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内战结束的1865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1914年的50年间，一群企业家带领美国完成了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变。构建了巨大的商业帝国，累积了巨额的财富。1848年，商品交易商John J.
Astor是美国首富，身价2000万美元（合现在的54.5亿美元）。到美国加入一战时，约翰·D·洛克菲勒已经成为美国的第一位亿万富翁。
在数据通用公司于上世纪60年代末期引进了第一台微型机算计至今的50年中，一群企业家在带领美国从工业时代向信息社会转变的过程中，构建了巨大的商业帝国，获取了巨额的财富。当沃尔玛创始人山姆·沃尔顿在1992年去世时，身价80亿美元的他可能是美国当时的首富。今天，比尔·盖茨以823亿美元占据这个位置。
第一群企业家就是如今被称为“强盗大亨”的人。第二群企业家——姑且称之为硅谷国王——可能面临同样的命运。像他们的前辈一样，他们也曾经被尊称为富有创造力的开拓者，能为大众带来花样百出的数码产品。但是，就像洛克菲勒和其他“罪恶的大富豪”一样，新一代的资本家正在逐渐失去他们的光环。他们一边拿出一部分资金进入与计算机毫不相干的商业领域，一边自恋地宣称他们能够独自解决从长生不老到星际旅行的人类难题。说得难听一点，他们是一群背着贪婪骂名的商业大鳄，干着与政客狼狈为奸、剥削血汗工厂的劳动力、陷害其他股东，特别是垄断市场的勾当。洛克菲勒曾一度控制了全世界80％石油供应。如今，谷歌占有90％的欧洲搜索市场和67％的美国搜索市场。
这两群人加起来为美国历史上一些最经久不衰的主题——产生大批富人的特殊能力和长久的对于权力集中的矛盾心态——提供了注解。作为强盗大亨中最年轻的一位，亨利·福特曾经说：历史，多多少少是胡言乱语。他错了。硅谷的国王们拥有从前辈的错误中吸取教训的有力条件。但是，他们是否正在这样做就不完全清楚了。
所有的商业巨头都有某些共同点：让梦想成为事实的钢铁决心，对成功的极度渴望；上了年纪后，同自己的劳动果实有一种复杂的关系。但是强盗大亨与硅谷国王之间的共同点是最接近的：他们都是美国资本主义在其200年历史中的“高等民族”，是能够在骨子里感受到未来，然后再将未来变为现实的人——虽然有的时候走得太远了。
最突出的相同点是：他们重塑了文明的物质基础。 以利兰·斯坦福和E.H.哈里曼为代表的铁路大亨铺设了超过200000英里的铁路，从而创造出一个全国市场；安德鲁·卡内基以用途更为广泛的钢代替了铁；福特开辟了汽车时代。盖茨试图让电脑进入每一间办公室和每一个家庭；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把有关这个世界的信息置于每一个人的指尖之下；马克·扎克伯格造就了网络社交。正如铁路让默默无闻的公司去彻底改变从食品（亨氏）到洗衣（宝洁）的所有东西成为可能一样，互联网也任由企业家对从零售（亚马逊）到交通（优步）的一切进行创造性的破坏。
双方都借助了规模经济的冰冷逻辑。强盗大亨发迹于惊人的创新——对福特来说，他找到的是一种能够将汽油更有效地转化为动力的方式——但是，他们真正的天才是能够“成倍地放大”这些创新以击垮对手。正如卡内基所言：“降价，抢占市场；然后，开足马力”。硅谷的国王们升级了这种思想。盖茨在个人电脑普及之前就已经看懂了这一趋势，他知道财富就来源于为这些电脑制造软件；布林和佩奇深知，他们的搜索引擎能够为广告商创造大量的受众；扎克伯格发现，脸书能够通过让自己进入占世界人口很大一部分人的社交生活而获利。
规模经济曾经允许强盗大亨们一边降低价格，一边提高质量。亨利·福特将其T型车的价格从量产第一年的850美元降到了1916年的360美元。到1924年，人们只需花290美元就能够买一辆好很多的车。硅谷的国王们表演了几乎同样的戏法。扣除质量和通胀因素，计算机的价格在从1959年到2009年的50年间，年均下降了16％。一部iPhone的计算能力同麻省理工在1960年建造的一间房子大小的计算机不相上下。
强盗大亨们曾以自由市场之名指责监管，但是，用“垄断”一词来形容他们的行为是再合适不过了。洛克菲勒曾经对有着过剩合短缺周期的石油行业的“毁灭性竞争”表示后悔，并着手确保供应的连续性。创建于1882年的第一家托拉斯——标准石油的最初目的是劝说对手放弃对他们公司的控制，以换取一个有收入保障和舒适的生活。“标准石油是一位仁慈天使，她在从天而降的同时告诉我们：‘进入方舟，交出你们的破船。一切风险都由我们来承担。”他曾经这样写道。
之后，其他的强盗大亨也开始效仿洛克菲勒的做法。尽管1890年《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将这些“设备”视为对自由贸易的抑制而加以明令禁止，但是，大亨们或是让这项立法失去了效力，或是用另一种掌控设备——控股公司绕过了这项法案。到20世纪早期，托拉斯和控股公司持有将近40％的美国制造业资产。美国商业史学界的元老阿尔弗雷德·钱德勒曾将内战后的100年概括为“10年的竞争＋90年的垄断”。
硅谷的国王们的垄断相对容易一些。他们有时会置法律于不顾——谷歌和微软之所以饱受批评，是因为他们缔结了非正式的协议以防止偷猎战争——但是，一项网络服务会因为客户增加而变得更有价值的网络效应意味着，他们的业务仍然往往更加倾向于垄断。在数字世界中，其他的选择常常意味着消亡。正如贝宝的创意创始人皮特·泰尔在《从无到有》中所言：“所有失败公司都时一样的：他们没能逃脱竞争。”
对这两群人来说，结果都是史无前例的权力集中。一个世纪前，大亨们牢牢地控制了交通和能源。如今，谷歌和苹果总共为90％的智能手机提供操作系统；超过半数的北美人和三分之一以上的欧洲人使用脸书。相比之下，在五大汽车制造商中，没有一家能够控制超过五分之一的美国市场。
硅谷的国王们是少有的能够在所有权方面同强盗大亨一较高低的商界人士。卡内基总是持有自己公司半数以上的股份。如今，大多数公司都是被很多股东广泛地所持有：作为标准石油的第四代公司，美孚的最大个人股东是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雷克斯·蒂尔纳森。他所拥有股份只有0.05%。但是，技术巨头们就不一样了。谷歌的两位创始人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以及首席执行官（同时也是本报母公司董事会成员）埃里克·施密特共持有公司三分之二的拥有投票权的股份。马克·扎克伯格拥有脸书20％的股份，但这些股份几乎占投票权十倍于普通股的“B股”的全部。
相对而言，技术巨头们并不如强盗大亨们那样富有。当洛克菲勒在20世纪早期退休时，他的净资产约为美国年均GNP的1/30。当比尔·盖茨在2000年卸任微软首席执行官时，他的净资产可能是当年美国GNP的1/130。但是，他们所代表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商业财富集中。2013年，在40岁左右的亿万富翁企业家中，34％的人是靠高科技发家的。
让这些财富集中更加引人注目的是，它们是在美国历史中两个最平等的时期之后出现的。1830年－1840年是美国（在实行奴隶制的南方之外）把自己打造成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民主》中为之欢呼的参与性政治和个人主义之地的十年。第二次世界大战至20世纪70年代晚期是美国收入不平等处于低水平的岁月。
强盗大亨和硅谷国王们都曾为创造一个完全不同的美国——一个存在着阶层分裂同时又对财富孜孜以求的国家——出过力。在《有闲阶层理论》（1899年）中，托斯丹·范伯伦展示了一个平等社会向一个贵族社会转变的具体过程。在《21世纪资本论》（2013年）中，托马·皮克蒂对过去的40年做出了同样的结论。
在他们的帮助下创造的这种文化也让这两个领域的大亨们感到担忧。安德鲁·卡内基，这个在17年中从一个绕线工成为钢铁大王的人，曾对“百万富翁的宫殿与劳动者的小屋”之间的强烈对比感到担忧。尽管他在自己可能是世界首富时的写了一本的名为《贫困的好处》的小册子（1891年）扩展了高品位的边界，但是，他仍然对当时产生“分明的等级”的生活的社会分裂感到忧心忡忡XXX。皮特·泰尔对他少年时代的那个人人住豪宅、上一流的州立学校的平等的硅谷合当今这个分裂的硅谷做了对比。但是，他们也就是仅仅接受了这些责难。卡内基曾经花85000美元在苏格兰购买了一座废弃的城堡——斯科堡，并且雇佣了85名职员。泰尔花2700万美元购买了毛伊岛的一处海边别墅。
就在强盗大亨们从挑战者变为守成者之后不久，他们就变成了中年成功所带来的两个巨大诱惑——无序的扩张和任性的自以为是——的俘虏。洛克菲勒不满足于只从事石油行业，他先后进入了一系列与石油相关的业务——他购买了林场为自己的公司提供木材，盖起了工厂，将木材变为木桶，为提炼石油生产了化学品，购买了商店和铁路来运输他的产品。哈里曼从专门为铁路行业融资到涉足于更加广泛的金融行业。
技术巨头们正在重复着同样的轨迹。谷歌正将巨额利润投入一系列几乎没有不相关的行业：机器人，能源，家用电器，无人驾驶汽车和抗衰老研究。这家公司极有可能正在塑造一个能够替人类干任何事情的世界——开车送人们去上班，帮助人类调整温度控制器，替人们打（或监控）电话，当然，还可以为人们梳理信息。脸书花20亿美元收购了一家制造虚拟现实设备的创业企业。贝宝的创始人之一埃隆·马斯克进入了电动汽车和火箭行业。亚马逊的创始人杰夫·贝索斯也在投资私人航天旅游。
成功之后，这两群人都开始去做更大的梦。强盗大亨们曾经转行解决社会问题。为了结束战争，福特曾经带领一支和平车队前往欧洲。当他抵达挪威并就这个动荡国家的拖拉机生产对当地人发表长篇演讲时，一位当地人评论说：只有大人物才能说出如此愚蠢的话。在硅谷，梦想让寿命延长至100岁或者120岁的行为是一种激情；泰尔甚至在谈论长生不老。改革现状是另一项爱好。在这个问题上，泰尔又一次在挑战极限——他计划在政府管不着的公海上建立一系列漂浮城市。再造食物，尤其是肉类的替代品，是近期的另一项狂热项目。布林，盖茨和泰尔已经在投资替代食品公司了。
强盗大亨们制造的最具争议性的出格举动就是涉足政治。当年曾经有一篇评论这样写道：洛克菲勒的公司对宾州议会做了所有事情，就差对议会进行提炼了。参议院曾被称为“百万富翁俱乐部”。强盗大亨们收购了报纸——福特把《德宝独立报》变成了他发表自己对犹太人古怪观点的喉舌。强盗大亨们没有满足于建立小阿瑟·施莱辛格所说的“企业所有、所享、所治的政府”，他们以及他们的子孙开始纷纷投身政坛。洛克菲勒的两个儿子——纳尔逊和温斯洛普，分别成为了纽约州和阿肯色州的州长。后来，纳尔逊又成为杰拉尔德·福特的副总统。
硅谷的国王们曾经发誓说，他们不会重复这种错误。但是，实际上，他们走的几乎和前辈们一样远。然而，政治在对于来说是必需的同时，对于妄自尊大的人来说也是难以抗拒的。今年，谷歌的政治行动委员会花在造势上的钱超过了素来同政治有瓜葛的高盛。为推动移民改革，扎克博格建立了一个名为 fwd.us压力集团。这个由扎克博格的一位哈佛室友领导的集压力团在其计划书中吹嘘说，技术产业将成为“最强大的政治力量之一”，其背后的原因是“我们同时以公司和个人的名义，掌握着大众分销渠道。”这些渠道既包括《华盛顿邮报》（已被贝索斯收购）和《新共和》（已被脸书的克里斯·休斯买下）这样的老媒体，也包括像雅虎这样的新媒体帝国。如今的硅谷已成为政治筹款行程中必停的一站和美国旋转门文化中固有的一部分。前副总统阿尔·戈尔已经当了多年的谷歌高级顾问。脸书首席运营官谢丽·桑德伯格的职业生涯始于时任美国财政部副部长拉里·萨默斯的幕僚长一职。
强盗大亨的时代无情地带来了民粹暴动的时代。先是大规模的游行示威，继而是反垄断立法和各种社会改革，最后是20世纪30年代的新政。大亨们毁掉了太多的人，做了太多的破坏法律的事情。（父亲毁在洛克菲勒手中的）艾达·塔贝尔证明自己是最具毁灭性的批评者：她在《麦克卢尔》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杰出的文章，目标直指洛克菲勒的各种洗白自己的行为，并让“强盗大亨”一词从此流行了起来。小说家西奥多·德莱赛在《巨人》和《金融家》两部小说中，对这些乍富之人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一些经济学家曾经为当时的美国正在变得像欧洲那样不平等而忧心忡忡。
一批政客和律师十分迅速地把这些强烈不满变成了政策。泰迪·罗斯福声讨了“罪犯富人”。随后，伍德罗·威尔逊对“企业美国”发起了更加猛烈的攻击。宪法第16修正案第一次引进了收入税，第17修正案做出了参议员应当由普选产生而不是由当地立法机构任命的规定。
技术巨头所招至的愤怒只有强盗大亨的一部分并不是令人吃惊的事情。这是因为，作为人数相对较少，同时报酬又很高的劳动力，他们没有卷入把强盗大亨们变成食人魔的与工会之间的战争。1901年，卡内基一手创建的美国钢铁的雇佣了25万工人，这一人数超过当时美国陆军和海军的总和。如今，谷歌的员工是50000多人，脸书8000人，推特3500人。技术巨头们制造的电子玩具也比强盗大亨们生产的商品或者基础设施更能赢得消费者的欢心。但是，各种抱怨声仍然此起彼伏。在一场始于1994年的官司中，美国政府以掠夺性定价和削弱竞争为由，成功地打败了微软。目前，欧盟正在考虑削弱谷歌主宰搜索市场能力的各种方案，甚至提出了将谷歌的欧洲搜索引擎业务从该公司的其他业务中拆分出来的建议。
除了垄断和不平等之外，对技术巨头们的不满主要同隐私有关。技术产业的财富大都来自于对私人信息的收集。“我们知道你现在哪里，”施密特说，“我们知道你曾经去过哪里。我们多少能够知道你正在想什么。”欧盟正在起草一份隐私条例。这份将在2016年生效的条例可能在数据收集方面引进严格的法律。
尽管有着这样和那样的担忧，但是没有任何迹象显示这种趋势将会逆转。尽管从铁路时代到硅谷时代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美国仍旧具有产生企业家的合适土壤。她吸收了来自全世界的天才——卡内基是一位贫困潦倒的苏格兰纺织工人的儿子，布林是俄罗斯移民的儿子；她容忍失败——在成功之前至少失败过一次的大亨名单上，包括像R.H.梅西，H.J.亨氏，亨利·福特和史蒂夫·乔布斯这样的人。它鼓励野心勃勃。马克·土温和查尔斯·杜德利·华纳曾在《镀金时代》（1873年）中，对这种持久的国民特性做过这样的描述：“在美国，几乎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和计划。有了这样的梦想或者计划，他就能够在社会上出人头地，发财致富。”沃尔特·惠特曼也曾经为“美国的极端商业能量，以及对于财富的近乎疯狂的渴望”而欢呼。造就此等人物的能力已经再一次让美国遥遥领先于其他西方国家。
针对强盗大亨们的强烈不满还指向另一个长久的主题——大企业和民主之间的紧张关系。美国人对于白手起家的百万富翁的崇拜让他们对任何庞大的组织都持怀疑的态度。美国第三任总统的曾孙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曾经警告说，各种公司满脑子都想的无非就是如何“建立任何周期性的民粹努力都无法将其推翻的专制主义”。
作为最伟大的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之一，路易斯·布兰戴斯曾经是“针对大的诅咒”运动的代言人。他指出，“单纯的大”是对社会的冒犯。因为，民主“不能容忍”财富被极大地集中在极少数人的手中。今天的联邦最高法院对于大的舒畅感就如同当年的布兰戴斯对于大的不舒畅感。为了筹集必须的竞选资金，总统们会为了筹集竞选公职所需要的资金而习惯性地迎合各种庞大的组织。然而，对于规模的怀疑正再次在茶党的右翼和民主党的左翼中同时生长。
那么，大能够拯救它自己吗？有关美国大亨的故事的最后一个经久不衰的主题是慈善。卡内基曾经公开宣布：“富有地死去的人是不光彩的”。强盗大亨们（包括卡内基在内）确实没有一个人在死的时候是穷困潦倒的。但是，几乎所有的人都变成了老式的慈善家。卡内基建立了2811座公共图书馆，试图以此创造机会的平等。作为洛克菲勒为的知识遗产芝加哥大学是美国最伟大的大学之一。
盖茨的基金会是世界上最大的基金会之一，他和同辈们正在效仿他们的前辈，将曾经运用于商业的想象力和自信心应用于慈善。在美国，企业家创造的不仅是越来越多的财富，还有对后人愈发深远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