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节收入分配差距、促进收入分配公平是解决社会矛盾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公平是党和政府坚持共创共享、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的具体体现，也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必然要求，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尤为重要[
1
]（P3-14）[
2
]（P7）[
3
]（P32-43）。中共十八大后，我国向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进军，全面开展扶贫开发工作，着力于实现共同富裕；中共十九大明确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然而，我国基尼系数长期居高不下，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均可能会诱发社会犯罪，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一直以来，城乡收入差距过大是造成我国收入不平等的重要原因。国务院颁布的《“十三五”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确定提出政府在调节城乡收入分配中应着力于建立和完善促进机会均等的体制机制。毫无疑问，促进机会公平、提升社会流动性、完善包括机会公平在内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和再分配调节机制，是解决社会收入不平等的重要手段。
再分配偏好是考察社会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重要指标，相比于传统的基尼系数、泰尔指数等度量收入分配不公平程度的指标，利用再分配偏好作为度量指标的优点在于能够避免由于高收入样本缺失造成的度量误差，综合反映社会收入分配状况。
再分配偏好体现的是居民对再分配的支持程度，再分配偏好越高，意味着当前收入分配公平程度越差，越需要政府采取再分配措施改善社会收入分配状况[4]（P3-16）[5]（P48-56）。
本文以户籍身份为起点，探讨了城乡户籍身份对再分配偏好的影响。
本文研究发现农业户籍身份的群体再分配偏好更高，这意味着身份为农业户籍的群体更加支持国家的再分配政策，更需要政府采取措施，改善他们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地位和待遇。
在研究户籍身份对再分配偏好的影响时，我们着重考查了社会流动性发挥的调节作用。
事实上，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户籍制度始终作为控制城市人口规模的重要政策工具，客观上限制了社会的流动性[6]（P38-65）[7]（P97-110）。
社会流动性是机会公平的重要体现，已有研究发现对社会流动的判断越悲观，越有可能支持机会均等的再分配政策[8]（P421-554）。
理论上，在一个充满流动性机遇的社会中，人们可能对社会不公平的容忍程度更高。
我们将个体的社会流动性分为流动性经历和流动性预期，流动性经历代表了个体在过去所经历的社会阶层变化，流动性预期代表了个体对未来自己所处社会阶层的判断。
本文的研究发现流动性预期越差，再分配偏好越高；
个体在过去如果经历了向上的社会流动，再分配偏好更低。
进一步对于农业户籍人群而言，经历了向上流动的群体对社会不平等的容忍程度更高，这为我国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提升社会流动性、实施高水平的城镇化提供了理论和实证的支持。
社会身份会带来一系列经济后果，但身份的微观收入分配效应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突破身份限制、改善社会流动性是制定收入分配政策需要重点考虑的重要内容。
（一）身份社会的研究综述
近30年来，公民身份问题受到空前关注，对身份的研究几乎渗透到所有社会科学领域[9]（P1-28）。
身份经济学开创了一个经济学研究的新领域，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Akerlof在身份经济学的研究里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Akerlof和Kranton[10]（P414-415）把个体的社会身份引入博弈模型之中，建立个体身份认同的效用函数，研究个体身份认同如何影响经济产出。
在此之后，越来越多的相关研究涌现出来。
这些研究主要从四个角度展开：
第一，部分文献分别从性别、种族的角度研究了身份对不同经济变量的影响[11]（P448-474）[12]（P391-408），尤其是宗教身份受到了研究者们的大量关注，如Benjamin等[13]（P1913-1928）基于实验经济学的方法分析了种族、民族、性别等个体特征所体现的不同社会身份与其选择偏好之间的关系，他们发现宗教身份认同也会对公共物品分担、劳动力市场双边交换等经济行为产生影响；
丁重、邓可斌在Akerlof的模型基础之上，把身份认同理论与薪酬激励相结合，尝试为解决公共部门和企业委托代理问题提供思路[14]（P20-29）。
第二，政治身份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研究者们主要关注政治身份所带来的回报。
谭远发研究发现父母的政治资本能够提升子女的人力资本，并将教育优势转化为职业优势，进入高收入行业[15]（P871-890），但这种收益很大程度上会随着市场化进程而削弱[16]（P891-908）；
李书娟、徐现祥把省级官员的家乡身份与地级市数据相匹配，发现省级官员家乡身份认同对经济增长有显著影响[17]（P169-192）。
第三，越来越多的研究关注了个体的社会身份对主观态度的影响[18]（P954-959）[19]P(70-80），例如：
社会偏好、消费倾向等，尤其是身份对个体主观幸福感影响的研究大量涌现[20]（P29-40）[21]（P79-101）[22]（P113-125）。
第四，还有一些研究关注了政策性因素造成的身份差异以及随之产生的资源配置不公平问题，政策性因素的重要体现便是中国户籍制度，户籍制度引起的身份差异造成了城乡人口的资源配置不公，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经济后果[23]（P269-278），钱龙、卢海阳和钱文荣利用农民工群体的数据和Heckit干预效应模型分析了户籍制度下农民工的身份因素对个体消费的影响[24]（P51-60）。
（二）社会流动性的研究综述
个体所处的社会环境及其努力程度决定了他的社会地位，但在这一框架下，忽略了个体公平获得发展机会的重要性。
Chetty et al.对美国的社会流动性进行了深入研究发现，父母的收入越高，子女越有可能获得更高的收入，居住隔离、收入不平等、学校质量、社会资本和家庭稳定性都会对社会流动性产生影响[25]（P1553-1623）；
Benhabibetal.的研究发现，社会财富的积累会影响个体的社会流动，财富承袭和财富储蓄都是其中重要的影响因素[26]（P1623-1647）。
Andersen和Cimentada的研究则进一步发现社会经济地位（SES）比较低的个体难以实现社会阶层的跨越，对于这部分群体而言，社会资本越丰富，流动的可能性越大[27]（P13-31）。
国内对社会流动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是考察社会流动性的影响因素。
许多学者的研究都表明，教育是影响社会流动性的重要因素，教育仍是个体实现自身社会阶层向上流动的一把钥匙[28]（P58-71）[29]（P79-91）[30]（P65-82）[31]（P11-22）；
还有一些研究发现，人力资本、先天禀赋、后天成长环境以及社会经济环境的差别会造成代际流动性出现差异[32]（P109-119）。
二是研究我国社会流动性的变化趋势及现状。
李力行和周广肃认为，父亲的收入对子女的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且这种代际传递趋势在不断加强[31]（P11-22）；
王学龙和袁易明的研究表明，我国城镇居民代际流动性在“60后”、“70后”与“80后”群组间呈现先降后升的趋势，即“60后”代际流动性最高，“70后”代际流动性最低，“80后”代际流动性居中。
三是评估社会流动性的潜在经济影响[28]（P58-71）。
如徐建斌认为，过去的流动性经历和对未来的流动性预期均对我国居民的再分配偏好产生显著影响[33]（P70-84）。
（三）再分配偏好的研究综述
再分配偏好属于社会偏好范畴，社会偏好本质上是人们的情感倾向。
社会偏好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1933年，Camerer完整提出社会偏好这一概念，实验经济学的发展促进了社会偏好理论的完善，社会偏好理论为善良怜悯、公平动机、利他主义等人类特征提供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分析框架，在一定程度上社会偏好理论超越了经济人假设。
社会流动性会对再分配偏好产生影响，Alesina等通过对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瑞典五国的情况进行比较发现，美国人对社会流动性比较乐观，欧洲人对社会流动性预期较差。
总体而言，代际流动越为悲观的人群，越会支持政府的再分配政策，且更多的是支持机会均等的再分配政策[8]（P521-554）。
Meltzer和Richard建立了收入与再分配偏好的分析框架，他们结合政治选择过程建立了一个收入不平等与再分配偏好的经典模型，社会整体财富向右倾斜造成中位选民的收入低于平均值，从而中位选民会倾向于支持政府的再分配政策。
就宏观角度而言，不平等程度越高，再分配偏好越强；
从微观层面而言，个体可感知的税负公平、收入差距以及利益与公平动机对再分配偏好具有重要影响[34]（P3-16）。
潘春阳、何立新建立了影响再分配偏好的两种解释框架，即个人利益论（支持再分配政策使得个人有利可图）和分配公平论（追求分配公平的动机而支持再分配政策），两种说法都得到了实证的支持，基于实验经济学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35]（P51-62）。
（四）研究评述
现有研究对社会身份和再分配偏好都做出了比较充分的探讨。
在社会身份的研究中，大量研究关注了身份所造成的收入分配的后果，但少有研究探讨社会身份对再分配偏好的影响。
印度学者Afridi及其合作者在一个实验的环境里探讨了中国社会体制和政治制度下户籍身份的影响，发现在计件付酬的分配制度下，凸显农村户籍这一信息会使实验参与者在实验中的表现明显变差，并且会降低他们在收入分配中的级次，为社会身份的影响提供了比较令人信服的证据，但这一研究仍然比较多地关注了身份的客观后果。
在再分配偏好的研究中，现有对再分配偏好的研究主要是从主观收入不平等、社会资本、政府信任、流动性预期和社会公平认知等角度进行分析，较少有研究涉及居民身份认同问题。
希伯来大学两名学者Klor和Shayo虽然从身份的角度对再分配偏好进行研究，但是这项研究的开展完全基于实验环境[23]（P269-278）。
本文探讨了社会身份对再分配偏好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我们将流动性预期和流动性经历放在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下进行考虑，探讨了二者的异质性影响，进一步补充了关于社会身份和再分配偏好的研究文献。
本文着重考察了户籍身份对再分配偏好的影响，突出强调了社会流动性的调节作用，试图为理解身份的经济效应提供参考，为制定改善社会流动的政策提供借鉴。
（一）数据来源与变量定义
本文研究采用的是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2015）。
中国综合调查数据由中国调查
与数据中心负责执行，是我国最早的全国性、综合性、连续性学术调查项目，自2003年起对中国大陆各省、市、自治区10000多户家庭进行连续性横截面调查，全面收集中国人的态度、行为以及生活、工作的基本信息，进一步反映中国人的思想、行为模式以及社会结构，通过持续性的调查反映中国社会变迁的趋势，对研究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具有重要的作用。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居民再分配偏好，解释变量为社会身份与社会流动性。
借鉴徐建斌、刘华
（2013、2014、2016）和潘春阳、何立新（2011、2012）的相关研究，选用CGSS-2015问卷中对“您是否同意从有钱人那里征收更多的税来帮助穷人”的回答来度量我国居民的再分配偏好，由“非常同意”到“非常不同意”分为五个等级，分别赋值1-5，数值越大，再分配偏好越弱。
身份是一个多维概念，但这里关注的对象主要是户籍身份，根据CGSS-2015问卷的提问设置，可以将其划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户口，农业户口赋值为1，非农户口赋值为0，非农户口包括居民户口、军籍等。
社会流动性包括两个维度：
流动性预期和流动性经历，阶层认同的定义方式类似于Alesina et al的做法，个体会对自己当前所处的社会阶层、预期10年后所处的社会阶层以及14岁所处的社会阶层进行评价，最底层赋值为1，最顶层赋值为10。
具体来讲，如果10年后，预期自己的社会阶层上升，则流动性预期较高，自己当前所处的社会阶层如果高于14岁所处的社会阶层，则经历了向上的社会流动。
其他变量的定义方式与现有文献或调查问卷保持一致[8]（P521-554）。
（二）数据处理与描述性分析
根据研究的需要，我们对原始数据进行了如下处理：
第一，删除关键变量的缺失值样本，例如对再分配偏好的度量为缺失值或者答案为“不清楚”的样本；
第二，由于回归中不能出现数值为负数的样本，在分析流动性预期和流动性经历时，将流动性变差或者未发生改变赋值为0，数值越大，流动性越强；
第三，根据现有文献的一般思路，进一步对教育程度和宗教信仰进行了分类处理。
表2是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再分配偏好的均值为2.2，这说明我国居民再分配偏好较强，流动性预期的均值低于流动性经历，这说明相比于之前的社会流动，居民的社会流动性前景不容乐观。
图1进一步对表2中反映出来的情况进行了诠释。
从图1可以发现：
首先，无论是城市身份还是农村身份，再分配偏好的分布状况都呈现左偏的特点，再分配偏好整体水平较高；
其次，就流动性预期而言，大多数人认为在未来的十年里，自己所处的社会阶层不会得到改善，甚至会变坏，农业身份群体的社会流动性预期更差；
最后，就流动性经历而言，大多数群体认为相比于14岁，自己并没有经历向上流动，但有更高比例的农业身份群体认为自己在过去经历了向上流动。
（三）模型设定
由于被解释变量是一个排序变量，针对这一类的排序变量，理论上应该利用排序模型进行回归，但针对排序模型，如果回归方程形式设定没有问题，无论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方法进行回归，还是使用排序模型进行回归，其结果都是一致的。
因此，为了方便对回归结果进行分析，我们使用普通最小二乘（ols）进行估计，将基准回归模型设定为：
模型（2）能够进一步考虑身份与社会流动性的交互影响，模型（2）的变量定义方式与基准回归模型保持一致，只不过模型（2）是在模型（1）的基础上引入了社会身份和流动性的交乘项，这有利于我们分析社会流动性在身份与再分配偏好之间所发挥的交互作用。
本文的实证结果主要包括三个部分：
首先是基准回归结果，给出了户籍身份对再分配偏好的影响，估计了社会流动性的调节效应；
其次是稳健性检验；
最后采用工具变量法解决了内生性问题。
（一）回归结果分析
表3第（1）至（3）列是模型（1）的回归结果，第（4）和（5）列是模型（2）的回归结果，所有的回归均控制了个体特征变量（性别、教育程度、健康自评、婚姻、政治身份、家庭规模、年龄、宗教信仰等因素）和省份固定效应。
除此之外，已有研究表明，社会信任、收入自评和主观不平等也是影响再分配偏好的重要因素。
因此，在回归中也加以控制。
从模型（1）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
户籍身份与再分配偏好显著负相关，农村身份的群体再分配偏好高；
流动性预期与再分配偏好的回归系数为正，这意味着预期自己在未来会向上流动，那么就对社会不平等的容忍程度更高，这与Alesinaetal等人的发现是一致的[8]（P521-554）。
除此之外，流动性经历与再分配偏好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值，这说明，个体在过去如果经历了向上的社会流动，就更可能支持国家的再分配政策；
第(3)列的回归结果将户籍身份、流动性经历和流动性预期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发现所有结论依然成立，且基本结果均保持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
为了考虑社会流动性的作用，我们构建了模型（2），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入了户籍身份和社会流动性的交乘项，“身份*预期”和“身份*经历”分别表示户籍身份与流动性预期、户籍身份与流动性经历的交乘项。
为了考虑流动性经历的影响，我们在第（4）列的回归中，加入了户籍身份和流动性经历的交乘项，从回归结果可以发现，此时，交乘项的结果显著为负，这意味着流动性经历对于户籍身份有显著的负向调节效应，尤其是对于户籍身份为农村的群体，如果在过去经历了向上的社会流动之后，再分配偏好会降低；
为了进一步考虑流动性预期的影响，我们在第（5）列的回归中加入了户籍身份和流动性预期的交乘项，交乘项系数不显著，这意味着流动性预期并没有对户籍身份发挥调节作用。
对比第（4）列和第（5）列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社会流动性会对户籍身份发挥调节作用，但流动性经历的影响更大，这意味着社会流动性对农村户籍人口再分配偏好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流动性经历来实现的，流动性预期的影响和作用相对较小。
（二）稳健性检验
在这里，我们采用两种方式检验结论的稳健性：
第一，采用Order-Probit模型进行回归，解决可能对基准回归中所使用的实证方法的担忧；
第二，更换被解释变量的度量方式，将再分配偏好1-5的度量进行调整，划分为支持、一般和不支持三类，调整为1-3的度量。
稳健性检验的变量选择与基准回归保持一致，同时也控制了省份固定效应。
表4是稳健性检验的回归结果，为了节省篇幅，我们仅保留了主要结果。
无论采用何种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均发现主要结论是具有稳健性。
（三）内生性讨论
可能存在的遗漏变量是这项研究的识别中面临的主要问题。
本文的遗漏变量可能有两个方面的来源：
第一，由于本文探讨的是户籍身份与社会流动性对再分配偏好的影响，再分配偏好是经济个体的主观感受，因此可能存在一些个体层面的遗漏变量对识别造成干扰；
第二，户籍身份的差异是制度因素造成的，但是一个地区的文化状况、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都可能会对整个地区人们的再分配偏好产生影响，因此可能存在一些地区层面的变量对识别造成威胁。
基准回归已经尽可能考虑了这些因素的影响。
为了解决第一个问题，除了一些前定变量之外，这项研究尝试尽可能将更多的变量纳入回归之中。
具体来讲，遵循已有文献的做法，将社会信任、自评收入和主观不平等等变量加入了回归方程，发现这些变量对再分配偏好都有显著的影响，这些发现与已有文献是一致的；
尽管如此，户籍身份和社会流动性的影响依然存在并保持在1%的显著水平上。
为了解决可能存在的一些地区层面的因素对识别造成的干扰，在基准回归中，加入了省份固定效应，用以吸收地区层面的宏观变量可能造成的影响，结果仍然发现，基准回归的结论没有因此而发生改变。
为了进一步解决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我们为户籍身份寻找了一个高维的工具变量，即将乡镇层面农村户籍身份人口的比重作为个体户籍身份的工具变量，寻找工具变量的一个常见思路就是利用一个高维的变量作为低维变量的工具变量。
表5是将工具变量代入回归所得到的简约式估计结果，所得结论与基准回归中的结论保持一致。
这说明，即使前文的回归中存在内生性问题，也不会影响回归所得到的结论。
本文研究发现，相比于城市户籍群体，农村身份群体再分配偏好较高。
对于个体而言，如果预期自己在未来会向上流动，就会对社会不平等有更高的容忍程度。
一般而言，社会中的个体在过去经历了向上的社会流动之后，那么再分配偏好程度会降低，从而支持政府再分配的可能性相对较低；
进一步，就农村户籍身份的群体而言，流动性经历的影响比流动性预期更加重要。
这一结论具有十分重要的政策含义，为政府努力提升机会公平、增强社会流动性的政策提供了理论和实证支撑。
第一，要进一步打破城乡隔阂，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现阶段我国必须注重城乡发展的均衡性，不断提升社会治理水平。
2019年4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印发《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强调要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进城乡要素合理配置，缩小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这有利于增进城乡的机会公平。
第二，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发挥税收体系的再分配调节作用。
