于历史学范畴，是“证经补史”为历史学做佐证、为历史学服务的。仔细想想干嘛一定属于历史学呢？历史学又属于谁？一座墓葬或一艘沉船，对于蚂蚁或小鱼而言，什么都不是——只是一个空间存在而已。然而对于人类而言，就有了截然不同的意义——也只有人类才会对它们有兴趣——对自身的历史感兴趣。虽然有“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之问，但我们知道：在鱼的世界里没有考古学。因此，考古学是关于人类在自然界中生存发展进步的学科，除了历史学意义之外还有很多可以探索的内容。1962年，宾福德在《作为人类学的考古学》中系统阐述了考古学在“阐释整个时空内的人类生存之物质及文化”的层面应有更加广泛的作用，开启了一场“考古学革命”，逐渐将考古学引向科学的范畴。
其实，考古学就是考古学。它是观察人类社会发展细节，探索人类起源，研究人类生存方式以及对自然环境适应能力，乃至不同历史阶段人类物质财富的创造能力、艺术成就等一系列问题的方法和手段。因此，它具有历史性、社会性、科学性、艺术性、文化性……，包括对人类文化多方面成就的阐释。因此，它具有多副面孔。
人文历史、社会价值及其缘由的方方面面。
考古学以探索发现为第一要义，根据古代物质遗存挖掘湮灭已久的人类历史片段，创造新知。这一特点一方面决定了考古学对人类历史文化演进的不可或缺，例如人类起源演化、农业起源、文明起源、文字的产生、国家和社会制度（国家治理体系）形成乃至意识形态等重大历史问题。另一方面，考古学又是展示人类社会物质文化成就、科学技术发展进步阶梯等社会发展规律的重要窗口。
从古典考古学到科学考古学，经过二百多年的发展历程，已经不再单纯。更重要的是考古学已经融入到人类发展的思想体系中去，渗透着许多哲学思想的碰撞与交流。正如布鲁斯·G·特里格所说的那样：考古学活动不可置疑地改变了对人类历史和行为的理解。
当代考古学是在古物学和地质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型学科。十九世纪以来兴起的史前考古学在探索人类起源演化和文明进程的道路上大踏步地前进，极大地延伸了历史的轴线，拓展了历史的宽度，丰富了我们对人类发展演进历程和历史文化的认知。古人类学和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将人类历史向前延伸了300多万年；农业考古学、聚落考古学和新石器时代考古学将人类的定居生活和农业萌芽推进到2万~1.5万年前。
二百多年的考古学发掘研究，积攒了人类从狩猎采集的蒙昧野蛮时代逐渐向原始氏族社会过渡，进而向文明时代进发的巨量考古学资料，催生了体质人类学、分子考古学、农业考古学、民族考古学、宗教考古学、社会考古学等门类的知识体系。它们中的大部分仍然在史前考古学和历史考古学的框架之下，利用田野考古的材料研究古代社会的某一个方面，只不过研究的侧重点和主体目标有所不同。
人类属于社会性动物，不仅仅创造了历史，还创造和改变了自己、创造了社会。因此，考古学除了在历史进程这条主线之外，还涉及人类生存、环境适应、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等方面取得的成就，以及社会细胞的细枝末节。吃什么——植物考古学、动物考古学；用什么——器物类型学；住哪里——聚落考古，怎么住——建筑考古学；如何制作工具——石器打制技术、实验考古学；如何适应环境——环境考古学、植物考古学、动物考古学；如何看待自然——天文历法、天文考古学；如何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火的使用、农业考古学、冶金考古学、科技考古学；有何信仰——民族考古学、宗教考古学；有什么样的兴趣爱好、取得了什么样的文化艺术成就——文化考古学、音乐考古学、美术考古学；乃至人群组织架构的形成与发展及社会体系的建立——社会考古学；人类认知能力和语言的起源——认知考古学。可以说考古学从理论体系到具体实践，建立起一个庞大的科学体系，其触角已经深入到整个人类世界的方方面面。
考古学不在于“挖宝”，不能仅限于展现精美、绝世的古代文物，而在于探究这些文物背后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根脉、社会机理和运作体系等一系列问题。考古学不仅仅在于验证历史、“再现”历史片段，发现众多历史上没有记载的东西，更在于探寻其产生的历史根源、社会背景。
考古学有它绚丽多彩、璀璨夺目的一面，也有灰头土脸、稀松平常的一面。而且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不被看好的后者。对于考古学家来说，他们的一生基本上是与破破烂烂的石头瓦块打交道——从中搜寻着古代人类发展进步的足迹——发掘和整理出能够让公众理解和认识的知识。这正是考古学家的职责和追求所在。一百年多年间，从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到大江南北，数以千计的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将东亚大陆的人类历史提前到243万年以前；仰韶遗址发现以来数以万计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研究，揭示了从部落联盟到古国时代再到王朝国家的演进历程；大量先秦遗存以及秦汉时期的考古发现，映射了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方面的成就。
考古学关注个例，但不限于个例的体现，更在于其中蕴含的集体意识和社会意识。无论是令人费解的三星堆、雄浑壮美的秦兵马俑；还是曾候乙墓、中山王墓、海昏侯墓…… 无数震撼世界的考古发现，其意义不在于文物本身精美的外表，而在于内在的历史价值、社会价值、艺术价值和对我们知识体系的扩充。
裴里岗、贾湖、二里头、仰韶、龙山、良渚、陶寺、石峁、三星堆的发现，展现了“满天星斗”“多元一体”的中华史前文明。贾湖遗址发现的大量猪、狗、牛、鹿、鹤、龟、鳖、螺、蚌和扬子鳄等动物骨骼，大量水稻植硅石和炭化稻米出土，以及世界上最早的七声音阶骨笛、甲骨契刻符号、绿松石饰品等文物，显示了较为发达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指引我们追寻9000年前中华文明的足迹。 陶寺遗址作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要遗址，历经40多年的发掘研究，揭露出包括宫城、贵族居住区、普通居民区、王陵区、礼制建筑区（观象台）、仓储区、手工业作坊区等功能区域的具备国家形态的都邑性王城遗址；出土了彩绘龙盘、朱书文字、铜铃、土鼓、鼍鼓、特磬、玉器、漆木器、圭尺等重要文物，标志着中华民族王权和礼制“最早中国”诞生，奠定了华夏的根基。
睡虎地秦简、里耶秦简记载了秦朝时的法律制度、行政文书、医学、农业、仓库、货币、贸易、徭役、置吏、军爵、手工业等十多项
内容，为研究秦帝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文化、医学等提供了实证资料。回天医简
发现了迄今为止数量最丰富、体系最完整、最具理论和临床价值的古代医学文献。
所有这些，组成了延绵五千年的中华文明的集体记忆和基因密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