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和他的《明报》传奇

认识金庸，绝对是从武侠开始，但是钦佩他，绝对不只是武侠。人称金庸有两支笔：一支是写武侠小说的“世界第一侠笔”，另一支是写社评的“香港第一健行”。如果说写武侠的金庸是个作家，那经营《明报》、写社评更能让他在作家中也出类拔萃。他自己也说过，“《明报》是我毕生的事业与声誉”。

看《金庸与明报传奇》这本书，是刚进大学时候的事情，而再次读它，又是另一份感觉，410页的书，竟然厚重了不少。内容如名，这本书主要便是从社会变迁、报社组织、行业角色三方面来考察《明报》的发展史，并从各方面展示了华文世界独一无二的金庸传奇。当然，书本的厚重还在于它以《明报》的发展为线索，在我们面前摊开了宏大的历史画卷。对于生活在内地的我来说，它让我知道了很多我不知道、也很少有机会知道的历史事件，以至于合上书本的那一刻，心里感触颇深。

罗孚说：“《明报》的成功，不是金庸一个人的功劳，也毕竟是他一个人的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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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报》的成功是金庸智慧的体现

最初诞生时的《明报》，是金庸为了不让自己的武侠成果被盗版商撅走而使用的“自己发行，自己赚钱”的工具。从办《野马》变为办《明报》，只有短短两个月，《明报》的诞生，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在这种情况下投入大量资金，金庸的勇气很值得赞叹。但是，面对创刊初期的困境与危机，光有勇气远远不够。从日销8000份的小报到现在几十万的销量，这个飞跃，与金庸的智慧是分不开的。他的智慧，主要在五方面。

文化： 金庸办报的目的是为了他的小说，而他的小说，也成为了创刊初期《明报》吸引读者的主要原因。金庸的小说章回曲折，衔接良好，他为了《明报》，也是费尽全力，增加了章回字数，多次带病坚持。虽然以武侠为主的初期《明报》并不成功，而不得不采纳读者意见增加社会新闻等，《明报》也尽量在报纸文化质量上做到最好，金庸一边打品牌效应，不惜花重金请雷炜坡，一边又在选材，刊登上都把关。即使刊登艳星照片，也不走黄色路线……这些措施，使得《明报》有个较高的起点，在读者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也为后来奠定了一个基础。

不得不提《明报》的社评，金庸作为“第一健行”，文化之厚，有目共睹。倪匡在文中写道：“《明报》社评，绝大多数（百分之九十九），由金庸亲自执笔，见解之精辟，文字之生动，深入浅出，坚守原则，人人称颂。就算意见完全和他相反的人，也不能不佩服他的社评写得好，这是金庸在写小说才能之外的另一种才华的表现。”

写社评，便一定会引经据典，金庸社评的一大特色，便是儒学。金庸运用儒学的目的，旨在传承中国文化，但是与此同时，《明报》的档次被提升，儒学强化了《明报》作为知识分子报纸的形象。

经济： 办报纸的本意为了赚钱，《明报》作为一个事业，在经营过程中极致体现了金庸的经济头脑。抓住机遇、不断创新、大胆改革、与时俱进,是我看了这本书最大的感受。《明报》初期一切都在摸索，从版面的多次改动到报纸内容的设计，《明报》经历了不懈的探索，并且取得一些成效。例如，《明报》第一次小的成功——黄应求事件，正是受益于及时的改版。

传媒的发展，与社会的变迁有很大关系，乱世出英雄，《明报》的突破就得益于乱世的把握机遇。1962年难民潮涌入香港让金庸看准了时机，积极促使《明报》从小报向大报发展，销量也得到不断上升。66年到69年的社会动乱，金庸成功地将《明报》办为包括杂志、月刊、周刊、晚报的报业集团，《明报月刊》、《明报周刊》更是给《明报》带来了极大的利润。金庸能够把握机遇，顺应时代的潮流，更是说明他拥有敏锐的经济直觉。

事物发展总会有瓶颈，传媒的停滞会像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当《明报》遇到瓶颈时，金庸用提早出纸、出经济晚报、学生报（长远考虑培养读者群）等一系列方法，使得《明报》一直前进，不断发展。

《明报周刊》发刊词中道，“不论是处理国家大事，不论是经营任何大小事业，不论是研究学文或者学习技能，不断地修正总会胜过自以为是，死硬不改的作风。”这是《明报》成功的秘诀，也是媒体获得成功的要领。

品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